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范畴研究

逻辑起点范畴研究至关重要:一门科学是根据逻辑起点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建立起来的严密逻辑体系。《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物”商品论需要深化,“人”商品论理应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恰当确定逻辑起点范畴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虽然已近乎学界共识性历史使命,但逻辑起点范畴研究却成“前沿尖端难题”而莫衷一是。本文主要价值在于,深化《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研究提出“人”商品论,尤其对逻辑起点范畴的“两能”标准和人力产权范畴胜任妥帖的探究,似有“前沿尖端难题”破解特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范畴研究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遇到了至关重要的难题:逻辑起点范畴。其“至关重要”的学理依据,黑格尔的话可见一斑:一门科学就是由一个概念作为开端即体系的逻辑起点,作为开端的概念必须构成这个体系的根据和原则,从这个根据和原则里可以找到它以后的规定。[1]概言之,即一门科学是根据逻辑起点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建立起来的严密逻辑体系。当然,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2]其逻辑起点范畴成为“前沿尖端难题”的焦点在于:在新时代,哪个范畴胜任?能否像《资本论》那样?对此,本文试作探究。

一、中共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疑,建构发展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尤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因而,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十九大精神尤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党的十九大报告始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3]孙会娟、郭广银的这个界定得到了“十九大报告词云解析”的支持:无论从由出现频率较高的词组成的“人民树”看,还是从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发展”、“人民”和“建设”(“发展”、“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看,[4]“以人民为中心”都是“核心要义”。

至于中共十九大报告“以人民为中心”核心要义的具体内容,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以下简称“基本方略”),尤其第1、2、5条的“三个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5]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保障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断充分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应是“以人民为中心”内涵的完整表述),可以说“三个坚持”三位一体地表明“以人民为中心”,已被以“基本方略”的形式确定为新时代的鲜明历史特征。同时,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基本方略”第一条,对于整个“基本方略”乃至整个中共十九大报告,都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中共十九大报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坚持”中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第六部分又专门讲了“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都应是“一锤定音”的注脚。据此,完全可以这样界定: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新时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而且,这个界定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基础,具有历史必然性。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马克思“人的逻辑”揭示的“两个必然性”规律决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人为物奴的“异化”社会。用人本产权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当家作主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物力产权当家作主的以物为本金钱至上社会。①当然,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或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也决定了经济学界的新时代历史使命: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传承发展马克思及以来的“人的逻辑”,尤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恰当确定逻辑起点范畴,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而且,现已盛况空前地涌现出的多种“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以及相应的逻辑起点范畴研究表明,这一历史使命已具学界共识性。如人本产权论—“人力产权”,人民主体论—“人民”,劳动主体论和劳动人本论—“劳动”,民生保障论—“民生”,等等。[6]但要看到,大多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且分歧较大,尤其在逻辑起点范畴上。究其原因,应与理论上至今对马克思“人的逻辑”或“人学”性质研究不够有关,更与实践上长期过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缺乏“以人民为中心”有关。还要看到,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了——新时代亟需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但从一门科学建构完善往往需要多年看,尤其从研究对象的空前复杂性和历史过渡性看,这是个难以一蹴而就的历史性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性质的空前复杂性和历史过渡性,首先在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处于持续深化改革的成熟定型时期,其次在于处在与资本主义以及其它经济交织发展时期,尤其在于深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殖民全球的影响。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异常艰巨: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还要研究与其他经济交织发展的激浊扬清规律,尤其要研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殖民全球的演进规律。如果再加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历史性任务”的性质就更加明显。鉴此,也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资本论》和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范畴这一至关重要问题,试作如下探讨。

二、《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人”商品论及其新时代价值

从历史渊源看,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最新成果,以《资本论》为蓝本探索逻辑起点范畴理所当然。但问题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物”商品论值得商榷。所谓“物”商品论,即《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是商品且仅指“物”商品的理论。【“《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推演出来的”,所指“商品”即“物”商品。王朝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范畴·理论体系》,《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无疑,《资本论》中的“商品”是“物”商品和“人”商品——劳动力商品的统一,研究焦点是“人”商品这一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而不是“物”商品,旨在揭示“人”商品所组成的庞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规律。也就是说,《资本论》实际上是“人本论”,又称“人的逻辑”或“人学”,而不是“物学”,再加上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范畴具有唯一性所决定的“人”商品和“物”商品不能同时都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7]两者相比较,就只能是“人”商品而不能是“物”商品了,此可谓“人”商品论。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物”商品论的立论依据,即《资本论》开篇所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8]】

其实,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资本论》逻辑体系的“人学”性质及其人类解放宗旨都告诉我们,“物”商品研究只是“人”商品研究的“引子”而非研究实质。马克思之所以从“物”商品入手,原因应该有两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定性看,如许光伟所说:

【“因为,资本社会似乎完全表现为物象化社会,人的能力为物的能力的发展所掩埋。”“‘人的发展’隶属于商品生产劳动规定,它的发展特性具体化在‘劳动发展’特殊规定性当中了。”“历史发展查明了‘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主体人的发展的活动二重性,而毋宁说它在商品经济形态系统中就表现为‘劳动二重性’。”[9]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说的很清楚: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可能的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同等的。”[10]】

许光伟的分析,尤其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物”商品研究的“引子”性质。由此看拘泥于“从分析商品开始”把《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视为“物”商品,也就停留在了《资本论》研究方法的表象层面。这种“停留”,从“《资本论》的基石”及其人类解放宗旨实现路径维度看,[11]还会更清楚。若进而从逻辑起点范畴之于一门科学逻辑体系的重大作用看,“停留”的错觉性就凸显出来了。

毫无疑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的基石。但是,很少有人追问:究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什么内容奠定了《资本论》的基石?是劳动二重性原理还是商品二因素原理?答案当然是前者。因为只有深刻理解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对“人”商品创造价值这一特殊使用价值的揭示,才能发现剩余价值来源的秘密,也才能深刻理解商品二因素原理。仅从商品二因素原理很难看出或根本就看不出剩余价值的源泉,在商品价值转化为价格的情况下闹出供求决定价格的笑话就是例证。当然,这不是否认商品二因素原理的价值,而是强调劳动二重性原理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乃至整个《资本论》逻辑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藉此再看“物”商品研究的“人”商品研究“引子”性质,以及逻辑起点范畴具有唯一性所决定的《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必须在“人”商品和“物”商品之间做出选择:只能是“人”商品,就更加清楚了。这一点,还可以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全部学说人类解放宗旨实现维度中进一步理解。

马克思认为: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12]“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13]】

把马克思这些“人的逻辑”内容结合人类发展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概括起来,特别值得重视的至少有两点:一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彻底解放定义为人类异化的复归,②二是肯定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是解放主体的首先解放,即“人”商品组成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首先解放。没有人类解放主体的首先解放而当家作主站起来,全人类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当然,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这样思考,而且将其付诸社会实践,如组建国际工人协会,关注、支持巴黎公社等。也就是说,无论从马克思学说人类解放宗旨实现看,还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活动看,“人”商品解放始终是他心中的“太阳”——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视之为《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理所当然。何况,我们之所以称《资本论》为“人的逻辑”或“人学”,从学理上看,就是因其是依据“人”商品的人类解放内定性建立起来的严密逻辑体系。就此而言,“人”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具有舍此无它的性质,事实上是《资本论》的标志性范畴。与之相比较,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的“物”商品,根本就不具有人类解放的内在规定性,因而根本就不具备充当旨在人类解放的《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的条件或资格。事实上也不是。事实是:马克思依据“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前提这个原理建构起《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揭示出“两个必然性”规律的。毫无疑问,依据“物”商品的内在规定性无法建立《资本论》人类解放逻辑体系——没有逻辑必然性,不自洽。因而,把“物”商品视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结论只能是:《资本论》不是科学理论——不是依据逻辑起点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建立起来的严密逻辑体系。当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荒谬的。

可见,即便撇开研究方法不谈,无论就《资本论》的人类解放性质看,还是就“物”商品范畴缺乏人类解放的内在规定性看,《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都只能是“人”商品。

应该指出,“物”商品论不仅仅领悟马克思不到位,还把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混为一谈了。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必须内在地规定着或包含了这门科学逻辑体系演进的根据和原则,而研究起点则不一定。“物”商品研究之所以不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而是研究起点,“物”商品范畴之所以不是《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而是研究起点范畴,说到底是因其根本没有建构人类解放逻辑体系的“根据和原则”这种内在规定性。当然,这不是否认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可能同时也是研究起点,但《资本论》不是。

至此,结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肯定,《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人”商品论具有双重意义:深化了《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研究,彰显了《资本论》“人的逻辑”或“人学”性质,同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恰当确定逻辑起点范畴,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不能是“物”商品。但能像《资本论》那样吗?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范畴的选择标准

《资本论》逻辑起点范畴“人”商品论,表明了“物”商品范畴不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范畴,当然也表明了不是与《资本论》一脉相承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虽然学界不乏这类观点。[14]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能像《资本论》那样是“人”商品吗?肯定不能。因为“人”商品的“人为物奴”历史本质,与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历史本质相悖,与“以人民为中心”在逻辑上不自洽。于是,难题出来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旨在人民当家作主,决定其逻辑起点范畴不能是“人”商品,但又不能不是关于“人”的范畴,而新时代的“人”,又很难完全摆脱国内外市场经济脱雇佣劳动关系影响方方面面所决定的一定程度的商品属性,以致许多学者视之为一时难有共识又亟需破解的“前沿尖端难题”。有鉴于此,不妨换个思路,先退一步,从相对容易解决的逻辑起点范畴选择标准研究入手。

从马克思及以来的“人的逻辑”与时俱进性质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至少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理论上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足够解释力,贯通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实践上能充分表达私有制社会的人类异化和公有制社会人类由“异化”走向“复归”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过程,尤其要能充分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用于新时代。这两条,可简称“两能”标准。此外,还应或必须具有逻辑起点范畴的一般特征:是最简单、最普遍一般和始初的范畴,也是“经济的具体物”并构成社会机体上的、由一系列经济条件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经济细胞,等等。[15]

当然,必须说明“两能”标准的科学性在哪里?对此,可从所承载的理论和实践重任上来把握。理论上,历史地看,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即其内在规定性,必须既规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乃至无上发展空间,又规定着不是另起炉灶,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践上,现实地看,承载着表达人类的“异化”和由“异化”走向“复归”而日益解放的历史重任。因而,必须是足以表达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持续见诸人类发展的社会实践范畴,而不能是囿于“经济人”假设的中看不中用的“黑板经济学”范畴。这两点,在新时代,集中表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两个层面的内涵:既能充分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制度,又内在地规定着这一制度的发展走向是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直至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必须能够充分表达马克思及以来的人类解放理论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走向,尤其要内在地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异化复归历史本质、自然历史过程性质和应有历史地位。

显然,恰当选定这样的逻辑起点范畴并非易事。当然,这凸显了人本产权论对人力产权范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何以胜任的研究价值,包括凸显“研究价值”的诸多实践见证——核心观点一再见之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和决策部署的意义。[16]

四、人力产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胜任妥帖的逻辑起点范畴

恰当确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理应甚至必须像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说的那样:“学习马克思”。根据逻辑起点范畴的“两能”标准和一般特征,人本产权论的尝试,就是像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即像马克思改造不尽科学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使之科学化而为我所用那样,改造打着物本产权论烙印源于法学的人力产权范畴,赋予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内在规定性,使之科学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这个“改造”过程,是依据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尤其依据马克思“人”商品论、“劳动异化”理论和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12]501对人力产权范畴首先进行一般性抽象考察,然后进行特殊性具体考察,最后赋予具有人类解放内在规定性的定义。

所谓“一般性抽象考察”,即撇开具体社会制度的影响,依据人天然是自身、社会和自然的主人这一客观本质,[17]抽象静态地把人力产权范畴定义为自然人基于自身素养、能力,应该拥有的生存直至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进而,依据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性质,考察人力产权权利体系的内在结构,把人力产权界定为微观自然属性权利(对自身人力的所有、占有、转让、支配、使用、收益等权利)和宏观社会属性权利(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治理监督权等权利)的有机统一。这一抽象考察,揭示了人力产权范畴的基本内涵,也考虑到了外在社会环境的某些影响,但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人力产权实现并不清楚。因而,还必须结合一定社会制度进行特殊性具体考察。

所谓“特殊性具体考察”,就是在“一般性抽象考察”基础上,具体动态地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人力产权“异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回归主体自主实现)以及其规律性。所谓人力产权异化,即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人为物奴”——资本增值奴隶的两种基本形式:无产者和资本家及其两大阶级的异化。无产者人力产权异化,即“人”商品因一无所有而迫于生存和发展需要,不得不把自己的人力产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等权利,在一定时间内转让给资本家而成为异己的力量,使自身沦落为资本增值的奴隶,宏观社会属性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资本家人力产权异化,即资本家成为剩余价值规律的奴隶——不由自主的人格化资本。进而,依据“两个必然性”规律,探讨人力产权由异化到复归的必然及其历史形式——物本产权型和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制度,揭示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前后相继形成的两个历史阶段,并从这两个历史阶段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中揭示出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规律。

实际上,“抽象静态”到“具体动态”对人力产权范畴的内涵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规律的考察,是从人力产权实现视野,勾勒演绎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异化复归规律及其自然历史过程和历史形式的产权形态。或者说,以产权形态勾勒演绎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揭示的人类异化复归自然历史过程的异化、复归两个历史阶段,以及这两个历史阶段前后相继变迁所呈现的人类异化复归规律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至此,即基于这些考察,人力产权范畴的内涵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界定:人力产权是自然人基于自身素养、能力和经济、社会、自然主人的客观本质,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应该拥有的由微观自然属性权利和宏观社会属性权利有机统一构成,以异化、复归两种基本方式实现的,人生存直至全面自由发展的权利。简言之,即经济中人的要素产权。相应,物的要素产权即物力产权。人力产权与物力产权构成人本产权论最为基础的范畴对子。虽然“简言之”的定义从字面上看不出人力产权范畴的人类解放内在规定性,但仍然能与法学及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产权一类的范畴截然分开。法学把人力产权范畴界定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自由支配其人身资源,并排斥他人干涉的专有财产权利”,[18]肯定了自然人对自身人力的自由支配权,但把权利仅仅归结为“财产权利”,也就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产权等范畴一样囿于“物本”窠臼,而把人的要素产权(人力产权)与物的要素产权(物力产权)混为一谈,统称“资源”或“资本”,以致人、物不分,视人为物。摒弃了这些物本内涵并赋予马克思人类解放内在规定性而“脱胎换骨”了的人力产权范畴,按照“两能”标准,足可胜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

首先,上述从产权形态视野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解放异化复归自然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勾勒演绎,就是人力产权范畴对马克思学说有足够解释力的表明过程。当然,马克思没有使用人力产权范畴,甚至因产权范畴使用较少而被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以致把科斯奉为产权理论“鼻祖”。[19]其实,如吴易风所说: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有科学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因为“在产权领域中发现劳动者产权规律和资产阶级产权规律,就像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一样,是马克思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20]所谓“劳动者产权规律和资产阶级产权规律”,即马克思的“第一条规律”(“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规律)和“第二条规律”(“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规律)。[21]而这两条规律用人力产权范畴概述,即上述无产者和资产者人力产权异化规律。可见,马克思也是人力产权理论家,其“人”商品论—劳动力商品论,就是经典的人力产权理论。当然,人力产权范畴对马克思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足够解释力和贯通适用性,更重要的,是足以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适用于新时代。这一点,物本产权型、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等已充分表明。[22,23]可见,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说,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人力产权范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都可谓胜任妥帖。

此外,“胜任妥帖”还在于人力产权范畴充分具备逻辑起点范畴的一般特征:(1)最简单的范畴。人力产权范畴指经济中人的要素产权,物力产权指物的要素产权,二者构成范畴对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2)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人力产权是每个人生存乃至全面自由发展都必须拥有的权利,无人例外。(3)始初范畴。人力产权是经济、社会活动始终不可或缺的要素。(4)“经济的具体物”。人力产权范畴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权利体系,非常具体。(5)人力产权实现可谓“社会机体上的、由一系列经济条件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经济细胞”。因为一切经济乃至社会组织及其制度机制的建构发展,都由人力产权实现生发,既根于又始于并发展完善于人力产权。

五、人力产权范畴“妥帖胜任”的内在依据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范畴,人力产权范畴妥帖胜任的内在依据,即其内在规定性。至此需要强调,这里的人本产权论的人力产权范畴,是传承发展马克思“人的逻辑”而具有了人类解放内涵的范畴,绝不可以与法学以及西方经济学视人为物、人物不分的如人力资本产权一类的范畴混为一谈。否则,就如同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与英国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混为一谈一样,那就无法讨论了。对于人本产权论人力产权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概括起来,大致有六个方面:(1)人力产权异化有三种形式:“人”商品以及整个无产阶级的人力产权异化,资本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人力产权异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应的全人类人力产权异化。(2)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论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传承发展,核心范畴是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规律。(3)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体制有两种基本历史形式:物本产权型(“异化”历史阶段物力产权当家作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本产权型(“复归”历史阶段人力产权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是人本产权型微观现代企业制度和宏观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统一。(5)市场经济体制由物本产权型向人本产权型质变的过程,即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阶段。(6)与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体制,称为人本产权型政治体制。在当代中国,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统一构成的政治制度体系。

当然,人力产权范畴的这些内在依据或内在规定性,不是零碎地而是系统地规定着人类由异化到复归直至全面自由发展的制度建构和历史走向。这种“系统地规定”表现在人本产权论逻辑体系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严密的人力产权当家作主范畴和理论体系:以人力产权为逻辑起点范畴,以马克思及以来的“人的逻辑”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见之于社会变革为实践基础,以人力产权实现为轴心,以物本产权型、人本产权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逻辑主体范畴,以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自然历史过程为逻辑基本过程,以与社会主义初、中、高级阶段相适应的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为系列逻辑目标,以中国特色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逻辑目标。由于这一逻辑体系一以贯之地“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于人的发展:从深化人力产权、物力产权范畴和马克思人类解放规律研究起步,以人力产权实现贯穿始终,以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过程及相应经济制度为逻辑主题,以中国特色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为逻辑重点,较充分地体现了或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体系建构客观要求,所以谓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或中国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简称人本产权论。

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他逻辑体系,人本产权论切实做到了“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经济学’”,[24]聚焦于人类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未来逻辑’”的“深刻性刻画与揭示”,既具有中国思维传统和马克思人的逻辑思维内在结合意义上的中国化新时代特征,又具有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的特征,包括整体明确“‘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建构的根本立场”,既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最终归宿,“且这不是‘逻辑优先’,而是‘历史优先’和‘工作优先’”。[25]

注释:

[①]马克思“人的逻辑”,即马克思人类解放研究逻辑。人本产权论,即传承发展马克思“人的逻辑”旨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力产权及其实现规律和历史形式理论。详见程言君,段学慧,程昊:《中国特色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纲要(上)》,《中国特色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架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纲要(下)》,简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纲要或人本产权论纲要,分别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和2017年第1期。

②“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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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昊,徐州市委党校徐州市情研究会研究员,全球性智库——世统派(世界统一学派)智库研究员;程言君,通讯作者,徐州市委党校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原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等全国性学术组织的理事和全球性智库——世统派(世界统一学派)智库理事。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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