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从两币流通看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

陈云同志在解放区,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三大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崛起的理论贡献,绝不亚于凯恩斯对西方的贡献。随着中国经验纳入世界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陈云这样主导中国经济数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经济思想对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史,必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不能继续被压制在“政策、思想与案例”层面。中国经济学,包括其表达方式,都应成为国际经济理论体系和历史经验的一部分。陈云经济思想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帆:从两币流通看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

1943年12月,陈云(中)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从陕甘宁边法币同时流通,到深圳特区人民币港币同时流通,半个世纪一条线索,贯穿着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实践。本文通过比较两个时期的经验,进一步发掘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如果真的有“中国经济学”,“中国崛起的秘密”,陈云经济思想应为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由于年龄原因,陈云同志直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限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而且多数意见是从规范角度谈的,如粮食,出口,外资,宏观调控等,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一帆风顺的北京下,新崛起的青年改革者们曾对陈云的“鸟笼经济”颇有微词,认为保守过时。直至1987年发生抢购并进行三年严格的治理整顿,直至今日党中央狠抓粮食不放松,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都可以看出陈云同志一贯强调中国国情,“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长远意义。

另一方面,陈云经济思想也不限于保持稳定,作为稳健的改革开放领导者,他一直配合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兼顾发展与稳定,把发展,改革和开放作为一个整体,从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推动“渐进式改革”。

80年代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利用香港,建设深圳经济特区,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通过两币流通方式解决汇率和外汇管制问题,在中外改革史上堪称一绝。

1979年陈云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文选第三卷》,244页)】

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商品交换,也适用于货币兑换。

改革初期最大难题,是如何将计划经济形成的“压低价格,高估汇率”,与国际市场接轨。按照美国给“转轨国家”开的药方,是一步放开价格,利率与汇率,放弃外汇管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然后强制紧缩货币。结果是经济滑坡,西方资本趁机进入,低价收购优质资产。前苏联是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改革货币”,将卢布贬值10000倍,才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则不同,至今未完全放弃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以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在深圳经济特区“默认”外汇自由市场,人民币以市场价格自由兑换港币,允许港币到特区和珠江三角洲流通。

这个办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1985年以后,中国工业增长率超过15%,“老四大件”(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向“新四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升级,军转民向进口生产线升级,外汇需求激增。碰巧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广交会出口订单很多,但超额出口部分成本上升,仅依靠人民币贬值,财政补贴和外汇额度留成,无法解决出口亏损。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姚依林,说要听听青年人的意见,列席国务院会议的黄江南后来亲口告诉我,当时他建议:允许外贸公司在完成计划内出口任务以后,多余外汇不再结汇,可自行到深圳特区和香港出售。于是经济特区的外汇自由市场自动形成。进口商可直接购买外汇以保障进口,只不过要按自由市场价格,多付一倍人民币,他们进口的都是国内外价格差极大,并且减免关税的汽车彩电钢材,仍有暴利可得。

香港居民和公司,国际出口商,有巨额人民币需求,以前要用外汇去中国银行购买,现直接在自由市场购买,还可多得1倍人民币。

法律问题在于:人民币的国家外汇牌价是1港币等于0.35人民币,不可更改;实际适用的自由市场价格1港币等于0.7人民币,无法标出。于是在深圳所有商店里,所有商品都用人民币和港币两种标价,比例都是1港币等于0.7人民币,而不是0.35人民币。

港币既然能够在深圳自由流通,自然扩大到珠江三角洲,最高时占有流通量50%,与人民币高估程度相平衡,这就是两种货币同时流通。这种办法,同时保证了稳定与效率,是中国开放初期最成功经验之一。

陈云在1992年指出要面对新问题,利用特区探索中国改革的经验: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悼念李先念同志1992.7.21.《陈云文选第三卷》,378页)】

追溯历史,我们吃惊地发现,深圳特区两币流通的成功,竟然得益于陕甘宁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经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震撼世界的10天”,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有20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搞计划经济就比苏联灵活,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借助香港,成功地把价格体系与汇率与国际接轨。

1940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边区一切外援。共产党提出自力更生,1941年1月发行边币,禁止法币流通,意味着革命政权能通过货币投放动员边区物质支持抗战,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

但边区始终不能完全驱逐法币,某些时期法币在边区的货币流通量里占50%以上,在边沿地区有明显优势。其原因是边区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输入大量商品才能满足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全部所需布匹、棉花、文具、农具、烟、糖、西药甚至吃饭用的碗和缝衣用的针线均需输入,用目前时髦说法就是“刚性需求”。能输出的大宗产品只有食盐。

边区贸易逆差不可避免,作为弥补贸易逆差的手段,发行的边币却出不了边区。1941年边区输入边币663.7万元,输出214.6万元,逆差449万元。商人用法币从国统区购买商品到边区销售,得到边币后到边区银行兑换法币,得不到满足。因此边区政府只能允许进口商直接收取法币。

陕甘宁边区31个县市有24个县市与国统区犬牙交错,40%人民生活与国统区经济紧密联系,许多边界地区没有集市,90%出口要到国统区交易,法币是唯一交换媒介。陈云同志首先认识到:边区实力较弱,经济对国统区有依赖性,在货币流通上表现为法币直接进入边区,难以用行政手段禁止(见陈云1944---1945年一系列讲话,《陈云年鉴》第一卷)。

但正式承认法币流通也不行。首先影响边币稳定。法币“腿长”可在全国流通,边币“腿短”出不了边区。法币升值边币贬值,某些沿边地区拒用边币,边币流通范围缩小。如公开允许法币流通,边币过分收缩,可能垮台。

其次,加速物价上涨。法币短缺,黑市难以消除,法币在边区的购买力高于在国统区的购买力。许多商人不带货物,只带法币到边区买货,边区物资外流,物价飞涨。

第三,影响生产发展。商店利用边法币同时流通,边法币差价和边区物价波动,从事货币和商品倒卖获高额利润。1941年延安公私营商店年平均利润率104-110%,相比之下公营工厂为33.6%,最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18%。工业资金向商业转移,许多机关生产部门和有余钱的农民,不愿投资而去作买卖。

第四,财政困难不得不发行货币。1937--1940年,发行光华代价券430万元,1941年增发2300万元,1942年增发9107万元。边币受法币排挤缩小流通范围,货币发行、物价、财政支出轮番上涨。1943年发行指数11.7倍,物价指数18.5倍,财政支出16.3倍。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情况与严重困难,1944年元旦以后陈云参与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3月5日正式任西北财办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5年9月15日赴东北,主持陕甘宁边区经济领导工作一年零六个月又四天。据陈答才统计,陈云同志出席西北局常委会26次,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专业会议(财政银行),各种座谈会12次,主持西北财办会议26次,并召开多次临时会议,解决实际问题。

陈云同志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平息物价上涨。1943年延安的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240倍,仅1943年1年之内即上涨19倍,主要进口产品上涨20-40倍。通货膨胀比国统区还要严重,如同年西安物价只上涨3-4倍。

1943年1月4日、30日,陈云同志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座谈会,确定经济工作方针是:扩大税收,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整顿贸易。

2月21日听取贺龙同志的边区财经报告,要开源节流,提高效率;贸易全面管理,增加生产减少乃至不进口必需品;严禁法币流通,设法在交易中驱逐法币。

经边区军民艰苦努力,1944年上半年边区贸易出超50多万,物价稳定下来。10种主要物品的价格在延安上涨29%,在绥德、关中、富县、定边跌30-16%。反而比国统区低。作为国统区的洛川、蒲城物价上涨50%,榆林涨1倍多。边区的布匹棉花1941年百分之百需要进口,至1947年50%的布匹,60%的棉花可以自给。

二.发行流通券,以“准货币”形式进行货币改革

1943年边币对法币的黑市价从1:4跌到1:10(法币为1)。

1944年5月10日陈云提出:“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1:1,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要想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发行新票子在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也有弊端。因此,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1,而与边币1: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场金融。”

5月23日贺龙、陈云签发决定:发行商业流通券,名义是贸易公司发行,实际由边区银行发行,流通券每元折换边币20元,逐步收回边币;今后边区贸易往来、债权债务清理,一律以流通券为本位币。

1年以后,1945年5月1日,陈云贺龙签署发布《西北财经办事处通知》:现流通货币绝大部分是商业流通券,一小部分边币破烂不堪在加速收回。两种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名为边币本位,实际使用多为流通券,有诸多不便。故决定:

【1. 自6月1日起,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责成银行尽快收回边币。未收回的边币照1流通券:20边币比例通用。
2. 财政供给部门和公营企业,改用流通券为记账本
位币。
3. 各公营工商业交易挂牌、定价、契约、单据,口
头讲价,改用流通券为本位。
4. 一切税收及预决算均改用流通券计算。
5. 各货币交换所取消边币牌价,改用流通券挂牌。
6. 依靠财政税收机关及公营企业执行本通知的榜样作用来影响商人,使他们感到不改不便利,不应以政府命令强制执行。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84-385页,414页)】

这实际是一次重大货币改革。

在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各国政府都发行高价值新币,取代已丧失信誉的旧币,虽可平息通货膨胀,但会引起经济大幅度紧缩,这是典型的“休克疗法”,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法宝”,他们自己不搞,却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普遍推销。

令人钦佩的是,陈云同志1944-1945年陕甘宁边区领导的货币改革,采取了“双轨制,渐进式”的方法。

首先,流通券不是货币,而是“准货币”,发行者不是边区政府,而是边区贸易公司。

其次,流通券的职能逐步扩大,先在政府财政和公营企业用作计价和结算,1年以后才正式取代边币的价值标准职能,成为边区本位币。

再次,至于边币本身,及其流通手段储藏手段职能,一直没用行政命令全部取消。流通券与边币共存,以固定汇率兑换,同时流通,使私人商人感到使用边币不便,自愿接受流通券。

总之,在货币改革中采取“准货币”形式过渡,而不是一次性地用新币取代旧币,即控制了通货膨胀,又避免了货币过渡紧缩造成的经济下降,这是陈云同志的一大创造。

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第三方面的重大贡献,是深刻认识货币流通规律,正确处理边法币同时流通的问题,不仅是决策贡献,也有理论创造。

边区在1942年设立货币交换所,使用固定汇率,

边币与法币公开挂牌交易。延安地区1943年1月1法币兑换边币的牌价为1:2.1。但到同年12月,黑市为价为1:9,正式牌价成为“死牌价”。银行所存法币很快被兑出,居民手中法币不愿卖给银行,而去套购法币投机。

1944年初西北局的政策是禁止法币流通,但法币黑市价不断上涨,与边币比价一度高至1:13-14元。2月中旬,延安和各分区大量供应法币,使黑市比价维持在1:10-12元。

陈云同志从经济规律出发,认为法币流通难以禁止。

他于8月20日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就陕甘宁边区内关于金融的历史争论作结论性发言:

【“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这不能称为法币观点。我们与法币的斗争手段要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过去有人提出与法币斗争主要凭命令”,“货币兑换所可以不要资本”,这不对,还是经济决定政治。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只能稳定在币值上,如果稳定在物价上,必然拉动边币牌价,使公家的法币被搞光,这是不聪明的。边区主导物价的是布匹,而布匹价格主要受外边影响。影响边区内部物价因素,一是金融是否波动,二是供求是否失调。只要准备足够的法币,布、小米、棉花的供求协调,物价就无问题。货币发行有三种:第一种是无准备的,消极的发行,这是危险的无前途的;第二种是1941年和1942年经历过的发行,发些边币搭起小公的架子,这是应该的,其目的是避免将来多发,去年上半年的发行也属于这一种,但因为没有法币准备金而显得很危险;第三种是今年边区高干会到现在的发行,因为有十足的法币准备金,金融比较稳定,伸缩有余地。”】

8月21日陈云同志继续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听取曹菊如关于法币的意见。陈云指出:

【“法币黑市大小,关键看边币的状况,边币涨价,法币横流;边币跌价,法币暗流;边币稳定,边币与法币同流,法币不会横流。法币黑市不可免,一般不会离牌价很远,不要怕黑市。”(《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92-393页)】

可以看出,陈云对于两币流通的规律已有深入的理解。

1943年11月22—24日陈云同志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在发言、插话和讲话中指出,弱小的边币不可能脱离法币流通规律而独立,政府干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去年边区物价超过了允许上涨的幅度,原因是金融波动,法币不足。在今天,存物资多而存法币少有危险,因为有物资不等于有法币。法币币值在上涨和平稳甚至平缓下跌时,边币都谈不上什么单独规律性,只有在法币币值猛跌时,边币独立性才会增加,这叫‘七分服从,三分独立’。”
“我们处于入超状态,所以特别需要法币。6月份以来,边法币一直保持8.5:1,原因是我们手中有法币。金融稳定的基本问题是法币问题,要把法币当作稳定金融的手段,这不叫法币观点。边币必须跟法币走,“七分服从,三分独立”,只能在法币猛跌时才可以“闹独立性”,“打”它一下。银行准备金第一是法币,第二是物资(如布、棉以及抛出可以回笼边币的东西),第三是金银。准备物资和金银是为了在法币垮台时用于脱离法币,避免吃亏。金融暂时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只能稳定在比价上。如果外边物价涨,硬要边区物价稳定,实际是拿公家的钱贴给私人,反会把公家搞垮。不维持法币币值,实际是打击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在法币币值平缓下降时,边币还是以不提牌价为好,否则得不偿失。今年上半年由于边币币值提得过猛,到处不要法币,都存边币,使得工商业停顿,所以,法币平稳时,边币牌价也要以稳定为主。对法币黑市要分析,因缺少法币而发生的黑市可怕,因交通不便或为计算方便而发生的暂时零星黑市不可怕。如法币少了,办法是紧缩财政开支,努力推销出口,停止兑换法币。边币发行数量要和物价作比较,看购买力达到什么程度。在边区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粮食,而是布匹,因为边区需要粮食供应的只有五万人,而需要布的则是大多数群众。明年要确定以生产为本的方针,多种棉花。”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98页)】

陈云同志没有严厉禁止法币流通,而是把它控制在周边地区。边区政府据物价变动及贸易情况随时调整边币牌价,使牌价接近黑市价。而发展生产,扩大出口,则是稳定物价和货币的根本措施。为此,发展起一套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陈云同志在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一系列谈话和决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陈云指示“有关部门对金融形势要一天一汇报”,“要建立先审核后支付的制度”,并亲自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及时把握经济形势,处理宏观调控问题。(《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83、402页)

1945年3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陈云指出:英、美和蒋介石都要维持一下中国金融,法币币值总的趋势是下跌的,但一时还不会垮。我们要利用法币币值可能平稳一下的时机收进法币,这是不吃亏的。

1944年4月27日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指出:为防止囤集法币,扰乱金融,延安市要召集公营商店和商会开会,约法三章,不准做黑市,不准包庇他人做黑市,不准囤积法币、挤兑边币。

1945年2月4日指出:国民党如紧缩银根,对我们有利。我们手里有法币,可借机囤货囤金。过去我们怕法币贬值,急于丢掉法,结果没占大便宜。今后应经常准备五万万元法币,以便在外边物价跌、银根紧时放掉法币,收购商品。我们在财政税收上无问题,银行准备五万万元法币也无问题,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资。

3月12日指出:国民党的货币政策是想与美元相联系,我们要跟上这一政策,还要注意以物易物。估计今年9月份以后,金价会比物价涨得快,所以我们存些金子有好处。

4月8日指出:许多迹象表明,大后方金融难以稳定,物价会继续上涨,国民党对此没有远见。

7月16日指出,公家只有掌握一年的余粮,才能使根据地巩固;每两年里有一年余粮才可渡过荒年。要囤足法币,黄金布匹等也可顶外汇。基本原则是,贸易主动,金融稳当,保持旺销,见机收金,略提布价。

8月20日指出:盐的旺销季节将到,但与往年比,销盐会减少,盐业要准备缩小。收复地区因筹码不定,法币牌价被迫提高,但估计两个月后法币将再跌。因此,这两个月内边区各口岸可收金子。

8月22日致电各分行:现在不能用边币、法币购物,在金价跌至一定程度时要收购黄金。要随时注意法币的去路,用压低金价的办法节省法币。

8月27日决定:取消盐的统销,主动贬低边币以提高发行准备金率,回笼券币以缓和物价跌势。

9月10日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指出:目前全国金融变化很大。抗战胜利后,大后方沦陷区人民急于返回家乡,纷纷向银行钱庄提款。银行钱庄为了获取高利贷或囤积金子已把钱用了,为维持信用,不得不一方面向借户追索,一方面忍痛抛货。囤积居奇的人看到外货会来,也跟着抛货,于是物价大跌,信用破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民党官方不愿让法币过分涨上去,想维持金融,稳住物价。但时局变化,人心浮动,他们无法办到。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1944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报告说:“研究和解决金融问题应从延安出发,向自己的经验学习。过去很多研究员、专家从重庆、伦敦出发,从《资本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所以提出的办法往往与实际不合。”

1945年7月16日陈云同志主持的,给各根据地《关于收复城市中财 经工作的通知》指出:

【“由于缺乏管理大城市经济的经验,又由于新收复城市处于日军破坏及战时状态,我们将遇到无数困难,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采取群众路线。我们决不可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必须承认自己是外行。要学习每一财经部门的历史、现状及管理方法,必须用一切力量争取可能争取的原有财经人员。没有他们来参加工作,我们将会遇到更多困难。”(《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401页,422页)
(《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6年4月版)】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才有这样成功的创造。

陕甘宁边区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为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特区的港币与人民币同时流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在理论上也有突破。

马克思《资本论》描述了商品偶然价值形态,到扩大价值形态,货币形态的历史过程。而深圳的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是反过来以商品扩大价值形态表示货币形态,表示人民币的国际价值形态。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价格机制对于市场经济调控的决定作用。但作为货币价格的利率与汇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于是,市场变化会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表现,政府也可以直接调节货币流通数量,来调控市场。所谓“量化宽松”,就是政府直接调控货币发行数量,“QE”就是如此。历史上两币同时流通,是在本国或者本地区汇率高估又不能马上贬值到位的情况下,局部放开外币数量,默认外币进入本国或本地区流通的灵活措施。

我在课堂上说“陈云是中国的凯恩斯”,学生不理解,教师有反感,他们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体系为“主流”,言必称模型的,这些模型成本使用成本极高,许多时候只能证明常识性结论,或者什么也证明不了。何况中国缺乏历史数据,滥用模型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和教学一大弊端。

妨碍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世界的,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未十分强大,其次是因为中国人朴素的表达方式,密切结合实际,对策性强的特点。

西方近代经济学体系,是在其物理实验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严格的逻辑和假设前提,有内生变量,外生变量,要建模,计算,验证,数百年来发展得极为充分。以西方经济学为标准,中国经济学就是“不成理论体系,只有经济思想”,商鞅变法,桑弘羊《盐铁论》,到近代许多经济学家,都被贬低,这是西方理论霸权和话语权的表现。

陈云同志在解放区,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三大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崛起的理论贡献,绝不亚于凯恩斯对西方的贡献。随着中国经验纳入世界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陈云这样主导中国经济数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经济思想对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史,必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不能继续被压制在“政策、思想与案例”层面。中国经济学,包括其表达方式,都应成为国际经济理论体系和历史经验的一部分。陈云经济思想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参考文献:

1. 《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出版

2. 《陈云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二版

3.   陈答才《陈云与西北财经办事处》《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4月

4. 杨荣申,杨帆:《论陕甘宁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1987年(五)《历史研究》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二级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昆仑策网,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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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杨帆:从两币流通看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