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中、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比较研究

美国的经济绝不是中国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有些人迷信的那样,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看不见的手。美国经济有相当比重的计划成分。美国的政府在其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向来是主导性,决定性的。只是这种作用具有美国特色,有时候是隐性的而已。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组织,以及美国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推销所谓私有化,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等理论呢。道理很简单,这样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各大跨过公司,就等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私有化为他们创造进入该领域的机会呢。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不组织领导本国经济命脉,那美国强大的跨过公司,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打垮第三世界国家可能的竞争对手,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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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中、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比较研究

研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实际上,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开的。研究经济的人无法离开政治,离开政治的经济,是真空中的经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现代国家的经济都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一个正常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都是根据其国家利益的需要制定的,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的研究,只能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从这个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手段,就没有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只有是否真正服务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之分。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就自己多年的观察与研究对美国和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谈一点看法。

一、美国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提出一个口号叫“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认为这样有益于经济发展。据国内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都是因为没有政府干预的结果。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主义控制与掠夺,都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就是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国家参与,而当时的殖民地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是一盘散沙。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他们所说的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理论,而是靠其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军事、经济政策及行动。早期的美国为了保护北方的新兴民族工业,对进口工业品实行高关税政策,为此不惜与南方的农业州打一场内战。美国当时采取高关税政策,因为那是最能服务当时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今天美国不再实行高关税政策了,是因为美国已经不再需要高关税的保护了,是因为今天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不断打开别国的市场,但这不等于第三世界国家也不需要高关税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了。对美国好的政策,并不一定对第三世界国家好,不一定对中国好。美国政府为了其国家的经济利益,多次使用武力推翻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包括民选的政府。光是在中美洲,就达十一次之多。[1]谁能说美国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少?!美国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能干预的最高形式。

其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其实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美国各大跨国公司的经济,是计划的还是市场的,就很难说清楚。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的IBM公司上班,他告诉我,IBM的经营运作的模式,跟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很相似。它的成功主要靠对市场的垄断来实现。美国国家经济的总量大约是二十点五兆美元。美国的各级政府花费大约占其国民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这由政府支配的百分之五十还要多的经济总量,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

1.美国政府主导的教育系统:

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美国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从美国政府主导的教育系统最能看出。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大都来自房地产的税收。对适龄儿童都是全部免费的,校车免费接送学生,课本都是免费提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这些应不应该算作计划经济的一部份?这种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名副其实的全民义务教育,都是国家主导的。大学教育国家主导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公立大学收费非常低,往往只有私立大学的十分之一。原因是州政府的拨款往往是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2] 而且,美国的许多州,都有一所州立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开门办学,只要学生申请,学校就得接受,不管他们在高中的学习成绩如何,以及他们有无交付学费的能力。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州政府的贷款就可以支付学生的学费。作者曾在一所这样的公立大学教过书,学生中就有父母是芝加哥的无家可归者,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靠州政府的贷款在念大学。学校当局只能在州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限制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有两门功课成绩在 D以下,学校就有权辞退学生。

美国联邦政府有许多教育贷款,支持低收入家庭学生。联邦政府的贷款是福利性的,往往利息较低,而且学生在上学期间,不须偿还,学生家长必须是低收入者才能得到这种贷款。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法律,允许许多私人为教育事业捐款抵税,这样,许多本来可以成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财政收入的钱,都流入教育和其他的事业单位。据说,全球大学的首富,哈佛大学每星期收到的小额无名捐款,就达五百万美元之多。[3]作者在美国读书时就曾多次得到由私人捐款成立的各种基金会的无偿资助。[4]这种看上去是私人行为的现象,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教育参与,因为如果政府不立法给捐款人各种免税优惠,私人捐款很难会有这样的规模,而政府就可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

2.美国政府主导的研究与开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该国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的投入关系极大。美国政府在研究开发新产品方面的投入,也是起主导作用的。联邦政府通过政府设立的科研奖学金,支持大学里的实验室进行各种尖端科学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美国大学的实验室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靠国家经费支持的。除此之外,因为政府的免税优惠,美国各个州都有无数的私人基金,支持不同的科学实验,最终大都用到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上。[5]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一些金融机构在美国大量购买美国的标志性房地产,如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等,引起美国精英的疑心与不满,在美国社会刮起一阵贬日风潮,美国学者出书,拍电影,攻击日本政府违反传统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竞争规则。[6]在这些美国学者眼里,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应该是裁判的角色,而日本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却是教练的角色,为企业出谋划策,协调企业的投资和产品研究开发战略等。事实上,是美国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从来就不仅仅是什么裁判的角色,而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教练。裁判只是其扮演的角色之一,而且是最不重要的角色。

即使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裁判而已,那是美国政府的事,与别国无关。商场如战场,你有你的战略,我有我的打法。美国没有理由要求日本政府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操作。但美国又是世界超霸,它在日本驻军,日本只好屈从美国的要求,做一些改动,来敷衍美国的要求。但是这样以来,日本的经济就受到许多负面影响。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日本经济已经萧条了二十几年了。

3.美国政府主导的农业经济:

美国的农业经济从业人口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其农业产值只占其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一。但美国的农业,像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一样,是全靠国家的大量补贴来维持的。美国的农民一个人往往耕种上千英亩土地,[7]比中国一个村子的土地还要多。这样大规模的耕种,全靠高投入来实现。美国农民一年一般只种一季,如中西部的农民只是玉米和大豆轮作。美国的玉米每英亩的产量在150到300普世耳之间。[8]而在美国的期货市场上,每普世耳玉米的价格往往只有一点五美元。即使在年景最好的情况下,美国农民种一英亩的经济毛收入,也只有450美元。而美国农民光买玉米良种,每英亩的花费就是300美元。还有其他投入,如化肥、农药、柴油、机油、联合收割机的分期付款和拖拉机的分期付款等。一部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价格是十到十五万美元,十五年期分期付款利息利息就是30万,每年连本带利就是2万美元。如果没有国家的大量补贴,美国农民每种一英亩玉米,就得赔300美元。美国农民能够生存,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政府每年的大量补助。

除了大量政府的补贴外,美国政府还利用其霸权地位,为美国农民开辟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玉米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的农民遭受沉重打击;美国的谷物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的粮食价格多年萎蘼不振,让农民收入大打折扣。中国现在出现所谓的三农危机,其实与美国粮食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关系。[9]

4.美国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制度:

美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美国政府主导的福利主要有社会保障基金。这是由政府推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障基金,有劫富济贫的性质,但是这种劫富济贫的性质是隐形的,所以,许多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具体操作办法是,政府要求雇主强制性地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百分之六点五的社会保障基金税,雇主再支付同样比例的社会保障基金税。这样,每个工人每月就有相当于其百分之十三的工钱存到了其社会保障基金里。当工人到了六十五岁的退休年龄,国家就会发给他们社会保障基金。[10]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少是根据工人退休前的工资多少决定的。如一个工人退休前的工资是4000美元,其中的第一个600元,他们可以拿到90%,600元以后的第一个1000元,他可以拿到60%,第二个1000就要递减到更低的比例。因为工人所交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是一样的,而拿回来的社会保障基金却是递减的,所以低收入的人拿回来的钱要比他们投入的钱多,而高收入的人拿回来的钱要比他们交进去的钱少,这样就使本来收入就低的人退休后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一点,而收入高的人,退休后的收入除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收入,他们的经济状况仍要比低收入的人好很多。一般情况下,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工人,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基金。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如果丈夫或妻子工作了,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基金。

除社会保障基金外,美国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还包括失业保险。失业的工人,可以享受两年的失业救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特别是有孩子的人,都可以每月从政府领到社会救济金。往往有些单亲妈妈不需要工作,就靠社会救济生活。美国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滥用社会救济金。其实,这些人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社会救济金勉强使他们免受饥寒,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差,被人看作社会渣滓,他们自己也失去做人的自信与尊严。作者刚到美国时的邻居两口,就是靠社会救济金度日。他们有四个儿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一岁。夫妻俩都不识字,男的会开车,女的连车也不会开。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女的正想学开车,因为不认字,得请别人把驾驶员守则念出声,她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听。他们夫妇每天坐在承租的房子前的凉台上喝啤酒。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在街上跑着玩。他们家的老大和老二经常到我们家喊饿,希望我们给他们自家做的中国馒头吃。他们家是美国社会里没有希望的群体之一,跟他们做了一年的邻居,我们对美国社会有了很深的认识。当我们要搬走时,那位女邻居开玩笑,请我把她和她的孩子也带走。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这种看上去人道,实际上很不人道的社会经济政策造成的。政府本来可以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以工代赈,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保持一定的失业率。不然的话,资本家就不容易找到廉价的工人。

美国政府还为低收入孩子和六十五以上的老人提供医疗照顾。[11]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高,看一次医生几百元,住一天院上千元。各种各样的化验检查费用,还有药费加起来数额不菲,所以,在美国生活必须买医疗保险,不然生病是很容易让一个人或家庭倾家荡产的事情。受雇工作的人,雇主一般帮他(她)支付保险费中的一部分。也有产业比较小的雇主没有能力为其工人支付医疗保险计划。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有四千多万,相当美国人口的七分之一。这些人生病看不起医生,就只好看急诊。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医院不能将急诊病人赶出医院。最终,这些医疗费用都得由美国政府承担。因为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享受美国政府的医疗照顾,所以有些美国医生对这些人收费往往超过应收的标准,所以美国政府还得想法阻止医生的欺诈行为。医疗费用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四,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政府主导的。

总而言之,美国的经济绝不是中国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有些人迷信的那样,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看不见的手。美国经济有相当比重的计划成分。美国的政府在其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向来是主导性,决定性的。只是这种作用具有美国特色,有时候是隐性的而已。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组织,以及美国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推销所谓私有化,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等理论呢。道理很简单,这样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各大跨过公司,就等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私有化为他们创造进入该领域的机会呢。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不组织领导本国经济命脉,那美国强大的跨过公司,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打垮第三世界国家可能的竞争对手,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商场如战场,虚虚实实。如果你吃了亏,上了当。你不能怪美国人不老实,只能怪自己天真和无知。或许第三世界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怕的是,吃无数堑,也没有长一智。

二、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政府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是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对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后几代中国政府领导和文化知识精英持的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见到了政治运动及其造成的粮食短缺,看到了别的国家,如日本、南韩、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如果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就会取得相同的结果。本文作者生长在农村,受益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多,丝毫没有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但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后,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下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涯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居然头脑里留下了一个顽固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有日本政府和亚洲四小龙政府那样的智慧,也采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该有多好。那样,中国人民也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大学里的西化知识精英对中国青年人的洗脑是多么的高效率,多么的彻底。如果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教授要想让我接受这样的观念,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就范。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中国大学里的西化知识精英做到了美国政府、美国的知识精英,或者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知识精英无法做到的事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智慧和远见。在美国,我看到了从没有见到过的富有。有钱的人家,二、三口人住着四、五百平米的大房子,院子有几十亩大,二层楼的房子居然还有电梯,有室内游泳池和室外游泳池,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厨房里的墙上挂着花十几万美元从非洲猎获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头角。因为我儿子得到一份私立小学的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在参加儿子同学家长举办的圣诞晚会上,看到那些美国有钱人是怎样生活的。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中的另一面,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靠社会救济生活,被有钱人视作社会渣滓的人,还有那四千四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统计数字,和四千多万每天都在饿肚子的统计数字。[12]美国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三亿二千万,约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其监狱人口却有二百二十多万,约占世界监狱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除此之外,还有二百多万人犯罪嫌疑人在逃,和二百多万保释在外的犯罪人口。总共有六百多万的人与法律有麻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占美国人口百分之十一的黑人,占这些与法律有麻烦的人的百分之七十。

一个世界首富的国家,居然有如此多的人饿肚子,有这样多的人活得那样悲惨。任何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有一天,我的很有钱的房东问我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很失望。他问为什么,我说一个如此富有的国家,却有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和饿肚子的人。我说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靠社会救济度日的人,实在不如中国农民过得好。那位阔房东对我的看法很意外,从此我们的谈话就没有投机过。等租约到期,他就不再续约,我就只好搬出来重找出租屋。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采取的基本上是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政策。在农村,共产党政府实行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新制度。把农民彻底地从封建地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此后,为了使得到土地的农民不再失去土地,并且高效率地使用土地,共产党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曾经为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毫无生活保障的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往现代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方式过渡。毛泽东领导下的的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使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人口,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的地区已经开始普及高中。作者本人的家乡山东省即墨县,到76年已有高中89所,平均每公社有高中三所,而以前该县只有一所高中,有初中240多所,平均每四个村子就有一所联办中学,而该县以前只有初中10所。[13]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在集体化的框架下,也取得巨大的进步,实现了村村有合作医疗站,各个公社有自己的卫生院,县人民医院低价为工农提供医疗服务。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本解决。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增加到改革开放之初的69岁,领先与自己起点差不多的印度19岁。中国这样巨大的成就,基本上是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而印度却收到60亿美元的外援,在同一时间里,中国还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约6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西方学者耳目一新。许多联合国的发展问题专家,称中国为第三世界的样板,是人类的希望。可中国的精英却不以为然,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学者上了中国政府宣传的当,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硬要彻底否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14]

为什么近几十年来西化的知识精英会如此刻薄地诋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三十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呢?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容易吗?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建起初具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让人口众多,饱受饥寒的中国人民得到温饱容易吗?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所取得成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觉得、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中国当时人均只有三百美元,实在可怜得很。

可是,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衡量标准,现在看来实在是多么的肤浅和荒唐。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很高,每人达五万六千美元,但对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对四千多万每天饿肚子的美国公民,对四千多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这么高的人均收入又有什么意义?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过去二十多年有了很大的增长,从三百多美元,增到几千美元。大城市里,高楼林立,汽车多得塞路,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可是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子弟,看不起病的农民,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又有多少意义?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出来的衡量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而应该用适合我国自己情况的发展标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是以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公平合理,更注重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比较平等,犯罪率低,各种社会问题少的社会。这决不是有些人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且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高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能在建国后头三十年,在及其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让全世界注目,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因为有这样的高尚目标,中共的党员干部,就相对清廉得多。也带动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为他们的高尚目标无私奉献。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雷锋,能出欧阳海、门合这样的解放军英雄,能出郝建秀,倪志福这样的劳动模范,还有张富贵、陈永贵这样的农民领导人。

许多中国的西化知识精英没有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他们看到美国支持的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就以为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经济手段,就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他们不知道,美国扶持南韩、新加坡、台湾,完全是处于冷战时期围堵中国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导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向对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太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将是竞争对手,而不可能是战略伙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国家的好多财富,是靠侵略和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得来的。中国不可能,也不愿走这样的路。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相对少,又受西方帝国主义多年掠夺。我们的国情如此,我们要走的发展道路,不能脱离这个国情。

我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指出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潜在威胁。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很不以为然,他说农民和下岗工人应该满意。以前他们只能吃到一个饼子,现在能吃到两个饼子了,应该知足。不应该看到别人吃到五个饼子而眼红。问题是,说这种话的人民大学教授是吃到五个饼子,甚至是二十个饼子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这样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他们也属于只吃到两个饼子的群体,他们也绝不会因为自己以前只吃一个饼子,现在吃到两个饼子而心满意足,不在乎别人吃到五个饼子,或者二十个饼子,甚至更多。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不否认,中国的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看来很大的发展。但这不等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无可指责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其发展的道路是否符合该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首先是我们有十亿农民。有中国学者提出通过城市化,来消灭农民。你怎样消灭十亿农民?如果中国农民都生活到城市,光垃圾一项,就会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其次,我们国家可耕地少,这一点是很严重的实际问题。美国和中国领土大小差不多,美国的可耕地占美国领土的百分之四十,而我们的可耕地只占我国国土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美国的可耕地几乎是中国的三倍,而美国人口只有三亿二千万,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大约是五分之一多一点。这就是我们相比美国特殊的国情。任何脱离这个国情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后果。九十年代初,我曾指出,发展小汽车工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希望国家鉴于中国人口集中,土地稀少这样的国情,多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我跟许多学者辩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人有汽车,可以周末到郊区去兜风,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15]这当然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好一点的问题。如果人家有的,我们就一定要有,不管对自己好坏。那我们就不是在独立自主地发展,而是跟在人家的后面,做人家的奴隶。如前所述,商场如战场,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克敌制胜之道在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中国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不是在美国人设定的框架内。我们不应该跟美国人比谁的人均国民总值高,我们应该跟美国比谁的国民更能安居乐业,比谁的犯罪率低,比谁得社会更和谐,谁的人民更幸福。

我们的孔夫子说,“人不患寡,就患不均”,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八十年代初,许多中国学者把这一民族文化特点看作重要包袱,大加挞伐,要改造,要超越。其实我们更应该下工夫研究我们的民族文化。[16]其实,我们更应该下功夫研究,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顺应我们的民族文化。现在,我们国家每年都在派大量的干部到国外进修。其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民情,而不是美国的国情和民情。依我看,花巨额外汇送干部到美国和英国学习,有很大的局限性。语言不通,国情不通,在短时间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而往往还学到负面的东西。笔者就见到过一个县委书记,到国外溜达了一个月,走马看花地看了一下国外的高楼大厦、市容地貌。回国后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美国日本是天堂,新加坡和香港是小康,深圳是贫民窟,而内地则是人间地狱。共产党的干部如此不懂政治,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对这样的干部,重要的不是到国外学习,而是在国内学习。

结语

本文要说的无非是发展要基于本国国情,衡量发展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西方制定的模式,而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的国情为主的模式。我们不仅要学习了解外国,更应该研究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自己国情与民情。对美国好的政策,未必对中国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效仿西方或任何外国的经验。

注1: LaFeber, Walter. 《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Inevitable revolutions :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3)。

注2:如在作者执教的北卡来纳州,州政府每年为每一个录取的本科生支付八千多美元的学费补贴。这还不包括其他方面的补贴。二零零四年的新生,每人还发一个笔记本计算机。

注3:作者有一位朋友曾在该办公室上班。

注4:作者曾得到一家私人基金Spencer基金的二万美金的赞助。在此再次致谢。

注5:纽约州就有上万家私人基金。

注6:这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记录片系列:《亚洲世纪》,该系列共十集,第六集,《日本公司内部》专讲日本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注7:每英亩相当中国6市亩。

注8:每普世耳合五十磅左右相当于45市斤,因粮食比重而异。

注9:作者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多年。此问题近来也颇受国内媒体关注。

注10:因为社会保障基金有入不付出之虞,现在的退休年龄正在慢慢提高。另外,工人也可以延迟两年

退休。如六十七退休,其退休金就相对高一些。

注11.为贫穷家庭提供的医疗照顾叫 medicaid, 而为六十五以上的退休人士提供的医疗照顾叫 medicare.

注12.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

注13.参看即墨县志,695-706页。

注14.参看Suzanne Pepper,<<激进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Radicalism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

注15.拙文《汽车工业与中国之国情》在《中国与世界》上发表。

注16.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韩东屏,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北卡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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