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政:知识分子与公知

毛泽东借“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用中国语言表达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指出:在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后,原来在旧社会依附于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这五张“皮”上的“几百万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存在适应新社会需要和帮助他们适应需要的问题”;他们“可以原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应当帮助他们“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为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服务;并建议各“省市县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计划”。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不是独立阶级的“皮”“毛”论,无论在外国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的著作中也都是有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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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政:知识分子与公知

【目次:
一、渊源与混乱。
二、何谓“知识分子”。
三、“皮”“毛”论。
四、何谓“公知”及其“启蒙”。
五、“公知”的贬义。
六、异化。
七、警觉。
八、阅读书目。】

一、渊源与混乱

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下文简称公知),分别是上世纪初20年代和90年代末的外来语。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在其著《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1955)中指出:不能将“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混淆,知识阶层的成员自认他们的结合不只是对观念的兴趣,且以一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献身传播特殊的人生态度犹如世俗的教士(柏林 , P144)。在当页脚注中,台湾译者彭淮栋说,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Richard Pipes所著《旧体制下的俄国》(大陆有Pipes2001年著、台湾郭新民2005年译《共产主义实录》)的第十章“知识阶层”介绍:

intelligentsia一词起源于俄国,但字根分别为法文intelligence与德文Intelligenz。19世纪上半叶西欧以此词指社会中受过教育、经过启蒙、主张进步的分子。此词1860年进入俄国,俄人对之加以拉丁化,成了intelligentsia,并有广狭、旧新二义。广义(旧义)指受过教育的阶级里享有公共威望的成员。但久而久之,此词将知识分子的特征从描述性与客观性,变成以规范性与主观性为主。至1870年代,抱持激进的哲学、政治、社会见解的年轻人坚持他们才能拥有intelligentsia之名。演变至1890年代,一个俄国人只受过教育、在公众生活里伴有一角,已不足享有intelligentsia的资格,还必须坚决反对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易言之,入知识阶层等于当个革命分子。intelligentsia指涉范围极其混乱,激进派给予此词的专限定义其实并不可取。许多抱持自由主义或甚至保守主义原则的人士也反抗当道的独裁体制,但并不接受革命的意识。排除这些人于intelligentsia之外,违反史实。为求切实,Pipes以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为标准,认为:作为知识阶层的成员或一个知识分子,不只关心某个人幸福,至少还同等关怀甚至更加关怀社会福祉,且愿意尽力谋求社会利益。在此定义下,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与阶级身份是次要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生活富裕之人自然较能了解国家的差错何在,并有所作为,但未必肯立起而行。同时,单纯半识字的工人、若努力掌握其社会作用如何,并致力于谋求社会福利,即是知识阶层之一员。是故,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有“劳动阶级的知识阶层成员”,甚至“农民知识阶层成员”之说。】

对于彭淮栋所述,存在一个需要补充介绍的问题,和另一个需要特别地加以讨论的问题。

第一,补充说明的问题是:彭淮栋没有特别说明Richard Pipes是否介绍了intelligentsia于1860年代是从什么地方进入或出现于俄国的,没有介绍intellectual的渊源。而据“知识分子_360百科”转述台湾大学社会系叶启政教授的介绍,有如下说明:

对于intelligentsia,有两种说法,但都源于东欧。一说是它于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是专指19世纪30-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他们受到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不满俄国现状,或胸怀乌托邦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俄国民粹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俄国自由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等不同的思想群体。二说是intelligentsia源于波兰,1844年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特指波兰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中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突出培养学生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说者以此历史含义指明,intelligentsia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
对于Intellectual,则是源自1898年的法国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作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被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des intellectuels)在《曙光》报上刊出。由此,人们把intellectuels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并进而将其用于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并批判政治的作家、教授和艺术家。

第二个问题:彭淮栋上文所说,intelligentsia“从描述性与客观性,变成以规范性与主观性为主”,是指intelligentsia在某些人的笔下和口中试图把自己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期望,变成对“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规范性定义。这个倾向,广泛存在于俄语intelligentsia、法语intellectuels、Pipes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英语Intellectual的运用中。

西方社会最早用“知识分子”冠以书名的,是法国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1867-1956)。他在《知识分子的背叛》(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1927)的1946年版序言里,称“intellectuals”是“捍卫正义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人。然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的人,对于同一个事物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甚至对其是“正义”或 “非正义”、“理性”或“非理性”、“公而无私”或“自私自利”都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即使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同的。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班达的定义就属于“主观性”的“规范性”定义。同样的例子还有:

1960年,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所著《致新知识分子》(For the New Intellectual,1960)认为:intellectual的“专业领域是研究人的科学即人文学科”,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不是intellectual,不过他们却依赖intellectual来求得哲学上的引导和道德价值、社会理论、政治原则和哲学信条的原则(兰德中译本,P25)。

1987年,拉塞尔·雅格比(Russell Jacoby,1945-)著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1987)说: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具有反派的色彩,是指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的知识分子(雅格比,第六章第六节)。

1994年,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作家萨义德(Said E .W,1935-2003)在其《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称:“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义德,P16-17)。萨义德的这个定义,明显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波斯纳于21世纪初定义的“公知”了,按照他的定义,只在专业学术圈子内发表论文和论著的人不是知识分子。

201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1930-)在其所著《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2010)中认为:知识分子是如作家和学者等处理理念的特殊职业人,而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金融奇才等不算知识分子(索维尔,P12)。索维尔和安·兰德一样,都认为只有人文和社科领域的专家才算知识分子。

上述这种“主观规范性”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出现在中文作者的表述中。

最糟糕的要算是“知识分子-360百科”的定义了。360的知识分子条目前后断断续续给出了n个不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其中一个说:

“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

不知道360此说的根据何在。360的这个“知识分子”词条还认为,凡不具备如下品格的人便不是知识分子:

“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知识分子的迂腐与顽固有时候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同时知识分子往往循规蹈矩,没有胆略,不具侵略性,甚至过于民主,不愿意影响别人也固执地不被人影响,自己没有纪律性也不想用纪律约束别人。”】

这些胡言乱语,不知是哪个抄手上了360?

还有,北大教授饶毅和清华教授鲁白、谢宇创立的“《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的发刊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鲁白说,

“知识分子:永远的精神价值守护者”。】

鲁这是说知识分子是“永远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呢?还是说知识分子是精神价值的“永远守护者”?若是指前者,则要问: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具有“永远”性呢?不同时代的人类精神总是具体的,具有不同时代的价值,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总是会有差异,怎么会有抽象的永远的精神价值?若是指后者,则判断一个人是否“永远”在守护某种精神价值,岂非不是要等到“盖棺”时才能定论吗?

鲁又说:

【“(对于Intellectual和 intelligentsia,)我个人更喜欢后者。简言之,知识分子具有一些共同的精神特质:他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前瞻性:他们具有深刻的社会意识,极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敢说话、说真话,诚信为人;他们追求真理,但尊重不同意见;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关注广泛人类知识。”】

对这句话,我有两项存疑:

第一,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思维的批判性、前瞻性、深刻的社会意识,并具有社会责任感、都是社会的良心、都敢说真话、都诚信为人、都追求真理、都尊重不同意见、都有启蒙意识、都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关注广泛人类知识吗?随便拈来一个像汪精卫这样的“黑天鹅”,都能杀死鲁白的成群“白天鹅”。

第二,凡符合鲁说的条件的人才是知识分子吗?

若要实现这第二点,首先要定义、要取得共识:什么是“深刻的社会意识”、“极具社会责任感”、“社会的良心”、“真话”、“诚信为人和为什么人”、“真理”、“尊重不同意见”、“启蒙意识”、“人类文化价值”、“广泛的人类知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环境下的人能否就这些观念达成共识吗?若不能达成共识,则凡不符合鲁白对这些概念定义的教师、教授、学者、工程师、设计员等等就都不是知识分子?是否对另一些人来说,鲁白的思维和行为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观价值标准,鲁白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谢宇说:

【“我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自己独立想法,并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个人。”】

什么叫“自己独立想法”?“什么叫“从事创造性工作”?小学、中学、大学老师站在讲台“照本宣科”,这并非创造性的工作,也不会天天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谢宇先生虽然是大学教授,但若非天天讲课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多数论文也可能不被他人认为具有创造性价值。如此,谢宇先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任何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认为自己有“独立想法”,他所做的某件事情具有“创造性”。一个人不可能从业一生时时具有自己的“独立想法”,所做的事情不可能件件都有创造性。如此,要有多大的概率才能算知识分子?照此定义,必须永远保持自己的想法具有与众不同、自己的工作始终具有创造性,否则只能此时是知识分子,彼时就不是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性”和工作的“创造性”是要得到公共认可的,是通过纵横比较和公共检验得到的,谁来制定标准和检验?照此定义,是否应当在各地普遍设立“知识分子验证机构”?

生物学家饶毅則更大胆地说:

【“‘人人可以是知识分子’,因为人们都有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追求幸福的能力。”】

照此定义,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就无任何差别了。如此,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只要不是老幼病残,人人多少都具有饶毅所说的“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追求幸福的能力”,差别只是程度之高低而已。

二、何谓知识分子?

上述“知识分子”定义的“主观规范性”或对“知识分子”定义的种种混乱,有两个原因:

第一、源于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有同义多种之表达。

对于intelligentsia,《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的定义是:受过高等教育且对新思想、新发展特别有兴趣的群体,尤指文艺界和政界的知识分子(the people in a society who are most highly educated and who are most interested in new ideas and developments, especially in art,literature, or politics)。

《牛津英语同义词词典》(英英),则首先将intelligentsia等同于intellectuals(intellectual的复数)。其次,在同义词(复数)上使用了具有特殊属性或价值判断相反(如书呆子和聪明人)的词语:文人、文学界(literatiliteratus的复数);学者,专家(savants,savant的复数);先觉者(illuminati);聪明人(masterminds,mastermind的复数);卖弄知识的人(highbrows);理论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书呆子(eggheads);智囊团,专家小组(brains trust)等。

对于intellectual,《朗文英语辞典》给出的定义是:an intelligent well educated person who spends a lot of their time think about complicated ideas and discussing them(受过良好教育,对需要长期研究的学科感兴趣的人);并又说:There are too many intellectuals in the government(政府中知识分子太多),而前述“知识分子-360”词条却断言政府管理人员不是知识分子。

对于intellectual,《牛津同义词辞典》的同义词有:思想家(thinker);高智力者(intellect);卖弄知识的人(highbrow);优秀策划者,才子(masteremind), 天才(genius),理论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书呆子(egghead): 学者,奖金获得者(scholar);院士,大学生,学会会员,大学教师(academician),教授,教师,公开信仰的人(professor);学者,专家(savant);圣人,贤人,哲人(sage);哲人,魔术师(wise man);印度宗教宗师,领袖,专家(guru);博学的人(polymath);博学者,梵文学者(pundit);权威,权力,当局(authority)。

第二、同义多词表达是对概念基本属性包含的外延之表述。即相涉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定义中出现的混乱,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把握对专用概念或学术用语下定义的规则。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即是揭示其内涵与外延、或语词的意义。做到这一点,需要遵守内涵逻辑的一些基本规则:

(1)展现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及其可能包含的所有函项,即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和可能包含的所有外延,或概念所指的一切事物。

(2)不要把下位(外延小的)概念、种概念混淆为上位(外延大)的概念、或属概念。

(3)概念应当反映概念的对象的发展变化,尽可能全面(辩证地)把握与对象有关的一切联系。

(4)避免概念含混或解释中出现词语矛盾或意义冲突(参阅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第六版“定义”、“内涵”、“内涵逻辑”、“外延”等)。

在上述《牛津同义词辞典》给出的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的同义多词表达中,可以看到,无论所属对象的主体处在何种行业、何种团体,无论是“宗教宗师”、“书呆子”、“卖弄知识的人”、“大学教师”等等,基本定义和诸词都包含有“知识分子”的两个基本属性:受过良好教育和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若将这两个属性结合起来且去掉程度性修饰词,定义“知识分子”为“受过教育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则《牛津同义词辞典》中的“文学界”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知识分子,“聪明”的知识分子,“卖弄知识”的知识分子,“书呆子”知识分子,“高智力”知识分子、“天才”知识分子,“学校”知识分子,“宗教”知识分子等等,都是“受过教育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属概念和上位概念的种概念、下位概念,都是“受过教育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属概念之外延。

东、西方意识形态不同,但在根据概念的基本属性上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受过教育的脑力劳动者”上,或进一步缩小为“脑力劳动者”是具有共同性的:

当代美国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所著《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1993)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知识分子被广义地用来概括所有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生产和传播知识、经验、技能以及思想”(博格斯,P10)。博格斯在文中使用了“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中译本前言,P4),“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technocratic intelligentsia)”(同前,P6),“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critical public intellectuals)”(同前,P6)等概念。根据他的“知识分子”定义,这些“批判性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也都属于“脑力劳动者”这个知识分子定义的外延、种概念和下位概念。

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 1891-1937)的《狱中札记》(1929—1935),大概是最早提出应当用“范畴”来界定“知识分子”的著作。葛兰西认为:应当用统一的范畴来区别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集团;由于一切体力劳动都包含最低限度的技术熟练程度和创造性智力活动,故并非有智力性熟练活动的人都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因此,“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差别,只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社会作用,即其特殊职业的重心是智力劳动还是神经肌肉力量”(葛兰西,P422-423)。此外,他提出了“有机知识界”和“传统知识界”两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前者是指工业社会集团在经济生产基础上有机地造成的知识阶层(同前,P418),后者是指前工业社会的“封建社会教士”(葛兰西,P420)。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的内涵是,“特殊职业的重心是智力劳动”,而“传统知识界”和“有机知识界”只是这个“知识分子”属概念的两个种概念、下位概念和外延。

毛泽东于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用了“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和“脑力劳动所得”概念(《毛选》第一卷,P5)。

毛泽东于1957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毛选》第五卷P406)】

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使用过的“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等等,都是“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这个内涵、属概念和上位概念的外延、种概念和下位概念。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

【“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六版,P2934)”。】

这个定义,除了规范了“知识分子”的内涵或本质属性是“脑力劳动者”,也规范了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文化科学知识”而非体力劳动中的具体的体力操作知识;并指出了“知识分子”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社会分工尤其是体脑分工出现的产物,它自然也会随体脑分工的消逝而消逝;也指出了每个社会分工或产业领域都有脑力劳动者,自然,脑力劳动者就不是独立的社会阶级。

简言之,当对“知识分子”给予了“脑力劳动者”这个基本属性后,前文所列中外学者所定义的“捍卫正义理性和不捍卫正义理性”的知识分子、“有良心和没良心”的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感和没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理工科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各个“产业部门的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后文所说的“公知”、“专业知识分子”等等,都是“脑力劳动者”的外延、种概念和下位概念。

三、“皮”“毛”论

根据上述,脑体分工使得知识分子存在于每个社会分工或产业领域,因而不是独立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是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分工尤其是体脑分工出现的历史范畴,自然,“知识分子”的范畴也会随体脑分工的消逝而消逝。

《左传·僖公十四年》有段话说:

【冬,秦饥,使乞籴(dí,买粮)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guó)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毛泽东借其“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用中国语言表达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指出:在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后,原来在旧社会依附于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这五张“皮”上的“几百万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存在适应新社会需要和帮助他们适应需要的问题”;他们“可以原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应当帮助他们“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为工农大众和社会主义服务;并建议各“省市县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计划”(《毛选》第五卷,P384、P406、P453、P472)。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不是独立阶级的“皮”“毛”论,无论在外国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的著作中也都是有共识的。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所说的意大利的“有机知识界”和“传统知识界”两个概念,前者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集团造成的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技术人员、经济学家,新文化新法律的组织者和专家等;后者是指前工业社会的掌管宗教意识形态、哲学与科学、学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等等的“封建社会教士”,但他们都非独立的阶级(葛兰西,P418-420),“传统知识界”属于和服务于意大利南部的中小土地资产阶级和中小城市资产阶级,“有机知识界”属于和服务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资产阶级(同上,P424)。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以上层建筑为中介为资本主义社会集团服务;上层建筑涉及公民社会和统治集团两部分。但对于“公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活动,葛兰西没有提及,这大约类似现在所说的“公知”。他认为,资本主义造就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成了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管家,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资本主义制度按自己的标准从个体从行为到心理对每个知识分子施以了改造:

【“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就是:(1)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统治集团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2)执行国家机关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都不积极或消极‘表示同意’的集团的纪律”(同上,P425)。】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民主-官僚主义制度产生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并非是社会生产需要的知识分子,但却是统治集团需要的知识分子;“这大批人滥用自己的地位,以便从国民收入中提取巨款而占有”;“这种知识界大规模地形成,……在他们个人熟练程度上……心理方面,都使个体标准化”了;国家的生产过剩、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同上,P426)。

1955年,法国知名右翼作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在《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intellectuels,1955)中指出,一切政党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概念是动态的;知识分子可以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鸦片》,P217-218)。

上文提到的美国作家卡尔·博格斯于1993年所著《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单一的模式,保守、激进,霸权反霸权,精英和大众化,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都有可能。

【“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一定的特权地位,以各种方式执行合法职责,虽然有可能依附于具体的阶级团体命运,但是,他们的出现不能被自动地圈入任何特别的社会范畴之内。而且,虽然知识分子可能会‘有机地’(organically)依附于具体的阶级、团体或运动,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他们自己都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级(或‘新阶级’)。他们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形成一个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象征和目标绑到一起的同一社群。知识分子工作一般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系和它不同的调节形式(宗教、文化、教育、家庭等)来过滤的。……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在改变;知识分子团体根本不是固定的或无根的,他们是在物质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和再形成的”(博格斯,P181)。】

但也有例外。1979年,美国作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1920~1980)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the Rise of New Class,1979),认为知识分子是“新阶级”。其论在知识分子“阶级论”中算是比较持根有据的。他说:知识分子是以“文化资本家”的身份成为“新阶级”的,根据来自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即“阶级是那些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处于相同地位的人”;知识分子之所以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共同拥有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古尔德纳,P8)。在他书中,工程师、经理、大学教师、会计师、审计师、政府公务员、行政人员、警官、编辑、记者、文娱人士、宗教人士等等都是这种拥有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本家”。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阶级论”,貌似有理,但实际上却完全无视了马克思的“资本”是指“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表达的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以榨取他人“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剥削与被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若照古尔德纳的逻辑,工程师、经理、大学教师、会计师、审计师、政府公务员、行政人员、警官、编辑、记者、文娱人士、宗教人士等等,都是用自己的“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来雇佣他人、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家,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很难服人。古尔德纳的“新阶级”论于70年代末一出,便于八、九十年代遭到博格斯等诸多作家的批评,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论”的拥护者甚寥。

四、何谓“公知”及其“启蒙”?

“公知”可做两种理解:公共知识和公共知识分子。本文只在后一个含义上使用“公知”。

第一个以“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冠名出书的,是美国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但他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2001)指出,第一个提出公知”的人是拉塞尔·雅格比1987年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

雅格比在其书第一章中说: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是“‘私人知识分子’”;“‘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私人的’发现:他们寻求并发现了公众。”】

在这段话里,雅格比的“公知”是指,向包括普通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内的广大公众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私知”则是写深奥的“专业”作品的知识分子,或专业知识分子。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拥有“私人知识”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可以向公众表达公众能接受的思想,从而成为“公知”,“公知”也是拥有“私人知识”的。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处在自己专业领域扮演私人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可以在公共领域发言扮演公知的角色。是然,“公知”和“私知”(对于private intellectual、specific intellectual,不同的译本中或译私人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或译特殊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两种角色。这两种角色落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对于所有都在扮演这两种角色的知识分子亦然。一个知识分子在“公知”和“私知”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取决于他的总时间在两个领域的分配、两个角色带来的收益对总收益的贡献份额、对两种不同领域的知识熟悉的程度或感兴趣的程度、斟酌对两个领域的驾驭能力之差异、以及两个不同领域提供的自由度。例如:当前者自由度受到限制甚至有不安全感时,且退出的成本又很小,公知就会退出公共领域,返回专业领域扮演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

波斯纳的“公知”之定义是:

【“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波斯纳,P2);“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而且……会为更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

他举例说,《正义论》的作者,哲学家罗尔斯因为不向社会公众写作,故非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P26)。

综合雅格比和波斯纳的定义,可以判定,他们认为:“公知”不是向公众写科普读物的自然科学家,而是向公众写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作家,且不问这个“公知”的个人专业领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一旦涉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广大公众发表见解,就是“公知”,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科学学者不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公众发表普罗大众关心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意见,而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只在专业杂志上用专业术语发表专业论文或出版专业书籍,就不是“公知”。但波斯纳给了“公知”一个限定性条件,即必须是在本专业领域也知名的学者才配当“公知”,即他首先应当在专业领域很有造诣、能够将学术延伸至本专业的公共领域,当上“学术公知”,才能有资格进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做公知。学术公知要比真正的“公知”小一个等级,但却是进阶真正“公知”的基础。很多这种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或学术公知,凭着这种身份闯荡公共领域,借着公众迷信他们的专业名气和贡献、和自己的产品(演讲或文字)质量毫无信用担保(退货、赔偿),而信口开河、指点江山(波斯纳,第三章)。

其实,雅格比并非把知识分子分成公知、和专业知识分子的第一人。真正的第一人可能要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了。拿其所述对比康德所述,我敢大胆推测,雅格比读过康德的下文。康德于1784年写下《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下称《启蒙运动》);在此文两百年后,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t,1926-1983)问世专评康德此文的《何谓启蒙?》(薛兴国译(《傅柯:论何谓启蒙》,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4;大陆杜小真编辑的《福柯集》译为《何为启蒙》,但薛本内容读起来更顺、逻辑性更强,本文较多处用薛译本),今天关于“公知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康氏的《启蒙运动》和福柯的《何谓启蒙?》中得到启发或作进一步思考。

康德说:

【“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启蒙运动》,P25)。】

康德所说的在全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意识形态)观点的“学者”,可视同雅格比、波斯纳所说的当代“公知”;而在自己受任的公职岗位即在社会分工、专业分工领域的岗位上运用自己理性的学者,可视同雅格比所说的私人知识分子或专业知识分子、波斯纳所说的学术知识分子。

“学者”即公知,在康德眼里起着“启蒙者”的作用。启蒙谁呢?启蒙处在“不成熟状态”的“人类”和那些“不缺乏理智”但“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个人(康德,P22),以及“缺乏思想的广大人群”(康德,P24)。他把“启蒙者”将处在“不成熟状态”的人从不成熟和缺乏思想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称为“启蒙运动”(康德,P22)。康德分析“不成熟状态的人”需要被启蒙的原因总起来有个人和外部两个原因。个人原因是:被启蒙者有理智但懒惰和缺乏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智,他们的心态是,

【“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康德,P22-23)。】

外因有:条例和公式,给广大人群套上羁绊的保护者,只许人民信仰不许人民争辩的神甫,允许人民争辩但命令人民必须听话的君主(康德,P22-24)。在他眼里,外部原因对“启蒙运动”更重要:

【“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会由于自己的努力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康德,P29)。】

这里的“人们”是指“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的神甫、教会和专制君主。既然如此,德国人民仿照英、法革命推翻德国的君主专制不就成了吗?但他认为,启蒙作为思想方式的变革不同于推翻旧政权的革命: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康德,P24)。】

因此,即使实现了革命,革命后仍然需要“启蒙”。思想的变革滞后于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这当然是与事实相符的,在康德之后的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继承和改造者的马克思也持这个观点。

福柯认为,

【“(康德所提启蒙问题,是)近代哲学没有能力解决但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问题……。此后两百年里,这个问题更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何谓启蒙》,P14)。】

福柯对康德的这篇短文多有微词:康文虽短,“表达却不尽然清晰”(福柯,P18);“我并不认为此文能构成‘启蒙’的充分描述”(福柯,P20)。福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原因有四:

第一,康德屡次提到公知“启蒙”或“解放”的对象不仅是不成熟的个人,更是不成熟的“人类”,公知以“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的身份(康德,P25),“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康德,P26)。由于康德的“公知”把自己放在启蒙全人类的位置上,把“整个人类都卷入启蒙的过程”则“我们必须把启蒙想象成一个影响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历史变迁”,但关于“这个变迁是什么。康德的回答也模棱两可”(福柯,P18)。

福柯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是:

【“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事件,……一种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拉上直接关系的事业”(福柯,P26-27);“我们切勿忘记,启蒙是欧洲社会发展里某一点上的一套事件和一套复杂历史过程。因此,它包含各种社会变化的成分、各种各型政治制度、各种知识形式、各种把知识与行为加以理性化的计划”(福柯,P28)】

一旦把全人类卷入“启蒙”的过程,就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寻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辨认一切知识、一切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福柯,P30)。而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历史领域,其实不存在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价值、不变的真理、绝对的自由、普遍适用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也不存在用一种方法去解决不同国家的所有不同的问题。

虽然康德的这篇短文有这个不足,但他在谈到个人和“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时,强调了这种状态源自人的懒惰和缺乏勇气,这是康德对“不成熟状态”的人和人类的自我批判。福柯认为,这种“在我们的自主里自我批判和永远不断创造自我的原则……是启蒙本身的历史意识里所含的核心原则”(福柯,P27);把这种哲学批判气质在用在“启蒙”上,其积极因素之一就是,

【“我们不想只是肯定自由,也不想以空洞的自由之梦为足,那么我认为,这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必须是一种实验性的态度。我指的是,……一方面必须打开一块历史探讨的领域,另一方面必须放到现实、放到当地现实里测试,以便掌握可能与可欲改变的关键点,并且决定这改变应该采取的精确形式。这表示吾人自身的历史存有论(或译本体论),必须远离一切以全球性、以彻底自称的计划。……对自己作批判式存有论(the crit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的这种哲学气质,其特色是在历史与实践上测试我们能踰越什么界限……明确知道我们的历史限制何在……关于我们所受限制,以及超越这些限制的可能性,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体验往往有其局限性、有其限定”(福柯,P30—32)。】

正因为历史是流变,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局限性,故福柯说: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成熟到成人状态。我们经验的很多事情,让我们相信启蒙这个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而我们也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福柯,P34)。】

福柯这种反对康德抽掉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空谈“启蒙”,对于今天那些把除己以外的国人都认作是处在“不成熟状态”的人、动辄要充当启蒙国人、启蒙天下的“公知”来说,难道不仍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针砭和现实意义吗?

第二,康德的这篇短文除了频繁使用“启蒙”、“人类”、“不成熟状态”外,“理性”也是其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但他的“理性”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有根本的区别。现代“理性”是指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它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对感性材料加以提炼形成概念、进行归纳、演绎推理、判断和作出结论的过程。它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认识方法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是否正确,除了要看其归纳的过程是否合理、归纳的前提或主张是否正确、演绎的过程是否合理,还要看其依赖的感性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以及依赖它在与感性实践过程中的来来回回地反复检验和修正。换言之,理性认识本身的能力高低、正确与否是不能脱离感性实践、不能脱离它与感性实践的来回磨合的,理论与实践、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但康德的“理性”与此不同。康德在《启蒙》之前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及《导论》(前者的缩写本,1783,庞景仁中译本1978)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分成从感觉开始,经过理智,最后达到理性这三个阶段。他的“感性”是指,感官接收对象表象的能力,感性世界的一切对象仅仅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导论,P48、P55)。他的“理智”是指思维的能力,它所起的作用是把用感性提供的现象作材料和用概念作形式统一起来成为经验,理智是与经验不分离的(导论,P83、P106)。但其“理性”,是指纯粹理性即超验的理性认识,纯粹理性的理念不从经验里提供,其命题不能通过经验证实和否定,理性知识的源泉不是对象和对对象的直观,而是理性本身(导论,P104、P106、P161-162);“理性,按其本性来说,是要求某种东西来满足它自己,而不是单独为了别的目的或爱好之用的”(导论,P182)。他还认为,因为人类智慧有限,对于一切在我们的感官之外存在的自在之物即客体的本身或真正主体是什么,是不知道的,无论感性和理性认识知道的只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导论,P50、P58、P86、P112)。

由于康德的理性是超验的纯粹理性,故当用这样的“理性”来启蒙“不成熟”的个人和人类就有极大的问题了。在福柯看来,以康德这样的理性来对公众和人类做启蒙,就可作如下质疑:

1、康德的纯粹理性运用与任何实际经验无关,而个人的启蒙总是要涉及个人的事务和利益,拿如此“理性”来启蒙“不成熟的”个人,这何以可能?福柯提醒说:

【“我们必须注意,这篇文章里用的字眼是rasonieren;这个同时也用在《批判》里的字眼,并非指理性的任何用法而言,而是指理性的运用除了理性自身外,并无其他目的:rasonieren 是为推理而理性”(福柯,P18)。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普遍的理性运用(超脱于各种私人目的)何以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本身的要务”(福柯,P20)?】

2、这种超验的理性运用,因为超验故不需要挑战任何现实的政治、宗教制度,这样的公共理性运用有什么启蒙作用?福柯说:

【“我们同时也可以马上看出,这种运用的自由,能以纯然消极的方式,也就是,不须要任何挑战,得到论定。可是,这种公共的理性运用,如何获得保证?如前所述,启蒙不可以简单地构想为影响全人类的一般过程;启蒙也不可以只构想为特定于个体的一种责任;启蒙,如今以一种政治问题的面貌出现。不管怎样,问题所在,是要得知理性的运用如何获致它所需要的公共形式,以及在整个尽量谨慎服从的同时,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下发挥求知的勇气”(福柯,P20)。】

用福柯的语言来说当下的“公知”:抽象责难国民没有“理性”,试图以“公知”一家之言的“理性”启蒙国民和人类,这如何能获得保证?

3、康德的对策很迂腐。上文说过,康德在确定“不成熟状态”的内、外因上,实际上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因此在对策上,他把希望寄托在德皇腓特烈大帝二世(FrederickII)身上。康德“提出一种契约的建议——这可以称为理性专制与自由理性的契约:自主理性的公共与自由使用,将是服从的最佳保障,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人民必须服从的政治规则本身应该符合普遍理性”(福柯,P20)。康德不赞成革命,却幻想专制统治者能自主按超验的“普遍理性”建立他心目中有良知的理性政治制度,这何以可能?他的感性认识和超验理性认识,都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要推行实际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这何以可能?因此,福柯说:

【“我并不认为此文能够成‘启蒙’的充分描述;据此文以分析十八世纪末发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化,我想也没有历史学家会满意”(福柯,P20)。】

第三,康德在区分启蒙者作为“学者”对公众公开运用理性、和作为职业人在职务岗位上运用理性时,规定前一个场合运用理性是“充分自由”的,在后一个场合是服从的,不自由的。福柯说,这种区分“令人惊讶”,因为“这同通常所谓的意识的自由是相反的”(大陆顾嘉琛译本《何为启蒙》,见杜小真编《福柯集》,P531;台湾薛兴国译本是,“这与所谓的良心自由完全相反”,P19)。

按照通常的理解,社会公共利益、“共同的利益”是指跨分工领域、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的利益问题,例如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转基因”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婴儿奶粉和疫苗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问题,某些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舆论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虽然这是公共话题,但都涉及学者和“公知”本身所在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跨界评论所需要的其他专业知识,评论这些话题既能体现学者和“公知”的专业知识、运用理性的能力,也能体现他们是否有社会“良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根据与实践相统一的理性认识的要求,“理性的运用”要受到实践的制约、受到具体问题的专业知识和跨界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的制约,每个理性意见的发表要有事实根据、要有逻辑的高度自洽性。简言之,对于“学者”、“公知”而非普通百姓来说,由于在涉及全社会共同利益问题上的理性的运用,是受到事实根据、理论逻辑、专业知识和良心的限制的,故是不自由的。其次,在涉及敏感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发表对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制度的批评、批判的观点时,无论是东、西方都是有限制的。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太平洋一岸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起“麦卡锡主义”运动,反共和迫害左翼知识分子,另一岸岸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攻击,两岸分别的“反左”和“反右”也都呈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两岸的公知言论都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自由。

按照通常的理解,学者和“公知”在自己本专业领域著述和演讲,相较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更能驾轻就熟、更自由,所能受到的约束也只是来自专业的学术规范、技术规范、伦理规范,以及自己的专业知识。

可康德关于理性运用的自由与不自由(服从)的区分的观点之“令人惊讶”,在什么地方呢?

他把政府推动的国家“机器”运转称为“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认为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政府的目的,不容争辩,没有理性运用的自由。他说:

【“就涉及共同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依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影响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康德,P25)。】

按照康德的这个逻辑,只要是政府的意见,即使通过理性证明是错误的、甚至还证明了政权本身仍处在“不成熟状态”,而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学者也不能质疑。是然,则宗教体制和德皇的封建君主专制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它改变呢?

他认为,学者在服从和完成本分工领域或本专业领域的岗位职责要求后,应当对本岗位专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专业批评或批判,称这是“自由”、“充分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他说:一个军官在接受上级命令时抗辩就会坏事,而必须服从,但他作为学者对军事业务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提交它于公众判断就不能禁止;学者作为公民不能拒绝纳税,但作为学者可以对税收的不适宜不正当发表见解;牧师作为牧师有义务安教义作报告,但作为学者有充分的自由、有责任把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教义的缺点及其修改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康德,P25)。这类没有全社会公共效应的议题,被康德当成了学者必须向全世界喊话的责任,如此理性运用的“公开”的价值何在?

康德一方面要求自由地运用理性不要服从任何权威(书本、牧师、医生、君主和政府),另一方面又要求服从政府维护“共同体”利益的目的。面临这种悖论,这时候需要的恰恰是用康德的《批判》的“批判”语言对其关于自由运用理性的思想进行批判。故福柯说:

【“事实上,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将理性服属于任何权威的那一刻。就在这一刻,《批判》(critique)是必要的,因为批判的角色是要界定理性的运用在什么条件下是正当的(ligitimate),以便决定可以知道什么、什么必须做、可以希望什么。不正当的理性运用,在产生妄念之外,还造成独断以及受他人规律。从另一方面来说,理性的正当运用有了清楚定义,理性才能确保自主”(福柯,P20-21)。】

第四,上文说过,福柯不满意康德的“启蒙”述说,但认为至少把“懒惰”、“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归结为个人和人类处在“不成熟状态”的原因方面,体现了康德对“被启蒙”者的批判精神。可是,在对待以启蒙者自居的“学者”或“公知”的个人方面,康德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和批判。似乎一个公知只要自称掌握了理性、高谈理性,便可任意“宰割”大众的意识。福柯认为,启蒙问题不仅应当包括“历史的批判态度”(福柯,P30),更应包括“我们的自主里自我批判”(福柯,P29)。

【“我们自身的批判性存有论(即本体论)当然不可视为一个理论、一个学说,也不可视为一套不断在累积的永恒知识体,而应该视为一种态度、一种特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对我们自己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我们所受限制作历史的分析,以及实验超越这些限制的可能性(福柯,P34)。
……
细心将历史的批判的反省测试于具体实践。今天,作这种批判工作,是不是必定就要信奉启蒙,我不知道;我倒仍然认为,这件工作,需要我们探讨我们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的耐心努力,为我们追求自由的渴望心情赋形”(福柯,P35)。】

在发表《何谓启蒙》之前,福柯于1972年曾与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有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话(谢静珍译《知识分子与权力》,杜小真编选《福柯集》),在这个对话中,仅限于公知这部分内容来说,福柯的以下几个论点值得我们思考:

1、辨别知识分子政治化或“公知化”有两种不重叠的判断方式。一是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即他们是否被剥削、被遗弃、被诅咒为社会主义者、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和不道德、以及经济上陷于贫穷。二是言论,看其是否能够揭示某种真理并发现了他人没觉察的政治关系。所谓不重叠,是指处在前者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有发现真理、揭示政治关系的言论,故不能算公知;而有这样言论者并不一定处在前指不幸的境遇中,但可能算公知。但这种不重叠的形式在社会出现权力激烈对抗时,容易“混淆”或许重叠(《福柯集》,P205)。

2、知识分子作为群众的“启蒙者”并不可靠,群众可以自己教育自己。他说:知识分子们从1968年5月的欧洲“革命风暴”中发现:“群众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更好:而且群众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但是存在着阻碍、禁止和取消这种言论和知识的权力制度”(《福柯集》,P205);这种禁止群众发表公共言论和知识的制度,不仅仅是通过法院来表现的,它“深深地、巧妙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网络中”,而且一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压制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权力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公知面临的任务,不再是为群众表达真理,而“更多的是同把他们当作控制对象和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福柯集》,P205-206)。

3、福柯虽然于1952获精神病理学学学士,是精神病理学专家,但他之前曾师从法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1950年获哲学学士,并受著名西马学者、法共党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的影响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很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故他说:知识分子在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应当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联合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因为,

【“正是无产阶级不仅领导这场斗争,而且决定斗争的目标、方式、地点和工具;联合无产阶级,就是在立场上和意识形态中同他们会合,就是回到他们的斗争动机上来。这就是结合。……他们确实是在遭受压迫的地方斗争时,他们实际上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福柯集》,P212)。】

福柯对于欲做他人、普天下人民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和公知的批判与劝诫,让我们感到十分熟悉:

1、福柯用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境况、经济地位极其言论来判断知识分子的“政治形式化”;主张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最先觉悟的是知识分子,但革命的主力军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是革命的、是否是真三民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选》第二卷,P565-567)。】

2、福柯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当然的群众的启蒙者,群众往往能够自己教育自己,比知识分子教育他们要高明。毛泽东同志说: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毛选》第二卷,P642)。】

他批评一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很有知识,因为自己有某些知识和各种业务专长而傲视工农分子、作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不知道知识分为感性和理性知识,不知道工农的实际知识往往比他们多,只拥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历和实际知识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他主张实现两方面的结合:书本知识与感性知识、实际知识相结合;工农干部学文化学理论避免经验主义,努力做到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学习实际知识避免教条主义,努力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毛选》第三卷,P815-1320;第五卷,P403-418)。

3、福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运转依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构成因素,一些知识分子已成为这个制度意识形态话语秩序的维护者,每个阶级都需要有服务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57年说,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的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毛选》第五卷,P489)。】

五、“公知”的贬义

除了福柯,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开始,直至21世纪的今天,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公知”的批评,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评论的“主旋律”,“公知”基本上已成为一个贬义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当属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2001),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1930-)的《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2010)。

波斯纳说他写《公知》的动力,就是因为他在参加和受理各种案件诉讼过程中发现,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的评论的质量惊人低下无数评论对事实的浅尝辄止且不比闲言碎语要高明多少;他还发现,公知市场上的公知作品质量控制缺位,质量参差不齐,平均质量低下且还在不断下降,内容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和无关紧要(波斯纳,P2-3)。

波斯纳和索维尔对公知特征的负面评价,值得已是公知和欲做公知的知识分子的警戒:

1、索维尔指出,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旗号下,公知对自己言论的负面社会影响不负责任。所谓负面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破坏家庭、宗教和爱国主义纽带;虚构外国繁荣贬损自己的祖国、诋毁自己社会的历史,经常为自己所在的社会设定标准,无休止地抱怨社会不能满足他们武断设定的标准,与一大群有不平情绪的人在一起抱怨社会,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积极成就的关注远远少于对不满的关注(索维尔,第九章)。在索维尔眼里,自然科学学者不是知识分子,只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才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阶层分成核心和外围两个部分。“核心”是向公众制造“理念”的知识分子。“外围”是使用和传播理念的知识分子,如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等,外围知识分子具有对主流观念进行筛选、作倾向性的报道的作用(索维尔,第一章)。因此,索维尔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雅格比和波斯纳定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指出,知识分子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因为在“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旗号下,他们经常享受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损失也不必承受(索维尔,第一章、第九章)。北大哲学教授何怀宏在索维尔著作中译本推荐《序》中也指出,在观念生产和传播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和“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下,有可能加剧某些不负责任的思想者欲图在观念上标新立异、惊世骇俗。

除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知不对其言论的负面社会影响负责还有一个技术上和市场需求的原因。索维尔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终端产品呈物质形态和可检验形态,其需求来自市场的自发需求。公知的终端产品的大部分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警示”等理念,在质量上无法检验,其需求主要依赖公知靠自己在专业上的名气、创造有吸引力的公共话题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就决定了公知们很容易说出过度概括性的、过分鲁莽的观点,去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作为需求方的公众,也会因为自己对公共话题知识的不足和迷信公知在其专业上的成就,而忽视公知在公共问题上的无知,不能形成对公知言论的制约(索维尔,第九章)。

2、在“理性”狂热下,草率跨界评论,言论严重缺乏专业知识。1978年4月,福柯在接受日本《朝日杂志》社采访时说:在各种科学及其知识日益专门化的条件下,很多部门例如医院在改善医疗条件的同时,对医疗救治的专断权力也得到增强,这是对病人不利的。知识分子要扮演对诸如这样的分工专业化的专断权力进行抵制的角色时,一定要有专业知识,而“不必做一个代表普遍价值的哲学家、普遍性知识分子”(蒋梓骅译福柯《性与政治》(1978,4,27),杜小真编《福柯集》,P470)。

波斯纳指出,跨界评论和提出政策建议离自己的专业越远、跨界评论的对象越具时事性和政治性,就越不适合用学术方法,因不专业而发生的夸大扭曲、不准确的风险就越大;很多公知的作品严重存在这种现象。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但在公共领域方面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和平者,其评论时,对原始资料运用经常毫不批判,且喜欢简单转换论题(波斯纳,P107);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自称是科学哲学家,但实际上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竟敢说物理学定律与摇滚乐定义具有同等意义波斯纳,P110);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认为科学的事实具有宗教的价值(波斯纳,P110);2000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评论种族问题时,竟然持自由主义观点(波斯纳,,P116);国际经济学家和1992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法律问题上不惧风险随意指点江山(波斯纳,P121-124)。另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出身的公知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却敢对自然科学问题说三道四(波斯纳,P364)。

索维尔在其书中的第二章指出,公知在跨界评论中缺乏公共话题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有狂热的“理性”情结。他们自以为自己掌握了理性的工具,把平凡的知识和第一手知识当作“偏见”。他们这种自以为自己是“理性人”的狂热,使得他们忽略了知识的多样性,忽略了大众可能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平常知识,从而把自己在专业方面超过普通大众人均水准的知识水平,演绎出他们能够指导大众在一切问题上应做或不应做什么的“自信”。这种“理性”狂热使得他们认为,决策权力只有集中于他们这样的理性精英手里,才会对社会更有利;也使得他们经常在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也都具有轻率的自以为是的倾向。这种“理性狂热”促使他们自以为是地过滤信息、有倾向性地报道消息,以支持能够反映他们的观念的那些结论。

正是这种“理性”狂热导致的草率跨界评论,缺乏专业知识,使得他们的公共言论无远见卓识、缺乏深远影响(波斯纳,P25)。

3、具有从众本能(herd instinct)。公知为了获得观众的注意力,经常快速转移话题和观点、提出极端和偏激的主张(波斯纳,P40、P184)。波斯纳认为,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公知应该小心谨慎、准确无误、注意深入探索和保持逻辑严密(波斯纳,P185)。他说,英国人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28-)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988),对乔姆斯基、萨特进行了批判,但不正确地暗示极端与不合理的观点只存在于左翼知识分子中,右翼知识分子中极少存在(波斯纳,P109)。

(注:约翰逊在本书中依此对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森、高尔茨、海尔曼等进行了极端的评论,评论的内容集中在“道德、对周围亲友的态度、对自己理念实践的行动力、表里一致的诚实,对暴力的态度”方面,把他们刻画为“虚伪、虚荣、傲慢、自私、易怒、贪婪、吝啬、刻薄、粗暴、好色、偏执、顽固、说谎、自我中心、极度自恋、忘恩负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双重标准、自欺欺人……”。由台湾杨正润等译的中文版本书取名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台湾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2版),书中有两篇导论,其中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的“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值得一读。南方朔说:此书是由英国保守派机关刊物《新政治家》主编的,在约翰逊的笔下,曾对现代文明有过巨大贡献的十余位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事功完全不提,而是彻底著墨于他们的生活,将他们严重污名化。这与本书出版的历史密切相关。在英国过去的两百年里,“进步知识分子”与“保守知识分子”处于长期紧张状态。前者以工党及其周边组织攻击后者,使得“保守知识分子”在战术上采取了犬儒态度,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行为展开抨击,这种情况即使在二战期间也未中断。70年代后期开始掌权的撒切尔夫人因进步知识分子不满她的作为,被牛津大学教授们于1985年投票取消原来颁给她的荣誉学位。亲保守党的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刊物如《旁观者周刊》、《周日电讯报》和《新政治家》等开始了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攻击。《所谓的知识分子》于1988年出版就是这场斗争的产物。1993年英国亲自由派的BBC特邀后殖民先驱派爱德华·萨义德到伦敦做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演讲,算是进步知识分子对保守知识分子的回应。南方朔所说的上述这种影响在我们身边也是很常见的。有人也用约翰逊关于马克思的“八卦故事”(南方朔语)给众人洗脑,否定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事业;表达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和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会遭到另一些知识分子用“毛左”、“五毛”、“精神病”等词加以讥骂。)

4、对社会现存问题的不满超过改革的建议;观点虽然具有批判性,但评论武断、语言尖刻好讥讽好辩论、自以为是(波斯纳,P43)。

5、对事实的掌握粗枝大叶,预测莽撞草率、无涉探寻真理和检验假说,而只为吸引公众的关注。波斯纳列举了美国公知大量的关于经济和政治的错误预测的例子,并指出,几乎没有人保持过准确的记录(波斯纳,P158)。最典型的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者夸大思想控制的后果,后者竟然认为纳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预言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集权主义(波斯纳,P160)。

福柯、波斯纳和索维尔对“公知”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南方人物周刊》于2004年9月发布过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在这份名单里,自然科学家里只有生化学家邹承鲁入列。这个名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不仅人数少,入选的标准也不清楚,入选“公知”与公众心目中的“公知”人物也很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不符合波斯纳和索维尔的标准。波斯纳和索维尔都认为,随便什么专业人士发表“公共言论”是不可以当“公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惟其名气能足以震慑广大公众的人才能当选,这也是康德所说的只有能对“全世界”发声的学者才享有公开地、充分地、自由地运用理性的权力。依他们的尺度,《炎黄春秋》杂志的“历史学家”杨继绳、洪振快,和复旦大学的冯玮、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文学家王蒙、房地产商任志强、媒体知名人物柴静、崔永元等,皆可补列。

六、异化

“异化”或“外化”一词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意指主体或其一种状态背离原来的状态、向异己(矛盾)的或敌对状态的转化。本文所指知识分子的“异化”,主要是指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言行背离了人们眼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拙文《也谈“阶级”和社会矛盾》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提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故本节所述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也同样能映射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在当下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状态。

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是指intelligentsia所反映的俄罗斯19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所持激进的哲学、政治、经济观点,和批判现行制度的态度;以及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法语intellectuals所反映的左拉等知识分子坚持正义、平等和民主的价值体系。批判知识分子向这样的价值的对立状态的“异化”或背离,最早主要反映在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中。他在1946年版的序言中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以捍卫正义、理性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未己任的,但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依据的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欧洲其他参战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站在自己“民族”和“盲目爱国”的立场上煽动种族激情,支持参战,甚至欢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这实质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喜欢的是等级制社会、法西斯极权国家。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现行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左翼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右翼知识分子。就左翼知识分子的“异化”而言,其主要起因和表现有四:

第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工和市场结构更加细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实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和实行物质刺激、严格的劳动纪律、科层化或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加上政治上的制度化政党制度,使得大量被吸收到大公司等各种利益集团和教育体制中的知识分子,在公司、国家、政党、教育文化和公共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或控制和操纵性地位的同时,也受到这个制度严格的组织管理标准和组织纪律的限制,削弱了自身自由行为的范围,传统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政治自主性、和批判性也都收到了严格的限制。知识分子本身已成了大规模科学管理的工具,在服从这个制度的习惯养成条件下,其传统的批判性思维定势已转变成科学技术管理、精英管理下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思维定势,并将这些思维定势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教育系统、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中(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1993,第三章、第四章)。博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的情况,即使对于苏联体制也是不能幸免的:在现代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科层管理组织体系下,极权管理、精英管理、行政化控制模式使得苏联知识分子遍布于党政军经济各个领域,知识分子工具化已占上风,权力基础严重脱离大众和大众话语,脑体差别和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差别都呈现了扩大化(同上,第三章、第四章)。

第二、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拥有专业知识和对生产力的管理权、控制权,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产生了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阿尔文·古尔德纳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1979),把兴趣在政治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兴趣在技术上方面知识分子分别用intellectuals和technical intelligentsia(知识匠)来表达。他对作为所谓“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异化的分析集中于科技管理型知识分子身上。在他看来,“新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握有的“文化资本“。他的“文化资本”是指是文化的私人化、技术的资本化,具体表现为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技术的知识分子以工资、版税、专利版权、文凭等形式获得特别收益,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据为己有,把它变成能为自己创造大量收入的文化资本(第五议题,P15-16,P22);他说,“文化资本”也是一种人力投资,劳动是消耗一定文化标准和规范的体力,劳动只有在符合一定文化标准时才创造价值,“新阶级”的劳动的价值就是由文化方面的投资所决定的(第五议题,P24)。他认为,“新阶级”虽无很多物质财富,但却拥有关于生产力和管理的技术知识,拥有管理权和控制权,故其实际力量要比其他阶级的大。他们实际上是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的(序言,P6-8)。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作为“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的代表性意识形态,即 “专业主义”,其核心是利用技术和专业为自己谋利益。其特征有4:

1、在反对和剥夺限制旧阶级凭借物质和资金所有权享有利润、地租、利息方面的利益时,他们赞同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当他们为自己争取政治经济的好处时,他们会认为,自己享受到的财富和权力与其拥有的大量专业文化极不相称,他们拥有的专业化知识对人类幸福和财富做出了贡献,他们应当得到高报酬,世界应当由像他们这样具有超凡能力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人来统治。因此他们会通过反对平均主义来反对平等原则(古尔德纳,第五议题,第十一议题)。

2、在管理上,他们只重技术不关心管理伦理,不相信平等的原则,不容忍工人参与管理,只有当文化资本运用能使生产力增长时,他们才愿意增加福利开支,接纳工人参与管理(同上,第九议题)。古尔德纳认为,在关于阶级平等方面,苏联的斯大林的体制是倒退的,而毛泽东的“鞍钢宪法”,才是防止老官僚和“科技知识匠”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采取的有力措施(同上,第九议题)。

(注: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强调国有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萧士认为,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关心终极价值、主张推翻一切等级(《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Chcago,1972,爱德华·萧士《Tradition》有傅铿、吕乐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古尔德纳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新阶级”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当下环境的影响、更容易受利诱、随机应变和见风使舵,他们贪婪怯懦,支持尊重他们嗜好的人,成为新权贵是他们的强烈欲望(古尔德纳,第五议题)。只要他们的上升通道受到阻碍、他们的收入与其权力不相称、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不相称、遇到妨碍他们发展科技的障碍时,他们就会“异化”(古尔德纳,第十一议题)。

4、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了统治阶级谋取利益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利用生产力问题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技术得到解决的理论(类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宣传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得到解决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问题都可以非政治化,以此淡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古尔德纳,第五议题)。

第三,市场结构和经济组织分工越来越细化的趋势、专业化意识、科学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实用主义思维深刻影响了教育体系,大学学科、学术专业细化趋势和知识分子晋级量化考核制度,消解了知识分子对综合知识、政治、经济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关注的质量。其主要表现有5:

1、知识的专门化和细化,牺牲了知识的广度、牺牲了公知的能力和公知“产品”的质量信用与公众的利益。波斯纳指出:知识专门化可以有将任务分得很小、促进快捷学习、快捷完成任务提高效率的好处,但是大学作为智力劳动将知识分成学科、学科又分领域和更小的领域,有的学术人员一生只研究沙特尔大教堂染色的玻璃,或世界博览会的交易和历史、中世纪唯名论与基督教改革的神学联系、量子理论的哲学意义等等,牺牲了知识的广度(波斯纳《公知》,序言)。其次,知识的专门化和细化对公知和社会公众产生了两方面的伤害。

一方面,知识的专门化细化导致公知知识狭窄,降低了公知清晰向社会公众陈述公共问题的能力,增加了为普通读者写作的困难,以及抑制了公知听取同行学术专家意见的能力。

另一方面,知识的专门化也削弱了普通公众理解公共问题的能力,加上公知著作、论文和演讲等“产品质量”没有赔偿承诺和质保签约,公众无法承付调查公知信用的信息成本,公众对公知产品的质量产生了信用质疑;这又转过来迫使公知只有靠修辞说服力、学术资历、权威度等来“承诺”自己“产品”的质量;由于公知的产品无质保,公知的言论又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制度的庇护,知识狭窄的公知一旦在公知市场上失利,也可以安然无恙携“利润”退回学校而不会有任何经济损失(其退出市场的成本很小),故受损害的只能是广大公众(波斯纳《公知》,第二章)。

2、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评价工作受到市场导向、科学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支配,使得在学生受教育方面,放弃对所有学生给予平等机会且同时实行优胜劣汰机制的“精英教育”,转向确保每个学生顺利毕业、取得合格证书的“平民教育”,把学生缴费上学与取得文凭的关系变成了市场买卖关系,导致分数、学位与学历的贬值;全球都弥漫着这种工具主义的风气,知识被当做技术性操作的产品,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英]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1948-)著、戴从容、王晶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2004,绪论)。在这种受市场需求和工具理性主义支配的文凭至上精神浸迷下,在英美产生了教学的“传单文化”(handout culture)现象,即向学生灌输容易消化的信息,用各种辅助工具如PPT主导教学和取悦学生,把学生的智力水平降低到仅仅吸收信息和获得技能的水平。校方要求教师必须给学生提供包括大纲和阅读材料、试卷样本,甚至如何答题在内的详细材料(富里迪,第五章、第六章)。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故事是: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任课教师(也是出卷人)保证考试卷面成绩呈正态分布,优秀率和不及格率各不许超过5%,否则要在考试后做出成绩不能正态分布的各种说明、或重新出卷重新考试,这大大诱导了教师为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在考题、评卷、考前复习上做文章以降低教学和考试难度,尽量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考试过关,学生过关就是自己过关。

在教师方面,知识分子充当了制定专业化规章考核制度的工具,但反过来又异化成了这种量化体制审查的对象(富里迪,第一章)。评价大学的主体不是学校和教师,而是政府的行政教育机构及其组织的专家集团、公务员或行政人员;考核的标准是教学和科研对公共利益、对生产和交换是否有利。这种由外部各种专家组织的考核、迫使每个人都服从的量化考核体制,对于学术和思想活动的内在价值和学术自由是没有丝毫兴趣的(富里迪,第四章)。

这种量化考核的中国版本是:教育部管理的各个大学的行政机构,对各级岗位的教师任职期间所要完成的教学时数、科研(项目、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和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都作了要求,完不成任务的不论是否有晋升职称的要求,都会被降级(降岗位津贴)使用。对所谓双肩挑(行政干部和教科研)的教师有各种不同程度减免工作(教学时数和论文)量的优惠政策。在这种考核制度下生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真是苦不堪言(参阅科学网蒋磊的博文《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困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68824-968219.html),追求个人学术目标价值的自由受到极大地挤压。这诱使很多优秀的教师都追求有一个一官半职,追求“官本位”成为中国高校知识分子被“异化”的重要特征。大学脑力劳动者的这种生存状况,很像马克思解释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异化劳动那样,在这种量化考核制度下的脑力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不到不幸福、不自在、不舒畅,这说明:

【“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P93-94)。】

3、上述量化考核制度除了挤压了教师追求学术的自由,还给大学的知识分子确定了新的异化目标。这种考核制度使得原来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公知退回到学校,把同事当听众,把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当作自己的媒体;把他们的工作、晋级和薪水、课题和所用的语言都紧紧绑在这种评估制度上;他们为数量有限的专业刊物写作,他们只是在同行圈内才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们为了获得一个职位和晋级,开始把原来投向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同行赞同和承认(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第一章)。他们眼睛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专题会议,不愿意挑战学术规范,而转向有利于自己功名的著名学术机构或与著名人物的交情关系;转向量化考核需要的引文、脚注、SCI所需要的索引,而索引考核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并由此诱发他们开始引用自己的文章和相互引用或奉承(雅格比,第六章)。在他们身上,为公众福利坚持正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已经消逝。

4、专业细化把知识变成了私人知识,即使在同一学科的不同细化专业之间,人们也听不懂对方的专业语言和方法,知识分子们的学问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本行业内的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异化了的学者们的学术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雅格比,第六章)。

雅格比指出: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美国政治学出版物,让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不反映实际的需要而是个人学术王国的建立。经济学家为了文章易于发表,越来越使用不能说明现实的复杂的数学模式,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经验信息就可以发表文章,让年轻的经济学者学会了依靠建立更多更复杂的数学模型获得存在感。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对1972-1976年、1977—1981八年里的权威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芝大经济学院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指出: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他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雅格比,第六章)。上述情况进入本世纪依然如故,在中国,这些套路也通过“国际接轨”到处畅通无阻。

5、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异化”是重头戏。雅格比指出,大学的左派激进分子、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眼睛也都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专题会议,学问也充满学究气,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专业学术作品。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作品都是专为大学学者写的,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政治无意识》(1981,有中译本)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但他本人却从未与公众对话过;大多数激进的经济学家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但迫于职业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又用量化分析技术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符合主流学术方法和话语规范,写出的东西同样让人越来越看不懂(雅格比,第六章)。

博格斯也指出,二战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政治,其语言已经演化成学术性话语,和与主流思潮结合的精英话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已经适应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霸权,接受了凯恩斯国家资本主义各阶级合作的主张(博格斯,第四章);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自己的专业里工作,脱离群众,脱离政党和工会等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为了获得赞助、研究基金、科研项目和书籍合同,以主流的科学形式进行研究,来适应专家治国论教育的要求;他们不能预测社会的变革领域,无法掌握激进话语和激进政治的领导权,没有挑战工业社会的力量和逻辑;像《新左派评论》这样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的杂志,远离社会生活,写作风格华而不实;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异化成了反映资本主义理性的、标准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意识形态(博格斯,第五章)。对于如下的重要问题,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不能回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国家权力的特点是什么?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形式是什么?真正的左派如何建立政治上可行的力量集团?(博格斯,第六章)。在美国,即使在批判性话语体系中相较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歧视、人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是处在边缘化状态(博格斯,第六章)。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异化的原因。西方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异化有很早的历史:一战期间共产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站在了进行不义战争的“祖国”一边。二战期间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公开支持德意法西斯(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1946年版序言)。二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异化的原因,大体有4:

1、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运动中,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逐出学界,左翼学派的传统被打破,很多名牌大学的教师进行自我审查或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能谋到新的教职。大学教授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或政治活动,若触发了敌意受到威胁就会退缩,退回到他们的专业和“私人领域”中。学校的专业化成了一个政治避难所和挫败学术自由的工具(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第五章)。这种情况一直没有起色,60-80年代美国几十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仍然经常受到被剥夺职位升迁的机会,从而被迫顺从、被迫调整服从主流,即使在90年代后期,美国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也不过1.5万人(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1993,第五章)。

2、沙皇封建军事专制的俄国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旧中国,没有政治民主传统、没有政党轮替(全民选举政党轮替执政)制度,一旦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经济、政治危机,就很容易爆发武装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长期的政治民主传统,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想继续执政的政党,都不敢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激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即使旧的执政党因执政效果差而下台,新执政党也会多少吸取前任的教训来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政治方面也就没有了革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各种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政党都不能不进入到这个政治民主制度中,利用政党轮替制度和反对党的地位来争取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和广大选民的权利。因此这些政党也不能不学习和吸收来自各个阶层选民的语言与思想。在这样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的异化,就是难以避免的。

3、苏、东体制解体的影响。苏、东体制解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极大。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在保罗·约翰逊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导读中指出,苏、东体制的解体对整个西方知识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对保守派而言,1989年苏、东瓦解造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这一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即这个瓦解是对资本主义现状优越性的肯定,是对“社会主义”的污名化,并意味着对保守派所做的任何批判仿佛都失去了正当性。萨义德指出:苏东解体致使当代左翼进步知识分子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齿”(Defanged),不再有愿景、怯于批判,沦为体制内的“制造同意”的合谋者;不再谈论现实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公不义,却对虚拟的文化、语言文本异常耽溺,思想问题变成了文化或文本问题,愿景和行动毫无生存空间;知识分子只在琐碎的地方卖弄小聪明,对世界上日增的恃强凌弱、以富暴穷等现象无动于衷。

博格斯也说:苏东的解体,导致从柏拉图到列宁、哲学家到当代学院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理论都已成遗风(博格斯,第六章)。

在中国,苏、东体制解体后,中国的顶层感到一片混沌: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噤若寒蝉,甚至禁止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

4、来自西方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结构的变化,来自伴随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科层管理制度产生的科学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和学科、学术专业化结构的影响。这正如博格斯指出的那样:

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层组织的发展,在加强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组织、经济组织、教育文化领域的控制、操纵、和强化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标准的同时,也通过强化纪律削弱了知识分子自由的范围和他们的思想创造性、政治自主性和批判性思维,把他们变成了管理社会生活和大规模科学管理的工具;科学技术理性关于自然必须被征服的观念已经排除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正义、自由、平等的道德关注,而偏好赞成更实用的标准,科学技术理性主导的工具理性相较知识分子的伦理价值观,对物质和意识形态,更具有了决定性意义。科学研究在美国是沿着科层路线来组织的,它们大部分受制于公司、军队、公共基金等机构提出的要求。技术专家治国论具有保守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深入到教育系统、大众媒介、大众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但真正控制舆论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阶级。当整个知识分子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与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中,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基础就被摧毁,在这样的工业化方式下,任何重建知识分子原有价值系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博格斯,第四章)。

七、警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都集中在各级党校、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各级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单位,其余的来自自由研究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尤其是苏、东体制解体后左翼知识分子面临右翼知识分子的挑战不能发声的窘境,要改变这种状态,我认为在教学和研究中,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警觉:

第一、切勿把苏联体制的主要特征转换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里阐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1)是从发达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资料是自由人的联合占有或社会占有;(2)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且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活水平;(3)精神文明得到高度发展,人民享受着远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平等,作为自由人的人民自主生产、自主劳动和自主创新;(4)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即是全球化的社会形态;(5)消灭了阶级,国家已经消亡或正在消化,消灭了政党;(6)消灭了商品生产。分配只有以劳动券为媒介的按劳分配。

列宁逝世后第二年,斯大林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简称“一国论”,我称之“单干论”)。“单干论”是与马、恩和列宁的思想相悖的,也是与斯大林原来的思想相悖的(后续有文阐述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把商品生产、国家和政党、阶级、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集中的中央垂直的命令计划体制等,都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一方面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着阶级,但又不承认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不承认共产党内部会有人会蜕化变质,但另一方面又比斗敌人还狠地斗争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反对“一国论”的同志,在精神上摧垮他们,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他把本应用在无阶级社会里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作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规律,这样就掩盖了实际上存在的阶级矛盾,理论上就失去了对现实社会诸多真实矛盾的解释能力,助长了各种矛盾的累积和积重难返。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只批判斯大林的的个人崇拜作风,不检讨和总结斯大林理论及其体制实践上的问题。斯大林创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命令式计划体制,借鉴于“战时体制”,这种体制是一战和后来二战时各主要参战国均采用的体制。其特点是:

(1)用“举国力量”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少数部门(战时主要配置于军工部门),其他部门主要是民生部门用票证加以严格控制数量供应、并加以价格管制以防止通货膨胀。

(2)该体制能在短时期快速完成特定资源的快速配置和和产出,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以及后来的核工业、航天工业的伟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3)限制了民生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的物质消费,长期推行这种体制必然导致人民贫困化。

(4)政治和行政以及意识形态管理上,也都要求高度集中和统一,以保证这个体制的高效运转,但其负面作用是,民众缺少民主和基本的自由,长期潜在的政治厌恶情绪最终会导致选择不支持或放弃这个体制。

这个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负面效用,决定了这个体制在其所服务的战略目标完成后,必须及时向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促进较为平衡发展的体制转变。这个体制尤其是其经济体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的历史条件下都主要应当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开启的这种改革及其四十年来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证明了这种转化的必要。但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历代集体,在二战胜利后,在四十多年里继续推行斯大林的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就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以及在政治上的民主诉求,劳动者严重缺乏当家做主人的感觉;在国际上又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把“兄弟”国家搞得怨声载道,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或大家庭徒有虚名。苏联的解体证明:苏联社会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家向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过渡性的社会,这个过渡始终存在着成功和失败这两种可能性,“一国论”是错误的和失败的理论;证明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着严重的错误,“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作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曾在批判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时说: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用道德的公平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其分配方式;用资本主义的贫富对立解释其阶级对立;并企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阶级合作原则,等等。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及其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摆脱了这些理论并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外,就不能再有社会主义”(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卢森堡文选》(上),中央编译局,1984年,P145.)。】

这个论断的精神在过去和在今天是同样适用的:

各国共产党可以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修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特性或本质。譬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革命条件具备的时候夺取政权,俄国共产党在城市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又如,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这个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和阶级矛盾不同,过渡的条件和形式不同,时间长短也不同;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逐步削弱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落后国家则需要先利用市场经济、壮大市场经济,然后再用削弱它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不论怎样,过渡时期结束,全世界任何地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基本特征。除非有哪一个政党,像斯大林那样,硬要把苏联模式的特征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或其他各国硬要把苏联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普遍的模式,那就另当别论了。任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作标识的政党,若要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是教条或已经过时,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修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必须标识以其他特征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则必须拿出充分的理由证明马克思是错的。

第二、不要错把支流作源头。

我们有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工作者,有的甚至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随意解释和发挥,偏好引用领导人的讲话。例如,有的文章在论证落后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把这个历史已证明是错误的“单干论”硬说成是马克思赞成的、是列宁的创新性贡献。而在他们的证明和所开列的阅读文献中,既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列宁的原著,也没有斯大林的原著,全是二手甚至是三、四首材料或上级领导的讲话。他们的证明完全依凭自己的想当然、信口开河强词夺理。这种学风贻害无穷。

第三、警觉异化,力求改革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研管理体制。

80年代以降,我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和要求下,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异化人格、异化人的自由本质及其创新精神的、大规模流水线的标准产品生产、量化考核及其规章制度等一整套工具理性主义的东西,不经消化就照葫芦画瓢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推行。因此,在我们这里,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宣传体系和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存在前文所述中富里迪、雅格比和博格斯等人指出的现象,有些甚至更严重:

(1)充当制定专业化规章考核制度的工具,每个人都服从量化考核体制,不关注或不重视于学术和思想活动的内在价值和学术自由。

(2)没有深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兴趣,不与公众对话,而是把同事当听众,把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当作自己的宣传对象。

(3)把个人工作、晋级和薪水、课题和所用的语言都紧紧绑在这种评估制度上。

(4)为数量有限的专业刊物写作,只在同行圈内才成为“著名”的学者,为了获得一个职位和晋级,把原来投向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同行赞同和承认,眼睛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专题会议。

(5)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讨论会、甚至“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研讨会”只有宣读论文,既没有讨论、没有辩论,论文也无“马克思主义”的新意,研讨会倒成了“小圈子”或小派别自娱自乐的一种智力游戏。

(6)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内生价值,已经外化或异化为为自己谋生的私人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文本异化成了为个人谋生的专业学术作品。

(7)由于脱离群众政治,语言已经演化成学术性话语,和与主流思潮结合的精英话语,已经适应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霸权和各阶级合作的主张。

(8)为了获得赞助、研究基金、科研项目和书籍合同,以主流的科学形式进行研究,来适应专家治国论教育的要求。

(9)没有能力和知识预测社会的变革领域,没有能力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现实的各种社会矛盾。

(10)写作风格华而不实,已经异化成了反映市场经济理性的、标准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意识形态。

(11)为应付岗位职称论文量化考核,剽窃、改头换面重复发表,付钱请人捉刀代笔,仅以自己的地位或权力在论文发表多人署名时排头名侵占他人和学生的劳动成果。

(12)自然科学的知识严重缺乏,读书不多,知识面狭窄,马克思文本以外的经济学、哲学和历史等知识严重稀缺,甚至连马克思的文本也读之寥寥。有的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懂西方经济学,却敢批判西方经济学,甚至有些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跟着起哄批判西方经济学,说它一点用也没有。这种说法既与现实不符,与马克思对待各种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迥异,也与那些教西经但不懂马经却敢批判马经的人在学识和胆量上毫无二致。

如何改变上述异化状态?根据个人的经验,抛砖引玉的方案是:

1、主管高校的行政部门,应当痛下决心放弃从美国等国照搬来的、异化教师人格、异化自由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惩罚性量化考核制度。最快能见效(至少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试行)的方法是:除国家急用项目设竞投和下资金外,对没有晋级高一级职称要求的人,免于论文量化考核、不惩罚不降级;要敢于“养懒”或“放养”,“养懒”或“放养”是养人的自由创新之本性;对于“放养”中有重要贡献者给予重奖,奖励“十年磨一剑”。这样做,就是对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教师松绑,就是最有效地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让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自由去多读书、去自主思考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主编写教材。

2、要在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和时间设计中增加社会实践的部分,让教师和学生带着问题有组织地去城、乡经济单位和政府管理部门参加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

3、一定要下决心取消硕、博生必须发表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丑陋规定。“学位论文”一词,就含有此文合格即可获学位和毕业的定义。抓好学位论文质量,三年写出的一篇论文,一定胜过几周、几个月抢出来的几篇付版面费找关系的垃圾文章。与前面同理,在保证学位论质量前提下,学生自由发表的优秀论文应当额外给予奖励。

4、在目前的教学内容、教学本子和教学方法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条件下,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教师个人,不要过于纠缠课时的增加。可能较好的替代办法是增加课种,即小课时多课种。否则单纯增加课时,在一些特别难讲的课的效果上,反倒与要求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

八、阅读书目(按引文先后排序)

1、[英]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 Viking Press,1955),南京·译林出版社,人文社会译丛2001.9。

2、知识分子_360百科 http://baike.so.com/doc/1942099-2054815.html

3、[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1867-1956)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世纪人文丛书.

4、[美]安·兰德(Ayn Rand(女)1905-1982)著,冯涛译《致新知识分子》(Forthe New Intellectual(1960)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5、[美]拉塞尔·雅格比(Russell Jacoby,1945-)著、洪洁译《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198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美]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知识分子》微信公号创立:饶毅、鲁白、谢宇发刊词。the-intellectual

from 科学网 饶毅 2015-9-19 17:29。

8、英国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编《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4.

9、《牛津英语同义词词典》(英英),并参阅艾伦·斯普纳(Alan Spooner,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著、思果译《牛津英语同义词词典》(英汉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2.

10、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第六版。

11、[美] 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著、李俊 蔡海榕译《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199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1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著、保煦译《狱中札记》(1929—1935),人民出版社1983。

1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12,1),《毛选》第一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毛选》第五卷。

1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7,9)、《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10,9),《毛选》第五卷。

15、[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著,吕一民,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intellectuels,1955),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7.

16、[美]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1920~1980)著、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the Rise of New Class,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17、[美]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200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8、[德]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784),商务印书馆1990,11。

19、[法]福柯著、薛兴国译《何为启蒙》(本文根据Catherine Porter英译,题为“What is Enlightenment?”刊于Paul Rainbow编,The Fault Reade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页32-50.台湾《思想:联经思想集刊1》,台北联经出版有公司1984。注:杜小真编辑的《福柯集》也收录了《何为启蒙》,但两相对照阅读,薛本胜出很多,故引文用薛本。

20、[德]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1783),商务印书馆1960,3.[德]康德著、庞景仁译《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商务印书馆,1978,8.

21、[法]福柯(MichelFoucaut,1926-1983)著、谢静珍译《知识分子与权力》(本文是福柯于1972年3月4日与德勒兹的谈话录),辑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Dits et Ecrits,199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2。

22、毛泽东《五四运动》(1939-5-1),《毛选》第二卷)。《青年运动的方向》 (1939-5-4),《毛选》第二卷。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10,13),《毛选》第五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选》第二卷。《整顿党的作风》(1942,2-1),《毛选》第三卷。《学习和时局》(1944-4-12),《毛选》第三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4-2),《毛选》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毛选》第五卷。

23、[美]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1930-)著、张亚月,梁兴国译

《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2010-03),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

24、[法]福柯著、蒋梓骅译《性与政治》(1978,4,27),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2.

25、[英]保罗·约翰逊(PaulJohnson1928—)著、杨正润等译《所谓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988),台湾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2,3。

26、《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2004,9)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114/06/22784_8987695.shtml.

27、[英]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1948-)著、戴从容、王晶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2004),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28、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

29、科学网—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困局-蒋磊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68824-968219.html

参考阅读:

30、列宁《怎么办》(1901-02),列宁全集第6卷。

31、《列宁选集》1-4卷。

32、《斯大林全集》第8-12卷,新编(横排)第17卷或斯大林文选上下。

3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4、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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