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维度探赜

为捍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及其实践的现实正当性,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影响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是多维度的,如从全球实践结果的灾难性、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性、中国社会实践影响性、理论内在科学性、思潮间差异比较性五个方面进行批判,并涉及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是否契合、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新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想理论谁更科学三个逻辑关系层面。同样,上述的批判也给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诸如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应具有长期性的思维、坚持主动性的态度、注重科学性的方式、秉承导向性的原则等启示价值。

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维度探赜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借助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之机,大肆渗透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以“策应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以所谓“理论探讨”的形式和“世界潮流”的面目展开,但中国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危险性并未放松警惕。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行探索论证以及对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给予诠释总结的同时,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从多维度分析、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如从全球实践结果的灾难性、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性、中国社会实践影响性、理论内在科学性、思潮间差异比较性五个维度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这些维度涉及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即国外和国内实际)是否契合、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新自由主义与其他思想理论谁更科学三个逻辑关系层面。不可否认,这些批判有力回击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捍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及其实践的现实正当性;同样,批判中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亟须认真汲取。

一、全球实践结果的灾难性维度批判

判断理论的科学与否,人们经常使用的是实践标准。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人们这一熟识的思维方式出发,联系外部现实世界中大量经验事实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实践结果的灾难性来评判和证实其非科学性。这些经验事实包括新自由主义对东欧剧变的影响、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蔓延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风险性等。

就新自由主义对东欧剧变的影响方面来看,尽管对新自由主义是否是导致东欧剧变的直接或主要原因的认识存在差异性,但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东欧剧变受其影响是肯定的。梅荣政以苏联“500天计划”和“总统计划”为例,指出在西方政要的要挟下,东欧国家是以承诺全面私有化为前提条件来换取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这充分证明了东欧国家的演变就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策划的道路行进的。有的学者着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强调这与多元化社会意识的共同作用密不可分,其中新自由主义扮演着“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角色;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为苏联剧变扫清了思想障碍,那么新自由主义的推行造成国有资产被贱卖、社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则“从经济领域摧毁大国根基”。

就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恶果方面,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点从如何认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的表现如何以及如何分析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等层面进行揭示。对于第一个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华盛顿共识”并非对西方发展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而是美国利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机,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一整套维护美国经济霸权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方案,“华盛顿共识”的推广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模式”的推广。对于第二个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从总体上或以某一具体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拉美乃至亚非)为例深入揭露了“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的表现情况,“深重灾难”是普遍的共识,这一强调也间接佐证了其不具有普世性。何秉孟就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拉美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是触目惊心的,表现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不断攀升,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对经济调控力下降等;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是彻底失败的,在其实行的十年俄罗斯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中,彻底摧毁了苏联所建立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新自由主义在东南亚等国家的推行,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在埃及的推行,导致埃及经济陷入混乱,两极分化加剧,最终造成人民起义和社会动荡。对于第三个层面,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者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当政者“脱离本国国情,简单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有关,而更多的则强调应从改革的指导思想即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进行探讨,如指出“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灾难性的实践充分暴露了其“既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又没有充分重视市场”的缺陷,“把经济自由放任演绎到了极端,过分热衷于私有化,激进地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过分排斥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

就新自由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辩证的态度,肯定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摆脱“滞胀”危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西方经济的复兴问题,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涨依然困扰着西方国家,同时政府控制经济特别是金融活动的权力也日益削弱,这些已经显示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矛盾。而对于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认为其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如徐崇温指出新自由主义就是引爆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一是推行私有化,加剧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失衡和生产过剩;二是解除对金融的管制。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思考,强调我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要引以为戒,务必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门,审慎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等。

就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风险性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如程恩富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表现为三个“可能加大”: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张雷声强调“华盛顿共识”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本质的实践形式,这种全球化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扩展到世界范围,扩展到整个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的利益获得建筑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损失之上”。同样,在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危害性进行分析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并不代表着对全球化的否定,我们需要的是客观进程的全球化特别是提倡和推进和谐平等的全球社会主义。如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分析入手,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全球“新自由主义化”,它只是客观全球化的“异化”而已。

二、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性维度批判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起到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逐渐渗透,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影响着党的执政安全、国家的安危以及社会的和谐。正是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危险性。以21世纪以来他们的相关言论为考察对象,会发现这种批判集中于分析新自由主义对当前社会意识领域的总体影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主张的挑战以及对特定社会主体的侵蚀等方面。

就新自由主义对当前社会意识领域的总体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渗透逐渐暴露出它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可憎面目,并从四个方面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战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私有化理论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相抵触,个人至上观念对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带来负面冲击,全球治理和经济自由化理论助长了我国的“西化”观念,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散布误导了我国的改革观。有学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软实力”倾销的有力见证,它比“硬权力”的影响更为复杂和深刻。对于如何抵制和应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思考,如有学者提出了务必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等建议。还有学者着重从新媒介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预防和消解网络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影响的思路,如强调打造好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阵地,构筑好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防火墙”,要网上解释好、网下解决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现象等。

就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主张的挑战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学、民主政治理论、价值观乃至发展理论等进行了深刻探讨。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有学者强调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边缘化,中国经济学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式、教育体系上的“西化”现象日趋明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建构所带来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为大肆张扬新自由主义民主观而引发民主理念的混乱,鼓吹个人主义和否定集体主义而造成政治认知的分裂,宣扬私有制、市场化而产生民主精英化倾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主要在于新自由主义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断地被消释。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理论基础上,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有根本性区别,从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价值取向、发展道路、发展手段和发展理想上严重挑战科学发展观。同时也要看到在分析和批判上述具体消极影响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对新自由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合理性可以被借鉴、吸纳,如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社会平等、公正理性以及尊重个人自由等政治理念,就对中国化民主的建构具有价值借鉴作用。

就新自由主义对特定社会主体的侵蚀方面来看,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表面上是两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交锋,而实质是对社会群体的争夺。由于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意识形态如何关乎未来整个社会意识的走向;再加上青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总体还处于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中,因而新自由主义在对我国进行渗透时也加紧了对青年的侵蚀。正是鉴于青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对青年的侵蚀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如于春江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严重消解部分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部分青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改变部分青年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以及扭曲部分青年的公平正义观念等。为此,他提出务必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模式、传播方式和“本土化”改革,以加强青年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还有学者以青年中的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观现状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侵袭下,一些大学生政治认知模糊、政治情感淡化、政治评价降低、政治信仰动摇、政治行为功利化。针对新自由主义对当前大学生的影响具有周期性、长期性、隐蔽性和渗透性等特点,应从积极创新教育引导方式、加强网络教育和监管、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功能、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

三、中国社会实践影响性维度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渗透的影响,除了体现在挑战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局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实践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说前者关乎我们“举什么旗”的问题,那么后者则涉及我们“走什么路”的问题。为此,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总体实践和具体实践领域的影响两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就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总体影响方面,有学者强调新自由主义所谓规范化改革,因其推行彻底的私有制,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充分暴露了它的政治目的就是动摇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规制”中国,它既救不了资本主义,更救不了中国。有学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为分析框架,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因其自身的理论主张(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产生消解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其道路立场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及制度指向即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利益的制度安排,也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造成巨大威胁。另外,还有学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不同阶段的影响,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性作用,如加速了价格双轨机制的瓦解,促使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了企业股份制改革;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打击、压制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阻止了我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过分推崇私有制而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私有化回潮,导致我国自私自利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充斥各行各业以及出现一些公权私有化现象等。

着眼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具体实践领域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已涉及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等各领域。在经济层面,重点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周新城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的问题,而在于搞什么性质的和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别是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则要建立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明显与我国所要建立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背道而驰。丁冰强调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诸如积极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等,严重误导了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一些地方、部门已经造成了恶果。在政治层面,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如姜迎春认为社会上存在的政治体制滞后论、宪政思潮等就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结果。在社会层面,学者们强调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严重削弱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周新城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反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四、理论内在的科学性维度批判

判断一个思想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实践检验固然是根本性标准,但理论内在是否完备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在运用实践标准时“首先必须确定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即确定该理论可用经验事实证实的命题”;另一方面,当某些理论“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验证变得相当困难时,需要从内部的逻辑完备性考察。为了彻底消解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不仅要从外部世界乃至中国的社会实践证明其错误性,也要从理论内在逻辑上证明其非科学性和非真理性。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总体和具体理论方面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非科学性,同时也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即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非真理性进行了揭批。

在对新自由主义总体非科学性的分析方面,主要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价值取向。在对其哲学基础的批判方面,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形式和内容的分离、手段和目的的二元论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等基本预设之上,从而忽视了三个基本事实: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总体性条件、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限和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在对其价值取向的批判中,有学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对自身进行了人文意义上的合理性、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三重价值辩护,而每一个都“漏洞百出”。例如,关于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的辩护,其实是用规则层面的自由权利来遮蔽人们实际拥有经济自由的不平等,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而“反对平等主义”。关于经济自由能够增进效率和整体利益的辩护,存在三个值得推敲的问题:“经济自由”是否曾完全存在过,经济自由是否是增进效率的独立原因,经济自由能否增进整体利益。关于新自由主义“普适性”价值的辩护,用普适性反对特殊性,违背了自身所主张的多元主义和宽容原则,同时推销经济自由更是无视对象的利益诉求和历史条件。还有学者重点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实质,指出把个人主义的自由规定为终极的价值目标,以及把国家、社会、集体看成是与个人自由绝对对立的东西,都是理性主义、集权主义的产物,是生存经验和感觉直观论的反映。

在对新自由主义具体理论非科学性的分析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点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历史理论等。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涉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思想以及“市场失灵”理论等。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有学者认为它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其弊端在于没有认识到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市场制度本身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并且过分强调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有学者强调它本质就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这就决定了它的推行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失灵”理论,有学者指出它内存双重悖论,即理论悖论和实践悖论:其理论的根本立足点是错误的,它没有认识到政府并不依附于市场而存在,也不依附于市场而发挥作用;同样,历史上从来都不存在只有市场活动、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在对新自由主义政治观的批判中,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那种以个人主义认识论和个人本位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以个人权利保障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本质观,因为缺乏系统思维的认识论和价值观为基础,致使其呈现明显的二元分立特征,从而个人与国家、个别与整体等事物的二元属性间存在严重对立和分裂。在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思想上提出“经济人”假设,在政治上坚持自由至上以及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在经济、政治、价值观上的具体展开。这种历史观的荒诞性在于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抽象的人性,这是一种虚构,解释不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非科学性,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刻探讨。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具有西方新自由主义“共相”的同时,也呈现出“异相”的特征,即“在一种国家营造的非政治化的语境下,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将市场关系从经济领域强行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另外,“后全能主义体制的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则进一步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它存在着以自由贬低民主、以经济自由化约个人自由、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谬误。有学者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体探讨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经济上推崇市场经济自由学说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实质上否定了经济学说的政治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在政治上鼓吹“告别革命”和要求“政治多元化”,这实质上是将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刻意放大,也抹杀了民主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在思想上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其实质就是幻想在中国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最终达到资产阶级思想一元化的企图。

五、不同社会思潮间比较性维度批判

比较法是现实中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常见的基本方法,它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事物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从而有助于获得乃至提高认识的科学性。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采用了比较法,例如把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异质的社会思潮进行比较,让人们在鉴别中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的非科学性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样,把新自由主义与其他错误的社会思潮,诸如新左派思潮两个同质(即都是错误的)的社会思潮进行比较,让人们在区别中深刻了解新自由主义的非科学性及其具体原因之所在。在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批判新自由主义。从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来看,涉及自由观、发展观、市场经济理论、全球化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等方面的比较,充分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较于新自由主义具有全面的科学性特质。在发展观的比较上,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参照系,重点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弊端,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有悖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论(即认为社会只是一种供个人实现一己目标的工具)有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论(即将市场完美化、极端化)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双重特性。有的学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回归与创新”“社会主义本质的时代反映”,而这更是新自由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在全球化理论的比较上,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科学性在于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起源、动力、本质;而新自由主义相关思想的错误在于从西方垄断资本的立场出发,极力推崇市场的力量,把市场力量绝对化、神圣化,这掩饰了在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诉求和矛盾冲突。在产权理论的比较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从人们之间的劳动贡献关系入手研究产权关系,即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从理论上正确说明了市场经济中各种产权关系的合理性;而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却把产权看成是自然的产物或“天赋人权”,这就无法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产权交易问题。在企业理论的比较上,有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而新自由主义相关理论则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

在与新左派错误思潮的比较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有学者把两者的分歧和争论归纳为对全球化的认识差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认识差异、对民主的认识差异、对美国的认识差异、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差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异、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七个方面,指出两者“都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把对方看作是为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这种分歧发展至今已达到无法对话的程度”。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新左派的错误在于以民主的理想形态比较民主的现实形态,以“应然”否定“实然”,那么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则在于“经由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消极自由而自发地进入民主社会的主张亦含有很大的一厢情愿的成分”,另外也内含着一个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实现的困境问题,即在中国怎样以自由主义的手段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

综上所述,这些维度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彰显了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全面性、立体性,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理论与现实的逻辑层面,充分佐证了新自由主义的非现实性和非正当性;第四个维度涉及理论自身的逻辑层面,有力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的非科学性和非真理性;最后一个维度涉及理论与理论之间关系的逻辑层面,间接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可否认,批判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对新自由主义中政治性和强挑战性的成分批判的多,而对其中学术性和弱挑战性的成分展开研究的较少;批判中总体给予“破”的研究多,而对于如何借鉴、吸纳其有益成分以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推进社会实践的研究少;对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研究的多,而对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与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的少。但是“瑕不掩瑜”,上述批判对于巩固和加强当前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格局,以及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这些研究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应具有长期性的思维。只要阶级和国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思潮之间的斗争必将存在。另外,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为不同思潮的存在及其斗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些决定了我们当前坚持和巩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乃至主流地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将受到其他思潮的长期性挑战;相应地,对于其他思潮挑战的回应也必将长期坚持下去。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应坚持主动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反复告诫我们: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则敌人就会去占领。自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深刻认识到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故在与其思想交锋中敢于亮剑、敢于发声而非含糊犹豫、被动应付,这也致使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呈现不断减弱的态势。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应注重科学性的方式。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这就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除了自身具有科学性的品质之外,还要以科学的方式来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这既能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底气,也能够让民众对其内外化更加信服。科学的方式,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具体问题情境而树立全面系统性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坚持“差别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科学策略,即对具有不同挑战性的思潮采取差别性的态度,对具有不同挑战性的思潮在总体批判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扬弃”。

第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回应其他思潮的挑战应秉承导向性的原则。在回应其他社会思潮挑战时,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即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不动摇。唯有如此,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才能明确回应的方向和增强回应的实际效果,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回应不是简单的“破”,“破”是为了更好地“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

【朱庆跃,博士后,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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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 | 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维度探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