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深切了解中国社会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论工作者,事实表明,这些理论工作者还须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了然于胸。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精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理论家,将我们的政治优势、实践优势真正转化为思想优势、理论优势和人才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

陈学明: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

自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阐发工作面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局面,内部逐步产生分化,形成了3种基本的解释路向:(1)由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开创的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2)由列宁开创的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3)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在西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率先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为新时期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实施改良。第三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产生,都是基于对第二国际路向的反驳,坚决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但两者的理论侧重点不同:前者坚持经济的根本决定作用,注重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危机中得出革命的必然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强调主体方面因素如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等的历史作用,并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社会批判的理论依据[1]。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特别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原先的三大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尽管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等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的分歧,但在哲学观点上却出现了合流的倾向,即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面对波澜壮阔地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与之相抗衡的不是来自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下半叶,无论是从整个世界范围内看,还是就西方世界而言,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多样化的趋势首先表现在这三种解释路向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其次见之于即使在这三种解释路向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派别。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引领马克思主义走出低谷、走向复兴的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2]。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价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开拓了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天地,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在场”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巨大的动力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可能未曾想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相继推出,一些大思想家纷纷“走近”和“走进”马克思。进入21世纪时,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就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进行民意测验时,马克思名列前茅。

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缓,反而呈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随着2007年以后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被进一步引向了深入。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历史节点。这次持久不衰的危机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理论的研究,金融危机使《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成为热门读物。着眼于信贷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何以幸存这一根本性问题,围绕资本主义对抗性本质新的表现形式,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的求索,构成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题。与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相呼应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随着一些国家从选择新自由主义转而选择社会主义,随着它们所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的人类,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被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所熟识与认可。造成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的原因有很多,但没有证据足以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这正被前苏联和东欧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随之在前苏联和东欧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前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苏”,与西方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一起,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在苏联东德剧变时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打败了,哪有这回事?

(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新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许多不同于以前的新的特点。

1.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与当代左翼激进思潮相合流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激起了左翼思潮的进一步复兴。在西方,由左翼组织并参与的游行、罢工及社会抗议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反自由主义及反全球化运动也十分活跃,新社会运动及全球社会论坛呈现新态势。在美国,就有一个全球左翼联盟,其主旨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左翼联盟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活动,吸引来自全球的千余名左翼思想者参加。这一经久不衰的激进左翼活动,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的实践基础。引导这些左翼活动的当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多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人士,但这些左翼活动无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复兴,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女权理论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空间理论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复兴等[3]。西方左翼理论界出现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新动向,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呈复兴之势,也为左翼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2.后现代思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有支配地位

后现代主义目前在西方世界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受其影响。当传统的知识、理性、科学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权威受到人们怀疑时,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革命主体思想等开始了重新审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化”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许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过程中,有的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在“1968年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后现代主义”烙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路,主要是一种后现代思路。简单地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批判逻辑。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卫·哈维等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引向“空间批判”的倾向,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化的做法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大凡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比较深的研究者,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目前西方世界处于“此长彼消”的局面,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

3.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换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出版之后,此概念近10年被广泛接受与流行。当今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喜欢在自己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前加上“后”这一限制词。人们一般都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理论旨趣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本身的批判维度,可实际上放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批判的理论逻辑[4]。具体地说,它有三条线索: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过早期的跨学科规划、中期的工具理性批判,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时,这条逻辑思路已经达到了当时理论的极限,同时也将自身的缺陷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为向“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换提供了空间;二是从葛兰西经过阿尔都塞到拉克劳与墨菲,形成了一条以霸权的话语链接为主题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策略理论,这是一条具有政治哲学意蕴的“后马克思主义”思路;三是从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出发,以电子媒介的讨论为中介,形成了以文化研究为直接对象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这在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合当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迅速,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致力于结合这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在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应用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和误用现象,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增强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被认为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四条汉子”。他们相同的理论背景就是在致力于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铁笼,重新将“共产主义观念”祭上神坛,既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又吸收整合人文科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他们对拉康派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福柯的生命权力学说的吸收,融合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应用方面,以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对康托尔的集合理论的应用,齐泽克结合量子物理学的相关研究最为突出[5]。由于他们的理论上承马克思主义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传统,下接当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5.注重在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研究其各个组成部分

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把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变成了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尽管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地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者一直对此置若罔闻。苏联东德剧变后,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到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分割成各个学科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教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们致力于打破学科的界限,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其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强调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研究的特征,2007年信贷危机以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对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研究,仅仅从某一学科出发加以探讨,是无法把握其实质。而唯有对现实作多学科的、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透过表象理解事物的本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西方最有吸引力的思想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最近,他们中许多人一改这种单纯进行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的做法,而是把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行有机结合。

6.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多样性发展的现实

苏联东德剧变前的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就是一部争吵和斗争史,研究者往往为了说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惜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动干戈。不要说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三股思潮的“三足鼎立”,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倾向与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两刃相割”,就足于说明问题。苏联东德剧变后,特别是在近10年,往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常见的那种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现象少见甚至不见了,而代之于推己及人、相辅而行的局面。当然,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间,甚至在同一派别的各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存在着分歧,但研究者不会围绕着这些分歧明火执仗地争斗。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大多接受马克思主义多样性发展的现实。2008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主题就是“多种马克思主义”。会议要弘扬的一个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异质的和多面相的理论和政治传统”。雅克·比岱编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指南》也蕴含着对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当代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定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可以共存的。

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观点的影响及评价

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观点的影响,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

自从始于2007年的美国信贷危机以及随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一种明显的“回到马克思”的趋势。这是由危机所直接产生的理论效应,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不断被宣布为“过时”的马克思总是在历史的危机时刻重新出现。只要直面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要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的反思,总是无可选择地回溯到马克思的理论地平线上[6]。

1.论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

随着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重申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旗帜。论证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性的著作与论文不断地被推出,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就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伊格尔顿以酣畅清新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说理,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还有着现实性,当今世界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论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说服力和震撼力来自于他并没有采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叙事方式,而是直面人们对马克思的种种疑虑,一个一个地破解这些疑虑。他所反驳的责难马克思的10个观点我们耳熟能详,但他所做出的驳斥则刻肌刻骨、其味无穷。霍布斯鲍姆为《共产党宣言》2012年版所写的“导言”以及所推出的《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主题,也是说明当今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打动今天的读者,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特征和影响的杰出论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马克思就深刻地把握住了它的历史性质,洞见到它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者被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或者与无产阶级同归于尽。更令人关注的是,他在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时就已经洞见到了资本主义在未来150年内的发展。今天的读者不难发现,《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正是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更在于透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把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确立为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2.总结“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左翼反抗活动的马克思主义意义

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落幕,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对它的反思仍在继续。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他地区发生的群众运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回归,或者代表着一种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激进民主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觉醒。阿兰·巴迪欧出版《历史的再生:暴乱和起义的时代》一书,提出最近爆发的一系列反抗运动,不仅标志着起义时代的到来,而且标志着群众运动回到历史的舞台上。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历史的再生”。历史在这里不是一连串可预测的时间序列的巨大断裂,而是人类解放可能性的重新开启。齐泽克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不满,虽然以前也有许多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往往是从伦理上反对资本主义,没有上升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否定。此次事件正如巴迪欧所说:20世纪已经过去了。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瑞恰德·沃尔夫推出《民主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医治》一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和各种反资本主义运动面前,一个改变世界新的历史视窗已经打开,即以工人对他们的生产场所直接控制为基础的另一种民主,该著作所提出的“经济民主”的思想受到许多著名学者所关注。著名的《社会主义纪实》杂志出专刊从“战略”上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做出反思。该杂志的相关文章指出,20世纪的主导战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和列宁主义的“先锋队”道路,但这两种战略都无法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工具。而当前的这种群众运动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最显著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把资本主义问题提到政治议程上。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我们是90%”,表明阶级的语言已经进入到中心的舞台。

3.阅读《资本论》与复兴政治经济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与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世界,普遍出现了“阅读《资本论》活动”。德国的“马克—秋季学校”的主题就是阅读《资本论》,从《资本论》的第一卷读到第三卷,再结合阅读《资本论》的各种手稿。201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资本论>:为民请命》,该书不仅成为畅销书,而且它的出版也成了一个新闻事件。该书的作者莱因哈特·马克思模拟与马克思对话:观察今天全球经济的发展,似乎你是对的;在看到资本家总是在这个过程是获利,在口袋里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就这一点来说,你也是对的。一些著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纷纷加入了研究和重新解释《资本论》的行列。如美国的詹姆逊推出了力作《重现资本:<资本论>第一卷解读;法国的艾蒂安·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两次发现”》一文的主题也是重新解释《资本论》;意大利的奈格里推出《从对抗到共同性:重新发现马克思》一文来说明在资本主义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重读《资本论》是必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左翼人士之所以对《资本论》产生如此深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试图用《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对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做出诊断和批判。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卫·哈维的《资本之谜及资本主义危机》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在于流动性,资本不是物,而是不断流动的动态过程,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对这一个过程,没有其他的什么理论可以提供充分的合理解释。与阅读《资本论》热兴起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经济危机不仅唤醒了人们对《资本论》的普遍兴趣,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齐泽克明确提出,今天最需要的不是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注重的文化批判,而是全面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4.思考社会正义问题

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通过对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研究,进一步开始思考: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思考社会正义问题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早年致力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命题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柯亨在后期发生巨大的转变,他开始对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力图发掘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伦理观念,即平等、正义观念。他在《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的平等正义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从根本上地说,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解决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就是不可能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岱则力图通过把罗尔斯的契约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阐述社会正义问题。他一方面为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辩护,认为人们之间由于社会和自然的偶然性而产生的社会差别是必然的,契约中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必然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不仅要接受罗尔斯的在经济上补偿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的原则,而且要赋予他们以更多的权力,以平等的权力来补偿他们在经济上的劣势。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德国的霍耐特从黑格尔的伦理学中发掘出“承认”的问题,并把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转移到人在社会中是否得到承认的问题。在他看来,人和人之间互动关系会发生为了承认而展开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个人就是要获得自信、自重和自尊。社会的平等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中确立起来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致力于在“生产领域”之外来寻找社会变革的落脚点,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诉诸“道德工程”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

5.提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这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回到马克思”、“复兴马克思”,而是致力于“推进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重新塑造马克思的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的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的轮廓,是这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推进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称谓的马克思主义。原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但更加流行,而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甚至还出现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魔幻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新的术语。“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由美国的罗伯特·布瑞纳、加拿大的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等人提出,他们强调社会主体和阶级冲突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反对非历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而应当首先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魔幻马克思主义”是梅里摩尔德为针对所谓“资本主义的魔法”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政治和想象》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是单调沉闷和受控制的,但是人们总是可以发明“反抗的宝典”,用即兴的、想象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来加以反抗,而建立在这些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魔幻马克思主义”,“魔幻马克思主义”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有趣和自由。显然,在所提出的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最具影响的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集中推出的一个概念。美国的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提出“现代性已死”,即“现代文明”行将结束的今天,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后现代”阶段,形成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智慧与环境思想融合在一起就会形成“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强调整体、联系与有机统一。他们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所独有的思想资源,所以“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上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比较不利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这其中肯定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所起的作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于方方面面,值得好好地总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表明,尽管最近3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声势虽然没有如以前那样“极天极地”、“浩浩荡荡”,但它却从内涵上得到了提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不是表现在“量”的扩展上,而是体现于“质”的提高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的复兴,而是在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不能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研究都是正确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所有理论观点都是正面的,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往往珍品与糟粕交织在一起。而且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充满着矛盾与冲突。我们应当对其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吸取精华;我们不但应当从正面,而且还应善于从反面、侧面获取一切有益的东西。

(二)对于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的确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他们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对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探寻与揭示,对“历史已经终结”幻象的破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就是对资本主义展开新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赌场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传媒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不同名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变化,深化了资本主义研究和批判。

1.对新自由主义穷追猛打

把信贷危机、金融危机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蔓延近30年的灾难后果,对新自由主义穷追猛打。自从新自由主义形成之日起,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就对它进行了广泛批判,但是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2007年美国信贷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批判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金融危机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蔓延近30年的灾难后果。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如法国的安德烈阿尼和吉拉德·杜梅妮尔,德国的哈贝马斯和弗里兹·豪格,英国麦克莱伦和卡利尼科斯,美国的大卫·哈维、贝拉米·福斯特、爱德华·沃勒斯坦、大卫·科茨,以及加拿大的莫里·斯密等都参与了讨论。至今为止,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发表。许多国际知名的左翼论坛如“世界社会论坛”、“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大会”等通过主题或专题会议,国际知名杂志如美国的《每月评论》、英国的《新左派评论》等通过专栏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讨论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和应对策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普遍认为,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它的特征是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释放资本积累的盲目冲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然而,新自由主义却依赖经济危机来强化它自身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要诊断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当代危机就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拉德˙杜梅尼尔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中提出三个判断:当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它由资本家、管理者和大众阶级构成;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可以称为“金融霸权”阶段;美国和欧洲这种社会秩序正陷入危机。由沃伦斯坦等人撰写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做了多角度的探讨,他们把当今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视为“结构性危机”,认为过去500年资本主义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的作用保持着动态平衡,而未来的三、四十年中,这两个周期都将结束。

2.强调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逻辑

把对经济危机的批判与对生态危机的揭示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逻辑。与许多人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和唯生产力论者相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从资本生产导致生态危机甚至人类毁灭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展开资本主义批判,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视角抓住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认为以利润为根本定向的资本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而不是将生态问题变成一种道德主义的批判。他们坚决反对纯粹依赖技术手段和诉诸道德观念的变革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强调必须通过限制和超越资本逻辑,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实现生态文明,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对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密切不可分,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都是“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因素。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作为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活跃着一批知名的学者,诸如福斯特、莱易斯、阿格尔、奥康纳、佩珀等等,他们还有专门的学术杂志作为理论宣传阵地,而且通过会议、教学、著述、政策咨询等各种方式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每年各种相关学术会议也十分繁多。以2013年为例,美国左翼论坛的主题就是“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瑞典斯德哥尔摩“马克思2013”会议讨论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生态与资本主义》杂志围绕着环境危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3.从一般的对消费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消费社会政治控制功能的揭示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富裕社会之后开始的,它突破了从资本生产环节批判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将发达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批判纳入了资本批判理论之中。这一批判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态危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主题和领域,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主题。在消费主义时代,被生产和诱导出来的欲望和需求决定了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颠覆了生产决定消费的逻辑,体现出不同于传统生产主义时代的特征。膨胀的欲望和需求不再是客观需要,而是资本为了自我增值制造出来的资本生产环节,它们加剧了生态危机,导致了能源短缺,资源枯竭,同时也消解了传统社会的理想、崇高、节俭、利他等等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为典型的代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后来,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对消费异化的批判,而是把对消费异化的一般议论上升到对消费政治的分析。对消费的社会政治控制功能的分析,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已发生了视角的转换,这一路径的典型变化集中体现在鲍德里亚对消费所做的政治分析中。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是消费主导的社会,但是消费实际上不是作为经济流通环节的消费,其衍生意义大于它的字面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衍生含义,一种社会政治含义。消费实际上是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政治控制和整合机制。消费服从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基本矛盾的政治需要。

4.开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资本化”的批判

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物化”与商品拜物教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当代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认为,当历史进入21世纪,“物化”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愈演愈烈,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上,而且还扩展到了其他方方面面。他们认为,“空间生产”是当代“物化”最典型的表现,于是,“空间的资本化”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开始了对空间生产的研究,而最近10年,这一研究逐渐在他们的现代性批判中占了主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对“空间资本化”的批判,其中以大卫·哈维和爱德华·苏贾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从空间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物化”的当代内涵,力图回答为什么马克思所说的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至今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一路凯歌,并以其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几乎成为全球争相效仿与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淡化甚至是克服矛盾的手段,“空间的资本化”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他们认为,在传统意义上,空间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场所,但在当今世界空间具有商品特征并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空间已经由生产、生活的场所转变为商品本身,“空间内的物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转向了空间自身的生产。他们还提出,在当代社会,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空间本身不仅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也是各种主导性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反映。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不必通过传统的战争、殖民等方式拓展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空间生产就可以完成。

5.把批判扩展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本身

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正逐渐从批判其经济制度扩大到批判其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现代解放仅仅只是政治解放,即人们只是获得了抽象的、形式的自由民主权利。经典作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揭示资本统治中的剥削和压迫,揭示了现代政治解放的局限性。20世纪末苏联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以来,美国以军事的、非军事的方式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加上本世纪初连续不断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以福山等为代表开展强烈地批判、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终结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和理论流派。比如以科恩为代表提出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以伍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问题的探讨,在国际理论界都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破除“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幻象,致力于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和逻辑通道,来说明资本主义不仅其经济制度而且其政治制度本身的对抗性本质及其历史暂时性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甚至因此出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这些研究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政治实践违背自由民主的承诺,比如以暴力和军事的方式在全球推行民主,民主选举变成了游戏政治和金钱政治等等;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的背离。他们力图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尽管作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相对于以往的剥削社会具有进步意义,但时至今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政治体制只是富人的专利品,它实质只是一种为少数人服务,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6.展开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

“帝国”和“新帝国主义”是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关注的焦点,他们大多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进入了“新帝国主义”阶段,甚至把全球化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他们把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代表,具有深远影响,一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2011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举办了“列宁时代与我们时代帝国主义的讨论会”,探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帝国主义的新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国际统治形式进行新帝国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和艾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以及左翼理论家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围绕着这些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6年,英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围绕着这三部著作展开了争论,美国的《重思马克思主义》2006也以“帝国主义和民主的梦想”为题讨论了相关问题。他们认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着许多不同的特征。哈维从“权力的领土逻辑”,对“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最终服从来解释新帝国主义的“新”意。顺着哈维的这一思路,罗伯特·布伦纳提出,传统帝国主义在保护国家和民族资本利益时是垄断的、排他性的,这自然导致战争。相反,美国的霸权和美国资本的增值是通过实施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来实现的,而这些战略中的绝大多数也能够实现其经济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利益。伍德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来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创新之处。查默斯·约翰逊、阿明等人也注意到了新帝国主义“新”的一面,如军事基地替代了原来的殖民地,跨国公司替代了原来的特许公司(如原来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更多的集体行动(如以北约、反恐联盟的名义),更高的道德高调(如捍卫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反恐、反对专制和独裁、促进自由和民主等)。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强调,“新帝国主义”一直是在矛盾和危机中得到发展,只是近年来各种矛盾和危机越发尖锐。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围绕着资本主义对抗性本质的新表现形式,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的求索,展开了种种研究,他们期待种种“新社会运动”,期待“公共领域”的发展,期待以“激进民主”的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这些理论: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纠正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另一方面在与右翼的自由主义思潮等抗衡中,也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良性发展。他们与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将一统天下的福山这样的资产阶级政要与右翼知识分子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福山等后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能不说与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持之以恒的批判有一定关系。他们对身处其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有深切的体会,并且能够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阐释,坚持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也是难能可贵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是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走歪路和走邪路的有效方式之一。我们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起码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当今资本主义并没有经过自我调节成了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当今西方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能够医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当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值得我们照搬照抄的一种政治体制;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弊端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何以能够幸存”的思考结合在一起,2014年11月上旬在伦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

(三)对于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不断涌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群众运动,要求把寻找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形式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度冷寂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重新又回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的理论领域。

1.竭力说明“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别无选择”,其意思是当今的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在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竭力论证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即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就是为了让人们摆脱资本主义而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中大多数人明确地把这“另一条道路”理解为社会主义道路。2009年在在巴西贝伦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参加者有10万人之多,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下,论坛的主题就是“建设一个别样的世界”。在批判、反思、危机、抵抗等等口号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世界主义/反资本主义”、“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等等成了各种国际论坛的主题。卡利尼科斯明确地说,他的宗旨就是要“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实际可行的”。他所说的“另一个世界”就是指目前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施韦卡特提出,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追随者对抗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是:拿出你的替代物来!基于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批判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确实是存在,只有向人们揭示出这种替代物,才能真正说服人们去改变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因为当今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从而左派还是应当对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以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确定批判,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乔姆茨基提出新自由主义关于“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的论调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实际上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新帝国”的出现不仅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而且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抵抗它的力量,从而也造就了替代物。尽管他们没有把种“替代物”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对“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内”“建立一个替代物”,对“穿越和超越帝国”、“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都深信不疑。《每月评论》2011年第5期发表了“另一个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的文章《民主的欺诈:普遍主义的另一种选择》,从政治上思考了另一个世界是否可能的问题。齐泽克认为,我们不能从反对美式资本主义走向否定普遍价值的特殊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不能采取特殊主义的立场,而是要通过普遍主义的彻底化和现实化来超越西方虚假的普遍主义,他所说的要加以“彻底化”、“现实化”的普遍主义就是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复兴共产主义观念

共产主义的复兴是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理论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们从共产主义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并且强调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代表性人物哲学家齐泽克,在《现实作为悲剧,然后是作为喜剧》(2009)中明确提出了“告别社会主义先生,欢迎共产主义先生”的口号。意大利著名学者吉亚尼·瓦蒂莫2011年出版了《解释学共产主义》一书,此书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复兴的另一标志,而这一思潮最早可追溯到奈格里1990年的著作《告别社会主义先生》。有关复兴共产主义的会议也连续召开,比如2009年3月在伦敦召开了“论共产主义的观念”会议,201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共产主义大会,主题是“论共产主义的潜在可能性”。2013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希腊症状:债务、危机和左翼危机”讨论会,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结合当前形势,对“共产主义”理念及其激进政治策略再次进行了讨论。齐泽克、巴迪欧、哈特、内格里、朗西埃、南希等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共产主义观念及其复兴的现实意义。齐泽克的《活在末世》、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波斯蒂尔的《共产主义的实际性》、格瑞伊斯的《共产主义附录》、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等著作,都对共产主义做出了新的阐释。在“论共产主义的观念”会上,从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的发言来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内在意义阐述有三种思路:巴迪欧从超越的事件哲学出发,把共产主义观念理解为永恒的假设;哈特和内格里等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全球化和非物质劳动的内在趋势;朗西埃从文化和美学角度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文化和艺术的共同创造和共同分享本性的体现。共产主义旗帜今天已成为激进左派的标志,虽然这些思想家都承认,当下的讨论只是某种理论的操练,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方案。由巴迪欧、齐泽克等人领导的新世纪的“共产主义热”之所以出现,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式的“现实社会主义”不能代表共产主义;二是为了与自由民主派立场相区别,激进左派需要自己的政治标签,而共产主义概念由于其内涵的复杂性受到了欢迎。

3.生态视角的引入成为思考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动力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日益突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越来越把研究的重点引向如何通过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来走出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生态危机影响的揭示,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本质特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福斯特、阿格尔、奥康纳、佩珀等是主要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生态危机的解决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切合时代的论证和辩护,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生态革命:与星球重归于好》、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都是这方面重要的著作。在福斯特看来,对自然的非私人占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节,以及生产时为了满足共同体的需要是马克思生态学的核心思想,生态问题的解决与实现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以前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强调除此之外,也应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中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奥康纳就提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实际上,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4.深入探讨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是超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取向。这一思潮认为,应该将市场和计划都看成手段,与社会制度区分开来,主张以市场调节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0世纪80年代之前,市场社会主义主要是反思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经济调节。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德剧变之后,市场社会主义针对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讨论的重心是如何通过市场的方式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主要的代表性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市场与公有制经济结合,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合作经济等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进入21世纪以后,市场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罗默对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两点修正,即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和改造人的平等偏好比设计制度更重要;二是斯韦卡特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规避路径;三是扬克构建了一个新模型来验证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潜在表现,论证了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资本收入的依据;四是安德烈阿尼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指出了社会主义复兴面临的四大障碍,提出社会主义未来纲领的核心是经济民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进一步复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外因,即发生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从而动摇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另一个是内因,即设计出全理的制度模式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他们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值得期待。但他们也不时地承认,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性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理论分歧和实际困难,其中,在肯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要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制度安排,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5.打破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

最近10余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时地出现“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不是一种政策主张,而是一种理解社会主义的观点,近年来在思想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主张打破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重新阐释乌托邦和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总体理想,是超越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必比可少的理论地平线,而不是一种必然实现的实体性的社会形态。这一思潮通过激活乌托邦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也反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社会主义变成了反思资本主义必须赖以立足的意识形态想象。大卫哈维的《希望空间》(2000)、华伦斯坦《乌托邦学》(2000)、雅克比《不完美的图像》(2005)、杜克斯《乌托邦之后的明天》(2007)、布恩伊《乌托邦和自然幻想》(2007)及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和其他科学幻想的欲望》(2007)等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乌托邦概念和阐释模式,突出了乌托邦思想对批判资本主义和构想未来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在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乌托邦,是代表美好未来和梦想的“希望科学”。“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本来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布洛赫等人阐述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思想又得以复兴,这与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精神困境密切相关。值得指出的是,与左翼思想界对乌托邦问题的关注相伴随的是左翼思想界又出现了一定的“宗教复兴热”。哈贝马斯、齐泽克、巴迪欧、伊格尔顿、奈格里、阿·甘本等的立场或视野各不相同,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立场,有社会批判传统,也有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但都强调宗教的政治及道德伦理内容,强调包括宗教在内的乌托邦内涵的现实意义。

6.“拉美社会主义”异军突起

“拉美社会主义”或“21世纪社会主义”,或者说“新社会主义”是本世纪初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热点。本世纪初,拉美一些左翼政党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通过民主选择获得了政权,2006年出现了拉美左转的现象,拉美社会主义研究出现了复兴繁荣趋势。近年拉美学界不断召开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论坛,其中自巴西连续举办多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古巴举办的“马克思著作与21世纪的挑战”等等,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拉美社会主义”一方面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另一方面反思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带来的灾难,突出拉美社会主义是人民参与和分享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般来说,拉美社会主义具有本土化和与解放神学相结合两个特征,主要理论的阐释者有智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内克和墨西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迪特里希。哈内克在《拉美社会主义》一文中从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特征,他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把人作为核心,遵守人道和互助原则,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标,而不是以盈利为目标;二是反对消费至上,目标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幸福地生活”;三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四是尊重自然,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五是在分散化和参与性的规划中,更理性地使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六是将人的发展作为生产性投资。与其他社会主义理论阐释不同,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学院化的理论阐释,更多的是一种依托政权实施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因此有广泛影响。当然,拉美社会主义实践依托的是选举政治,容易受到政权更迭和领导人本身去留的影响。查韦斯逝世之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正在遭遇曲折和困难。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些新展望、新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探讨,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加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有人总结说,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第三次高潮,第三次高潮的出现也是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理论的推出,破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是分不开的。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但他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思,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和未来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实践经验的支持,不少只是观念的演绎,只是激进的批判理论,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合理成分,丰富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三、利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议

(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现出来的不是单纯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现象,而毋庸置疑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宏观发展进程中的微观有机因子。所以,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扩大理论视野,特别是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指导地位,包括要保持在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学科学术的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但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指导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原苏联的不少观念和做法显然是有弊端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独立探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苏联状况的不满,他们的后续理论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的这些成果纳入我们的理论视野[7]。我们相信,依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全面清理以及对这一理论话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之关系的深入考察,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取一种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使我们能够在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语境中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与其理论形态的认识。

(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我们应当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将两者加以交换、比较和反复,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做出深入的比较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提取的精华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通观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尽管他们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然而我们感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明确坚定的理论立场,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掌握的全面性上,也是对国外研究者保有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滋生“唯我独马”的心态。我们需要延续和发扬我们的优势,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加以比较研究。进一步说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当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道,组成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洪流,我们一定要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研究对象,实际上己经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内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做出价值评判时,我们应当善于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用来作为一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么只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荡与互动,要么只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契合与形变,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孤立文化现象和单一输入过程。也就是说,只是在一种“内在”视域内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而一种“外在”考察视域显然被有意无意回避了。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评判缺少国际化的标准,而没有这样一种标准,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标准,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可以争取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

(四)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

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当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与完善的过程,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空前艰巨的复兴事业,这种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尤其需要理论资源。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反思,为中国道路整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思想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是在加入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条件下进行发展,中国道路面临国内外复杂的矛盾与挑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为应对各种具体问题提供理论借鉴。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许多创新性阐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当代历史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新的适合当今时代的重新表述,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一点十分迫切。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许多方面没有进展,落后于实践的水平。

(五)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

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还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功还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中,从而为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我们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纳入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生存环境还并不是十分有利,还处于受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排斥、打压的状态。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功,当然还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中,但也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起作用。并且,为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为了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环境,我们需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主动“出场”,这就要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呼应、配合,共同研判,应对时代问题的核心症结即资本主义,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将是长期的,在媒介和载体上也需要超越曾经的国际组织和论坛的形式。

(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以记录“正统”或“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史为理由划出一条主线,轻视甚至排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成果,在学理上是缺少根据的。我们必须改变“唯我独马”的傲慢态度,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把其中一些对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出贡献的流派和人物,纳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之中,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加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理观点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播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推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分离的,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撇开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排斥或者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都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缺环”,都会破坏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完整性。

(七)培养与造就通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深切了解中国社会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论工作者,事实表明,这些理论工作者还须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了然于胸。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精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理论家,将我们的政治优势、实践优势真正转化为思想优势、理论优势和人才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学明.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陈学明.苏东剧变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44-51.

[3]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级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申小翠.不妨把“学生的问题”当“教材”——“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教学体会[J].思想理论教育,2010(13):64-67.

[7]陈学明.中国正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察网(www.cwzg.cn)摘自《西南林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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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学明||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