新时代应尤其注重维护国家文化资源安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文化资源安全的重要思想

资源安全始终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存在作为一种供给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矛盾。文化资源安全是这种永恒的矛盾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和表现。文化资源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坚守红色文化资源正义性是新的历史特点下维护国家文化资源安全的伟大斗争。今天的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从现在起到205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以人民的安全为宗旨建立国家文化资源安全保障,应该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重要选择。

新时代应尤其注重维护国家文化资源安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文化资源安全的重要思想

2018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全保障。这是我国从现在起到2050年国家安全的新使命、新责任,全面规定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时代发展走向和根本目标。文化资源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在文化资源领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战略保障。确保这一保障本身的安全性,是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课题。

可持续发展: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的提出

资源是指一切能够被用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对象,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形态。这两种资源形态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数量,构成和决定了在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空间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长度。这种存在方式和存在长度构成了对人类社会而言的安全性,即随着资源存在方式和存在长度的消耗,人类社会生存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安全——将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对人类社会生存安全构成的安全性来说,人类社会的安全风险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而增加。因此,寻求替代性资源即可再生资源,一直是人类社会寻求不断降低生存安全风险的努力。也正是基于对这一资源安全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史称“里约会议”,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目标为核心的《里约环境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对21世纪议程》,从而开启了一个全球性“资源安全”新时代。

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底线保障的生命线作用。资源安全性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资源的稀缺性,这是资源最本质的属性。因此,任何对资源的过度使用,都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而生成资源的安全性问题。

资源分为不可再生性资源和可再生性资源。文化资源既具有不可再生性属性,又具有可再生性属性。以自然和历史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这一类资源储量和资源形态往往具有独一无二的唯一性,随着这一类文化资源的消耗,不断减少,无法再生,从而形成文化资源安全问题。虽然通过文物复制技术,我们可以再生产文物复制品,但是,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档案,是过往历史的记忆和记录载体,具有对于人类文明、文化认同和身份价值不可替代的“物证性”,因此,制定明确的法律制度保护这一类文化资源安全便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如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人们可以通过继承其内容而使得其获得新的生命形态而继续发展。一部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和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不断再生史。通过不断的创造性精神生产劳动而再生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免于整体性文化安全危机而从事的集体安全防卫。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资源安全对整个人类文明安全而形成的集体文化安全无意识。

文化资源属于社会资源范畴,但是,又与自然资源存在着高度的叠合性,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化资源是以自然资源形态表现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自然遗产。即便如此,文化资源的构成仍然主要属于社会资源范畴,是社会资源构成的重要形态和重要内容,与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及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虽然,文化资源具有再生性特征,属于可再生性资源形态,但是,稀缺性是所有资源形态的共同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资源在本质上依然是稀缺的。正是这种稀缺性构成和造成了文化资源的安全性。是“竭泽而渔”,还是“放水养鱼”,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和资源观。针对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指出:“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因此,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1]

文化资源是文化生态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源构成的数量和质量形态,直接影响和规定了文化生态环境的数量与质量形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筑在文化资源存量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之中。因此,文化资源的存在状况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状况。有感于我国资源安全危机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就水资源危机的严峻形势及其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安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水危机已经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2]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关键性战略资源。围绕水危机,常常爆发国家间和地区间战争,因水资源的枯竭而导致文明的消失,更是最直接的水安全问题导致的文明安全后果。文化资源与水资源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诚如有了水不一定能得到理想的繁荣发展,而没有水则一定不能获得繁荣发展一样;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不一定就能获得文化的繁荣发展,成为文化强国,但是,没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或者说文化资源也如水资源那样被污染得无法饮用,则一定不能获得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建立文化强国。文化资源如同水资源一样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国家文化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由资源的过度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3]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文明观。这是我们用以认识文化资源安全,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文化资源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地获取所需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关系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传统的维护。文化资源安全问题与国家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密切相关。

不同的文化资源安全在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怎样的文化资源安全问题才能构成国家文化安全价值?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问题及其所构成的文化资源安全问题都具有国家文化安全价值。只有那些可能导致和造成国家文化安全能力不足,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那一类文化资源安全,才会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文化资源安全在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中的价值最集中地表现在文化资源属性合法性安全和文化资源再生能力安全。

文化资源属性安全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安全的核心。文化资源是有属性的,正如地球上一切物种皆有其属性一样,这是一种文化资源区别于另一种文化资源的本质标志,因而,其属性构成在价值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资源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构成形态,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人们创造历史与改造世界的生动记录,它所反映、存储和揭示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段中,人们创造历史的全部合法性与正义性。这种合法性与正义性,确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政党与社会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质的规定性。否定了甚或斩断了构成这种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任何资源链,都会颠覆其历史的全部合法性与正义性。因此,文化资源属性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普遍性特征,其构成属性具有文化认同的解释性和民族与族裔象征性。文化资源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既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还能够产生文化价值,而正是文化价值才使得文化资源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和借助文化资源构成的精神形态与精神载体来实现的。这种精神形态与精神载体,既可以是物质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也可以是精神的——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精神形态与精神载体体系,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历史联系,即“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是人类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与机制的原初动因。站在保护的角度和立场来讨论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是人们对文化资源的最基本的文明态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因为这是确证“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和文化认同基础。没有它,也就没有我们讨论其他问题的前提。我们今天生存和存在的一切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民族文化资源养成的结果。

文化资源构成与一般的文化构成有着同构性,即也是由核心、相关和边缘三个圈层构成的。其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也是由这三个不同性质的圈层的价值属性决定的,毫无疑问,处在文化资源构成核心的文化资源安全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价值是最大的。这就是价值属性。而这一层级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狭义文化资源,即是通过积累精神文化创造性活动所形成的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既具有再生性,又具有文化身份价值的可证性,是一种历史合法性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

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形态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历史的构成性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性,正是这种时代性使得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文化资源的形态与属性。当我们说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以及中国的先秦哲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明清朴学和新安学派的时候,我们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时期的认知,而且还是对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作品,以及由这些作品的共同特性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资源属性的一种认同。在中国,所谓红色经典、民族经典,是对生成于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资源的不同属性本质特征的表达。不同的文化资源属性不仅它的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构成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审美构成也是不一样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用也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文化资源属性构成在真善美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这如同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群落构成一样,一种生物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可以是这种生态环境中生物链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在另一个生态环境中它就可能是“敌人”,它的侵犯会构成另一个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安全”问题,威胁和危害另一个生态环境中的物种生存问题。文化资源属性的构成也是如此。这也是在人类社会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还会对可能造成本国、本民族文化“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的“他者”文化进行抵制的原因。

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红楼梦》,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两部经典之作,它们都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社会记录与形象体系的社会历史档案。它们在长久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所形成和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无论其内涵还是属性,都已经被历史地规定了。它们不仅成为我们认识、观察和了解历史与社会的标本,而且已经内在地构成了我们今天文化精神的人文属性。“有一百个观众,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和“不读《红楼梦》对中国封建社会就没有发言权”,所揭示的就是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在文化资源意义上形成的不同价值作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从它们所提供的文化养分中得到文化生长的力量,使得它们作为文化资源的一种重要构成内容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它们与其他文学经典相区别而获得永恒的价值。然而,一些以“娱乐”的名义而“恶搞”和“大话”的文化娱乐产品恰恰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反动:在解构历史文化资源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过程中,以大众文化的名义,解构文化资源的“源创新”,建构现实文化资源和审美再造的贫困,并且强加给受众,从而颠覆社会对原有历史文化资源的理解、接受和审美以及建筑在其上的历史合法性。“源创新”是一种能带来更多“原创力”的“源头创新”。对“源创新”的解构恰似在一条河的源头制造污水一样,这就造成了一种文化资源安全问题,威胁到原有文化资源构成的本质属性。历史上有过许多关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的改编,但是,人们的每一次改编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增加它们的资源含量,而不是相反。人们对美国大片《花木兰》的安全警觉和质疑,并不在它的改编本身,而在于改编“改变”了本原的“花木兰”的中国文化资源属性。这种改编和改变会造成对“花木兰”这一形象在资源形态和价值观认知上的扭曲。这种扭曲是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属性的解构,而正是这种解构造成了原有文化资源属性价值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问题危及价值存在的合法性,具有否定性。这就威胁到中国“花木兰”的存在,而文化资源安全问题就是在这威胁中产生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我们自己的改编所可能构成的对文化资源的安全威胁保持同样的安全预警呢?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在这里,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不要为了席勒而忘了莎士比亚”的意义尺度,一种关于文化资源安全的价值尺度。[4]

这些文化资源属性和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有时代历史内容和历史形式,而且它还一定意义上以地区和民族的形式表现和表达出来。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必然造就不同的表现形式。属性与地域的差异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前提。资源是有属性的,但同时资源也是可以不断地被提炼的。有许多资源的精华由于提炼工具和手段的先进性局限,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提炼出来的。物质资源是如此,文化资源的属性提炼也是如此。由于文化资源生成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差异,我们至今对许多文化资源属性丰富性的认识还处在一个不断提炼和开掘的过程当中。这在我们电影和电视剧生产中的反映是最明显的。那就是不断地重拍民族经典。所谓重拍,实际上就是对经典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再开发。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用影像语言对文学和文化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就是重新提炼“经典”这一文化资源富矿中还尚未被我们认识的价值,激活它的那一部分生命,令其散发出新的现代魅力,并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创新。重新阐释文化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繁殖、生长和变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积极地实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机制。我们并不反对对经典的重新阐释,我们赞成在对经典的重新阐释中有对经典的再发现。面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尊重而非“恶搞”,在对民族文化经典“高山仰止”的同时,也要有超越经典的实践勇气。[5]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自己对“经典”的不同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构成了它的存在的合法性。“经典”是证明这种合法性的文明成果形态。所有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化资源存在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部精神文明史。而“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恰恰构成这一类文化资源安全、进而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安全动因,也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安全史上的安全发展规律。于是,否定“经典”和摧毁“经典”,肯定“经典”和捍卫“经典”也就成为维护和捍卫民族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去经典化”“污名经典”“恶搞经典”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严峻的文化资源安全问题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从否定“文革”,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通过否定“红色经典”[6],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史和民族解放史,解构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对新中国合法性的认同,解构和否定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而铸就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来源,也是当前我国文化资源形态历史性构成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既包括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创造形成的全部智慧成果,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创造的全部智慧成果,还包括所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创造与贡献的全部智慧成果。正是这些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与创造世界形成的文明成果,构成了中国文化资源的全部内容。它们是今天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来源。没有它们,就没有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法性、合理性;否定它们,就是否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实现自己的百年梦想的合法性。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资源安全的关键之所在。针对国内国外、网上网下存在的一些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言论与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价值根基。”[7]“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8]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9]文化资源价值属性定义具有不确定性。一种文化资源属性具有普遍价值性,这种普遍价值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性,即它构成了人类文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曾经有过的历史以及怎样的历史的证明,具有不可再生性特征,往往与文化遗产相重叠,例如有关人类早期文明形态的重要文化遗存、遗址是历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观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故意损毁,其所产生的就不仅是哪一类文化资源所在国的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而是世界性文化安全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伊斯兰国”毁灭性破坏叙利亚境内两河文明时期历史文化资源的强烈谴责,就是立足于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安全的考量:一种文化资源属性具有个别价值性。

文化数据资源与互联网安全是一个新兴的文化资源安全领域。文化数据资源安全是文化资源安全的新形态,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数据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属于战略性基础资源范畴。数据能力是国家竞争力,能否拥有、掌握和控制这样一种能力,已经成为未来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重要的战略安全能力。大数据不仅将创造下一代互联网生态、下一代创新体系、下一代制造业形态,而且还将给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体系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河流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两大文明形态。河流文明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海洋文明缔造了人类文明的空间尺度,而由大数据建构起来的网络文明将创造人类文明的第三种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将因数据的网络流动而“随物赋形”:网络的流向、大小、流量的内容以及变化规律,决定了网络文明的兴起和消亡。网络流量发展的方向,就是网络文明的兴旺发达。因此,掌握和控制网络流量中的数据集中速度和借助网络流量在建构新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中的作用,改变流量的内容,从而使得新的网络文明的建构朝着有利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趋势。国家文化安全将在这一趋势发展中发生革命性变革。因此,文化数据资源安全也就成为在未来国家文化安全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战略性安全领域和安全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具有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意义。

文化数据资源的另一种形态是数字遗产。所谓数字遗产,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的定义,“由人类的知识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组成。它包括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和行政管理的资源及有关技术、法律、医学及其他领域的信息。那些‘原生数字’资源,除了数字形式外,别无其他形式。数字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且日益增多,包括文字、数据库、静止的和活动的图像、声音和图表、软件和网页等”[10]。这类资源大多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具有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价值,是建设未来的重要元素,因而是一种应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保护和保存的遗产。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化数字信息化总量为161EB(1700GB),2013年达到4100EB(4.4万亿GB),7年间翻了近25倍。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值将再翻10倍,达到44万亿GB的海量,约为地球所有海滩上沙粒数量的57倍。然而,数字信息资源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迅速消失。例如,网络信息的平均寿命只有44天,博客的平均寿命只有38.2天,而一个新闻网页的寿命则只有短短的36小时。每时每刻都有无数有价值的数字信息资源在无声无息地消失”[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中指出:世界上的数字遗产面临着消失和失传的危险,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包括:能创制这种遗产的软件和硬件迅速淘汰,维护和保存这类遗产的资金、责任和方法都不确定,以及缺少相关的立法。然而人们对这种数字遗产正面临着威胁的认识尚不充分。如果不着手解决面临的有关威胁,数字遗产将会迅速丢失,而且不可避免。呼吁会员国应鼓励采用法律、经济和技术手段来保护这种遗产。当务之急是开展宣传工作,推进数字遗产保护事业。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了2014~2015年度新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项目名单,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据了解,中国于2014年3月30日提名的南京大屠杀档案项目经过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分委员会专家组和国际咨询委员会专家组评审,最后由总干事批准并宣布。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大使衔代表张秀琴表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于2015年10月9日宣布中国提名的南京大屠杀档案项目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是教科文组织对中国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给予的肯定,是对该档案真实性和唯一性的认可,也是对文献遗产保存完整性的最高赞誉,具有世界意义。

互联网是新兴的正在成长中的文化资源形态,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社会一切文化形态与文化建设和发展走向。激烈的文化斗争与文化交锋已经成为实现互联网文化资源安全的重要内容。谁控制了互联网,谁就控制了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命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特别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12]今天的网络文化安全就是明天的网络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网络文化是同时具有当下与未来双重属性的文化资源形态,所以,利用网络建构有利于自己的文化生态空间与文化资源形态,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实力与中国争夺下一代,阻挠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与溯源能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13]

文化资源再生能力安全是实现和维护文化资源安全的核心。文化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形态一样,都具有消耗性。消耗性是构成普遍意义上的资源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不可再生资源因消耗的增加而使得资源存量不断减少,从而导致资源安全风险和危机不断增加。这是资源安全问题生成的一般原理。文化资源也同样面临这一安全风险。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用以克服和解决资源和环境安全问题的集体选择。克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安全举措,是寻求与开发替代性资源(能源),寻求文化资源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通过人类社会的创造性精神文化劳动,形成和积累新的文明成果,以满足因消耗而不断减少的人类文化资源的数量得到增长,从而使得文化资源在满足当代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还足以能够提供满足下一代人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资源储量。

文化资源与其他种类的资源形态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除了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之外,还能够产生文化价值,而正是文化价值才使得文化资源具有超越时代以及民族和国家的特征,也正是文化价值才使得人类之间相互的文化区别和文明进步成为可能,才使得今天的人类得以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文化资源的生成是人的活劳动的结果,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标记。发展到后来,它是人的精神把握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结果。因此,文化生产力(广义文化资源)的发展程度与人的精神把握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程度,就成为文化资源再造的动力机制。随着文化生产力和人的精神把握世界需求的不断发展,当传统的文化资源再造动力机制不足以满足文化资源再生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新要求、遭遇安全发展困境的时候,必然催生出文化资源再造的新机制和新形态。文字的创造、纸的使用、印刷术的发明和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再生的动力机制便诞生了。人类社会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地获得自己进化所需要的资源形态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和进步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树上,不断地以新的文化年轮记录自己创造的历史。

文化资源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生产能力构成状态。它是文化发展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文化安全保障能力和文化安全发展能力。在广义的文化资源构成中,文化人力资源构成了文化资源安全的核心。文化人力资源是一切文化创造力的原动力,丧失了这一原动力也就丧失了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安全来说最根本的文化战略资源。因此,围绕着文化人力资源的争夺历来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安全资源,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从全世界招揽一流的人才资源密切相关。人才是决定一切战略成败的关键。科学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的起伏变动与在文化领域里是否占有优秀的文化人才资源密切相关。正因为人才资源对于一个国家安全具有决定作用,所以,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4]。也正因此,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文化人才流失,尤其是特殊的、关键性、天才型人才流失就自然构成了文化资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同理,引进高水平文化人才也就自然成为国家间文化安全竞争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利用和借助于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性影响力的文化人才挑战乃至威胁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为国家文化安全博弈中经常被使用的战略和策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和“文化冷战”时期,对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策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5]

民族文化资源创造性再生事关文化代际传承问题。站在未来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审视今天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行为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资源积累上,在民族文化传统延续上做了些什么?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上为它创造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属于未来民族传统文化的构成中,为它增加了些什么?增加了哪些我们这一代人贡献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民族文化传统看作一棵不断生长的参天大树,文化资源就是它的年轮记录的话,那么,哪一道年轮是我们留下来的呢?联系到当下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主题,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资源养成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在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怎样的新的与民族文化资源的关系?所以,没有积累或缺乏积累的文化资源是一种缺乏安全性的文化资源。

坚守红色文化资源正义性是新的历史特点下维护国家文化资源安全的伟大斗争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化的政治文化术语,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化资源形态。这一类文化资源形态具有显著的标识性,即它是以反映和记录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创作的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革命纪念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等内容作为它的文化资源构成系统的,并且与其他所有文化资源相区别。它是一种历史性生成,集中反映了它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需求中的所有合法性。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整体性中华文化资源的演化生成过程中,集中地记录与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自我选择,同时也反映了在这个自我选择过程中如何从自为走向自觉的全部辩证历史过程。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全部精神文化创造的文明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最高形态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今天的全部精神文化建构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没有它,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合法性。否定了它,也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否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色文化资源安全构成了今天中国文化资源的核心。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呈现方式和载体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正因为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极端重要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破坏、颠覆及合法性否定,便成为各种敌对势力在中国企图制造“颜色革命”而选中的一个突破口。于是,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便成为他们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实施“分化”“西化”的重要战略伎俩。试图通过篡改红色文化基因编程,颠覆红色文化资源遗传编码,进而改变红色资源传承的生命形态,从而达到否定红色资源的历史正义性。“‘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的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准备的原因。”[16]

维护红色文化资源安全,就是维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全部历史的合法性。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和民族精神心理创造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昭示着中华民族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方向。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全部文明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今天中国人民精神文化行为的全部依据。恰如一棵参天大树,是他们生成的那一道年轮,留下了和记录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基因来源。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呈现方式,是他们历史性地生成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正义性。因此,保护、捍卫他们就是保护和捍卫历史的正义性;保护由此而形成的一切纪念物、纪念地,也就是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形态的完整性。2018年4月1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就英雄烈士保护问题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价值高度,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宪法精神阐述和规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共同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17]并且对侵害英雄烈士的行为作出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定,为有效维护红色文化资源历史正义性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这是对红色文化资源正义性的国家保护,是一次对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资源安全的宪法捍卫,其神圣性任何人不得侵犯。由此,开始了红色文化资源安全国家保护的宪法历程,为维护红色文化资源安全提供了国家法律保障。

正因为文化资源对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涵养性和文化遗传性,所以,通过改变文化资源遗传基因密码,实施对他国政权的妖魔化进而达到颠覆一个政权的目的,也就自然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文化资源基因篡改战略的重要手段。

以人民安全利益为宗旨建立国家文化资源安全保障

文化资源是一个与文化生态相关的领域。如果说文化生态主要是对一种文化存在环境的综合性描绘的话,那么,文化资源则主要是对所有这些人类精神文化结晶总和的表达,其中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全部的文化积淀之所在,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显示文化个性的依据,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归宿,是一个民族进步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每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它都会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因此,对本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不仅一般地涉及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其意义世界解读的话语权。由于以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资源属于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实行全球资源共享,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去消化利用。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资源共享,而在于对资源内容的解释是否被人为地曲解。

在当今世界,每个人都希望、渴望本真地界定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身份,获得文化认同感和身份确认感。人们不仅需要自由来往,同样需要一些确认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特征。民族性是这种身份确认的一条关键纽带。而文化资源和由对文化资源的解释所形成的意义世界,是这种身份确认的一条关键纽带的核心。如果说,我们曾经非常强调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归属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话,那么,在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以一种文化的归属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同理念。

我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同时也处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价值取向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掌握对自己文化资源意义阐释的权力,建立国家文化生态质量评估体系。应该对构成文化生态系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尤其需要对那些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的资源调查进行评估,因为这是构成文化生态最基本的要素。因此,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评估体系中,国家应逐步改变国民生产总值按GDP统计的方法,因为这种统计方法没有扣除文化资源消耗和文化生态环境恶化的损失。应建立一种包括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损益统计在内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也就是说,应该对文化资源,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损耗,根据其可能给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带来的无法挽回的经济与文化损失做计量图系,从而在一种直观的数量面前,让人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文化代价,同时也使得很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扣除文化生态、文化资源的损耗部分而回落到它应有的价值位置,从指标评估体系方面建立国家文化生态与文化资源的安全红线。

一切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包括文化资源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文化资源是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社会历史生成的新自然形态和新资源形态,是人的历史性劳动创造和积淀起来的一种社会资源形态与社会文明形式。对于人类建构与塑造它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类社会,是由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创造社会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建立和积淀起来的文化资源及其属性建构和塑造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识别关系与认同关系的建立,都是由他们共同创造的文化资源决定的。不同人类社会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也是由他们创造的不同的文化资源决定的。因此,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从事社会与文化再生产的前提和依据。人类后来社会发展与社会建构的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性质的文化资源是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和人群的。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人民虽然是文化资源创造的主体与核心,但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处在社会最底层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所创造的文化资源常常不为他们所有,而是被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占有。文化资源具有话语属性,对文化资源的不同解释与阐释,构成了文化资源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之所以施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是要垄断与控制对文化资源的解释权和阐释权,造成自己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历史假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拥有国家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资产在中国具有与自然资源资产一样的全民所有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文化资源资产的全民所有性。这种全民所有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的。因此,任何对这种文化资源的垄断或者剥夺,都是违背人民的根本文化利益的。同样,对文化资源的乱砍滥伐、篡改和污染,蓄意解释和破坏文化资源生成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而否定人民对文化资源属性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危害和威胁文化资源生存环境,弱化文化资源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国家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维护国家文化资源安全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红线。

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百年中国的伟大目标。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各个方面的战略支持。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根本保障。正如我们今天的国家文化安全发展需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提供所需要的保障一样,实现2050年的伟大战略目标同样需要文化资源安全的保障。文化资源的生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文化资源安全保障系统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则需要从现在就开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其原因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18]这是我国自然资源管理理论与管理政策的重大创新,对于建立健全国家文化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文化资源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一样具有全民所有性。文化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具有全民性。尤其是那些事关国家和人民核心文化安全利益的核心文化资源安全,建立关于它们的法律保障体制和机制,理应成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资源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建立健全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资源安全的、国家文化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新文化安全制度实践。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伟大实践,将成为从现在起到205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创造性安排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道路的根本保障。

注释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6页。

[2]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9页。

[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4页。

[4]在欧美,对名人和宗教等题材进行所谓的“恶搞”曾经引发过多次冲突。2004年由梅尔吉普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片中耶稣使用的语言、走向刑场的方式等在部分宗教人士看来“完全错误”,由此在好莱坞引发了一场“文化战争”。2012年美国人纳库拉·巴塞利导演的《穆斯林的无知》,更是被许多国家列为禁片,在中东国家掀起了一场反美潮,最终巴塞利也在美国被捕。在美国《娱乐周刊》评选的25部最具争议的影片中,《万世魔星》《驱魔人》等恶搞基督教、亵渎十字架的影片,在不少国家都遭到禁映。参见《欧美恶搞电影吃过大亏》,《环球时报》,2015年7月21日。

[5]胡惠林:《文化资源再生塑造“大片”灵魂》,《人民论坛》,2007年第8期。

[6]“红色经典”主要是指《红日》《红岩》《红色娘子军》《红旗谱》《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等一批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为题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主题内容,构成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历史和文化资源形态,成为许多文化衍生产品的源头;同时也因在改编原创作品的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而把这一类作品称之为“红色经典”,因而是一个特指概念。

[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

[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10]《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3年10月15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5_81413.html。

[11]转引自马费成:《保存中国的数字记忆》,《人民日报》,2016年3月4日。

[12]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13]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14]龚自珍:《己亥杂诗》,全诗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15][美]彼得·芬恩、[荷]彼特拉·库维著:《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医生〉事件始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8年5月9日。

[1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7页。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博导,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察网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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