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通过正确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来加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中国的价格过高、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环境污染等是国内外私人资本坐大并兴风作浪甚至侵入政府(通过行贿受贿以及俘获政府官员来实现)相联系的(比如,外企在中国房价上升中的作用也值得注意——20世纪90年代外企支付给中国员工的高工资提升了中国一线城市对住房的购买力,进而启发了中国的房地产商提高价格,启发了中国政府一些人的土地财政思路的形成,等等)。而私人资本是与阶级相联系的。这样看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与社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市场机制能否正确地发挥作用,就取决于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看待中国的阶级状况,正确对待国内外各种资本。这是中国在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基本推论之一。

王今朝:通过正确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来加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月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马克思主义文献汗牛充栋,理论博大精深,令人常常深感难以登堂入室,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经济基础,它们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而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并且,这被认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精髓。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侧重点不同,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时代提出不同的有时在表述上可能与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完全颠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这是中国哲学相反相成思想的一种案例而已。

一、作为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但他的历史理论强调阶级斗争,即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有人还认为,阶级斗争一定也与生产力相联系,从而试图把这两种观点弥合起来,那么,就请注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用“阶级斗争”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可以说,阶级斗争观点被李大钊特别是毛泽东看作是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和根本。[①]

毫无疑问,在不革命人民就生灵涂炭民族就要灭亡绝种的时期,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和根本把这种实践观点上升到哲学,就是实事求是。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可以说,革命就是校正上层建筑,主要就是上层建筑上的除旧布新。也就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对于阶级斗争极为重要的甚至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这是因为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世界最先进的上层建筑可以首先建立起来。

二、作为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生产关系优先性

当革命的狂飙突进疾风暴雨时期过去后,当我国终于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上层建筑后,上层建筑这个因素就作为给定的因素而客观存在了,这时,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就要运用于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原理就成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了。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马克思认为的是,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一种看法是,马克思认为的是,生产力的大小或者先进落后决定生产关系。前者以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后者则以考茨基、托洛茨基为代表。由于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区分了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在历史上通常被称为修正主义者,是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些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人也可能只是观点上的一时的错误。

1952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认为20世纪初期的俄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并且,“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②]这样,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在理论上确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性质而不是生产力的大小决定生产关系了。从中引出的结论是,俄国已经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了。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五年计划、重工业优先发展、集体农庄等)和二战抵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斗争。无论这个过程有怎样的缺点、缺陷,其主流是正确的,是必须要肯定的,否则,必然导致犯一系列的错误(如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是颠覆性错误。因此,在逝世前一年斯大林表述的这个观点应该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斯大林的这个表述是有其极强的针对性的。考茨基正是根据其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来反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责他“过早地发动革命”,因为俄国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潜能。托洛茨基也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够建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我党高层内也有不少人曾认为,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就不可能实行集体化。这也是主张,在短期,在当代的中国,应该把生产力发展而不是生产关系调整置于工作的优先位置。其实,无论是考茨基、托洛茨基,还是中国一些人,都是把生产力数量上的大小而不是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作为了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量,从而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了。

从学术上看,我们不妨把斯大林所表达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称为“生产关系优先性定理”。与之对应,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则可以称为“生产力(性质)优先性定理”。从形式逻辑上看,二者是对立的。但从辩证逻辑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生产关系优先性定理”是在“生产力(性质)优先性定理”基础上形成的,是它的一个等价性表述,也是它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和建设时期的一个推论。前者是政策和策略上的,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层面的。前者是由后者导出的。辩证逻辑强调一切表述的科学性都是有条件的,是依时间、地点,从而也是依问题而定的。

毛泽东1937年就指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③]】

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界定这个“一定条件”究竟是什么,但应该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实践。因为革命就是发动群众来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而建设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的理论阐述: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④]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重新表达了这个观点: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⑤]】

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到:

【“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⑥]】

作为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生产关系优先性、阶级斗争与马克思的生产力(性质)优先性虽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上可能有不同的效果。通过建立“生产关系优先性定理”,从而更直接地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项选择提出来,我们可以明确中国在新时代加强公有制的重要性(把它作为检验干部政治忠诚的一项重要标准),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些权势人物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性质)优先性定理”变成“生产力大小优先性定理”,从而防止中国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道路上滑入资本主义的深渊。在美国对华贸易战、技术战持久化、全面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一些人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看作是一场私人资本盛宴的国内背景下,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积中国共产党1921年以来近百年的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崛起先靠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上层建筑,再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⑦]最终发展起现代的生产力来。这个经验正是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得到的,而正好与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反。

三、生产关系优先性与阶级斗争的联系

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围绕生产关系优先性,到底主要是以公有制还是以私有制来发展经济,到底是否还要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否用股份公司来替代全民所有制,恐怕就是阶级斗争在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了。我们不否认,许多人主张用股份公司等办法来发展经济的初衷具有积极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大量被私人资本占有,那么,私人资本由此就可以得到丰厚的私人利润,而广大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收入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必将继续拉大,从而违背我党的“共富”初心,极大加剧我国的社会矛盾,最终必然使我国的社会矛盾激化,除非中国能够排除私人资本凭借股票获取收益的收益权。这是马克思的利润-工资理论早已阐明了的。由此,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就与阶级斗争在客观上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管人们是否承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承认生产关系的优先性与阶级斗争的客观联系,并不是要进行中国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在理论和政策上贯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取信于民、落地生根。

四、厘清市场内涵,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完全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讲话。然而,究竟什么是市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市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市场有没有差别,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但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如何,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考察中外的用法,市场是个多义词。它既可以指销售量、顾客、人民群众等对象,也可以指私人资本。比如,一个企业问自己的产品怎样才有市场和有多大的市场的时候,就是指有没有销售量、顾客;当毛泽东说不要让错误思想有市场的时候,就是指不要让错误的思想掌握人民群众;当西方如撒切尔等那样的政要和如哈耶克、弗里德曼那样的学者讲市场经济的时候,一般就是指私人资本。无论怎样用,市场一般都与交换联系在一起,所以,市场的本义、本体之一是交换,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产品、错误观点)能否卖出去。当用西方政要、西方著名学者用市场一词来替代私人资本的时候,就涉及私人资本所生产的产品能否卖出去以及是否让私人资本主导的企业占据社会企业的主体地位了。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如果不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就是以私人企业为主体,就倒向西方政要和西方著名学者所谓的市场经济,即以私人资本、私人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了。这时,中国政府发挥作用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与西方趋同起来了。反过来,如果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能够让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有效地生产商品和实现商品的经济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前提是能够有效地生产商品。今天,为了有效地生产商品,比如生产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就需要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的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对在有效生产商品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商品作为前提后,还需要良好地运作。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也是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既包括一个合理的价格问题(相对价格是否与相对的劳动价值一致的问题),也存在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问题,还有一个环境问题。中国现在既有房价过高、教育、医疗价格过高以及国外产品价格过高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过于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价格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合理,市场机制就不能合理发挥作用了,就难以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了,就必须用政府来发挥作用了。为了有效地实现商品,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平等,必须防止外国通过国际经济联系剥夺本国。为了实现相对改革开放后直至今日的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为了把对国外的支出转为国内支出,从而为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在内的商品供给提供更大的市场(销售量、顾客数量),也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至于环境问题,就更是如此了。

无疑,中国的价格过高、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环境污染等是国内外私人资本坐大并兴风作浪甚至侵入政府(通过行贿受贿以及俘获政府官员来实现)相联系的(比如,外企在中国房价上升中的作用也值得注意——20世纪90年代外企支付给中国员工的高工资提升了中国一线城市对住房的购买力,进而启发了中国的房地产商提高价格,启发了中国政府一些人的土地财政思路的形成,等等)。而私人资本是与阶级相联系的。这样看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与社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市场机制能否正确地发挥作用,就取决于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看待中国的阶级状况,正确对待国内外各种资本。这是中国在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基本推论之一。

注 释:

[①] 董德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4/7334312.html,2008年06月03日。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④]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0-271页。

[⑦] 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政治挂帅,也就是政治具有优先性。关于怎样正确理解政治优先性,参见郝贵生:《论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思想》,

https://mp.weixin.qq.com/s/CfFbre30osvLb-zMRv6alw,2019年3月4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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