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

列宁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批判到现实建构的飞跃,关键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定位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之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链条。“帝国主义论”与“新经济政策”分别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依据。“解放穷苦人”的正义价值聚合了弱小民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外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游戏”规则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国际机制。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这些内容成为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关键节点。

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建设者,列宁成功地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垄断坚冰,将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一直都是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争辩的焦点,虽然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但聚焦的题域主要是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科学的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灌输论”等内容,仍未把握住其思想的关键节点。

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魅力在于其丰富的实践性。科学地理解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需要从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等视角对其进行唯物主义阐释。把握其思想本质关键在于回答:列宁是如何领导俄共(布)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进行无产阶级话语的转换,开创新的话语逻辑,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历史飞跃,以及意识形态建设遇到哪些困境?即把握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定位是什么、主要内容是什么、实施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做等关键节点。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这五个关键节点,需要从意识形态再生产、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整体链条、“帝国主义论”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创新、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游戏”规则、东方社会结构特殊性等出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释。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生事物,在理论渊源、传播工具、传播途径、传播能力等方面都要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逊色得多。在资产阶级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绝对的军事优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风靡的消费文化为坚实后盾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列宁是如何争夺话语权,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胜利,赢得占世界2/3人口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追捧的?科学地阐述这些问题是回应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各种诘难的理论前提。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定位: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考察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关键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列宁对意识形态的定位是什么,这也是弄清楚其思想本质的关键。纵观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程,意识形态的领导与斗争一直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列宁眼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某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更是与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活本身密切相关的存在体,意识形态关系的再生产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化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程。列宁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世界政治体系大变革的背景与社会再生产的实质问题中来进行思考与实践的。20世纪初的俄国,正值新旧社会交替的社会历史急剧变化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各种社会思潮纷繁混乱,一场“大革命”正在酝酿。旧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等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俄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充当革命的先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在此背景下逐渐成长为俄国新的政治思潮的先导。具体而言,列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密切相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列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相联系。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维护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为阶级社会的权力关系或社会等级关系提供行动的合理化的意识支撑。列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虚伪性、剥削性、压迫性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之相对立,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进行理论阐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行动合理化的思想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上升到上层建筑的核心范畴,是与阶级和国家密切相连的思想上层建筑,其本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社会政治制度则是庇护和确保统治阶级核心利益并以其意识形态为之辩护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揭开了意识形态背后的阶级权力关系的神秘面纱,批判资产阶级掩盖了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真相,并揭示资产阶级欲将意识形态作为“固定的观念”终极化,这种掩蔽性让它成为维持现存秩序的无形机器,以期消磨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变革意识,维续现有的统治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代表体系,它通过使人民着眼于过去而不是将来,或者着眼于掩盖阶级关系和脱离对社会变革的集体追求,用以维持现存的阶级统治关系。”①】

当列宁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引起激烈性政治对立的主要来源时,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②。列宁承继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思想,进一步揭露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议会制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国体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声称“主权在民”政治意识形态口号的背后,实则是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权力,而广大无产阶级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他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政治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形式上而非事实上的,是表面的而非实质的,并指出以往的社会制度都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统治现状。列宁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他指出: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③】

列宁指出,当早期资产阶级在用启蒙理性对抗封建主义落后的、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意识形态时,它起到了先进性作用,但当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为了维持现有的殖民统治,它成为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它联合俄国沙皇、封建地主,共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支持并宣扬中世纪落后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列宁提出,变革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路径,而伯恩施坦的以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地削弱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④。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革命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列宁强调,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又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⑤。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议会制对立的思想背景,是一种激进的、竞争性的、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

二是列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需要意识形态对行为合理性的理论阐释和价值意识的支撑。列宁将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机构看作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环境的一部分,并非空中楼阁,它的再生产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从事精神生产的群体或团体来完成,它的传播需要作为媒介的物质载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急需精神的再生产,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⑥。一方面,列宁将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再生产,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俄国化、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列宁按照传播原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者、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普通群众,从上至下、由深至浅、由繁至简地逐个地传播⑦。另一方面,列宁强调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了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的意识形态传播机构。他将意识形态传播机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内建立严密的政党、政府、军队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如1919年12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将“两局一处”(政治局、组织局、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写进了《党章》,其中专门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主要是意识形态工作。他还通过健全政治组织机构,开设各种党校和培训班,加强对党政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另一方面,对社会成员也有着较为完备的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列宁充分发挥学校、新闻出版机构(报纸、宣传小册子、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工会、家庭等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除了这些常用的意识形态传播机构之外,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1920年11月,苏维埃俄国还专门成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负责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以及党的教育,以填补学校教育的“书本知识”以外的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空白。

三是列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相联系。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与有效性的社会象征构造。意识形态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具有能动作用。在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国家除了给劳动者进行相关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等智识培训之外,还需要对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劳动纪律、劳动行为、劳动规则等进行教化。列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对俄国民众进行“主体构建”,立足于俄国民众社会意识的实际,对苏俄原有的社会文化模式进行重新塑造,意识形态教育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这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再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与他们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让广大人民群众找到自我归属感,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能动意识。在与实际生产条件之间,他把自己当作自主生产的主导者,具有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从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转变为以“为自己生产”为核心内容的主人翁,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第二个层次,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列宁强调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⑧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就要求党和教育工作者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舆论引导,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⑨。将意识形态的教化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典型事件的宣传与塑造,来强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的存在。比如,列宁提出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对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树立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列宁将苏俄工人自愿产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伟大的创举”。这种下班后志愿额外劳动六小时,不计定额,不要报酬的自觉自愿劳动行为是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它还成为对党员进行考察的主要标准之一。列宁本人也积极参与星期六义务劳动,还组织农民参加农村合作社,通过这种集体劳动培养农民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通过各种融入日常生活的新意识形态的塑造,实现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个层次,个人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机构中被教化、被训练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主体,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承担者。他会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来教育、传承下一代。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论与实践的整体链条

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决定了我们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至少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去掉依附在历史事件上的意识形态的虚幻之蔽,返回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认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总体发展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真实地说明它们是怎么产生和作用的。“西方列宁学”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来源、执政基础、培养方法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批判和否定。他们以否认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来否定列宁提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歪曲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否认列宁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以资产阶级标榜的“人权”标准来否定列宁“灌输论”的合理性。西方资产阶级这种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政治思潮,而不去揭示它生产和运作所依赖的社会物质关系,实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认识,缺少对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之维与整体性考察。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客观地讲,国内学界把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党性”“政治领导权”“灌输论”,并没有把握其思想的精髓。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机械化而丧失了其思想本身的丰富性。而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在于其战略的整体性和策略的实践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发展,他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总体性而非局部性,注重革命实践而非坐而论道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此,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必须坚持批判与构建两条线索:一是实践批判优于理论空谈,二是自我构建的整体性优于局部性。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内容构成了其内在逻辑的整体链条。

一是列宁复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本真的批判精神,在革命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客观上讲,意识形态的阶级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灌输论等思想都不是列宁的独创。早在第二国际早期,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对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思想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那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未上升到一个独立的、基本的课题,也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更不可能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这些“经院式哲学”充分发挥到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意识形态理论。这些内容构成了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逻辑理路的整体链条。因此,卢卡奇高度称赞列宁是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⑩。意识形态斗争是现实斗争的先导。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粉碎了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在帝国主义时代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列宁批判了“经济派”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列宁在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长期的斗争中,意识到了在争夺“政治领导权”中阶级意识形态革命性作用的重要性。列宁强调:“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目的的代表。”(11)早在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批判了俄国“经济派”受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等机会主义观点,提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争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鼓动、宣传等意识形态的自觉“灌输”。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布尔什维克党要“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12)。第二,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将马克思主义贬低为一种未超出资产阶级眼界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思潮。他坚持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理性与意识形态自身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列宁指出意识形态不再只是统治阶级少数特权阶级的思想体系专属,而是从认识论出发,描述成不同的阶级基于社会地位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作为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意识,无论是对于维持现状的统治阶级,还是反对现存统治社会秩序的对立阶级,意识形态都是需要且客观存在的。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与代表少数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社会制度,还是意识形态的表达与再现,甚至日常生活都存在诸多的不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根本特性。第三,列宁批判了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无党性的历史唯心主义,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根本上也是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存在着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13)第四,列宁批判了社会民主党内工联主义的自发论,强调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培养上,以自觉“灌输”为主的原则。这是因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俄国无产阶级自发因素浓郁,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更难达到理论的自觉,因此,需要灌输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教育联系政治的方式进行从上至下的全体系灌输。综合上述分析,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本质上来自于社会革命实践,复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二是列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和再生产,其主要内容构成了思想体系内在逻辑的整体性链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强调内容的整体性,“科学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党性”“政治领导权”“灌输论”是一个统一体,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作指导,始终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以自觉“灌输”为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这里的“整体性”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能将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个或某些内容单独地剥离开来,脱离了整体性的内容是不完整的。第二,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问题本身,脱离历史—社会分析的场域。列宁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生产的主体部分,因此,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关涉阶级、政党、领袖、社会团体,需要将经济、政治、文化等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进行分析研究。第三,列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我构建中强调整体性优于局部性。不能以个别的、局部的、少数的矛盾、冲突或失误否定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伟大成就。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帝国主义论”与“新经济政策”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没有单独的历史,它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对社会存在变化作出正确判断是发挥革命意识形态先导性的重要依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创新性地创立了“帝国主义论”,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行为合理性的理论依据。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实现了从超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意识形态的转变。

面对第二共产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伯恩施坦庸俗地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轻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养,而以梅林、拉法格、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思想家虽然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却忽视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缺少对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转变。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时代格局作出了正确判断,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行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列宁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分析了垄断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瓜分世界的殖民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4)。世界逐渐形成了“宗主国—殖民地”为形式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即以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中心”,亚非拉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处于“边缘”的地缘经济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俄国,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而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东方和南方民族或国家反帝国主义反封建革命运动高涨。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收买”政策,而使得工人贵族出现和机会主义盛行,第二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伯恩施坦提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过时,西方社会出现了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扩大国外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加紧了对外扩张和殖民地的争夺,这样必然造成两种矛盾的激化:一是新的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落后国家的本国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失去了国家独立自主权,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国家,它们已经不能像较早脱亚入欧发展资本主义的日本那样,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而发展起来。它们只能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15)。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并不会给它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改观,反而受到国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更加凄惨。二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引发抢夺地盘和资源的“分赃”战争,帝国主义所属的殖民地附属国也必然牵涉其中,激化世界性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交错作用下,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比较薄弱的”环节的国家内爆发并取得胜利。他批判了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受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的蛊惑,看不清战争的帝国主义掠夺的腐朽本质。考茨基从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可能在世界大战中把经济手段的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国际对外政策上,走向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合,而发展为“超帝国主义”。列宁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对战争和政治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列宁提出帝国主义之间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它们之间必然会因资本扩张的矛盾而爆发战争。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扩张金融资本势力范围所进行的侵略式的强盗战争,“欧洲政治联盟”是可笑的,“帝国主义战争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6),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应立刻退出这场罪恶的战争,进行国内经济政治建设。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创新为澄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与走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实现了超前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到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苏维埃政权颁布《和平法令》,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颁布了土地政策,努力恢复经济生产,这些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但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一系列政策直接损害了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的利益,它们联合起来企图将新兴的俄国苏维埃扼杀在襁褓之中。内战随之而起,列宁不得不搁置《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战略,把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镇压白匪叛乱的斗争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到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激化了俄国社会矛盾,1921年初列宁提出实行政策转变——倡导和实行“新经济政策”,才开始实行切合实际的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时期。列宁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的设想,即那种主张基于公众的利益对社会资源进行整体的管理和分配,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取消货币、商品的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原则,不适合小农经济和个体农民占多数的俄国的实际发展。当激进式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时后,列宁转为实行迂回战略,恢复商品经济的改良主义,“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17)。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能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政治前提,在国家牢牢地掌握了大工业和运输业的情况下,仍然离不开运用市场机制的商品经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意识,列宁作了新的论述,他在最终的遗言中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8)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共同体:正义价值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游戏”规则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理论渊源,还是在传播工具、传播途径、传播能力、传播机制等方面都暂时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弱得多。在资产阶级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优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风靡的消费文化为坚实后盾的意识形态占主导的局面下,列宁如何争夺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权,领导俄共(布)取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赢得占世界2/3人口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与簇拥?科学地阐述这些问题是回应西方对列宁是“唯意志论”诘难的理论前提。这里将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政治与实现机制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列宁建立了以“解放穷苦人”的正义价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想认同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列宁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它让民众真实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赢得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穷苦人(或弱小民族)的认同与追随。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诸多条件:比如坚实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无产阶级数量大,政治觉悟高,因此,在经济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欧洲大陆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更大;即使在东方首先爆发革命,成为“导火索”,也需要欧美国家的支持,东西方互相补充,“两级相联”,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早期也是按照此思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和鼓动,期望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消灭了对西方革命马上会到来的幻想。时值“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解决广大工农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和平、土地、面包等基本需求,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俄国“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美好未来的描述,为布尔什维克政党赢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凝聚了社会共识。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抨击,对列宁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围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反而激活了俄国的民族主义和世界反帝情绪。十月革命正是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通过“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19),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而社会主义“正义价值”的持续吸引力,需要从对未来的描述转变到切实地实现它,即兑现当初对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权利的承诺。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造,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制的苏维埃政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促成了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设进行建设,在苏俄实践中进行了创新探索。

不可否认,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价值体系,它使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惧怕而惶恐。这种政治上的“主义”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广大被殖民统治的落后国家也接受这种“主义”,横向地连接为一个共同体,在国际上形成与资本主义价值“联姻”相对立的政治联盟。这种政治认同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建立在为穷苦人谋出路、为弱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伸张正义的道义权威,以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治制度为政治基础,符合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与西方帝国主义以武力暴力或以经济优势实现文化霸权有所不同,列宁更强调尊重民族平等。如早期的英国通过武力实行殖民扩张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输出,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威慑、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获取意识形态的霸权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或地区。“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20)相比之下,列宁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马克思主义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尤其是列宁主义成为实践范式。如他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灌输论”、意识形态宣传通俗化、与民生紧密结合等具体的意识形态方法论。这些操作性较强的建设机制为国情相似的亚非拉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样板。

总的来说,列宁领导无产阶级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与西方帝国主义相对抗,以此维护自身的权利。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意义。主要表现为:一是确立了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意识形态,并进行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赋予了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丰富的具象性和现实性,不仅为广大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国家指引了新的方向和新的道路,也为它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和教育提供了范例。相似的国情与类似的经历,直接带动了东方落后国家争取独立运动的兴起,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扩张,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二是争取了世界政治地位平等的前提——如势力均衡、权力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提出每个独立的民族和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平等的经济权利。他通过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第三国际,苏维埃俄国与亚非拉民族革命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形成聚合力,结成了在世界上人数众多、地域广大的政治“共同体”,试图改变由欧美主导的固化的国际游戏规则。这就打破了以美国、欧洲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逐渐在国际上为广大受压迫的殖民地民族或国家争夺话语权,试图实现世界各国与民族之间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三是在20世纪西方社会整体性的文化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维护自身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不断改进自身与人类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为东方一些国家继苏联之后,通过革命战争的胜利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可能。

二是建立外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易机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行的机制保障。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的政治、经济封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政治阵营却绕过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游戏”规则,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一方面,苏俄国内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使国家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而存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占苏俄经济总量的比例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摆脱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为了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突破资产阶级的严峻封锁,必须自给自足。首先,为争取和平,列宁宣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合约。其次,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首先实行土地改革,铲除等级制度的根基,将没收的皇室、地主、寺院的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耕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掌握经济主导权,接管了银行和工厂,并实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同时,对铁路、公路、海洋等交通的接管,也为苏维埃政权独立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安全保障。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宁就废除了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使苏维埃人民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最后,传统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按照计划经济实行生产、分配、消费与交换,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其货币的非兑换性,这样就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隔绝,摆脱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霸权的外来封锁,从本国内部实现自给自足。并且这种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整合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规模效应,较快地提高了生产力,使这些落后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积极开展贸易与合作。列宁指导建立的第三国际,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还给予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并进行经济贸易合作。这就摆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封锁,使这些国家和民族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因此,形成了某种“均势”,即就权力政治而言,它们是势均力敌的,尤其是苏联确立的“平等与同等安全”原则,曾经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平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与贸易不再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游戏”规则,而意识形态则成为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当然,作为有着多年生活在欧洲经历的列宁,他并非主张闭关锁国,反对对外开放或国际贸易,反而他非常倡导向资本主义学习,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现代化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列宁并不反对发展世界贸易,他反对的只是欧美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的世界体系,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

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东方社会文化的依附性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东方(21)文化对其原有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依附性决定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列宁深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革命武器,更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能指引俄国走向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东方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其意识形态建设是多维度的、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机制的独特性。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意识。卷入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俄国使原本遭受国内的沙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宗教等奴役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处境更加艰难,这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反而增强了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宣传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激发了广大工农的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在身处特殊环境的俄国打开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取得了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虽然列宁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进而取得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要在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国家”,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为俄国在文化上具有“东方”特性,意识上还遭受着中世纪宗教束缚、封建等级传统等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和控制,文盲、愚昧、无知、自私、狂妄自大等充斥着整个社会,短时间难以消除。因为在以往阶级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少数人掌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而作为被统治的工人、农民、士兵等阶层处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长期受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系的“控制”,短时间内进行思想的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列宁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基于俄国五种经济成分混合并存的现实情况对俄国民众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客观判断和分析。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俄国社会存在着五种经济结构,而在这五种结构、五种层次的阶梯式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占38.3%)和国家资本主义(占1%),而是小商品生产(占51%)、私人资本主义(占8.9%)、宗法式的(占0.6%)等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22)。列宁分析道: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了优势,这是俄国小农国家的基础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23),在幅员辽阔的俄国,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情况更加复杂。这种社会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俄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艰难和长期性。那些宗法式的小农意识、慵懒倦怠、因循守旧、缺乏开创精神的半野蛮状态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因此,列宁反对文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主义,他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期,其首要任务不是急于创设某种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24)。因此,在俄国意识形态领域,相比右派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危害更大,因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

尤其是晚年列宁对党内集权主义和意识二重化的反思与改革探索,呼吁“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意识形态体制是同政治体制密切相连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上说是一种高级的政治制度,但由于民众普遍的文化落后现状,严重制约着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沙俄旧的农奴制、封建制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官僚主义(25)。官僚主义是东方文化依附性的必然产物,它是意识形态泛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官僚主义引发的党内意识二重化,主要表现为党员与社会主义理想相分离,党员与群众相脱离。有些领导人理想信念丧失,却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旗帜,进行个人权力的斗争。党内集权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背离,令列宁深感担忧!意识形态问题上升为晚年列宁的首要问题。在“政治遗嘱”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战略思考是“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值得我们深思。

列宁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批判到现实建构的历史性飞跃。从某种程度上说,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成功的正义价值理念创新,在人类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则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实践合法性。它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带来“庶民的胜利”,实行“劳工政权”。对于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与创新。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成功首先在于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准确的现实定位。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观念体系,它不是脱离人们社会生活的思想体系,而是渗透到人们生活之中,并逐渐转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反映日常生活的思想体系,是调节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关系会被再生产出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重塑了劳动人民的自我归属,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为他们的革命斗争或劳动建设的行动合理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它也成为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列宁这种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之上而加以考察的方法,不仅使社会主义从书斋中的理论愿景走向世界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且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论”的研究与发展。

把握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需要坚持实践性和整体性,不能停留在理论的剥离或局部认识,误入“盲人摸象”的歧途。对时代格局的准确把握是实施意识形态政策的前提,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寻求平衡。列宁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游戏”规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启示我们以先进的“政治一利益共同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维护话语权,以此促进实现平等的经济权和政治权。当然,在国家、市场与资本之间如何博弈来不断完善生产力平衡发展,将长时期地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争论的理论焦点。深刻地认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并对历史教训进行彻底反思,是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16CKS003)和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GDZT201508)的阶段性成果。

胡芳,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08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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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