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效用价值论”批判——从“效用价值”的逻辑出发

在“边际效用”论占据强势话语的当下,澄清其在价值理论上的误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稀缺”“效用”“边际效用”“自然力”以及“生产要素”等“效用价值”论的逻辑中介范畴分析表明:价值的高低不在于“稀缺”,而在于“劳动耗费”。因此“价值悖论”是一个伪问题,“无差异曲线”只能解释价值的表象,“稀缺”的改变以及“边际效用”趋于递减,是人类劳动的必然结果。“要素价值论”虽然有精确的“数学量化”做依据,但用数学精确量化以后的现象仍然是现象,并未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赵磊:“效用价值论”批判——从“效用价值”的逻辑出发

一、问题的提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要向读者阐明的就是何谓价值。何谓价值这一看似简单的命题,在理论界却引起持续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价值样态的理解几乎是一致的———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价值的内容。有人认为是“稀缺”,有人认为是“效用”,有人认为是“生产要素”。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的内容是劳动。我们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很遗憾,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很多学生(包括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甚至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某些教授,其实并不相信劳动价值论。究其缘由,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自诩为“科学”的西方经济学断言:必须用“效用”“稀缺”或者“生产要素”,才能说明价值的来源。

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人们直观地感受到:“越是稀缺,越有价值”“对我越有用,价值越大”“商品是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主张价值是由“稀缺”“效用”“生产要素”创造的,这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奉为“科学”,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观“劳动价值论”,它把劳动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是不是太绝对了呢?晏智杰教授就认为,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是“实物交换和简单商品生产”,所以是一种陈旧落后的理论。[1]言外之意,现在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的作用越来越小,生产过程都“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了,如果还坚持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重蹈劳动价值论破产的复辙就不可避免。”[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效用价值论”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故当时的批判性文献并不多见。改革开放后,“效用价值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逐渐加深。令人遗憾的是,除少数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批判性成果之外①,我们很少能见到对这一理论的持续全面的批判。更为甚者,这一庸俗的理论观点,甚至得到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支持和肯定。[2-3]

毋庸置疑,在“边际效用”论占据强势话语的当下,澄清其在价值理论上的误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展开讨论,而是从“效用价值”论的逻辑出发,考察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谬误。为分析方便,这里我们以一个实例引出下文的分析逻辑:

【“2018年初,中国苏州天源服装有限公司,在美国阿肯色州投资2000万美元投产的一家工厂,每天为阿迪达斯生产8万件T恤衫,由于大量采用机器人进行制造和缝纫,每件T恤衫成本仅为33美分,也就是差不多2元人民币。董事长唐信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1条全自动生产线全力运行时,这套系统能够在22秒内生产一件T恤衫,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为阿迪达斯每日生产8万件T恤衫!’”[4]】

事实上,这个实例本身包含一个价值来源的理论逻辑,即采用自动化生产方式后,每件衬衣的成本降到了0.33美元,结果衬衣便宜了。这就意味着,包含在“衬衣成本中的价值”减少了。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衬衣成本中的价值减少”?按照“效用价值论”的逻辑,造成衬衣成本中价值减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稀缺”“效用”“生产要素”等等的减少。这样,我们可以列出衬衣成本中价值减少的各种可能选项:A.稀缺性;B.效用;C.自然力;D.资本或要素。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上四个选项都应当放在“效用价值”的范畴内加以解读,由此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四个选项“全选”。为了澄清“效用价值论”的混乱,笔者将采用“单选题”的方式,对这四个选项分别加以分析。本文的第二至第八部分,笔者将分别考察上述四个选项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第九部分,笔者将简要地评价“供求决定价值”。

二、稀缺

如果选择A,则意味衬衫的便宜是因为“稀缺性”减少了。这一选择的逻辑在于:价值的大小由稀缺性(scarcity)衡量。物以稀为贵,越是稀缺的东西,就越值钱;越不稀缺的东西,就越便宜。“稀缺”,是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前提和根基,离开这一根基,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就土崩瓦解了。但问题是,越不稀缺的东西,真的就越便宜吗?这里,我们以如下三个实例,来说明“稀缺”逻辑的庸俗性。

例一:页岩油和石油。众所周知,现在页岩油的均价比石油的均价高。按照“越不稀缺,就越便宜”的逻辑,这是不是就表明,页岩油的储量比石油的储量“稀缺”呢?回答是否定的。现实情况是,页岩油的储量远远高于石油的储量!据美国《油气》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页岩油储量约为11万亿~13万亿吨。[5]另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7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公布的数字:截至2017年底,全球探明石油储量为1.697万亿桶。[6]两组数据的比较表明,石油储量远比页岩油稀缺!但是,为什么“不稀缺”的页岩油与“稀缺”的石油相比,页岩油的价格会高于石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目前开采页岩油的技术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劳动耗费更多。因此,面对“不稀缺”的页岩油,石油开采商坦言:“只有当油价高于页岩油的生产成本时,页岩油生产企业才有动力加大勘探开发投入”。为什么资本只认“生产成本”,不再讲“稀缺创造价值”了呢?因为价值的来源并不是“稀缺”,而是取决于“成本”的高低。

例二:风能和太阳能。风能和太阳能的储量远远高于化石能源的储量,这是常识。因为风能和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而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不可再生能源。也就是说,化石能源很“稀缺”。但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还不能广泛使用“不稀缺”的风能、太阳能发电,而必须大量使用“稀缺”的化石能源发电呢?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使用化石能源发电,比风能或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更低,劳动耗费更少。换言之,不稀缺的,未必就比稀缺的价值更小。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提升,投入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劳动将不断下降,成本耗费会越来越低。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16年发布的报告称,

【“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可能在下一个10年的中期会下降59%。自2009年以来,太阳能发电装置和风力发电装置的价格分别下跌了约80%和30%。”[7]】

另据业内人预测:

【“到2020年,美国风电将满足国内电力需求的10%”。[8]】

案例三:核聚变能源。核聚变能源的原料来自于海水,其储量近乎无限。所以,其开发和利用被科学家称之为:

【“干净的、无限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理想能源。”[9]】

然而,为什么核聚变现在仍然代替不了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因为到目前为止,可控核聚变还面临着很大的技术难题,即使能产生出聚变能量,成本也高的惊人。为什么核聚变能源的利用现在非常昂贵?不是因为核聚变的原料“稀缺”,而是因为核聚变的成本耗费十分高昂!所以,人类现在还只能利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核裂变来获得能源(比如深圳大亚湾核电站)。据有关方面2018年11月13日报道,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自主设计研制的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已经实现1亿度等离子体放电。[10]这一成果,朝着未来聚变堆实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总之,“不稀缺”的东西,未必就便宜,而“稀缺”的东西,未必就比“不稀缺”的东西更值钱———比如化石能源发电,石油和煤炭都是不可再生能源,十分稀缺,但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目前人类发电的主要来源。以上三个案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价值的高低不在于“稀缺”,而在于“成本耗费”。什么是“成本耗费”?说到底,就是劳动耗费。因此,把价值等同于“稀缺”是荒谬的。其之所以荒谬,还在于:(1)如果“稀缺创造价值”,那么:丰裕社会、发达国家、福利社会、过剩经济(即不稀缺的社会),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又是谁改变的呢?是上帝的恩赐?是稀缺的功劳?还是人类的劳动?(2)如果“越是稀缺,价值就越大”,那么,在“价值就是效用”的预设下,是不是“越是稀缺,效用就越大,财富就越多,社会就越富裕”呢?(3)如果“越是稀缺,财富就越多,社会就越富裕”,那么,人类为何要努力劳动来消除短缺,改变稀缺状况呢?一言以蔽之,如果“稀缺”就是价值,那就让“稀缺”永存下去,不是更有“价值”吗?

三、效用

如果选择B:“效用减少”了,所以衬衣便宜了。这个选项的逻辑在于:价值就是效用(utility)。效用越大,价值就越大;效用越小,价值就越小。效用减少了,衬衣当然就便宜了。用“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的话来说:“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11]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比如,面包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汽车可以代步。在经济学的词典里,“效用”就是用来“衡量人们需求或欲望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个“度量”之所以事关重大,就在于:价值跟着效用走,效用跟着欲望走。所以,度量“欲望”的满足,就是度量“效用”的大小;度量“效用”的大小,就是度量“价值”的多少。那么,这样的“度量”是如何完成的呢?面对一大堆不同的商品,人们按照“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计量标准,依据不同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出效用的大小。然后根据其效用的大小,排列出价值的多少:效用越大,价值越大;效用越小,价值越小。这就是“价值跟着效用走”。所以,“效用”是经济学教科书中最为基本的范畴之一。那么,是不是效用越大,价值就越大;效用越小,价值就越小?比如空气和淡水,它们是人类生命须臾不能缺少的物品,其效用之大,远高于手机和汽车。没有手机和汽车,人们或者很不方便,但没有空气和水,人的生命就无法存在。按照效用价值论的逻辑,既然空气和淡水的效用比手机和汽车大得多,那么空气和淡水的价值(价格)就必须高于汽车和手机。可是,为什么净化器处理后的空气和矿泉水的价值(价格),却远远低于手机或汽车?更别说未经人力付出的空气和淡水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了。问题不在于空气和淡水的“效用”有多大,而是在于获得空气和淡水所花费的“代价”有多高———也就是“劳动耗费”有多少。

由此可见,“价值跟着效用走”的逻辑,是非常荒谬的。价值并没有跟着“效用”走,而是跟着“代价”走。有“价值”的商品当然首先要有“效用”;但是,价值与“效用”并不是一回事。分析到这里,“效用价值论”的回应是:价值不是由“总效用”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所以,“边际效用”已经破解了“价值悖论”。所谓“价值悖论”,其含义是指:有些东西效用很大,但价格很低(比如淡水);有些东西效用很小,但价格却很高(比如钻石)。“价值悖论”最初是由18世纪欧洲一个并不太出名的金融家约翰·劳(1671~1729年)提出来的。其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借用了这个例子,他说:

【“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12]】

问题是,“边际效用”真的破解了“价值悖论”这个难题么?

四、边际效用

19世纪60年代以前,效用价值论(utility theory of value)所说的“效用”,其含义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这个定义与后来的“边际效用”范畴相比,还比较粗糙,比较笼统,故被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19世纪30年代后,学界逐渐出现了比较精致的效用价值思想,被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各自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标志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形成。19世纪八九十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出两个支流:一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一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至此,“边际效用”成为支撑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中流砥柱。

如果说,“稀缺”是“效用价值论”的基石,那么,“边际效用”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基所在。在庞巴维克看来:“边际效用学说不仅是价值理论的要旨,而且由于它能对一切经济交易提供解说,它是全部经济理论的要旨。”[13]168自“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者就断言,“边际效用”破解了经济学中的“价值悖论”。那么,它是怎样破解的呢?“边际效用价值论”破解“价值悖论”的关键,是把效用区分为“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而“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解释逻辑,是按照如下逻辑展开的:对人类而言,水的总效用巨大,没有水,我们无法生存。但是,人类消费某种物品的数量越多,其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就愈小。由于人类用水的数量很大,因而最后一单位的水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微不足道的。与此不同,相对于水而言,钻石的总效用并不大。但是,由于人类能拥有的钻石数量稀缺,物以稀为贵,所以它的“边际效用”就很大。总之,价值不是由总效用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庞巴维克就此总结道:“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而是他的最小效用”[13]167所以,钻石的价值就会大于水。用萨缪尔森的话说:“水的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取决于最后一杯水的有用性。”[13]167由此,西方经济学者坚信,“边际效用”成功地解释了“价值悖论”。甚至有学者断言:边际效用价值论“克服了劳动价值论那些缺陷,后来经过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整合,已经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4]“边际效用”是否克服了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这里暂且不论。笔者要强调的是,“边际效用”的解释存在诸多缺陷:其一,效用比较到底是定性标准,还是定量标准?在比较水与钻石的“总效用”时,“边际效用论”使用的是“定性”标准,而不是“定量”标准———也就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水和钻石的“总效用”。但在比较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时,“边际效用论”使用的却是“定量”标准,而不再是“定性”标准———也就是以物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总效用被定义为“消费量的总和”,似乎是一个量的概念,但是,在水与钻石的价值比较中,总效用的含义已经不再是“消费量的总和”(数量概念),而是“物品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性能及其重要性”(质量概念)。其二,不同物品的效用,在数量上如何比较?同种物品的效用,在“数量”上固然可以比较(比如一克拉钻石比较两克拉钻石)。但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其效用在“数量”上如何进行比较?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有过客观的分析。对于“一夸特小麦=x量鞋油”的交换等式,马克思指出:这里的数量不是“效用”的数量,而是“劳动”的数量。为什么?因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15]50由此,马克思断言,“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15]50虽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专门批判过“边际效用价值论”,但是,他有关不同效用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论述,仍然是剖析“边际效用”的有力工具。比如,在“500顿水=1克拉钻石”的交换等式中,所谓“边际量”的比较绝不会是“效用量”的比较,而只能是“劳动量”的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而已。其三,“效用”的内涵,为何不能“一以贯之”?在比较水与钻石的“总效用”时,“效用”的含义是指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有用性”;但是,在比较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时,“效用”的含义则变成了物品的“稀缺”程度。更为甚者,西方经济学干脆把“稀缺”等同于“效用”,为了能够解释“价值悖论”,“效用”的内涵随心所欲到了“我说啥,就是啥”的地步。西方经济学既然自称“科学”,那么其思维过程就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是,“边际效用”在解释“价值悖论”时,时而使用“效用”判断,时而使用“稀缺”判断,或者干脆把两个概念混杂在一起。其四,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使“效用价值论”失去其作为理论的意义。“边际效用论”的逻辑在于,“价值跟着效用走,效用跟着欲望走,欲望跟着稀缺走,稀缺跟着价值走,价值跟着效用走”。这样,就形成了“统一反复”的循环逻辑。

五、无差异曲线

以笔者的教学实践,很多学生之所以难以接受“劳动价值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只看得懂“无差异曲线”的逻辑。有鉴于此,下面笔者按照“无差异曲线”的逻辑分析“边际效用”的谬误。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无差异曲线”是西方经济学极为重要的分析工具。西方经济学用这条“曲线”(也叫“等效曲线”“等优曲线”)来解释两种商品的效用组合及其选择,其分析逻辑在于:在曲线上的每一点,两种商品的数量组合都是不同的;但是,人们从每种组合中所得到的效用程度,却是相同的———故称之为“无差异曲线”。如图一所示:横轴x1和纵轴x2分别代表两种商品,曲线上的a点和b点,分别代表人们对两种商品数量组合的选择。不论是选择a还是选择b,两个矩形各自涵盖的效用满足程度都是相等的。

赵磊:“效用价值论”批判——从“效用价值”的逻辑出发

图1 无差异曲线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定,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是无限的,但人们的收入却是有限的。因此,每个消费者都要在个人收人和市场价格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购买一定量的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即所谓的“偏好”。图1表明,消费者只能选择他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的消费组合。

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言,“无差异曲线”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边际效用”的存在,提供了“序数效用”的解释。为什么“边际效用”必须用“无差异曲线”来解释呢?这是因为,自“边际效用”提出以后,人们发现,效用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无法计量的。因此,用“基数”(1,2,3……)来计量“效用”———即“基数效用”,显然是不科学的。为了解决“基数效用”无法计量的尴尬,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1904~1989年)和英国经济学家艾伦(1906~1983年),运用英国统计学家埃奇沃思阐发的“无差异曲线”,对效用的计量进行了“序数”的诠释,即“效用”就是“偏好”,消费者在市场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偏好“排序”(第一,第二,第三……),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

“序数效用”的排列,是通过“无差异曲线”的逻辑来实现的。“无差异曲线”的逻辑在于:选择a还是选择b,取决于人们对商品x1和商品x2的“偏好权衡”。而这样的“权衡”,则是由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的排序(即“序数效用”)来决定的。自此以后,按照“无差异曲线”的逻辑,“边际效用”就得到了“序数”的解释。根据“偏好=效用=价值”的预设,既然“序数效用”的排序决定了人们对商品组合的选择,那么“价值”就是由“边际效用”来决定的。从理论上讲,“无差异曲线”的逻辑大致符合人们对商品组合选择的心理预期。但是,用“心理预期”为“边际效用价值”辩护的逻辑要能够成立,那么“主观偏好”必须经得起如下的追问:其一,

【“在某一个时期(比如去年),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曲线上的a点,而不是选择曲线上b点呢”】

其二,

【“为什么消费者对这两种商品的‘偏好’会不一样”】

其三,

【“人类对什么物品的主观偏好最大”】

回答:

【“既然每个人的偏好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有大家公认的‘最大’偏好呢如果非要说存在一个公认的‘最大’偏好,那就是钻石和金银。”】

其四,

【“任何一个人,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的物品是什么”】

如前所述,上述追问的意义在于:既然人类最大的主观偏好是空气和淡水,根据“偏好决定价值”的原则,那么空气和淡水的价值就应当十分昂贵。可是为什么空气和淡水却几乎没有价值,或价值非常低廉呢?不言而喻,价值不是由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即使是人们必须偏好、时刻偏好的物品,如果没有经过人类劳动,那也是“分文不值”的。“无差异曲线”之所以要把价值归因于人们对效用组合的选择,就是要用“主观偏好”来解释价值形成。可是面对上述追问,“边际效用”理论的逻辑是无法解释和回答的。因为“无差异曲线”所定义的“主观偏好”,根本解释不了价值决定。有意思的是,连西方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张五常教授在其《经济解释》也抱怨“边际效用”过于主观,对现象的解释缺乏说服力。显然,用“主观偏好”作为价值的评价依据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无差异曲线”要有理论说服力,那么,它就必须为“主观偏好”的选择提供某种客观依据,而不能仅仅在“主观偏好”的逻辑中循环。那么这个客观依据是什么呢?与主观性极强的“偏好”和“效用”相比,“稀缺性”是“效用价值论”唯一可以依赖的客观指标。事实正是如此,“边际效用”最后只能求助于“稀缺性”。而这一点,笔者在前文已经详细加以批判,这里不再赘述。

六、“边际效用”为何递减

勿需多么敏锐的观察能力,人们都会承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即随着利用“自然力”程度的不断提升),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会不断趋于减少。就经济学而言,问题不在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会不会趋于递减,而在于单位商品价值为什么会趋于递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证明:单位商品价值递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耗费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在不断减少。然而西方经济学却认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单位商品价值不断减少的原因,不是由于单位商品中的劳动在不断减少,而是由于单位商品中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少———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个规律早已被西方经济学写进教科书,被打造成了“宇宙真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单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趋于递减?是商品自己变出来的戏法?是上帝的恩赐?是人类禁欲的产物?抑或是人类劳动作用的结果?

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没有自然力的增加和人力的减少,商品能不能将自己的“边际效用”不断地“趋于递减”?当然不能。所以,我们必须对“边际效用递减”作“本体论”的追问:如果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话,那么“边际效用”的递减又是谁造成的呢?即使是拒不接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只要还尊重形式逻辑,那么正确的回答必然是:“边际效用”的递减,既不是商品自己变戏法,也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人类禁欲的产物,而只能是人类劳动作用的结果。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很清楚:由于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过去“稀缺”的商品越来越不“稀缺”,这才导致了商品的“边际效用”不断趋于递减。由此可见,“效用”“稀缺”“边际效用”等等,这些所谓决定价值的东西,其实都是价值的表像,并不是价值的实体。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它们都不是价值的“本体”。在价值形成的逻辑链条中,决定“价值”最终的“本体”,既不是“效用”,也不是“稀缺”,而只能是“劳动”。一句话,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实体”,人类劳动才是价值的“本体”。

这里用“本体”来讨论价值决定,或许会遭到质疑———“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价值‘实体’,那么为什么要把‘劳动’定义为价值‘本体’呢?难道还额外存在一个不同于‘价值实体’的范畴?”这里简单做一个解释:“本体”是一个哲学范畴,可以理解为“本源”“根本”。这里之所以用“本体”而没有用“实体”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要创造一个不同于“价值实体”的范畴,而是为了让那些只懂西方经济学话语的人明白:“效用”只是价值的表面现象,“劳动”才是隐藏在“效用”背后的价值“实体”,如此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的主观偏好当然会有差异,而且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主观偏好大致存在一个相似的平均值———俗话说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嗜好吃异物和不穿衣服的“火娃”,毕竟是极端个案。所以,人类的主观偏好存在一个稳定的常数。如前所述,人类共有的主观偏好决定不了价值(比如人类对空气和淡水的偏好)。不仅如此,即使是少数人的奇怪嗜好也决定不了价值。比如,某些人对钻石的偏好或许不如很多人那样强烈,但这并不因此就降低了钻石的价值。至于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偏好的即时变化将如何影响商品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商品价格的涨落?

七、自然力

如前所述,如果选择C:“自然力减少”了,所以衬衣便宜了。这个选项的逻辑是:价值是由自然力(natural forces)创造的。衬衣的成本价值降低了,说明自然力减少了。所谓自然力,是指除去人力(劳动)之外的一切自然力量(power)。比如:畜力、水力、风力、电力、火力,等等。把价值归功于自然力,与把价值归功于生产要素(即“要素价值论”),其理论基础都是“效用价值论”。问题是,把衬衣便宜了归功于“自然力减少”,这个逻辑是荒谬的。什么是“自动化”?自动化,通俗讲,就是不用或少用“人力”,生产和工作就能够自己“运动”。自动化的目的,不是要“减少自然力”,而是要增加“自然力”,从而“减少人力”。因此,自动化的逻辑,就是用自然力来代替人力。把衬衣变得便宜归因于“自然力减少”,不仅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所“证伪”,而且也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检验所否定。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一个系统的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真实投入量之比,计算公式为:全要素生产率=(产出总量)除以(全部资源投入量)。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称之为系统生产率。问题是,任何现实的生产率实际上都是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在生产率前面加上一个“全要素”有何意义呢?按照学界的定义,当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不变,而产出量得到了增长时,剔除掉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也称为“索洛残差”),就应当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

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但却不能具体化为生产要素的增加投入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其含义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部分。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是用来衡量除去“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由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无形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的贡献在不断增长,而“有形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等“人力”)的贡献却在趋于下降。实际上,所谓“无形要素”的贡献在增长,其实就是“自然力”的贡献在增长;所谓“有形要素”的贡献在下降,其实就是“人力”的贡献在下降。

采用自动化以后,每件衬衣的成本降到0.33美元。这意味着,包含在衬衣成本中的价值减少了。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衬衣成本的价值减少表明:随着生产自动化,一方面是“无形要素”(自然力)的贡献在增长,另一方面是“有形要素”(人力)的贡献在下降。这“一增一减”的此消彼长,意味着自然力对人力的替代,意味着自然力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这里有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在自然力增加而人力减少的同时,是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不断下降。这就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如果价值是由自然力创造的,那么随着自然力的增加,单位商品的价值也应当增加。但是,为什么自然力增加了,单位商品的价值却下降了呢?其二,如果价值创造与劳动无关,那么人力(劳动)的减少就不会对商品价值有什么影响。但是,为什么人力减少了,单位商品的价值也随之下降了呢?面对这两个问题,不得不提到马克思那句让很多人困惑的名言:

【“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15]53,54】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会对马克思这句名言产生困惑呢?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展开。这里只强调一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科学地证明,单位商品价值量不断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

如果用社会发展的实践来检验自然力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看清楚自然力与价值的关系②。实践检验的“样本数据”,就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因此,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要用“实证”的工具来检验,但这远远不够。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不是搞一个数学模型,拿n个微观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即可完成的(n>1)。从根本上讲,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宏观检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检验,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检验。这样的实证,才是检验某某主义最可靠的方法。

八、资本或要素

如果选择D:“资本减少了”,所以衬衣便宜了。这个选项的逻辑是:价值是由资本(capital)创造的。所以,成本的下降等价于资本的减少,随着资本的减少,衬衣当然也就便宜了。注意,在一般意义上,资本这个概念指的是全部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资本创造价值”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其实是一回事,所以也被称为“要素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年)。萨伊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萨伊的“要素价值论”包含两个要点:(1)效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2)生产要素不仅创造商品效用,而且创造商品价值。20世纪末以来,“要素价值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很大,比如钱伯海教授提出“新设备和技术”(物化劳动)也“创造新价值”,[16]晏智杰教授提出“资本在价值决定和商品交换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17]追根溯源,其实都是“要素价值论”的衍生品。

“要素价值论”是典型的“现象经济学”视阈,也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必然结论。这个结论之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就在于它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虽然这种描述有精确的“数学量化”做依据。但是,用数学精确量化以后的现象,仍然是现象而已。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揭示本质,而西方经济学则满足于在事物现象层面“兜圈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去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水平,自然会遭到主流学界的质疑和抵制。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对现象的执着不仅不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且也不符合科学的一般衡量标准。

科学哲学家库恩指出,“精确性”是衡量科学的标准之一。所谓精确性,并不仅仅指“定量”的准确,更是指“定性”的准确,即:理论要清晰,不能含混;概念要明确,不能暧昧。那么“要素价值论”的理论清晰吗?“资本”的概念明确吗?回答是: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要素价值论”用一个笼统的“资本”来概括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以此解释价值的来源。结果,“资本”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精确性”的标准相距甚远。要想满足“精确性”的要求,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生产要素的物质外观,纠缠于资本的表现形式(比如,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机器、厂房、设备、人工,等等)。总之,我们必须追问资本的本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什么是资本”

马克思说,

【“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15]260】

这个形象说法科学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从生产要素的构成来看,K(资本)和L(劳动)这两个要素体现的价值,其实都是劳动创造的。至于N(土地)这个要素,即使不考虑其中的劳动投入,它所带来的地租归根到底也是劳动的产物。[18]

比起把价值直接等同于“稀缺”和“效用”的理论而言,“要素价值论”唯一的进步,就是不再直截了当地否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是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从属地位”和“有限作用”。虽然“要素价值论”并没有完全否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有限作用”,但它却把劳动之外的其他要素(由“效用”决定的物质资本和土地等等)看作是创造价值的主角,这样的认识当然是荒谬的。

九、结语

综上所述,与“效用价值”相关的四个选项都是错误的。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劳动。所以,随着劳动耗费的减少,衬衣当然也就便宜了。这个结论不仅得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证明(比如单位商品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而且也得到了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其中的历史和逻辑是怎么展开的,又是如何统一的,限于篇幅,不赘述了。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现在只讲价格,不讲价值?因为分析到最后,西方经济学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用“供求关系”来解释“价值”。而这样得出的价值,其实只是价格。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销,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19]这让晏智杰感到困惑:“方向相反的两极的均衡,是否就是它们相互作用力的消失呢?……均衡的存在证明两极力量相等,但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不再起作用。”[20]众所周知,钟摆的运动或“不倒翁”的摇摆是推力作用的结果。一旦推力为零的时候,决定钟摆或“不倒翁”所在位置的力量又是什么呢?不是推力,而是物体自身的重力(地球的引力)!同样的道理,当供求一致的时候,决定价格的力量是什么呢?不是“供求”,而是商品自身的“重力”———价值(劳动)。劳动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引力”,而供求仅仅是影响价格高低的“外力”。晏智杰教授为何感到困惑?因为他深陷“均衡价格”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注释:

①国内学者卫兴华、郑治国、丁堡骏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作出了批判性的审视,指出了这一理论的庸俗性。

②对于二者的关系,读者可参见: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J].上海:学术月刊,2005(4):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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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骏民,李宝伟.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比较[J].天津:南开经济研究,2001(5):33-36+41.

[4]宁南山.从2017年进口数据看中国的软肋[EB/OL].(2018-06-12)[2018-12-06].https://www.sohu.com/a/235368189_821100.

[5]产量直线攀升,但运输管道拖后腿:风口浪尖上,美国页岩油将如何重塑优势格局?[EB/OL].(2018-07-22)[2018-12-06].https://www.sohu.com/a/242803076_117959.

[6]2018《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在京发布[EB/OL].(2018-08-01)[2018-12-06].https://www.sohu.com/a/244481705_174505.

[7]EnergyDaily.可再生能源越来越便宜[J].北京:中外能源,2016(08):104.

[8]EnergyDaily.美国迅速发展风电[J].北京:中外能源,2016(08):104.

[9]吴维越.新型能源———“人造太阳”[J].北京:科学,2006(4):33-35.

[10]丁佳.“东方超环”实现1亿度运行[EB/OL].(2018-11-13)[2018-12-06].http://k.sina.com.cn/article_1752825395_6879fe3302000ipl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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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8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8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3(12):15-25.

[17]晏智杰.试图综合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行不通[J].第一财经日报,2017-07-13(A11).1

[18]赵磊.虚拟价格何以可能[J].上海:学术月刊,2015(11):49-55.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11.

[20]晏智杰.价格决定与劳动价值论[J].上海:学术月刊,1995(8):34-40.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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