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 | 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发展和调整结构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弊病,不宜照搬。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结构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标本兼治地纠正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要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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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强 | 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发展和调整结构

发展是物质运动的形式。社会发展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等多个层面。本文论述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具有内在联系。人们常说调整好经济结构,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下简称西方经济学)对此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这是由两者在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决定的。本文拟论证,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如果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指导调结构,因其原理和方法存在种种弊病,尤其是其维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恰恰是导致宏观经济发生严重失衡的根源,所以它不可能解决中国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①]难以实现调结构促发展的宏观有效治理。只有坚定不移地应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和经济结构观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一、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观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含义

西方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微观经济学认为,单个厂商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这种前提下增加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促进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规模收益的递增,这就是微观经济企业的增长或发展。宏观经济学认为,全社会单个厂商投入市场商品的卖价收入(即要素成本加利润)的总和就是全社会的总收入,[②]而“经济增长最普通的定义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③]“由于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一国国家可以由于其经济增长而拥有更多的物品”,[④] 这种宏观经济增长的逐年进行,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的,西方微观经济学认为,厂商的生产目的是私人经济利益即利润的最大化。而宏观经济学则贯穿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盘算“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则在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自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⑤] 实际是把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的加总。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但是这些国家维护的仍是“总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即资本家私人利益的加总,并未改变这些这些国家广大劳动人民被统治、被剥削的经济地位。

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西方经济学把它解释为市场竞争机制的外部压力和厂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因,则被归结为外部市场的扩大、资本投入的增长、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相应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则更多地涉及调整经济结构。

(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结构概念

这有众多说法。通常在企业层面,把投入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的组合比例视为企业经济结构,并用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描述企业规模效益由低到高的级别分类。

在流通关系层面,有的研究从交易对象的角度来描述由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即劳动市场、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构成的市场结构,并用不同的标准划分各种市场的内部结构。有的研究从厂商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中受限制的程度,把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等不同类型。

在宏观层面,经济结构又有多种划分。有的研究依据历史上产生的顺序,把产业区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用它们之间的比重来说明经济发展高低不同特征的经济结构;有的研究用上述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类别之间的比例,来阐述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结构。有的研究则用国民收入中对工资(体现就业量)、资本品、政府财政开销和出口商品的支出,作为购买全社会最终产品的宏观经济的总需求,把这些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视为总需求的结构;同时,用出售全社会最终产品形成国民收入而得到的,用于工资的收入、资本品收入、政府的财税收入和用于外贸进口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把这些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视为总供给的结构。也有的研究用城市和乡村人口比例,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农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程度,描述经济结构及其发展程度。就宏观经济调控而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调结构,通常主要指调节总供给或总需求的结构,使两者实现平衡。

(三)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上的新含义

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学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纳入研究范围,形成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⑥] 并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使用初级技术、从仅能维持有限人均收入水平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的、高技术和高收入的社会转变的过程”[⑦] 。而随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在增长和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西方学者认为,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是存在差别的,[⑧]从而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已把经济发展纳入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概念之中。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受联合国环境与开发署的委托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首次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可持续包含着“能支撑的”、“可承受的”含义)做了重要说明,把它解释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解释在最概括的意义上,得到国际上广泛接受和认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世界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于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始逐步应用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实践之中。[⑨]

二、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

应当说,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是在演进的,把可持续发展纳入经济发展,这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庸俗性)、虚伪性(欺骗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等弊病,[⑩]是不宜照搬的。不宜把它与唯物史观指导的经济发展观相提并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的科学特征:

(一)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经济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11]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构成,宏观经济发展应理解为这两者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只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宏观经济发展是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三个基本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起反作用;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起反作用。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力存在于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之中。唯物史观研究并把握宏观经济发展,注重从企业到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例如《资本论》第1卷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时,就既分析从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机器生产这些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变化,又分析与之相应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之间从协作一般、工场手工业分工到工厂中机器体系的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发展过程,还分析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剥削形式的变化;并且分析了当时的《工厂法》这种法律形式的上层基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西方经济学则不懂得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经济发展。它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经济发展既定的前提,根本不研究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尤其是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变化和作用。

(二)在生产力发展中注重生产工具的历史性要素的变化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资本论》研究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生产工具,并注重从社会的观点来认识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人的影响。但是在商品、货币、资本和土地拜物教观念支配下的西方经济学,认识不到生产工具的这种影响作用是不断发展的。例如,他们弄不清工具和机器的本质区别,弄不清工厂内的机器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12] 马克思指出,“数学家和力学家把工具称为简单的机器,把机器称为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对于他们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甚至把最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13] 这就是说,马克思贯彻唯物史观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注重生产工具在发展中的历史性要素,即对人或社会的发展起作用的物质要素的变化。马克思揭示出,机器与手工工具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机器来说,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14] 机器产生的这种变化,使劳动者有了摆脱使用手工工具对人手的束缚及旧式劳动分工,从而为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即资本家强制下的使用),却使雇佣工人成为机器的单方面“附件”,被迫奴隶般服从旧式分工,导致人的畸形、片面发展,不得不实际从属于资本。

今天,用生产工具发展包含的历史要素的变化这种观点,来看待现代自动化智能机器,可以认识到,它不仅替代了人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脑的主观因素,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品的有效性和规范化。由此建立的生产劳动分工,可以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更大的拓展,从而更有利于缩短人的劳动时间,更有利于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却只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增加私人利润的目的出发,来,利用新发明创造,使用先进生产工具。这导致本来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生产工具,反而成为加深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阻碍工人的健康发展。

(三)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存在客观规律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5],这极为精当地表述出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这里,“经济的社会形态”,指的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自然史过程”,指的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存在像自然界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初看起来,人与人的关系由人的主观意志支配,其发展怎么会有客观规律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客观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必然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列宁深刻地指出的,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6] 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角度看,历经原始公有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已产生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从人的社会性的实现角度看,历经“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形态)、“物的依赖性”(商品经济形态),并将过渡到“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形态)。[17]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科学的。而西方经济学却认为私有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永恒合理的经济形态,这其实是孤立、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发展观。

(四)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彻底扬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上的拜物教观念,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中的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资本论》揭示出,人类社会每一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发展的,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关系。只有生产资料所有者才是生产关系的统治者,才能掌握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轮”;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就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18];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从而生产关系 “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它是形成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着的基础”。[19] 因此,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应当弄清谁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轮”,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的反作用。

《资本论》用历史辩证法分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的,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相统一的历史矛盾运动。例如,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时指出,“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20] 既看到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它作为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始终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一面,当这种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时,资本主义的灭亡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关注的是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关系,看到的是诸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种生产技术构成的发展,以及表现为生产成本的价格变动和生产结果的利润等经济表象的变化。它始终没有摆脱拜物教观念,始终轻视或撇开生产关系来研究经济发展,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永恒合理的生产关系,视为既定的前提而不再关注;同时肤浅的思想方法也导致它只关注表面的经济现象,不能深入到经济的本质。

(五)充分认识经济的社会形态存在多层面动态发展的社会关系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生产关系具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的社会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历史形式。马克思通过阐述流通领域的商品价值形式的演进,揭示出商品一般等价物到货币的形成,从金属货币到铸币又进而产生出纸币,从国别货币到世界货币的发展史,从而揭示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劳动交换关系不断扩大的规律;通过阐述英国关于工作日的工厂法的演变史,揭示出资本家阶级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以绝对剩余价值形式剥削工人阶级,使工人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向“实际上隶属”,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趋向巩固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通过阐述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的演进,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变化,以及工资形式从计时工资形式向计件工资转化,揭示出随着资本家阶级以相对剩余价值方式剥削工人阶级,使资本主义剥削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通过阐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从有机构成相对稳定到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所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并逐步加剧,揭示出资本剥削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科学地阐明“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21],揭示出资本家阶级用超经济手段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并加速进行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通过阐述资本经营形态从产业资本逐步分化出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资本从工业领域进入商业、金融领域,再到农业领域的过程,以及领域中资本家的产生历史,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剥削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发展史,包括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和地主,以及他们作为剥削阶级整体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性阶级关系的发展趋势。

受剥削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制约,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未弄清如此丰富的各经济层面的经济形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从未厘清各经济层面相互联系的发展史,对客观存在的对抗性阶级关系则千方百计加以掩盖。

(六)从再生产角度认识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运行机制

唯物史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再生产过程。从宏观看,社会一天都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天不能停止生产,因而社会生产必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资本论》在揭示单个产业资本(企业资本)再生产循环机制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运动机制,其中包含商品生产社会一般普遍存在的宏观经济运动机制。马克思从两大基本前提出发,一是社会再生产必然存在生产资料生产(Ⅰ)和消费资料生产(Ⅱ)这两大基本使用价值生产的不同部类;二是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商品都必然存在包含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这种产品价值构成。马克思深刻揭示出,社会总产品必然要经过Ⅰ(v+m)=Ⅱc、Ⅰc=Ⅰc、Ⅱ(v+m)=Ⅱ(v+m)这三大基本交换途径。[22]全社会无数企业(商品生产者)的再生产只有遵循这种交换途径的要求,在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才能遵循货币流回规律,发挥中介作用,使企业再生产出的商品既能实现价值补偿,又能实现实物补偿,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这揭示出宏观经济内部各部门之间生产要素配置的分配结构、内部联系,从而揭示出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实现机制。马克思不仅揭示出企业和社会都存在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以及在扩大再生产中都存在外延性扩大和内含性扩大的形式,而且揭示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赋予社会再生产的历史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必然具有追求私人利益无限扩大和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历史特征。

而西方经济学则由于不懂劳动二重性;不懂社会再生产必须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而不是从价值产品∑(v+m)出发;不懂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区别和联系;不懂物质的社会再生产同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一系列马克思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不可能弄清经济发展的真正前提条件、内在联系、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特征。

(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规律

《资本论》不但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生产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的固有矛盾,必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必然包含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人们“以衣食等形式从土地取走并消费掉的土地的各种肥力和化学成分”,是必须补偿土地的。[23] 他把土地中“各种肥力和化学成分”的取走和补偿,称之为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或“物质循环”,并指出这是“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24],即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可见,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的形式,却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即这个概念的科学内涵。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与经济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产生的私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是必须消灭的。因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25] 马克思把土地的社会化合理经营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指出了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彻底消灭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

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尽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概念,但是,与《资本论》的有关论述相比,这个概念的形式虽然精辟,可是内涵却缺乏深刻性。用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方法看,西方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阐释,并未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出人与土地(自然)之间存在物质变换的深层规律,也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

(八)确认人类的经济发展存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趋势

《资本论》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大视野揭示出,人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也必然促进自身的发展。社会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经济发展与人自身发展具有内在联系。马克思把物质生产领域,看作人们为维持生存而不得不耗费一定时间进行生产,得以消费产品的“必然王国”,而人们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各类活动,如学习文化知识、享受精神生活和提高自身能力等,则被视为“自由王国”。他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6] 而人类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人类社会最后的经济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极大地提高物质生产力,才能实现工作日的普遍缩短。

而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或“自利经济人”为前提,把人谋私利视为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这是与它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天然合理和永恒的经济制度紧密联系的。这显然是及其狭隘,缺乏科学根据的。西方经济学竭力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当代,正遭遇重大的系统性危机,不可能改变必然灭亡的趋势。

用上述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来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观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家中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开明之士,仍然存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严重弊病。

三、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结构

(一)唯物史观揭示出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宏观经济结构

弄清上述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是要用以指导人们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宏观经济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这不但要求我们在经济实践中,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27] 而且应当调整好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构成的经济结构,并促进上层建筑对这种经济结构的适应,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科学发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28]《资本论》综合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形态的基本结构,其中包含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宏观经济结构。这给我们认识和调节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特殊性的宏观结构(以下简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认真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宏观经济结构,包括五个基本经济层面,即:(1)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层面;(2)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层面;(3)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层面,主要是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层面;(5)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层面(即总“货币资本形态”∑G¢、总“商品资本形态”∑W¢和总“生产资本形态”∑P这三种基本形态比例结构)。[29] 这五个基本经济层面都处在运动过程中;相互之间、各层面内部的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不同层面相互联系的运动综合形成了宏观经济系统的辩证运动。

因此,要解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调整的,就不能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经济层面,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各层面相互之间和每个层面内部的辩证关系,抓住对整个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层面,标本兼治地进行综合性调整。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

唯物史观指引的政治经济学揭示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其他各层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看,前者的社会性质决定后者的运动状态。在商品生产社会,商品流通层面也就是市场中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市场是宏观经济形态的表层,“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30] 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决定着生产者的再生产投入和产品供给量及其结构,也决定了社会收入中用于购买个人消费品的需求量及其结构,由此而决定了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状态,换句话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市场流通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中,市场是商品流通一般(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等价交换)和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流通环节(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两者统一的表现;而私人资本运动的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运动的流通环节是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或资本剥削关系的实现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层面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性质。这种市场以私人资本供给商品为主,市场主体主要是资本家阶级,这种市场起着为私人资本服务的主要作用。

(2)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与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层面的关系看,前者对后者的状态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或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拥有产品生产、收入分配和市场供给或需求的决策权、支配权,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各部门的投入产出,从而社会再生产的产业结构关系或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分配的比例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剥削关系必然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这就决定了消费资料生产形成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高档奢侈品生产部门和普通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并要求生产资料生产与此相对应,由此势必形成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产业结构。

(3)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这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看,前者也决定了后者的状态。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会迫使土地所有者限制生产经营者对土地的投资,因而必然对使用土地的生产造成限制,并导致租用土地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只考虑眼前利益,榨取土地肥力,这必然会限制和阻碍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从而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4)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与社会总资本三种基本形态的结构层面的关系来看,前者同样决定着后者的结构关系状态。在商品生产社会,社会总资本一般在运动中的“货币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和“生产资本形态”,分别体现在工业资本一般、商业资本一般和银行资本一般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出面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也无法改变私人资本家为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行相互竞争、私人垄断和生产的自发性。这就势必导致工业内部、商业内部和工商业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地区分布的比例关系,背离价值规律所要求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规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银行信用制度,虽然能起节约社会流通费用,调剂私人资本之间的余缺、加速社会总资本运动等作用,但是它既然为私人资本追逐私利服务,就必然会在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助长私人资本家之间的投机竞争和赌博欺诈,导致社会总资本三种基本形态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助长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

新中国近70年的经济建设实践经验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宏观经济具有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结构,即存在上述五个经济层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1] 这正确反映出当代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存在以下根本的区别。

(1)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考察。只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主体市场主体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市场供给就会以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生产的商品为主,这种市场就会起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主要作用,就会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决定社会收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能促进社会收入趋向共同富裕,因而有条件避免商品流通一般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32],向资本主义市场那样,转化成“现实的危机”[33]。

(2)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的关系考察。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以国有经济形式出现,具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生产目的的整体性。这决定了国家可以真正建立体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和长远利益的宏观经济调节中心,使国有经济通过实施宏观经济发展计划,成为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只要能够维护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能起主导作用的结构性比重,重视引导城乡集体经济自觉配合这种主导作用,处理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克服计划调节可能产生的主观性和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处理好生产与消费、产业中的“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要关系,就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平衡,调节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发展。

(3)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的关系考察。只要在城市坚持土地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在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并逐步向土地国有制过渡,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就能最终使处于市场环境中的土地得到有计划地节约使用,使国民经济运行建立在合理农业的坚实基础之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使宏观经济沿着可持续发展轨道健康运行。

(4)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层面的关系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坚决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国民经济运行就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克服私有制经济基础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自发的无序状态。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就有可能自觉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有计划地按比例调节工商业资本的结构关系,并把银行信用制度掌握到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手中,使之成为向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生产方式过渡的经济形式;从而使社会总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形成适应社会生产力稳定发展要求的结构关系,在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外汇收支这几大方面,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从而使经济循环和发展行进在持续稳定的轨道上。[34]

由此可见,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经济结构的变化,将决定宏观经济运动和发展状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该层面的变化动态,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结构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起决定性作用。调结构尤其要充分认识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任何一个基本经济层面出现不良问题,除了从该经济层面本身寻求问题的原因外,还需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寻求发生问题的深层原因。

四、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调结构思想

谈到对宏观经济调结构,我们不能不认真审视近些年来对中国经济界颇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调结构思想,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配置资源有效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节论、科尔内的宏观调控ⅡB模式和西方供给学派的“供给侧调节论”等。只要我们对照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和宏观经济结构观,就不难看出这些思想的严重弊病。

(一)批判以拜物教观念来看待宏观经济形态的结构关系

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生产过程是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本质是包括物化劳动(体现在不变资本c中)和活劳动(体现在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中)的社会劳动;在商品生产社会,各产业部门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在货币流回规律的中介作用下,按一定比例关系进行分配和组合,这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而西方经济学的调结构思想,则用“资源”这种与自然物质紧密联系、带有拜物教观念的概念,来模糊或掩盖生产要素的社会劳动本质;用资源“配置”这种只讲抽象行为动作,不讲行为主体是谁,不讲行为目的是什么的含糊动词,掩盖社会总劳动只有形成一定比例结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

(二)不能只从商品流通一般关系来认识宏观经济运动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认为,“竞争市场定价方式”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惟一方式,把它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35] 他们是直接从市场流通层面看“资源配置”的。

凯恩斯分析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体现在其追随者为其绘制的全社会企业与公众(居民)之间的收入、支出的基本流程图上,[36] 而这种流程完全撇开了生产资料企业内部的交换关系,更看不到物质生产领域内部的产业结构,这明显反映出凯恩斯只从商品流通一般(W—G—W)层面来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的肤浅性。

科尔内为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宏观调控ⅡB模式,主张形成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来克服旧体制政府干预企业的弊病;但是,该模式认为国家应当用综合性的经济杠杆,如货币供应总额、银行信贷总额、外汇汇率、存贷款利率等,而让市场直接调节企业的生产。结果导致国家完全放弃对产业结构的计划调节,实际上贯彻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只有市场调节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基本观点。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昙花一现的供给学派,则沿袭萨伊教条,认为“从整体上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37]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萨伊弄不清商品流通存在买、卖分离,包含危机的可能性的谬误。萨伊实质上是用产品直接相互交换的观点,来看待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因此,准确些说,沿袭萨伊教条的美国供给学派,其实比从商品流通一般关系分析宏观经济运动的观点更加落后保守。他们都只从商品流通一般层面来分析宏观经济运动,体现出西方经济学调结构思想的主观片面性。他们把市场供求关系对社会再生产的反作用,当成直接调节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的合理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这就颠倒了社会生产对市场流通起决定作用,而市场流通对社会生产起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在经济表层分析问题的阶级根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使像李嘉图这样有科学思想的古典经济学家,能在一定程度上透过商品流通层面,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发现了工资与利润的矛盾;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问题,也是回避的,因为探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这对资产阶级是“爆炸性问题”。[38] 对于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面对资本主义越来越深化的阶级矛盾,就更加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更加害怕“爆炸”,更不会深入到社会生产领域,去分析涉及生产关系本质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上述西方经济学的调结构思想,似乎很重视市场的作用,但是,仅从商品流通这个层面看,也可看出,他们并不明白在市场定价方式的背后,起作用的实质是马克思揭示的首要经济规律,及其作为商品生产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 “时间的节约,以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物质生产劳动领域“首要的经济规律”[39]。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不能深入到社会生产的里层,也就看不到市场流通中存在着社会性质不同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弄不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弄不清商品流通同社会生产内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明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其实是体现社会分工一般的价值规律与体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综合作用的表现形态,也就分不清商品流通一般的商品价格与资本流通中的“资本商品”(投入资本生产出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两者的区别。由于他们弄不清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内在联系,也就根本弄不清经济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这对基本矛盾。

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向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转化的科学论述。马克思指出,“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等价交换的商品“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但“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是因为,“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40] 这说明,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流通相比,表面上都是“平等交换”关系,但是具有本质上不同的性质,后者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的“不平等”关系,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掩盖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绝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宏观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源

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人类社会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所以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人格化的“自利经济人”,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既定前提,所有没有调节所有制及其结构关系的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了挽救正在走向衰落的资本帝国主义,更加注重从经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制经济最有效率,主张私有化“改制”,这已众所周知。美国供给学派也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维护私有制经济的初衷不言而喻。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投资调节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似乎与私有制经济有些矛盾;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他要维护“总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以维护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为大前提。他主张通过“充分就业”达到提高市场有效需求,解决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但他坦陈,这种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这个交点以“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为前提。[41] 可见,凯恩斯的理论也是以维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最大化为前提的。

科尔内提出宏观调控ⅡB模式,初看起来这个模式并未公开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搞私有化,但是,它宣扬国有经济的“父爱主义”导致公有制经济不讲经济效率,成为“短缺经济”;主张国家对企业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让市场供求关系直接调节企业,以此隔断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联系,这也就暗含实行私有化的目的。直至苏联、东欧改旗易帜的前夕,科尔内才放弃曲笔,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他在当时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这本著作中,公开提出作为“第一条道路”,“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只有通过改革走上“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42]

可见,用上述调结构主张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就势必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把本来应当在宏观经济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以“没有效率”为借口,通过私有化取而代之。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宏观经济发生严重失衡的根源,因此这些主张绝不可能解决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反而会扩大结构矛盾,加剧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

(四)纠正对经济结构的理解的片面性

用唯物史观的经济结构观来分析上述西方经济学调结构思想,不难看出,它们都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分析宏观经济形态;都不懂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基本原理,因而不可能把握社会各生产部门生产出的社会总产品,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相互之间应当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形成相互补偿的一定比例关系和组合。换句话说,它们都缺乏科学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概念。新自由主义的资源市场配置有效轮、科尔内的宏观调控ⅡB模式和美国供给学派的供给侧调节论,都是从是市场交易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源配置的。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以所有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的主观性,缺乏对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途径和客观标准的认识。凯恩斯主义涉及经济结构的分析相对复杂些,但是沿袭了马克思深刻批产过的“斯密教条”,同样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凯恩斯是从工资、利润和利息构成的国民收入出发,分析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原理来分析,这就意味着,他只是分析社会总产品中的总价值产品∑(v+m),[43]而不是从全部社会总产品∑(c+v+m)出发,也就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c)如何补偿这“最重要的问题”;丢掉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体现不变资本的企业之间的Ⅰc=Ⅰc的交换关系。丢掉了社会再生产的不变资本∑c的补偿,又不能从生产领域调节社会各部门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平衡,这样就不可能解决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问题。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滞涨”,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可能调节产业结构的失衡,应用它来调结构等于饮鸩止渴。

上述西方经济学调结构思想的严重弊病及其危害性,都被历史事实所证明。这突出地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用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拉美中等收入偏上国家应用新自由主义对待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上。由于这些国家在调结构中都继续维护私有制经济基础,无法从从物质生产领域遵循价值规律所反映的首要经济规律来调整产业结构,都只从市场流通层面,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来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种基本矛盾导致的市场总供给过剩,所以,它们的宏观调控终究无效,并使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积越深。这说明,如果在中国搬用上述宏观经济思想来提出调结构、促发展主张,势必使中国经济发展跌入混乱的深渊。

五、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44]。当前在经济领域面临的严重挑战,是如何标本兼治地纠正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真正做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45]。这要求我们真心实意地用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指导调结构,努力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一)遵循唯物史观,区分经济关系中的两种“决定性作用”

一种是本文第三部分论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起决定性作用;一种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的,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46] 前一种关系发生在宏观经济整体的不同经济层面之间,后一种关系则是发生在作为上层建筑机构的政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流通之间;这两者含义不同,不应当混淆。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防止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过多对企业实施由上而下的行政性干预,束缚企业面向市场需求灵活自主经营,避免造成经济管理体制僵化;是为了防止犯主观性错误,以至抑制或扭曲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相结合,最终使它们的结合不能通过市场流通客观地发生作用。但是,不能忘记,上述决定中,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还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的规定。也就是说,不能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绝对化、扩大化;否则,就无法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划清界限。目前舆论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只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扩大到整个宏观经济形态,而排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47]这种认识误区显然是需要纠正的。

(二)应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中心

如果明白了唯物史观及其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那么,调结构促发展,就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由此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中心,就成为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组织保证。而中心在宏观调控的实践方法上,就有必要坚持下述原则。

一是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调节好所有制结构。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国有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这样才能从经济制度上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8],落到实处。

二是遵循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结构各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调节相关结构。尤其应当重视马克思关于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原理,[49]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流回状况,观察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是否平衡;力求实现国家财政收支、中央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国际收支四大方面的综合平衡,[50]促成国民经济按一定的速度稳定发展。

三是遵循宏观经济每个层面内部的辩证关系,调节以下结构。这包括从深层到表层,调整好可持续发展层面内部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产业结构内部的社会再生产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林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行业等主导和基础产业之间的投资关系,基本建设投资(资本周转周期长的投资)与周期短的大量投资之间的关系,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的关系等;所有制结构内部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总资本结构内部的虚拟货币资本和实体经济职能资本(工商业资本)的比例关系;商品流通内部涉及的商品价格总额、纸币流通速度和发行量的关系等。

四是要遵循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原则,调节对外经济关系。在外贸方面,要把握国际市场动态,依靠科技进步,组织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要对民族产业部门和企业的进出口提出指导性意见。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一旦进入本国,就会进入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民族资本的对外投资,会减少对国内的投资,也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内部比例关系,并且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都会影响外汇储备;这就需要把两者纳入计划调节,实施总量控制。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它们与本国资本虽有合作一面,但是要占领中国市场是其本性,所以外资和民族资本之间存在竞争对立的一面,这就需要对引进外资的类别进行选择,并坚持总量控制。这样才能防止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防止民族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2017.9.30

修改2018.5.8

[①]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参见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参见[英] 约翰·梅纳斯·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次印刷,第29页。

[③] [英]约翰·伊特韦尔、[美]默里·米尔盖特、[美]彼得·纽曼 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64页。

[④]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⑤] 参见[英]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页。

[⑥]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96年第6次印刷,第1页。

[⑦] [美]约翰·威廉森著,马建堂、蔡文国、宴松柏译:《开放世界和世界经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90年,第318页。

[⑧] 例如,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列举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扩大民众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的恶化;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导致本土文化的危机;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参见海上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关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新浪网:海上风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3afc701014brn.html)。

[⑨] 何干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3版)[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291~292页。

[⑩]参见何干强:《应当重视〈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1]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12]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的页下注(89)。

[13]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7页。

[1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15]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引文中,“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是“Die Ökonomis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过去翻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现在这样的翻译符合德文原义。

[1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第8页。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2—106页。

[18]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19] 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页。

[20]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2页。

[2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2页。

[22] 等式中的等号“=”应理解为等式两边商品进行交换,且价值量相等。同时,这种交换还应是两大部类之间或同一部类之间有着一定产品结构的大宗商品之间的交换。从数学上看,Ⅰc=Ⅰc、Ⅱ(v+m)=Ⅱ(v+m)似乎是恒等式,因而没有必要列出;但是,由于Ⅰc、Ⅱ(v+m)都是由无数企业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因此,等式两边商品相互交换,还意味着在社会再生产中,等式两边商品的结构应当达到能相互交换的要求。这就使这些等式具有了经济学的特殊含义。

[23]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1页。

[24]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1页。

[25]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8页。

[2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27]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29] 参见何干强:《所有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7月19日第1版。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31] 这里撇开私有化“改制”导致公有制经济失去主体地位的情况,这是破坏宏观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

[3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33]《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34] 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页。

[35] 参见[英]F·A·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8页、第207~208页。西方经济学把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放在微观经济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实际上属于生产要素在全社会的分配问题,属于宏观经济范畴。

[36]这种流程可用一个矩形图式来表现,参见[美国]N·格里高利·曼昆 著、梁小民 译:《宏观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次印刷,第17页。

[37] 转引自高鸿业、刘凤良主编:《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6页。

[38]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0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40]  本段中的引文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5、673、674、677—678页。

[41] [英] 约翰·梅纳斯·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次印刷,第30页。

[42] 本段括号中的引文由笔者译自俄文版:Янош Корнаи:《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M],Москва,《экономика》,1990,P.2~3([匈]亚诺什·科尔内:《通向自由经济之路》[M],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43] 这从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的收支流程图可以明显看出,这张图上只有企业和居民的收支关系。这类似于马克思的Ⅰ(v+m)+Ⅱ(v+m)=Ⅱ(c+v+m)交换关系,却没有Ⅰc=Ⅰc。参见高鸿业:《译者导读》,[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4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07月28日 01 版。

[4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1版。

[4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47] 详细论证,请参见何干强:《宏观经济调控应当重视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第2期。

[48]新华社报道:《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25日 01 版。

[49] 参见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50] 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3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本文曾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8年第4期;修改后,公开发表在清华大学主办:《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 2卷第1期第115—140页。原标题《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发展和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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