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的两个特点

现在各个不同学科哲学工作者的哲学视野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具客观性和包容性。但开展哲学对话不容易,因为哲学有不同类型。就主要之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实践型哲学,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伦理型哲学,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是追求至善之学;西方哲学则是思辨智慧型哲学。类型不同,它们有各自的范畴和思维模式,以及不同的哲学兴奋点和生长点。如果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中西马哲学工作者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认可的一些最基本的哲学共识,对话就很难展开。

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的两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发展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果。这个过程,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伟大成果诞生的过程。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边缘化。第二个特点,是在中国哲学领域,中西马从相互排斥到相互对话、相互吸收、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不同的哲学派别,学会了以哲学态度对待哲学,避免哲学过度政治化。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展中西马对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哲学为养料,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繁荣哲学各个学科。

第一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到主流的过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产生的过程。20世纪初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少数先进分子,他们处于受压制地位,人数不多,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也很少,可以说是苦斗时期。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要坐牢和杀头的。后来,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特别是到延安以后,人们有了公开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利,延安专门成立了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但从全国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当时解放区是边区,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国民党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地位到主流地位的转变,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而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哲学由边缘到主流转变的关键。但是执政地位只能从政治上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其在思想理论领域能否处于主流地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是不够的。理论的真正主流地位有赖于理论自身的真理性及其理论魅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政权对立,国统区和根据地分治时期。这一时期处于主流地位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民党统治区为追求中国解放、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所欢迎。这一点只要看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发行和传播就知道了。第二阶段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兴旺发达时期。全国干部群众都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地位,维持了将近二十多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哲学家的启蒙教育时期,成绩是巨大的。现在仍然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很多是这个时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以批评教科书体系缺点为依据对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笔抹杀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潜伏着某种危机,那就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教条化倾向和全国学哲学浪潮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政治和思想领域处于绝对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离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教学真正人脑、人心,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不可能动摇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仍有不小的距离。第三阶段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和原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出现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应该说,时代问题和哲学领域提出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谋求发展、巩固其主流地位的好机会。这个时期思想活跃,但在面对时代问题,包括中国现实问题以及理论问题的挑战时,有的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哲学自身的学术化,往往对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处于失语状态。这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地位来说,是一种危险。

最近三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出现两种新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支,涌现不少年轻有为的哲学家。我上哲学研究班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深度广度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学、政治学、文化学、文本学等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研究也有新深度新广度。新领域、新人才的出现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如颇为流行的所谓实践哲学、讲坛哲学、论坛哲学的分离和矛盾的问题。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国家意识形态,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讲坛哲学是指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论坛哲学是指学术杂志上的哲学文章或各种哲学论坛。这三种哲学本应该相互关联。实践哲学的伟大成果应该进教室、进课堂、进头脑,成为课堂哲学的必要内容。这本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优势,但由于我们研究不深,照本宣科,往往效果不佳。而论坛哲学比较自由,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其中不少有启发的思想,可以吸收,以活泼教学内容和启迪学生思想。这三种哲学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地位的巩固是有利的。但如果这三者处于矛盾和脱离状态,论坛新论不断甚至怪论不少,不断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已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进行质疑,与讲坛教学内容相矛盾甚至相对立,学生就容易无所适从,无法分辨,容易陷于思想混乱,这种情况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堂教学。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工作是完全一致的,理论家不是单纯学者,理论工作是革命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延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既是论文又是讲稿,更是指导思想,三者完全一致。艾思奇、胡绳,或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演讲及其著作都是如此。新中国建国后前二十七年也不存在这种分离,杂志上不可能发表质疑甚至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课堂上也不存在三者分离,这或者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上的“舆论一律”。这种现象并不值得赞扬,它可能窒息哲学思想生机。三者并立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象,是思想理论研究自由度扩大的结果,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有争论比没有争论好,理论上有不同意见比舆论一律好,这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避免僵化和教条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区分地吸取论坛哲学成果,有分析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而不是单纯求奇、求新、求异见。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教师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和鉴别力。如何在这三者之间取得协调并相互促进,是我们当前哲学教学面对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视教科书的编写,这表明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问题已经得到重视。但仅仅有教科书还不够,关键还在于教师自身的理论水平。有了教科书,如何用好教科书不致变为照本宣科,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边缘成为主流,但其主流地位不可能是不可改变的,消解或解构主流意识的言论或观点时有所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存在由主流再度边缘化的可能性。这种边缘化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如苏联解体,当权者自动解散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政权的丧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丧失;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对时代问题和理论问题处于失语状态,而任西方思潮占领理论阵地。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慢慢就会失去主流地位而被边缘化。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同样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边缘化,其后果是严重的。苏联解体的教训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是危险的。百年来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边缘到主流,我们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由主流被边缘化。

第二个特点是中西马的关系由对立、排斥到交流、对话。中西马对话折射出社会变化和哲学视野的变化。在旧中国不可能存在中西马对话,新中国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本不合法,更无所谓对话。中国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熟悉,也无从对话。当时不仅不存在对话,而且存在对立和排斥。中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有过几次大论战,包括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反对全盘西化和本土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等。如果说论战也是对话的一种方式,这种相互排斥的论战对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对话方式。建国后前三十年也不存在对话,当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包括中国哲学的学者和西方哲学的学者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没有多少发言权。包括冯友兰、贺麟等一批哲学家的遭遇都是如此。受到哲学领域中“左”的路线的影响,虽然也倡导双百方针,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可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一家独鸣。这种状态极不正常,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西马对话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平等对话、交流、相互吸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条件。

现在各个不同学科哲学工作者的哲学视野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具客观性和包容性。但开展哲学对话不容易,因为哲学有不同类型。就主要之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实践型哲学,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伦理型哲学,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是追求至善之学;西方哲学则是思辨智慧型哲学。类型不同,它们有各自的范畴和思维模式,以及不同的哲学兴奋点和生长点。如果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中西马哲学工作者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认可的一些最基本的哲学共识,对话就很难展开。

中国的哲学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哲学界应是全世界最大的哲学界,能发表哲学文章的杂志是全世界最多的,哲学系、哲学课堂和听哲学课的学生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每年提供的社会科学基金也越来越多。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哲学发展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潜力的。

我们要重视百年的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中西马不能对立,不能重蹈“左”的错误。坚持中西马的对话交流和相互吸收,这是各学科的互利共赢,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中国化,坚持为解决中国问题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要坚持时代化和现代化;西方哲学研究则要坚持中国人的视角,研究是为丰富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离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教条;离开时代化和现代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复古;离开中国人的研究视角,西方哲学就不是智慧而是单纯哲学史知识。一句话,在中国研究哲学而与中国无关、与时代无关、与现代无关,只有自我哲学欣赏、自我精神满足,这种哲学研究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哲学与时代》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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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先达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的两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