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都由公有制这一基本特征决定的从属性特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早已是现实的存在而非远大理想。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产品极大丰富、经济的计划性等社会属性并非共产主义所独有,计划经济、消灭职业分工和三大差别、商品经济消失、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等设想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一定能实现,按需分配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也难以实现。把这些非必要内容列入共产主义特征会使共产主义的可信性受到极大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人的发展总会有限,不应拔高人的发展淡化公有制。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人与自然和谐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必备特征。准确把握共产主义的内涵与特征,才能正确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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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主义旗帜不能丢;共产主义是努力方向;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纲领,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当前,影响共产主义信念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的不准确理解。

一般认为,“共产主义”概念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制度三方面内容,但“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必然性、现实性、实现途径和特征预测的学说,“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努力过程,因此,共产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共产主义制度”。不过人们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更多使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共产主义”一词通常也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决定的。

学界通常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了阶级和剥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精神境界,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灭了旧式分工,消灭了三大差别;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实行划经济;国家消亡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或奋斗目标主要理解为按需分配。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者再加上“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或本质特征。这些看法都是不科学的,严重影响人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理解与坚信,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例如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界定为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好像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再如很多人难以相信按需分配等一些目标会实现,因而觉得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连带着对于共产主义派生出来的事物,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程度都打了折扣。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人们认识水平不高,而应反思是不是我们的理论出了偏差。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内涵

1.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或经济活动物质条件公有制社会。

“共产主义”概念的产生,就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据研究,“共产主义”一词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那时,里昂、巴黎等地的工人组织了不少革命团体,宣布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建立工人自治的公社。这种思想就被法国工人称之为共产主义,并于一八四零年见诸文字。共产主义一词,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都来自拉丁文名词Communis,其原意是公社、共有、共同体。[1]

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最清楚不过的是,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经典著作《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所有制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和任务概括就是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废除私有制是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敲响;新社会产品占有方式是,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生活资料由个人直接占有;未来社会可概括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

恩格斯在晚年并没有改变初衷,他强调,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2]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纲领中“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共占有;”[3]他指出,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4]——所以,我们就不必纠结按需分配、自由全面发展、第一需要、消灭旧式分工,消灭差别、计划经济等等了

列宁也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5]】

毛泽东同志更清楚地指出,

【“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6]】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都应当尊重常识。

至于共产主义应是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是否应当包括集体所有制,则是可以研究的。

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将所有制称为生产条件所有制,现代社会非典型实物形式的生产条件越来越多,如软件、技术、程序、网站等等本质上也都是生产资料,但称经济活动的物质条件更合理,所以可以称公有制为经济活动物质条件公有制,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物质条件公有制由资本公有制直接表现出来。

2.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等方面的特征,但那些特征相对于公有制而言不是根本特征,无不是由公有制决定的。例如,关于共产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大资产阶级控制了舆论、选举与管理权,只有消灭阶级统治,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当家做主。关于收入分配,按劳分配也好,按需分配也好,都是公有制的实现,是公有制的组成部分。关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都是实现公有制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实现程度,体现着公有制的实现程度。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人把共产主义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而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公有制社会的代名词。

总之,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实现共产制社会,离开这一点,共产主义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共产党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涵,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自己的“主义”与公有制融合在一起。思格斯曾说:

【“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7]】

虽然恩格斯后来主张根据流行的说法多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外延完全一致,并且说需要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还要使用共产主义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

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与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全面理解有关。十月革命前,1916年7月列宁首次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8]人们将此理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列宁的那句话包含着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共产主义社会。1919年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9]“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自身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另一性质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后来人们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不再称作共产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作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这种提法并不是列宁的主张。1920年列宁甚至认为,“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10]这一点并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正像列宁明确指出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11]从这句话的语气看,列宁肯定的是马克思的说法而不是通常的说法,列宁讲的不完全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提法是一致的,绝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提法。就像在社会主义阵营时代,虽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质如西方所说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国家普遍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全国范围的按劳分配,也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甚至有点像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非特异性属性和非确定性特征

人们概括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有些并非共产主义所独有,有些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难以实现,有些则充满争议,把这些非必要内容列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会使共产主义的可信性受到极大影响。

(一)关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把这一点列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则是不够科学。在理论上,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等概念一样,是一个制度性概念,而生产力发展高度不仅不是制度问题,不决定社会性质,而且也不由所有制决定的,不反映社会性质。在实践上,生产力发展高度和产品丰富程度与社会性质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总体相关,但并不一一对应。对社会发展某一时期,不能用生产力水平高低来判断其性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不一定显著有别于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的生产力状态,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不一定显著有别于同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态,产品的丰富程度也是如此。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高度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产品也不十分丰富,那也不能说这些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实际上,生产力的高度和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都是相对的。一百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可以说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早已丰富得卖不出去,今天世界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轻松地让全世界的人过上极为富裕的生活,只因所有权的分割,使多数人无法享受产品极大丰富的好处,不能进入共同富裕社会。看看中国今天强大神奇的网络、电脑、手机的普及,先进制造、高铁、航天、人工智能等方面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产品的运用,也绝对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早已超过马克思时代的想像,但远未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二)关于计划经济和经济的计划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计划,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论述的,一是论述了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对立物的全面具体安排计划,新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都根据这种全面具体安排计划统一进行,后人通常将其称为指令性计划,全面指令性计划下的经济被称为计划经济。二是论述了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立物的社会总体管理计划,即公有制新社会的经济应当且将会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按照总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对生产进行社会调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两类计划可能没有本质区别,但在今天,“计划”已经实际上明确分为分为两个不同的种类。对于全面具体安排计划及其自觉地按比例发展,有些人认为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行,有些人认为过去、将来都可行,有人认为现阶段也可行。

“计划经济”的困难在于:(1)国家机关虽然可以搜集基本完备的供求信息,但是面对众多需求,如果资源和生产能力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全部需求,怎样安排供给才能做到社会总需求效用最大化?计算机没有依据。由于没有市场评价,各种资源的“成本价值”难以通过计算加以确定,计算就难以做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2)现代和未来的生产发展成效关键在创新,而创新往往是出人预料的,真正有创意的思想通常通不过专家的评审,计划指令和计划审批完全可能束缚创新的手脚。(3)政府下达统一计划,各单位和个人能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去执行它?离开了市场评价,决定个人收入的计划分配对个人劳动和企业绩效做出的主观评价很难被劳动者所认可,劳动力的统一计划分配也不一定人尽其才、令人心悦诚服。

本人认为过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取得过比私有制市场经济更大的绩效,未来也有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争议很大,暂时又不可能推行,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于事无大损,而强调计划经济会引起很多人觉得共产主义高不可攀。我们可以说未来“有计划”,而“计划经济”是“计划”的可选项之一。对于社会总体管理计划来说,则今天的世界已普遍实行。许多国家在社会发展目标、财政支出导向、税收政策调节,宏观总量调控,以及政府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为,计划调节的力度都不亚于中国,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计划性也很明显,这就不宜把计划性属性列为共产主义的特征——特征指独特制度。

(三)关于旧式分工的消灭

旧的分工是指所有的人为了谋生被迫接受固定的活动范围和职业,而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消除旧的分工意味着任何社会成员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按自己的愿望自主活动或发展。根据今天的情形,这一点需要再研究。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的流动性也很强,前期资本主义社会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受到极大冲击,但是按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研究学问的状况并没有出现。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如果随自己的兴趣随意变换工作活动应该也很难符合必然存在的社会分工的需要,很难与“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的状况相适应。

徐跃华(2010)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消除“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指的是消除“劳动者分工”即职业固定,并消除因分工而形成的城乡、地区和脑体劳动的对立,使劳动发展到生活第一需要。她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划分属于“劳动分工”,共产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并有所发展,但已经变成自主活动、自愿的选择,并可适时变更。[12]我们认为,当代社会生产比马克思时代的社会生产具有更严密的比例,从而工作分工也必须具有严密的比例,即使奴隶般地隶属于资本的分工可以消失,即使随着技术的发展一般劳动者有能力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但统一的相对稳定的职业分工即所谓“劳动者分工”也不能消失;物质劳动内部和精神劳动内部也需有极复杂的分工,尤其关键的是劳动者职业的“自愿选择”绝对不会与社会生产比例关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相吻合。再者,经常性乃至频繁的工作变动也不会与工作岗位对素质、经验的要求自动吻合,相比马克思时代,当代社会许多工作研究性、专业性极强,人在不同部门发展和工作岗位变换会严重影响工作质量。未来即使职业分工不那么固定,但迄今为止的证据和逻辑不能说明相对稳定的岗位分工会取消。马克思曾说,在新社会,“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13]即劳动力的运用需要社会分配,而社会分配会要求人们要有相对特定的活动范围,不可能与数亿劳动者的职业愿望相一致,并且只有与物质利益挂钩或实行一定的强制才能落实。

(四)关于商品经济的消失

我们不能肯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商品经济必然会消失。在未来,供求关系不见得简单、稳定,为了使劳动供给适应若干亿人民复杂而且多变的需要而协调资源配置,可能需要市场信号引导;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利用物质利益动力,为此需要承认和衡量不同经济主体的劳动差别,这很可能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劳动永远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剩余劳动仍然是发展财富的条件,因此,劳动时间仍然是财富的尺度,实行等劳交换原则就既有实行的必要,又有其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合理性。当然商品经济不等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更不等于私有化的商品经济,而应是公有制商品经济,是生产交换分配都受到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或商品交换。未来是否存在公有制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与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根本原则问题比较起来,不是一个大问题,具体将会如何应由实践来解决。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证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未来持续否定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当然也是可能的。相关的,如果商品经济继续存在,也就谈不到“自觉地按比例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就只能是在宏观上而不是在企业层面来实现。

(五)关于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黄公元、张昆仑(1999)认为共产主义劳动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自觉自愿不指望报酬的、严格遵守劳动纪律的劳动。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将是创造性的最吸引人;劳动可以全面自由变换;工时大大减少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将使人不再把上班看作是负担而是看成娱乐;消除一切笨重体力劳动将使体力劳动具有健身乐生性质。[14]这也就是人们认为劳动会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理由。有人甚至把人民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与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同列为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或本质特征。

无论何时,人们的劳动都不可能不存在差别,劳动的复杂性、熟练程度和创造性不会等同,而且劳动不可能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按电钮,总有些劳动是艰苦的,还有些劳动必须要长时间进行,如科学研究没有极长劳动时间的付出就难以搞出高水平成果。那些劳动时间长、舒适程度差、体力消耗大、劳动效率高、创造性很强的人,没有一定的劳动报酬鼓励,不会大面积地保证其劳动积极性,而且,如果没有制约,即使劳动时间再短,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无偿付出。马克思讲未来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就是说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只不过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劳动具有谋生手段的性质就要求劳动报酬或个人所获消费资料的多寡与劳动的数量、质量和艰苦程度相联系。实际上,今天的劳动也不仅仅是谋生手段,但劳动需要无法超过生活需要和财富积累需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认为这一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就会彻底消失,每个人精神境界都会提高到根据社会需要自愿劳动的程度,根据不充分,不易说服人。人的自然属性不可能完全被社会属性所消弭,判断新社会的人性不能靠想象和推断,而实际的人性告诉我们,如果生活资料和生活服务的获得不与劳动能力和劳动付出挂钩而只是按需获得,即谋生不需要劳动,那么,社会必将得不到与劳动需要相对应的劳动能力与劳动量的供给。

(六)关于按需分配

1.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特征的一贯论述不包括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共产主义原理》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建立公有制社会带来的主要结果,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些特征中,他们从未把“按需分配”作为一个方面,更不要说是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学界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消灭了阶级、阶级剥削乃至国家、社会生产有计划、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生产力得到更好发展、每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等等。在这些描述中,根本没有按需分配的影子,即使在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能够实现按需分配的观点之后也仍然如此。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与特征不包括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不强调未来社会分配方式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并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必在分配方式方面划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往往很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

还需注意,《资本论》指出,未来社会将要实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恩格斯解释说个人所有制是指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讲了新社会将要实行生活资料个人占有。显然,如果生活资料如车、房、食品、就学就医机会按照需要分配给你供你消费,那就谈不到个人所有制和个人占有。如果已经个人所有了再拿出来按需分配,更不可能。

2.马克思关于按需分配的论述需要具体、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按需分配的论述是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对这一论述应当具体分析。首先,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性质与问题提出的场合,这是一篇未准备发表的内部通信,马克思逝世8年后到1891年才发表。其次,关于按需分配的性质,马克思不是在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马克思没有把按需分配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更没有把按需分配作为一种必然性予以论证。马克思只是为了说明“公平的分配”提法错误,才说“只有”在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很多不同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按需分配(这样的公平)!再次,关于提到按需分配的原因,马克思讲完按需分配之后说,他是为了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把“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等陈词滥调写进党纲强加于党,为了反对《哥达纲领》草案歪曲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很大力量灌输给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才谈到分配问题。最后,关于对按需分配的定位,马克思接着指出,把分配看作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公有财产,就要产生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分配方式,因此社会主义不能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15]马克思的整体语境是排斥按需分配的。也就是,把按需分配看作新社会的本质与重点,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公有制而不是按需分配。

3.按需分配思想总体已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放弃。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或发现,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草稿之后再也未在其它地方提到这个问题,而如后所述,在多次提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方式时,总是把按需分配排除在外。所以尽管马克思说过按需分配,但按需分配不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事实上已经基本被放弃

4.按需分配难以实现。如本文所述,财富再丰富也不能充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工作分工需要通过按劳分配的引导来实现,劳动能力、劳动付出和劳动成效的差别不会消失而劳动不可能成为有效调动工作积极性的人生第一需要,甚至等劳交换的商品经济都不一定消失。所以按需分配难以成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方式。

5.认为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观点理由不确切。

(1)需要有限与增长无限论。一些人认为,物质需要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有限的,共产主义是节制欲望与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有很高的精神追求,可以超越对物质财富的无限需求,劳动、创造、贡献成为人们很突出的需要;那时社会上没有炫耀财富、地位的需要,没有占有更多财富的贪婪;人类有能力开发利用宇宙资源的广泛性、无限性和可循环性。

但是,经济的扩张永远也达不到满足每个人需要的程度。首先,人的需求没有止限。说人的需求或需要有限,只意味着人在某些方面的具体需要有限,而商品、服务、设施的种类、质量都是复杂多样而且变化无穷,相应地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必会是方方面面而且不断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有更高的愿望。其次,人的高层次需要并不能替代低层次需要。不难想象,一些人会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物质追求,他们想往更好的住房、更好的汽车或更好的手机,物质需要得到得到很大满足的人们也会有积累财富、多方面奢侈生活和进一步提高地位的需求,今天物质极为丰裕家庭数不胜数,他们停止物质追求了吗?再次,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无法赶上人极易发生的需求的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在既定时期是有限的。古代社会在部落内部实行按需分配,不是经济无限增长而恰恰是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最后,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不可能全面同步满足,因为持续的技术创新不可能是平衡的,既定时期某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数量就总会有限。今天,中等以上国家都是物质充裕社会,其生产力水平都是过去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但看看现实,离按需分配的理想,不是一般的遥远。

(2)合理需要论。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需要”是指合理需要,或正常的、健康的需要,或需要人所必需的东西,不包括脱离真实需要的欲望;按需分配不是为所欲为地索取。但是,把按需分配定义于按合理需要分配等于说社会能满足你的什么需要,什么需要就是合理的了。其实,“合理”的判定有很大的主观性,明显不正常、不健康的需要并不太多,也不需要对其实行按需分配。我们说经济的扩张永远也达不到满足每个人需要的程度,就是指满足不了每个人合理的需要,而不是指满足不了“脱离真实需要的欲望”。社会不可能为所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同时配备5G手机,那些只有2G手机甚至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也愿意使用5G手机不能说不正常不合理。

(3)计划分配论与按“必需”分配论。由于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各方面需要,一些人建议,对暂时短缺的消费品按轻重缓急有计划按需分配;或对新产品、质量上乘物品、高水平演出和稀有物品按计划分期分批供应;或以物质基础为条件按社会必需进行分配,并与按劳分配相辅相成;或使受限制的按需分配原则与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相互配合,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发挥作用——应得原则指根据成绩、特长分配。但是,对短缺的消费品有计划按需分配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配给制。茅台酒、小飞机、明星面对面、高水平的医生,分期分批供应也满足不了大众的需要。如果按“必需”分配,那就脱离了按需分配的本意。未来个人消费品很可能有很多按需分配成分,但通常所说的“按需分配”意味着不存在按劳分配,也不仅仅是对必需品“按需分配”。必需品按需分配,许多国家早就能办到,还需要把它当作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吗?上述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情况,不是少数情况,更不是偶然情况,而会是常态。

(4)按需分配早已有之论。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早就存在按需分配的因素或萌芽,如一些宗教组织按基本需要分配必需品,革命时期实行供给制,改革前有些生产队分配粮食采用“人七劳三”方法;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是类似按需分配的现象。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按需分配,是指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不包括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扣除”,如保险基金,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济贫事业等所需的消费资料。[16]新社会“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17]马克思所讲的按需分配,是一种整体性分配方式,不同于历史上的“按需分配”及其萌芽或因素。韩云川(2004)指出,共产主义如果要搞按需分配,对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18]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即使不是全面发展的人,不能满足充裕的物质需要,也谈不上是按需分配。恩格斯认为,有了生产,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进行。

总之,认为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对象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观点,现有的证据不充分。取代按劳分配的按需分配不太可能实现或至少不能肯定会实现,按需分配只能起辅助作用。

恩格斯说过,将来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1893年还对记者指出:

【“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19]】

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拘泥于其他细节会陷入教条主义、空想主义的误区,破坏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甚至引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弯路。

三、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的从属性特征

共产主义在公有制之外的重要特征,都是公有制的要求、内容和结果,所以是从属性特征。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自由度和程度增强

学术界一些论者提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或最根本特征、内在特征或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或核心思想,是其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各种观念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目的本身,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和终极状态。以上观点基本把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划等号。这些说法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理论逻辑。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员,脱离了阶级统治、当家做主、发展才能的状态。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含义,一般认为最根本的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也有人认为能力包括个人全部能力,确切地说应是创造活动的全部才能;有人认为能力包括社会交往、道德修养和审美等能力;有人认为发展包括人的个性,如思想、性格、兴趣、情感、品质等方面的发展。这些观点忽视了“自由”发展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一些人刻意强调恩格斯应别人请求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题词,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然而却不提这句话之前的基础前提和并列的话。这句话前边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革命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进而阶级差别和阶级统治消失,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宣言》接着说,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是两句话两层意思而非只讲人的自由发展,而两层意思是一个整体:未来社会主义纪元是代替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联合体,一切人自由发展是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结果;“自由”意味着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隶属,全体人民自主活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人的自由发展是消灭私有制的结果。马克思说:

【“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20]“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21]】

而“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种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22]到共产主义时代,自由个性建立在“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23]恩格斯指出:

【“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24]】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劳动者隶属于私人资本,没有内在的自由,缺乏发展的条件,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条件,而当劳动者们占有全部生产力或生产资料之后,由于消除了阶级压迫,消除了为争夺有限生活资源的市场竞争,人的发展互为对方创造发展条件。所以,人民摆脱了资本束缚开始自由自主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管理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也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25]】

总之,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是指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之后,脱离了阶级统治,自主自由地发展多方面的才能。

2.人的能力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

第一,个人工作选择和才能发展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消灭社会分工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表现之一,而工作分工是不能消灭的。在工作分工中,每个人是否工作,做什么工作不能很自由。列宁指出,以为新社会“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26]就业的自由度限制必然影响才能发展的范围。另外,人的精力有限,在纷繁复杂的才能中只有可能学习和发挥少数几种。

第二,人们全面发展的意愿不会是普遍的。虽然工作日的缩短是人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人有了条件却不一定选择发展。有人认为,由于能腾出时间,有创造的手段,个人在艺术和科学等方面就会得到发展,而现实是,各国人均劳动时间普遍较短,比中国不是一般地少,大量劳动者和老年人的业余时间非常充裕,但业余发展艺术和科学能力的人却很少。

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有限的。人类发展必备的资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都是稀缺的,如科技研究设施、艺术指导、猎场渔场、行医的机会、个人研究的观点被社会知晓的可能等等,有限资源不可能为每个人提供充裕的发展条件。在一既定的生产力基础上,无法满足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每个人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生产力不会均衡发展,而人们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肯定不一样,一些人的发展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制于所有人的协作。马克思认为,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和发展的条件取决于“社会关系”[27]“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8]“个人间的联系”“团结一致”“共同活动方式”[29]“共同体”“联合”[30]等,也就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人要通过整体和联合获得自由,必须步调一致,必须为别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自己的自由和发展受到制约。

3.人的自由发展不是新社会的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人的自由发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各种观念的基础与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和消灭阶级的平等,也可以说是效率与公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以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新社会首先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日益充裕的物质生活以及良好的精神生活,人民当家作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比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更重要,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社会进步的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终极状态,是以偏概全和言过其实。人的自由发展是那样一种状态:在公有制社会里,谋生不是问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脱离了资本压迫和束缚的人们可能有相对增加的时间、条件和意愿注重素质提高、能力实现和参与社会管理。但是,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从属于公有制,发展的“自由”和“全面”都会受到严重制约。

一些拔高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否定,是在有意无意淡化公有制。用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发展取代公有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不排除有人是想让人们忽视公有制,为私有化打掩护。

(二)阶级、剥削与国家消灭,城乡对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时期就会消灭阶级、剥削和国家机器,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也一般地消灭了剥削阶级。但今天不能简单地说消灭阶级、剥削及国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因为各国的历史进程有所不同。今天中国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保留私有制经济的社会,只是部分地消灭阶级及其剥削。可以说,什么时候在全社会范围普遍实行公有制,什么时候才会消灭阶级、剥削、阶级矛盾和与阶级相联系的国家;什么时候在世界范围实行公有制,什么时候政治国家才会消失。阶级及其剥削的消灭是全面实行公有制后的社会特征,包含在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里。

讲共产主义会“消灭城乡对立”是对的,因为只要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城乡对立基础就没有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31]但“消灭三大差别”的说法不准确。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也讲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但是并不讲消灭城乡“差别”。“差别”具有弹性,未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使三大差别大为缩小,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农村、农民与城市、职工的工作生活差别难以完全消除,创新和高水平工作的需要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内部的差别不应当消灭也消灭不了。 

(三)共产主义新社会最可能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对新社会分配方式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难以完全确准;最大可能是按劳分配;会不断发展变化。

1.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共产主义分配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形成之前主张过按需分配。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般的平等原则出发形成了按需分配的思想倾向。当时人们通常认为工人是按劳动获得报酬,而圣西门把(有能力的)资本家也算作劳动者,这样似乎是按劳动(能力)分配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按能力计报酬会要求通常的社会阶级划分, 会产生特权,但他们认为头脑和智力的差别不应当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所以不应按能力计报酬——但没有说不应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报酬。

1843年恩格斯指出,圣西门派设想“公社的每个社员分得的产品, 首先是以他们工作量, 其次是以他所表现的才能决定的。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正确地批驳了这一点,他认为才能不该给以报酬。”[32]在这里恩格斯赞成反对按表现的才能分配产品的观点,但没有反对按工作量分配。所以不是完全反对按劳分配。

当时恩格斯反对按才能分配是因为还未弄清楚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不知道工人的工资是出卖劳动力的所得而不是按劳动的才能和数量获得报酬,未澄清资本家不完全是劳动者,不清楚阶级的划分是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结果而不是才能差别的结果,未清楚真正的平等是消灭阶级剥削而不是“平等的分配”,而当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力商品、工资、剩余价值、平等等问题有了科学认识之后, 就不再提及早期的观点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还把“按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作为财产共有的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33]但这一说法与按需分配一样,后来被放弃了。

2.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按劳分配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的区别”时,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观点。马克思把按劳分配视作私有制、商品经济和货币消亡的自然结果,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集体生产, 劳动不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而成为社会劳动, “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 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价额。”[34]这里“用自己的劳动购买的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价额”,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中的按劳分配。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为了说明商品和货币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 谈到了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不存在商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不存在这种掩盖,“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 我们假定, 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35]即勿需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分配。

《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在写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进行了修改,后由恩格斯加工整理出版,在那里提到新社会的分配方式时仍然仅仅谈到按劳分配:“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 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 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36]

此处说按劳动时间分配消费品是“也许”,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假定”,可见在马克思的观念中新社会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完全确准,以此推论,对《哥达纲领批判》中按需分配的论述也应采此态度。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按劳分配的新社会,不管怎样称呼,指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除了《哥达纲领批判》,都没有区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更没有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3.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变化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共产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时指出,新社会“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37]

恩格斯在1890年关于新社会分配方式的一段论述,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说: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而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38]】

这段话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后来的理论又犯了恩格斯批评过的类似错误,认为新社会有两个并不改变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一个一成不变、可以确准的分配方式。从现实看,分配方式不但不断变化,而且多种多样,多种分配方式并非一个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甚至其中一种分配方式也非常复杂,例如,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分配方式,还没有一个概念可以说得清。

(四)自主联合劳动和直接民主管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社会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应的是“联合劳动”,而“联合劳动”意味着全体劳动者都是主人。他们把新社会描述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就是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中每个劳动者应与同他人平等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都有平等的权利。“自由人联合体”的提法意味着没有一个居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阶层,社会成员都有权参与社会管理。“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也意味着社会中的的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而不仅是法律上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公有制条件下不仅将实现联合劳动,也将实现“自主活动”和“自主劳动”,而“自主活动”和“自主劳动”也意味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如马克思说,“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39]这句话的前半句意味着,自主活动是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即公有制的实现,后半句意味着,由此而来的才能发挥是公有制下占有者主导社会活动。总之,自主联合劳动是新社会劳动的本质,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雇佣劳动的对立物,是公有制的必然产物。

自主联合劳动的主要表现是人民的经济要由人民来管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往往被忽视的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是公有制的内在要求和体现。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产品的生产和占有的表现。[40]这与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关于所有制关系实现于再生产的全过程之中的思想,都是一个道理。这些道理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是所有制的实现。公有性要求公有制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主人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一个公有制企业为少数人所把持,就不像公有制经济,因为劳动人民在法律上享有对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那些物。

马克思恩格斯对新社会公有制经济管理的民主原则讲得十分明确,如:“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41]“所有这些生产部门将……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42]在公有制社会“工人居于统治地位。”[43]“社会的每一成员……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44]“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45]列宁强调,新社会要“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46]邓小平也指出,应“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47]据此,社会大众作为公有制的所有者需要直接参加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与监督,并对制度、决策、分配、资产处置等问题具有最终控制权。

民主管理是新社会确保廉洁公正不变质和决策科学的必要条件。新社会的专职领导者不会天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理想代表者,必须由人民的权力严密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把工人阶级建立的国家当作不得不接受的“祸害”,认为只有所有的人都学会管理,都能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阶级斗争和国际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国家机器不可能轻易被废除,而国家机器领导人员蜕化变质的可能性不可被忽视,公有制经济领导者同样存在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办事不公的倾向性。只有实行人民直接管理、直接制约、直接监督,才能防止代理者侵占和怠于管理社会财产。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罢免制和地方直接民主制防止政权变质的作用予以极高评价,并赞扬巴黎公社“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48]列宁指出,需要建立由群众从下面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实行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其原因在于,只有全体居民参加管理,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只有所有的人都来监督,才能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总之,区别于以资本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直接民主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备特征。

(五)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剩余价值追求对生态的破坏,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利润追求是生态破坏的根源,所以,公有制是最终确立生态平衡、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49]】

恩格斯指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0]】

虽然目前有些发达国家生态状况显得不错,但那是以生态破坏向国外转移为代价,而且某些国家生态好转解决不了世界性的淡水缺乏、海洋污染、温度上升、原料不足、缺草少树等诸多问题。

完全的共产主义是全面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公有的对象不仅应当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还应包括资源和环境。只有实行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全民所有制,尤其是实现了世界大同,才能防止国家间竞争导致生态标准降低,才能切实有计划地利用与修复全社会的资源环境,把经济增长、就业与生态平衡、生态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就是在生产物质条件全社会所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包括资源环境平等在内的社会平等,真正实现生态公正。恩格斯指出,世界面临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大变革,而在新社会“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1]马克思认为,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2]】

马克思满怀激情地赞颂新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3]】

生态文明极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如此高度重视,实际上等于把它们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在实践中它主要是共产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和世界大同阶段的必然特征。

四、澄清共产主义内涵与特征的现实意义

(一)按需分配等一些观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上的赘瘤

把共产主义定位于按需分配等一些很高很难的不确切目标,一个直接后果是,由于对按需分配等问题能否实现不能取得共识,因而共产主义目标被许多人认为不现实。基于此,不得已只好把共产主义定位在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之后。我们冷静地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经济危机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了,那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已经被科学地说明了。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却说,十几代人即马克思时代五百多年之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那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还是科学吗?好几个高层次马列教授都因此而公开嘲讽几十代人一千五百年之后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不可信。

今天,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内涵和特征认识有误。按需分配等观点无关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不一定能实现,还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搞教条主义。无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是根据现实的共产主义实践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把消灭职业分工、消灭三大差别、计划经济、产品极大丰富、商品经济消失、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按需分配这些冗余问题从教科书中删除,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同时,不要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好像当代世界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如果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一定需要那些高大上的奋斗目标,就不会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虚无缥缈的遥远未来,从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丧失共产党人的初心。

此外,不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不拔高人的发展,有利于防止淡化公有制这一共产主义的核心内涵,牢牢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二)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现实性而非“远大理想”

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就是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即期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共产主义绝对不是“远大理想”和“远大”目标,空想社会主义者才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恩格斯指出,即便明天就逐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社会主义变革,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54]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远大目标,但即使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中国,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共产主义者组建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纲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经过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就会变为现实。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苏联时代开始而被中国强化扩大了的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误解,这一误解否定了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客观上冲淡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论述的科学性。

共产主义社会即公有制社会早已是现实的存在。西方很正确地把奉行公有制的国家称为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土地全部国有,基本符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定义。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于集体所有制比重很大,不很符合马克思关于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但作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类型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制度中局部共同占有的制度较多——亦未尝不可。如果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例如老挝、尼泊尔等,公有制不占主体,确定为“共产主义定向的国家”也是可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定中的公有制为主体可以界定为准共产主义类型的纲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认为属于低层次、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纲领。

总之,搞了多少和多高程度的“共产”,就是实现了多少和多高程度的共产主义。甚至可以认为,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少国有制企业,严格地说,也是共产主义因素或成分。理直气壮地承认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才能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切实为共产主义事业现实地努力。

(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核心,坚持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及生态文明建设,由低到高逐步推进

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基础,公有制的优越性也为历史实践所证实: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公有制有利于经济平稳、顺利、高质地发展,有利于根据人民需要配置资源、发展好教科文卫等公益事业;公有制是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前提;公有制是平等劳动、共同富裕、人民中心、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基础;公有制是人类彻底解决生态平衡的根本保障。作为民族国家,在既定时期,国有企业还有很多特殊作用,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协调产业结构、承担社会责任和特定重大任务等等。

今天我国主张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允许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允许剥削与按劳分配共存,公有制形式体现的公有化程度亦不够高。在实践中,公有资本和联合劳动在数量上有待于发展扩大,市场分配多于按劳分配,由此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民主管理未得到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还不够和谐。

坚持现实的共产主义与为高水平的共产主义而努力,首先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尽最大努力巩固和拓展经济活动物质条件公有制。坚持共产主义方向,根本任务就是不断做大与做优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公有性,并且不断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当然,我们并不主张立刻消灭私有制,搞全面的公有化;我们也不可能很快地全面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是,我们又不能搞全盘私有化,否则那就不再是社会主义。

坚持现实的共产主义与为高水平的共产主义而努力,必须高度重视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必备特征。民主管理和按劳分配如果发展得不好,就意味着公有制与社会主义不合格,并且面临蜕变。搞好了民主管理和按劳分配,公有制在经济活动物质条件的占有、使用、支配和分配等各方面的财产权就得到了实现。中外历史与现实的很多公有制都不合格,或者很不完善,如苏联时期群众基本没有管理权,相比之下南斯拉夫做得不错。合格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要求所有者人民群众实际支配生产资料、享有实际的分配权利,用民主管理取代官僚主义、专断贪腐和办事不公;合格的公有制要求用按劳分配取代特权分配、贫富悬殊和平均主义;此外,合格的公有制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方面发展生态和谐与生态公正。

如果说存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方面的理想”就是高水平的公有制社会或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高水平的或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与此相应,按劳分配得到全面实现,收入分配在更大范围实行更高程度的统筹,经济管理实行彻底的直接民主,生态文明的水平非常高等等。在低水平共产主义与高水平的共产主义之间,需要有一个渐次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层次较低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各自具有诸多不同形式和发展阶段。

今天,谈论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是荒谬的吗?那就要问公有制是不是荒谬的?围绕公有制的讨论已经太多,这里只是说一句:不要讲“生产力水平低、不平衡,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或公有制条件不具备”。生产力在马克思之后已经发生多次质变,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了一百倍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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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广,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国企治理研究。本文原载《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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