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文化变革与文化自信——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成功变革中国社会。中国这个“旧邦”要复兴,中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可能再沿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老路走、沿着历史上尊孔读经的老路走。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后,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历史的变化本质上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和历代王朝不同的人民政权,这是本质完全不同的革命。从指导思想角度看,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理论才能担当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中国百年文化变革与文化自信——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

陈先达,1930年12月30日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科联顾问、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等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三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吴玉章奖金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为更深刻把握文化自信的精髓要义,把握中国百年文化变革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我们对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进行了专访。

刘德中:陈老师,您好。您这几年大作不断发表,反响很好。《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是您近作中一篇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发人深思的杰作。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们谈谈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变革及其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好吗?

陈先达:好的。近年来,我很关注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问题主要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关系。我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基本上都是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展开的。

我重视文化,但不赞成“文化决定论”,因为它把文化作为社会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唯一因素,实际上文化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有人至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当作“舶来品”,责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发展进程。他们看不到当时反孔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打倒了孔夫子是片面的,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奇谈怪论。

儒家学说失去它原来的地位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原因,归根结底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没落、自身发展陷于危机的结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生死抉择。在这种危机面前,作为封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学失去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自然也被请下圣坛。正确解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纠正了五四运动中片面性的观点,又反对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涅槃重生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的解放为中华文化获得新生并走向复兴开辟了广阔道路。

刘德中:您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去解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确实很有理论高度和深度。请您深入浅出谈谈这个思路,好吗?

陈先达:文化传承是真正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的重大措施。自觉传承、制度化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样才能不愧对老祖宗和子孙后代。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源与流、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承的源流不断是以国家的存在和统一为前提的。世界上其他几个著名的文明古国都是因外族入侵发生历史中断而导致文化传承的中断。国家的统一是文化传承继续的政治前提。国家的分裂和历史的中断,必然导致文化发展边疆性的中断。

自觉性和制度化是支撑一个民族文化源流不断的两大支柱。没有传承文化的自觉性,就没有群众传承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制度化,就没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保障。中国历代不少优秀文化的失传,都与文化自觉性和制度化的某种缺失相关。

旧中国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教育极不普及,绝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不可能直接阅读经典,这就极大限制了传承文化经典。他们只能自发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蒋介石发起过“新生活运动”,但是旧制度下很难在传统文化传承中区分精华与糟粕,进而改变旧风俗、旧观念、旧习惯。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一些批评者的诟病,那些并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特性,而是文化自发传承中坏东西影响的表现,旧文化的流毒不容易肃清。因此,在文化传承中,我们应该提高择优汰劣的自觉性。

现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个不同的教育层次、教育类别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进中小学课堂,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尤其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就可以从儿童时进行熏陶,并且可以逐步内化为广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价值理念。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传承的最有效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郁的人文精神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对此要有充分认识,这是可以与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得益彰的。我们的学生既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教育,成为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接班人;也要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培养,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中国人。

刘德中: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剧变的序幕。社会变革又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今天提出文化自信,也是一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您的《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对此有深刻阐述,请您简单说说核心观点吧?

陈先达:文化自信就是具有既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还具有积极奋进又不卑不亢的进取精神。今天提出文化自信不是一个随口说说的简单文化口号。要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历史内涵,就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百年来中国的奋斗史去认识,还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历史和建设历史去认识。我们必须理解文化中传统与当代的辩证关系,这就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传入的重要意义,还要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懂得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就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文化自信既是对我们民族所取得成果的文化自觉,又是我们找到伟大复兴之路的文化自豪。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可能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

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在于,它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必然结果,反对由于中国曾因落后于西方而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它是挥手告别,又是一种呼唤,呼唤新的中国精神,吹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号角。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文化原来的结构,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进步的科学元素。在思想激荡中,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精神上中华民族也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让科学、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气勃勃的生命力,让我们重拾起“我们行”的文化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孔子学院可以说在世界上遍地开花,中国学、汉学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习汉语、中文、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越来越热的世界文化新景观。

刘德中:有人认为,文化划分标准是多重的,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划分只是一种划分,不能说清楚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对此,您怎么看?

陈先达:文化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例如,从其社会地位看,在同一社会中可以存在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亚文化和被称为垃圾文化的反文化;还可以从民族划分,既存在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又存在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从地域划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复杂性。可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与我们的国家性质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是相一致的。在当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是不同的三种文化,而是具有内在继承性、同质性和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组成要素。

我们强调的文化自信不局限于传统文化,而是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种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不仅是对我国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敬意,也包含对永不屈服、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崇敬,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先进人物的敬意。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自信。

文化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而传统文化的现实形态表现在文化传统之中,即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发挥作用。因此,传统文化必须表现为一种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才能够存在和发展。如果不再传承,就表明文化的失传,它已不再是传统文化,而是已经死去的,甚至失传的文化。

传统与当代不是绝对对立的,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中不包含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和发扬光大就要以其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彰显其生命力,表明中国文化精神基因性的存在。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残了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观。一小段时间的所谓“破四旧”确实是一种矫枉过正,那种极“左”思潮伤害了一些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但是,那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文化政策,恰恰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捆在一起,那样做无异于为旧文化思想“招魂”,深层次上是为所谓告别革命、开启所谓新启蒙运动作思想理论铺垫。

刘德中:您在文章中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一种推陈出新。请您再说说这个问题。

陈先达: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是歌颂周文王的,是对周取代商的合理性和革新精神的论证。冯友兰先生曾引用过这句话,我借用这句话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中国是旧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可当代中国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中国共产党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包括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为此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什么为指导思想的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真正明白。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成功变革中国社会。中国这个“旧邦”要复兴,中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可能再沿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老路走、沿着历史上尊孔读经的老路走。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后,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历史的变化本质上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和历代王朝不同的人民政权,这是本质完全不同的革命。从指导思想角度看,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理论才能担当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有些学者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踏上了现代化之路,是中国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中国照样能够实现现代化,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妄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下的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极其有限,根本谈不上中国自己的工业化。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站起来的历史大转折,在一个没有国家主权、没有民族独立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纯属空想。殖民化不是现代化,即使在有些被殖民的国家会出现一些新式工业和进行一定的基础性建设,那也是服务于殖民者获取利益需要的工业和基础建设,而不是为了被殖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有段时间曾出现过“如果中国被殖民三百年,早就现代化”的荒唐言论,直至现在还有人以不同方式继续发表这种谬论。这是根本不懂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关系,更不懂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关系的无知之言。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正如戴着镣铐的人无法跳远一样。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用70年寻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初步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

刘德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社会主义元素应该成为共识了。我认为,我们从中国文化中可以梳理出至少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书写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才能彰显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这个观点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不矛盾,可以作为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深深扎根。您认为呢?

陈先达:我欣赏年轻人的探索精神。从人民的角度考察历史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喜欢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不向往幸福生活。无论是《伐檀》还是小戴礼记中的大同篇都是如此。其实,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有五百年的历史。

在中国,在民族危难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出现共产党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自强不息的民族传统精神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能生根发芽,要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也都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精神方面和软实力建设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充分吸取与运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培养人文素质。

夺取政权前和取得政权后面对的任务是不同的。“攻守易势”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是中国历史的两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处于攻势,主要是破,要推翻旧中国和改变旧秩序,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不能只破还必须立。修齐治平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而是取得政权后当政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和必须注意的为政之道。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立德化民的智慧、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以及注重社会和谐与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智慧。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才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治国理政智慧的重要性,实现“马上”夺权到“马下”治国的精彩转身。

刘德中:这充分说明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紧密关系。个人认为,对于个人安身立命来说,大致掌握一种文化也就够了。但是要治国理政,必须精通主要文化并且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将会迷失方向。

陈先达:是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理论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基因,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因此,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坚持文化自信是相辅相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时期世界又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面对世界的巨大变化,我们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文化事关国运。我相信,中华民族必然迎来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必然创造新的辉煌。这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进步。

【本文原载于《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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