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职称评审腐败逼良为娼?

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腐败,社会影响恶劣不亚于官场腐败,从断人慧命、祸及子孙的意义上可能还更严重。学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窃谋名之徒古来有之,但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倒真是举世罕见。学术成果剽窃者明明被人捉了个正着,证据确凿在案,但就是死不认账,甚至还反咬一口,诬称告发者是别有用心,“打假”往往变成了“打架”的口水战。但敢这样做又能这样做的往往都是在学界有个一官半职的家伙,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即使富甲天下,也不过是一群西服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提供不了有价值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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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职称评审腐败逼良为娼?

按理说,职称评审制度本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必然产物之一,何以坊间却屡屡传来“职称评审腐败逼良为娼”之类的说法?带着这个问题输入“职称评审腐败逼良为娼”搜索网络评论,笔者以下心得可资读者参详。

职称评审能否将我逼良为娼?

我拒绝花钱在核心期刊上“买”论文版面费,面对已是中级职称同事的嘲笑,我其实并不算觉悟太晚,只是不齿为之而已。但我的这种态度终于遭到报应,同事的嘲笑已说明一切。毕竟是同一年博士毕业,如今人家已是中职加身,我却还在评职称的路上匍匐前进!评心而论,我的资质并不差,教学工作更是在学生当中有口皆碑,但评职称可不看你的这些表现。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来自核心期刊?你上了几节省(市)优质课?你辅导的学生获奖了吗?你有参加优质课大赛获奖的证书吗?写论文并非我的弱项,但我不擅长跟核心期刊的主编打交道;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断反思、改进我的教学方法,教学经验日臻成熟。将自己的教学心得认真修改之后,我总是第一时间投稿出去。但那将意味着漫长的等待,随后总是变成空白。早有好心的同事点拨,寄稿的同时再寄点人民币,可惜我把这些“苦口婆心”当成了毒药。职称一直评不上去,我也要被逼良为娼了吗?

同一年应聘到高校的同事绝大多数评上了职称,从此不用再奋斗了,不用再辛苦备课了,不用再辛苦写作了,对“青椒”(对青年教师的简称)却能颐指气使了。今后他们就能混吃等死,只盼着退休享受高级职称退休金了。我则月收入低于人家上千元,还要忍受某些人小人得志的各种白眼。偶有学院领导觉得我可怜,也想照顾我,但又怪我自己不争气,拿不出来“顶尖”的东西,我是辜负了领导的心意了吧?!面对同事的非议、妻子的抱怨与孩子的嗷嗷待哺,我本可拿出几千元人民币与下载拼凑的论文改头换面一番(实际上连这等剪刀加浆糊的“功夫”也不用做)同时寄出去,用我一个月的收入作为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版面费”!进而,我还能给各级教育机构的领导“上供”,也弄个“优质课”上一上;再花点钱买几个辅导奖,去抢某个优质课大赛之类的香饽饽。当然,我最后更要备好评职称的“大头”,评审期间各级人事部门的领导都必须精心打点一番!

赔上我一年的收入还评不上一个中级职称?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一: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之初绕不过“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所谓的“盲审”制要求同行“专家”由评审者所在学校人事部门负责联系,但我屡屡听到同行“专家”苦笑“代表作我还没拿到手呢,那边作者已经托人来说情了!”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二:每年省教育厅都会下发“任职资格条件”之类的红头文件,要求核心期刊论文几篇、课题多少项、教学课时达多少学时,等等,但负责解读文件的工作人员往往都要在最后强调“即使你所有条件都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仍然不能保证你就能评上”,这就给此项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与可想象性,无论你评上或评不上都能解释的通,有关部门甚至无需给出任何解释。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三:不少参与评职称的“专家”坦言“这种事犹如撞大运,没什么理由可言”,你不得不相信,兢兢业业授课者评不上副教授,坐办公室的没课时要求的却评上了,评职称前坊间就在传“某人的恩师今年是省里的评委”,“某人的亲戚是省教育厅的官员”,“某人头脑活络路子很多”,“某人曾被借调至省委工作”……后来的结果确实印证了人们的猜测,于是很多简易成功的版本在民间流传,到最后都有点妖魔化了,甚至有传闻异地调来的甚至海归的所谓教授还有文凭、学历掺假的呢!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四:每年评职称的不同阶段的公示中总会有“意外”出现,不时有知情人举报某人一稿多投、某人剽窃他人作品、某人移花接木作假材料……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五:因为有撞大运的可能性,有的“专家”竟摇身一变为“评职称专业户”,第一年跑跑龙套混个脸熟,第二年给评委加深印象,第三年在省教育厅渐为人知,等四年之后总该有点同情票吧?!与范进中举类似,但范进后来疯了,而评上职称发疯的我还没听说过。

职称评审怪现状之六:不少教师屡评不中或被身边同事的遭遇震慑,最后干脆声称不玩了,反正也玩不起,不如炒股,尤其不如炒房子,炒一套房的收入胜过教授好几年的工资,于是钻研财经、房产的人越来越多了……至于学生,还是算了吧,能糊弄过去就行了,学什么样是什么样,反正教得再好也与评职称无关,其他高级教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每次学院开例会的主题都是“国家级课题”与“核心期刊”的大比拼,在我眼里就像传销窝点在灌“励志”鸡汤,高校职称“大跃进”的反市场经济当代版!如今,我也终于明白自己越来越不爱看核心期刊与年度课题导向目录的原因了,靠花钱换来的核心期刊论文与国家级课题,谁还会相信其中还有含金量呢?

职称评审离逼良为娼还有多远?

花钱买论文,给评审人员送礼……拿不出作“娼”的勇气,想晋升职称是不可能的。面对我们单位例行晋升职称摸底调查,我也报了晋升中级教师任职资格的评审条件,但被通知我上报的条件不合格。问起原因,听后让人啼笑皆非,现晒出几条让大家看看,职称评审到底有多难,离逼良为娼到底有多远!

参评中级职称的业绩要求(原文):

【“获得省直厅(局)或市(州)党委、政府授予的教育教学先进称号1次;或市(州)直部门,或县(市、区)党委、政府及地级企事业单位授予的教育教学先进称号2次。”“本人或本人辅导的集体或学生(以学校备案及教师指导计划为据),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参加全国本专业竞赛获奖或取得名次;或参加全省性的本专业竞赛获得二等以上奖或取得名次或获得三等奖2人次。”“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省级教育专业期刊发表本专业论文2篇,专职教研人员及编审人员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本专业论文1篇或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专业论文3篇。”“在乡镇及以下或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或在矿山、森林、野外等艰苦条件下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累计15年以上;在乡镇及以下或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或在矿山、森林、野外等艰苦条件下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连续10年以上,现仍然在以上岗位,且工作成绩突出。”】

按某职称评审负责人的说法,我晋升职称的希望绝对是没有的,自己放下尊严去另想办法吧!但我又明白那相当于作娼,而我根本不是那样的料,想想还是算了吧!但我仍不死心,我难道也要重蹈《沧浪之水》的主人公的覆辙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果一个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这个民族是不可能崛起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的主要内涵是专业化的技能,而志业这个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宗教色彩,所以他毕其一生全心全意投入这件事。《左传》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立言”者,“学术”也。但令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的是,当下中国曾经神圣到足以让人不朽的学术几已沦为太阳底下最为廉价与令真正的学人蒙羞的“生意”。何以然?当下普遍实施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使然!更令人绝望的是,迄今除个别人或媒体对此有过自觉反省(又稍稍令人感到欣慰)之外,多数学人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实际上是有学术与政治话语权的教育管理者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通俗地说就是人参与胡萝卜一个价,珍珠与沙子一个价。其中的荒谬不言而喻:将凝结在生产一定量的人参或珍珠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混淆于生产同等量的胡萝卜或沙子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与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表明学术界已乱了方寸,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与学术贡献。这种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显然是不公正的,给中国当下学术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用罄竹难书来表达,其祸害程度已到了不彻底铲除则将扼杀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创造力以及阻碍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危急关头。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迫使那些本想坐实十年学术冷板凳的学人恐慌不已。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最先被淘汰的必是你。教师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本分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有的居然一年能发表几十篇论文,出版十几本“专著”。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199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13位,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而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现在老师们的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直言,

【“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

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是高校用“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

数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终将催生不利于学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引导与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与扩大学术声誉,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于是,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现象愈演愈烈,动辄“批量生产”上百篇学术论文、几十本学术著作、百万字科研成果文章的“学术泡沫”现象一发而不可收拾。

学术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控制越轨行为,激励评价对象提高学术水平。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与公正程序相结合则可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如何建立公开、公平、公正与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高校与科研单位应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评价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为评判标准。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但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导致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定量评价应与定性评价适当结合。

如果想知道学术腐败有多么严重,只需网络搜索一下学术造假的信息,有大量令人瞠目结舌而又见怪不怪的学术腐败案例。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奖金、经费、升迁等紧密相联,使毫无学术能力的庸才混进学术队伍,使原本具有光明学术前途的学人,为了自我生存而急功近利地加入生产“胡萝卜”与“沙子”的“制假大队”,丧失了学者的风骨与立场,沦为可怜的“学术娼妓”。整个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由此而彻底落空,扭曲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掏空了整个民族文化精神与学术的创造力,制造了一个个不可逆的恶的循环机制,如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逼良为娼娼更娼、学术伦理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与践踏、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沙漠化、政治生态彻底恶化与民主政治遥遥无期……

多行不义的不公正学术量化评价标准,破坏了正常的人才培养选拔程序,使大量伪劣人才进入社会金字塔的高端,大量假冒伪劣的人才进入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汰优择劣的必然结果。如果主导社会进程的政府官员普遍由泥沙构成,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政治进程将由此而遥遥无期!

科研申报只能拼关系吗?

“关系”立项、财务“造假”、审查“放水”……在近年曝光的众多科研腐败案件中,由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所致的腐败问题占了很大的比例。科研项目立项、经费使用管理、项目审查监管的整个链条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约束,在“潜规则”惯性的监管缺位环境下长期运行,腐败程度令人发指。

科研腐败从课题立项的源头上就已产生,大学科研处的职能本应是为学校争取科研机会,但实际上常常扭曲为用学校的资源“跑部钱进”,为部分人谋“福利”。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教师一旦当了领导,课题马上就来了,他们的主要“财源”就是拿课题费,没门路的年轻教师申报课题则越来越难。拿了课题的领导根本没有时间干活,而是将课题“转包”给他人,从而形成包括立项、申报、研究、结题整个过程的利益链。科研经费已成为利益输送的隐形通道,如一些地方领导为换取高学历而支持高校搞科研项目,一方出钱给项目,一方收获学位文凭,最终“共赢互利”。校领导的课题有科研处帮着“跑”,而普通老师的课题就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乏为“跑”项目而“跑”出法律边界的。

老师拿到科研项目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放水养鱼”,报销经费基本上不控制。在多数高校,对于课题经费的使用,学校根本不插手。谁弄的课题,钱就是谁的。从财务角度,他们只审核发票的合法性,不管发票的合理性。一些大型国家科研项目,学校都有配套资金,配套比例不定,要分给老师多少,基本上是一些部门自己说了算。随着科研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国家、省市布置的纵向课题经费增加,养肥了不少科研“蛀虫”。这几年曝光的科研腐败的案例,足以反映造假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多么“五花八门”:包括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以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的名义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只要发票是合法的就能报,哪怕买的是热水器、几万块钱的打印纸。劳务费表面上发给参与课题的所有人,但很多情况下是被一个人收入囊中。高校老师承接了国家项目之后,绝大多数是让自己的学生打工。有的大学教授申请的课题费没有用于科研,而拿去吃饭喝酒,甚至买房买车。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实际上,很多科研经费是“花不完”的,但“花不完”的也要想办法用掉。只要能“做账”就报销,甚至出现有的老师一个月报销30万元油费的荒唐事。经费设置的不合理也会“逼良为娼”,比如招待费、资料费、劳务费等都规定了一定比例。其中招待费其实是占了很大比重的,但多了报不了,只能去造假做成其它可报的名目。

除了自上而下的审计抽查有一定威慑力,高校内部对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管基本是空白,而课题成果的验收环节也往往是“放水”。高等教育管理的难点在科研经费。很多科研经费都是专项,非常容易脱离监管。立项的管理几个人就定了,极少去研究这些项目是不是国计民生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有本事拿得到项目就有本事结题。只要有关系,经费充足,请几个好说话的“专家”,能不过吗?即使课题做得很滥,还是会给优秀。特别是一些软课题,怎么验收?常常是发表几篇文章就算验收了,而且这些文章往往就是靠课题经费开支高额版面费而获得发表的。我国科研经费与成果针对性不强,由于没有按需研究,所以有没有实际成果无人管,科研经费管理重征取、轻监督。而且,科研过程一般需要好几年,而地方财政是按年度审计,时间一长就淡化了。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应追加责任条款、验收评估,对于有问题的项目责任人要记入黑名单,追回项目资金并限制未来申请科研项目的资格。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相关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只有科研经费财权与审批权分离,建立严格的科研投入基金制度。

近年来,学术界弄虚作假的事层出不穷,腐败丑闻屡爆不鲜,不仅牵涉者官职大、学衔高,多有校长、主任、院士、博导之类的头面人物,而且日趋年轻化,被揭露抄袭造假的学界新秀前仆后继者络绎不绝,足见其问题的严重性。

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腐败,社会影响恶劣不亚于官场腐败,从断人慧命、祸及子孙的意义上可能还更严重。学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窃谋名之徒古来有之,但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倒真是举世罕见。学术成果剽窃者明明被人捉了个正着,证据确凿在案,但就是死不认账,甚至还反咬一口,诬称告发者是别有用心,“打假”往往变成了“打架”的口水战。但敢这样做又能这样做的,往往都是在学界有个一官半职的家伙,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

以前在体制上对政治领导与业务领导还是有所区分的,所谓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所长)负责制。学校科研单位的行政领导一般还都是由专家担任,党政领导干部不管业务,也不伸手去捞学衔职称。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动请命主管教育科研,自己宣布要给专家们当好后勤部长。这是真正的政治家管教育、管科研。但现在一所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无论是管党群、管行政,还是管后勤,几乎没有不是教授、博导的,教研人员所有的东西,领导们一应俱全。这又分有两种情况:一是先有行政职务后有学衔职称,二是先有学衔职称后有行政职务。但在学术行政化上,两者实则是殊途同归。从体制上讲,学校、科研单位都从属于行政部门,向学校安排干部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许多著名学府在内,是从上级领导部门空降到学校,为的是解决他们的级别待遇问题。所谓“专家治校”、“专家治所”,最后都只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心结。

以职务获取职称,以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的情况,在当今中国高校有相当的普遍性。行政领导人能动用的资源与人脉关系是其他教研人员无法企及的,可以倾全校之力争取到项目,自任课题负责人,以此成为教授、博导的不乏其人。所以,有的学校就出现了没一篇学术论文的博导、没有教过一堂课的教授。

学校中搞行政的比搞学术的要实惠得多,只要是个“长”字号的,有点权、有点钱、套套关系、请人捉捉刀,一样能得到学衔职称,比坐冷板凳还更来得容易。所以很多人读完了博士并不以搞学术为职业前途,而是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甚至有的名牌大学中已在教研岗位工作的博士也纷纷脱离教师本业,要到行政后勤部门去竞争个科长、处长。这些学校部门所谓的“长”原本是学校职员,古今中外的学校办学都要靠教员,哪有靠职员的?已有一定学术训练的青年教师不当教员当职员,而且趋之若鹜,说到底都是利益使然。这也足以说明学校官本位的膨胀,使学府安心治学的氛围逐渐消逝,已然有了衙门式官僚主义气象。

学府的行政化也就是学术的官僚化,必然造成学术的劣质化,特别典型的是所谓“工程”学术。在“工程”学术大行其道的今天,尽管其工程质量是大有疑问的,却是投资浩大,动辄是上百万一本书,能拿到这些“工程”的则非学官莫属了。凡是参与“工程”的也能分上一杯羹,领导领衔首席,大家分成包干,“排排坐,吃果果”,名利双收,何乐不为?如此一来岂能不产出垃圾学术?

学术官僚化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则是学术标准的扭曲,其所对应的是学术权威的缺失,专业标准的沦落。一直在做学术的尚且如此,遑论只做了半截子学问,或根本没有做过学问的学术官僚了!让学术官僚制定学术评价体系无异于让非专业人士制定专业标准,只能是把学术活动指标化。当前各个学校研究单位的学术标准规定,无非是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几部专著。且不说这些刊物的规定种类是否合理,就是质量较高的专业刊物也并非学界的同仁刊物,学术立场也是很有些折扣的,在厚币谦词的公关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差强人意的关系稿、人情稿。至于出书,在现在的出版条件下就更容易了,只要有钱到位就行。真正发表起来比较困难的往往反倒是那些打破了陈见旧说、触及到某些敏感问题的真实性研究,诸如关于中国当代史某些领域、某些人物的研究,当前某些社会问题的研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的学术成果反而很难被公开发表。

在政治化与指标化的双重压力下,既不能触雷又要完成任务,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正常开展,只能走平庸主义路线,政治上跟着主旋律走,学术上跟着指标走。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必然造成知识的平质化,当前大量充斥学界的是沿袭陈说的“著作”,抱残守缺的伪问题研究,大同小异的雷同之作。这类东西只有评职称的意义而没有知识的价值,雷同与抄袭其实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学术活动是人类探求真知的活动,是复杂劳动中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很难用简单劳动叠加的数量公式来测算其真实价值。将一个著作等身的职业写手与述而不作的饱学之士相比论,一是商业化写作,一是学术性研究,根本没有质的可比性。做一篇原创性与开拓性的学术论文所需的知识储备、所下的研究功夫,绝非搞几部东拼西凑的专著可比。有的学者皓首穷经却不着文字,只留下几部研究手稿,但仍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了积累价值,这就更难评价了。所以,学术的价值,只能是学界自明、业界自评,无法用硬性指标量化出来。但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评审者缺乏应有的知识眼界与学术立场,在学术上较不起真来,不采取这样的指标化管理又当何如?

学界的行政化导向必然混淆学术标准,带来知识的劣质化。扭曲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使然,越来越多的“专家”浑身披挂各种学术头衔,经常出没于官学两道,但张嘴除了套话、空话,就是硬伤百出的错话。他们往往没做过一件在学界立得住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尽管是不能被学界引为同道的学人,却是符合指标化数量管理标准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们熟视无睹的“科研成果”。

学术评价体系违背学术规律,为娼还要逼良,制造越来越平庸的多数,集体排斥少数出类拔萃之辈。进一步考察当前学界的腐败问题,能被公示于众的“剽”客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这些从事伪命题写作、低水平重复劳动的“雷”人。这可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即一个社会的知识机理的败坏。学术剽窃与弄虚作假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但能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腐败问题,只有在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学界的行政化与学术的官僚化必将造就一批以官取学、以学谋官的官学两栖动物,会用一种平质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把学术标准演绎成人际关系的交易,会让不学有术的投机钻营者占据了学界要津,把学界变成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的江湖,使平庸排挤了高明,劣币驱除了良币。

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即使富甲天下,也不过是一群西服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提供不了有价值的学术。

高校科研经费治理先逼良为娼再抓嫖?

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职称评审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截止2013年,中国的科研经费已位列世界第二,与之相对则是相关资金中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科研经费“挪用”的手段包括“贪、吞、套、骗、假”,如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套路不一而足。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而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与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至今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填写的诀窍之一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与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你哪里知道未来几年自己要去哪里开会,去哪里调研,与谁同往?这一“合乎规范之举”在随后的年度计划里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实际的出差地往往远不止几个城市,差旅花销大大增加,直至占到总资助额的半数以上,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陆续规定

【“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与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与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管理趋于僵化,“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合同双方的负担。像防贼一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高校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挑出发票的各种毛病: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能报销2万就算好的了,“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但这个过程就太折腾人了。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教师们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教师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财务人员告诉你,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因为高校教师已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包括工资与福利),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在大学里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每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会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也没见人少拿,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这个制度就是让人造假,职业的上升通道与能否申报上课题以及课题的重要性直接挂钩,绝大多数教师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填报这样的表格足以让教师们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这种被歧视对待的方式足以让教师们感到不舒服,觉得被伤害了自尊。

论文造假是不是逼良为娼的产物?

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导致国内所谓的那些学术期刊制造的东西绝大多数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职称评审整个管理体制就是逼迫人造假的机制,君不见淘宝上从写论文到发表论文是全套的服务?!中国的职称评审越来越成了个折腾人的工具,扼杀创造的工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对职称评审环节的弊病全都一清二楚,只是大家不愿说说不敢说而已。在内部与地方的评估程序当中、在资源分配与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与大学这一级,在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方面与履行科研资金承诺方面都可能延迟。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刊发《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指出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一系列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过于强调发表论文,促使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预学术活动。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术评估(如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是由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僚主义者执行的,结果是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标准。

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撰文称,他看到了中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与困难所在。他认为,中国缺乏批评性与个性化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与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这样的社会似乎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的繁荣,即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太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创意天才。

我曾百度搜索“买卖论文”,“丰城论文网”赫然排在首位。该网站在其首页的“信誉说明”中扬言:

【“本站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论文著手队伍,包括高校的讲师、博士与研究生以及期刊编辑……与众多期刊合作,代发包括经济类、教育类、医学类、科技类与文学类国家级、省级期刊、部分核心期刊在内的论文。您只需提供详细的论文要求与相关资料,本站的指导论文著手将迅速为您撰著……”】

国内互联网上代写、代发论文的“广告”层出不穷,各类征稿期刊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犹如身处在一个人人都需要发表论文、动辄以论文说事的“学术大环境”中,以至于以论文为纽带的产业日益壮大,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据说每年高达数亿元。“论文经济”导致核心期刊见钱眼开,其后果不言而喻。

中国学术界“论文经济”泛滥成灾的乱象早已举世瞩目:

一是质量低劣的付费论文滥竽充数,为了职称评定、晋级争优,许多工作在一线岗位的教师、技术人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少数论文是署名者自己写的,而绝大多数论文是通过亲朋好友代笔、胡乱拼凑、网上下载等方法炮制的,“垃圾论文”投稿只要交了数额不等的“版面费”就能在不同级别的期刊上发表。

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期刊大量涌现,评定职称的硬性条件之一是必须在一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发表论文的需求市场越来越庞大,期刊却不多,收费期刊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绝大多数期刊根本不问论文学术质量,更有一些非法期刊乘机面世,鱼目混珠,赚取不义之财。

三是论文买卖“生意”火爆,代写、代发论文的“枪手”、公司、网站云集,为需求者提供“一条龙服务”;四是学术造假已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程度,学术的神圣殿堂被任意践踏,到底还有多少原本受人尊敬的教授、学者、科研人员以及科研院校身陷其中,不得而知。据报道,一篇1986年发表的医学论文,竟先后被25人抄袭,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又被“发表”了16次!

归根结底,“论文经济”乱象源于“论文至上”的评价机制。在学术领域要求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本来很正常,作为其职称评定或级别晋升的条件之一无可厚非。但普通中学教师、一般技术人员也得发表论文才能晋升职称、评优评先,而且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更是以论文发表的多少作为硬指标,就形成了畸形的评价机制。一些长年坚持在一线的教师及技术人员因无论文发表而失去了晋升的机会,如讲课精彩绝伦、深受学生爱戴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就因无论文发表,直至57岁病逝时也未能评上副教授。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但这种历史随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而荡然无存。比如陈景润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都会成问题!

“论文至上”的职称评审机制不变,“论文经济”之乱象还将泡沫化“繁荣”。“学术”货币化,“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们岂能甘坐冷板凳?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何以然?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中一味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质,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与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不良学术风气。这种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高校与科研院所推行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学术形象与学术竞争力。现在老师们都有数量考核目标的约束,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撰文、编书,很多“成果”是东拼西凑出来的。

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学术论文的质量与国外论文相比存在着不小差距。中国学术界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凑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根本就没资格被称为学术成果。

期刊收取“版面费”早已是公开秘密,滋生众多学术腐败。现在绝大部分高校与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经过十几年演变,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核心期刊”越来越受到功利性侵蚀,各高校与科研院所争相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使核心期刊成为稀缺资源。现在一篇约5000字的学术论文的市场价,普通学报即一般的省级学术刊物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为1000—2000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为3000—5000元,而一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私下交易价格则要更高。惟“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越来越多的教师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惟“核心期刊”论的扭曲学术评价方式是助长其泛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学术界的健康。

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能等同于学术水平呢?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学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为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现在评教授,连小学生都能当评委,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数字就行了。严肃而又复杂的学术评价被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处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层次。如此简单粗暴地定量考核教师学术成果,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

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恶意滥用。越来越多的大学与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与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SCI的正面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目前在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划拨与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譬如,在何种类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等等。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

【“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与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在评审时,大家一般都会与评委进行事先“沟通”,评委在摆不平“关系”的情况下,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数量多少来评,这样没评上的也都能“接受”。现在的高校与科研单位对教师与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有可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与奖金。

面对大量垃圾论文,我仿佛看到登载它们的一页页珍贵的纸张与倒下的一片片森林,还有留下的一片片沙漠!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写论文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科研工作量的要求而写的“垃圾论文”,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原创性,也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科研。只是为了多发、快发论文而找的当前研究热点,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无非是在别人嚼过的甘蔗上再咬上几口,索然无味。想自己好好做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科研工作,现实的体制下还能么?先不谈条件的不许可(在高校,如我等弄不到项目的劣等教师,科研条件自然上不去)。真正的科研应该是允许我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不发一篇论文,允许我甚至一辈子不发论文,因为探索性的东西本身就可能一无所得。那样职称又怎么上,工资怎么涨?老婆孩子怎么养?身在高校就不可能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科研。你必须去随波逐流于功利化科研,发论文够快才能顺应考核要求的“科研”。

学术风气的改善与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带头改革。现在国内核心期刊里的垃圾论文越来越多,我国已走过论文数量增长历史阶段,该强调论文的质量了。要促进学术评估的健康发展就要该重视同行评议,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人情因素的干扰,但应相信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每个科研人员也应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核心期刊论文等学术成果,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对学术研究人员与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不能太急功近利。

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变成学术浮夸的“催化剂”。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应确保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与透明,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重视同行评议,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学术界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与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

我为什么要弃教从商

要拿国家社科基金,一定要多去参加学术会议,多结识“学术”圈大咖,本子的好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国家社科基金是所有基金项目中,婊子做得最好,牌坊也立得最高的。其他省部基金大都明码标价,拿到以后反馈多少是有行规得,犹如街头妓女,但至少不会立太高的牌坊!国家社科基金在发榜之前,拿到项目的其实都早已知道结果,他们从何得知?!入圈子是业内的潜规则,圈子里的人好相互照应。每年项目送审前,圈子内电话满天飞,“项目到你这里的话,照应照应”“好的,一定给优先,我的到你那里也照应照应。”“你的本子发我这里来了,我给了特优。”“那个谁的本子,是以前帮过我的人,照顾一下”如此等等。不入圈子就早已注定了怎么申报都是白费心机,一个本子要找你的麻烦是很容易的,随便哪一条莫须有的缺点都可以置你于死地,而你连申辩的权利也没有,这就是国家基金的评审规则。没有拿到基金,评语再怎么弱智,也不要去申辩,申辩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结果的改变,只会造成负面影响,除非你是某某大牛的什么关系户!奇葩的不可申辩的通讯评议制度有何公正可言?!他只是告诉你,你必须入圈子,进了圈子才会有你照顾我、我照顾你,评语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评审国家社科基金,写意见之前已定好了谁该否定,谁该肯定!其实,教师们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写了又写的申请书,指不定会落在哪个日理万机的“老板”手上,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好好看你的本子,他只需要瞄一下,本子是不是圈内人的,是不是打过招呼的,你的多少年的心血,在他那里屁也不是!基金委项目流动主任历来是一个香饽饽,单位也都会力推自己人去。但看看招聘条件就够吓人的,一般要求博士学位,高级职称。流动期间基金委每月发2000-3000元津贴,原单位津贴取消,就这工资水平为什么还这么多人挤破头皮想去。因为谁都清楚,流动一下你就是圈子里的红人了,以后申请基金那都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碟。

假设基金委信任通讯评议结果,那么学科评审究竟是为什么而设?如果信任通讯评议结果,直接让每个通讯评审人打分,每个申请得分相加,按序排列,完全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些工作,减少人为干扰因素。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提这个,为什么不实行?通讯评议过后,实际上大部分申请书的结果都是可以操作的,每年大约只能有3%的申请书,在3个通讯评议人(有的学科组是5个)那里都给优先资助的就算好的。这部分属于直接上,学科评审不加干涉。但资助率每年约在16~18%,剩下的学科评审就是关键了,由此不难想象学科组可操作的空间与权利!有了权力,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大概这就是不取消学科评审的原因吧!因此,跑项目成了科研体系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单位跑,团队跑,个人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跑得目前的科研氛围乌烟瘴气,学术界不再有一块净土。

除了国家基金,其他省部级基金同样没有公平可言。一般的学校每年能拿到3、5个课题就算好的了,比例比国家自然基金还低很多倍。对于这种衙门式的基金,没有人帮忙无异于白日做梦。哪怕有幸在学院以答辩排序第一上报,上报之后也会有人就说:你找人了吗,没找人没戏的,一般要申报前一年打好招呼的!高达25-30%课题经费反馈而且还不能打保票,生活拮据的“青椒”们哪里还有这么现钱来做这种风险投资?没有操作就没有结果,这就是现实!此后,社科基金每年依然如故地发布申请指南,但我不再关注,不就是“招妓”吗!

提出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经费提高到均项80万元的“砖家”绝对是祸国殃民的主,写课题经费预算成了教师们的一大难题,一个面上项目真的需要那么多钱?该怎么编才能花完这么多钱?有幸拿到课题的同行也经常发出得意的抱怨:我这还操心多少多少万没花完呢!于是,在大学里每天都能看到教授们怎么想办法弄发票把项目经费报出来,有的甚至专门委托研究生负责报销工作。

科研经费腐败的丑闻屡发,课题经费的无序发放也是一大诱因。根据2014年度全国各高校科研经费情况,该年度全国有227所高校科研经费超过亿元(多么惊人的数字,我们的政府多么舍得科研花费)。平均每位老师年度科研经费超过50万元的高校17所,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教师们怎么还天天哭穷?!实际的情况是,我与我身边的多数同事很多年都没有一分科研经费到帐。在大学里,真正科研经费充足的老师并不多,大量的钱只集中在少数学阀身上,而这些人往往身兼行政要职,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科研工作,于是在他们手下便有了二老板三老板。有的研究生好不容易报上了很有名的导师,但之后他会抱怨说“我甚至一年都没见过我的大老板”。大老板也忙啊,既要忙于处理政务又要忙于各方应酬还要忙于跑项目,争取更多的经费,底下要养那么多人,学生岂能轻易见到?

大学里早就形成了科研经费高度集中的奇怪现象,有钱的越来越有钱,钱能生钱,在那个地方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没钱的哪怕最基本的玻璃仪器也凑不起来,拿什么搞科研!大学里还形成了另一种奇怪的现象:科研经费很多的大牛教授们,承担的教学任务很少,他们没时间上课也没有必要上课,能给学校带来科研经费就是最大的贡献了!一千多年来被践行的韩愈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不知从何时已被学阀们更改成了“师者,项目,课题,经费也”!

高校扩招之后,综合性大学、研究性大学成了高校建设的共同目标,教学则越来越沦为大学里的鸡肋。在大学里做教师,成不成功,科研经费决定了一切,拿到的项目越多,给学校带来的创收越多(不论什么项目,学校都要抽取一定的管理费,最低的纵向类项目为5%),能带来更多项目的老师工资更高,奖金更多。既然如此,老师们何必吃力不讨好,把时间都放在编写教案认真备课上课上呢?你教的好不好根本不重要,只需要有大量课题经费,你的职称、聘任级别马上可以直通最高级别。反之,教得再有水平,没有课题经费,一切都是白搭。这是一种神马逻辑关系,坑苦了寒窗十年的孩子们!教师们都在哀叹大学生的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以科研经费为主导的评价体系早就在其中推波助澜了。

诚信的缺失是大学教育最大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与科研业绩作为高校评价的主导体系息息相关。由于科研压力山大,教师根本无暇顾及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甚至学校对于学生的政策也转变为教师的科研服务。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教师诚信的缺失是非常可怕的,有的考取研究生以后就是这样对待科研的!

把大学教育完全绑架在科研上终将有悖教育的理念,科研一旦主导教学业绩,大学办学的宗旨在哪里?越来越多的高校把本应是教育学生的圣地转变成各式各样的研究所,教师的考核分A分、B分与C分,A分是科研经费到帐得分,B分是发表论文得分,C分是教学得分。聘任时A分决定了你能不能聘任更高一级的岗位,B分决定了你是不是能保住自己职称内的最低岗位,本来应该放在首位的C分对于你的聘任不起任何作用。如果你A分高,C分有没有也没人在意,对聘任职位高低起决定作用的是科研经费。,每1万科研经费折合50分A分,A分还可以用来充抵B分(与之对应的是B、C分不可以充抵A分),你有科研经费了,不发表论文也没有关系,不好好教学也没有关系!学生们谁还管?

教师的业绩也能量化计算?除了科研,教师授课也是量化计算来得报酬。教师教学的工作大部分其实是在课堂外完成的,量化的依据在哪里?备课,辅导,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教案,有良心的教师他们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教书育人上了,如何量化这些感情的投入?高校的管理者(我揣测他们大概教书不咋的,但科研“实力雄厚”)炮制科研业绩主导一切的教师管理体制,因为科研业绩很好量化,争取到科研经费1万元,折分50,发表1篇论文,根据论文级别折分若干。你的科研分数越高,聘任的职位越高,奖金越高。在大学做老师,贫富差距非常大,一心一意搞教学的老师往往收入最低,这是一种怎样的变态体制!这种在领导眼里所谓的科研激励机制,实质也只是为制定政策者服务的工具。他们可以制定这种政策,也就可以随时更改政策,一旦太多的普通教师能拿到更多奖励,政策随时会朝令夕改!以我自己的经历,学校制定的所谓激励制度实质只是激励了部分领导乐意激励的小人,而对领导不乐意激励的人却是沉重打击。按需设岗,不想让你上,可以随时加补充说明!科研对于我只是在我想做、有想法时才去做,别再逼我造假,搞一堆破烂的课题、论文,走一路歪门邪道,不为五斗米折腰!

科研业绩绑架教师岗位,带来的绝对不是公平公正,而是更多的猫腻与对大部分勤勤恳恳的教师的心理极大打击。没关系不入圈子则拿不到纵向科研项目,尤其像我们这种水平一般的院校。快要到聘任时,教师们往往先算好差多少分数才能保住岗位,折合人民币多少万元。穷酸教师不仅被逼良为娼,而且白白损失真金白银!接下来还得想辙把自己搭进去的项目钱赶快报出来,不然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如我一样耻于这么干的老师,就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低一级聘任岗位。胳膊扭不过大腿,“科研业绩决定一切”,这是学校的红头文件,不服你滚!

国家项目难拿,但结题并不难,一般只要弄几篇论文就能交差。就结题的成本来说,根本费不了多少钱,况且发表论文还有奖励的!为论文而做科研,造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第一步是查文献,第二步是依照文献作某些方法或技术改进(是不是比原文献方法更好,天知道),各种数据测试,红外,紫外,XRD,扫描透射,先不管有没有用,数据拿到,第三步是罗列数据,自圆自说,第四步是起一个响亮的题目,网上投稿,第五步是submission accepted,第六步是submission published。当今中国绝对是论文炮制大国,跟目前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业内行话来说,其实绝大部分论文发完也就发了,但几乎没人看。为了多发,快发文章,本来可以写成一篇长论文的,非拆成好几篇,发快讯;本来还没太弄明白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为了抢时间,先发出来再说。这种压力之下的科研,压力之下的论文,恐怕连作者自己事后再看也会恶心吧!

科研不是高校的本职工作,那是全国各个研究所的本职工作。为什么现在的大学不好好地把学生培养好,非要去抢研究所同志们的饭碗?为什么非要以科研业绩来评价一个教师的成功与否?放眼全国,还有多少高校把育人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老板”、“大牛”等不伦不类的何以在高校教师中甚嚣尘上?高校市场化将学生沦为高校赚钱的筹码,金钱主导高校教育,多数教师早已麻木。

说到底,国家社科基金、核心期刊都不能再搞了,高校早就该把培养学生放到第一位了。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八年就业合同期满之后,我宁可弃教从商。

逼良为娼是不是权力垄断职称评定的产物?

新教育部长陈宝生直言“现行职称评审制度已成为权力垄断的市场”表明,职称评定早已被权力操纵到了万无一失的地步。本文所说的“权力”不是泛指党政权力,而是指被贪腐官僚与学术骗子窃取的“权力”;本文所说的“职称评定”的一个基本环节是“代表作评审”,用“评审”代表“评定”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套制度提出来还是用“评定”更准确,被垄断的也不只是“评”与“审”,还应该包括最后一步的“定”;本人认为“权力垄断职称评定”主要不是坏在“权力垄断”,而是坏在“权力垄断”披着带有民主色彩的“评定”外衣,披着羊皮的狼比狼更可恶,如果把“权力垄断”比做“狼”,“权力垄断”下的“职称评定”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职称评定制度的“灵魂”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评”,职称评定被权力“垄断”则意味着这种“评”的名存实亡。“评”的实质已灭亡,还要维持“评审”的假象,除了造假舞弊不会再有别的结果。职称评定一旦被权力操纵到能被“垄断”的程度,职称评定过程必然沦为官办的的表演过场。

“权力垄断职称评定”的恶果有哪些?

一是导致贪腐官僚与学术骗子拉帮结派。职称附带着可以享受终生的多方面的巨大的现实利益,直接决定着知识分子的现实待遇与前途与命运,“恩赐”职称自然就成了以权谋私的当权者收买人心、聚拢奴才、结党营私最有效的手段。职称评定制度自然也就成了拉帮结派最高效的工具,靠这个“工具”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帮派势力与强大顽固的学术腐败权力关系网与利益共同体。

二是导致正直学者被打击报复。正是因为职称直接决定知识分子的现实待遇与前途与命运,剥夺通过平等竞争获得职称的权力也就成了以权谋私的当权者打击、凌辱、迫害妨碍他们以权谋私的学术人才与正直学者的有效武器,不仅剥夺你该获得的职称,还要对你肆意侮辱,相当于强盗在抢劫你的财产的同时还要“强奸”!

三是导致造假舞弊的群体大汇演。职称评定制度的灵魂是“评审”二字,“垄断”一旦实现,“评审”则成了虚假的代名词,职称评定过程也就成了装模作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弄虚作假的过程,职称评定时期必然催生有预谋、有领导、有组织的造假舞弊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施展阴谋、玩弄诡计的群体大汇演。

四是导致权钱学交易沆瀣一气。“垄断”取代“评审”之后,台前是造假舞弊大比拼,台后则是权钱学交易大卖场。在这个大卖场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一本万利,有权的玩弄权术而无本万利,无权无钱的正直学者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五是导致投机分子掩盖“偷盗”、“欺诈”与“抢劫”。“垄断”吞噬“评审”的灵魂之后,“评审职称”实际上就变成了“监守自盗偷职称”、“造假舞弊骗职称”与“拉帮结派抢职称”。“评审”实质上已不存在,留下“评审空壳”的用途之一就是充当掩盖“偷盗”、“欺诈”与“抢劫”的遮羞布。

六是导致“刽子手”与“抢劫犯”成了学术界的保护伞。“评审职称”中的胡作非为一旦被告发受到查处,扼杀人才的“刽子手”与掠夺职称的“抢劫犯”就会马上祭起掩盖他们胡作非为的“遮羞布”,充当他们逃脱罪责的保护伞,以“评审”的假象否认“垄断”的实质,说什么“一人一票的结果,领导也没有办法”。

七是导致逼人抄袭、诱人造假、教人贪腐的集体培训。“适者生存”是自然发展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垄断职称评定”逼人抄袭、诱人造假、教人贪腐,善良正直的学者也被迫粗制滥造学术垃圾。

八是导致生产假冒伪劣“专家”的流水线压低学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职称评定一旦被“垄断”,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便成了不断生产假冒伪劣“专家”的流水线。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博导”一驳就到。

九是导致学术人才被扼杀埋没。权力垄断职称评定之后在批量生产假冒伪劣“专家”的同时也在批量毁灭真正的学术人才,此即“逆向淘汰”。学术园地的沼泽化不仅毁了现有人才,更严重的是毁了未来人才的成长环境。

十是导致职称评定过程沦为劳民伤财、浪费时间、空耗精力的无聊闹剧。既然“垄断”决定一切,“评定”也就成了从头到尾的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愚弄群众,劳民伤财、浪费时间、空耗精力。

十一是导致高校内部矛盾加剧而酿造悲剧。职称评定既决定知识分子的现实待遇,又决定其前途与命运,“垄断”必然导致不公平,在显然不公甚至欺人太甚的矛盾冲突中,善良的弱者被逼上死路而导致自杀者几乎年年都有。

十二是导致“学术泰斗”、“学术权威”变成学阀。权力垄断职称评定之后,同行“专家”的评审过程实际上变成了行政权力操纵的权钱学交易过程。屁大一点的行政权力胜过众多学术权威、学术泰斗的同心合力。一个弱智处长就可以灭掉几个本可成长为学术大师与问鼎诺贝尔大奖的学术人才的奇葩悲剧不断上演,结果是中国的教授比美国还多,当美国获得诺奖超过200大关时,中国依然为零。

十三是导致学术人才、正直学者沦为“奴隶”。帮派势力的权力垄断职称评定不只会毁了可以成长为大师与问鼎诺奖人才的前途,还要无休止地盘剥学术人才与正直学者,其残酷程度超过地主与资本家跟奴隶主差不多。靠“垄断”爬上高级职称与领导岗位的贪腐官僚与学术骗子自己没有能力搞学术,便与社会上的江湖骗子勾结在一起骗取国家研究经费雇佣被他们排斥打击的学者。如果赚到大钱,他们拿大头儿,他们的走狗拿小头儿,真正付出辛苦的专家拿零头儿。如果骗局穿帮,拿不到钱,就让真正干活的专家当“替罪羊”,不管付出多少辛勤劳动,最后一分一文的报酬也没有。连奴隶主使唤奴隶也要给饭吃,他们却连吃饭也不管。

十四是导致国家与民族声名狼藉。为了垄断职称评定,最高学术殿堂把国家招聘人才的壮举当成儿戏,公然在录取四年之后宣布录取无效,国家教育部直接组织的职称评定他们说不承认就不承认。

十五是导致学术腐败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摧毁民族道德底线而积重难返。职称问题在学术界是牵涉各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权力垄断造成的职称评定必然推动整个学术界的腐败不断下滑而加速学术腐败。学术腐败积重难返,帮派势力根深蒂固,治理学术腐败步履维艰。

十六是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变成社会腐败的发源地。“垄断”使忠厚、善良、正直成为“无用”的代名词,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行贿受贿成了个人成功的捷径,使“学富五车不如有个表哥,才高八斗不如一条走狗”,被“垄断”的职称评定使学术研究领域败坏学风、毁坏党风、带坏民风。

十七是导致国家研究机构变沦为境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根据地。“权力垄断职称评定”是学术界被和平演变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是和平演变到底的保障,中国学术界率先实现和平演变并沦为将其扩展到全国各地的根据地。

持续多年的“权力垄断职称评定”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以贪腐官僚与学术骗子为核心的帮派势力与不断滋生学术腐败的权力关系网与利益共同体,这个帮派势力是当今中国高校整顿学风与治理学术腐败无法逾越的最大障碍。

让精心炮制顽强捍卫这套骗术的人开口讲真话,是彻底搞臭这套骗术的突破口。但时至今日,在帮派势力全体总动员严防死守就是不开口的形势之下,“突破口”仍未突破。权力关系网与利益共同体依旧,整顿学风与治理学术腐败寸步难行!学阀(毛泽东时代称之为“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逼良为娼的职称评审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势必讳疾忌医,指望自上而下的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其实是与虎谋皮。封建社会官本位主义思想余毒不予清除,则当今中国高校逼良为娼的职称评审细则仍将巧立名目层出不穷;如果哪一天教学科研工作者们都不争着去当职称评审的“官”了,此类职称评审制度也就彻底失去市场而被釜底抽薪了。

可否将学术腐败纳入反腐视野?

湖南职称评审中“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等极端丑事,到底是倍增了反对学术腐败的急迫性还是强化了对于学术腐败的麻木性、容忍度?有学阀公然质疑“学术腐败”质疑概念,认为腐败只是拥有公权的官场之专利。学术殿堂并非官场,何来“腐败”一说?剽窃与抄袭学术论文、伪造与虚报学术成果的行为应被归入“学术不端”,但不宜称之为“学术腐败”。“腐败”一词原本被用于描述自然界中有机体、生物体的腐烂、败坏、变质、异化现象,后来被泛指社会上任何地区、团体、单位、机构、领域乃至个人凭借或不凭借公权的道德沦落、伤风败俗、严重违法乱纪等现象。其内涵仍是腐烂、败坏、变质、异化之义(例如“这个地区烂透了”、“这个人变质了”),只是扩大了外延,谓之“社会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连同科研机构)立与公权无涉但与学术相关的抄袭、剽窃、伪造、虚报等“不端”行为也可称为腐败(学术腐败)。现在老百姓更为关注更痛恨的是关涉公权的腐败,即通常所说的“公权腐败”或“权力腐败”。与公权无涉的抄袭、剽窃等行为虽属“社会腐败”,却不能称之为“公权腐败”。那么,学术领域是否也存在公权?有没有必要将学术腐败纳入反腐视野?

“学术评审”、“学术评估”等所依凭的权力(不妨统称为“学术评审权”),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因此,即便从“公权腐败”的角度上看也不能否认学术领域会产生“腐败”,既关涉学术也关涉公权,谓之“学术腐败”、“学术评审(权)腐败”并不为过。高校(连同科研机构)存在两类“学术腐败”,一类无涉公权,一类关涉公权。学术职称评审中“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等丑事是后者的典型表现。高校(连同科研机构)学术腐败不可低估,以学术评审为例,老百姓早就听闻种种腐败案例,不仅个人为申报职称或课题,甚至学校官方为申报“硕士点”、“博士点”或者什么“重点学科”、“学科基地”都会四处探听哪些人当评委、哪些人有可能当评委,接着便是本人出马或托人代劳,学校官方则派遣大员向所有评委或重点评委“打招呼”、“跑部钱进”。

有投机分子辩称“我(们)为的是求个公正”,“怕别人行动我(们)不动,会蒙受不公”。平心而论,对此确实不能一概斥为“谎言”、“托词”,“逼良为娼”的情况是存在的。问题又要归结到“环境与个人”以及“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上: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环境中,而每个人又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每个小环境都处在一定的大环境中,而每个小环境又是大环境的组成部分。所谓“逼良为娼”,强调的是“环境”对人或“大环境”对“小环境”的负面影响力。然而,并非所有的“良”都会被“逼为娼”,“出污泥而不染”在任何时代都可找得到范例。“环境”与“良”双方负面因素对接,“良”才难免被“逼为娼”。这里的严重性在于,被“逼为娼”的又作为“环境”或“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去“逼”其他的“个人”或“小环境”。无论你如何辩称一个求利、逐利、功利的社会大环境对高校(连同科研机构)及其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雅士文人”、“学术殿堂”的斯文扫地正在给社会带来了何等的失望与何等负面的印象,更何况“雅士文人”、“学术殿堂”除了搞学术外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打招呼”、“跑部钱进”乃至“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的“小环境”氛围会将莘莘学子“逼”向何方?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向社会后又会给社会“大环境”注入何种因子?答案不言自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论为了净化“学术殿堂”、“雅士文人”本身还是为了净化“莘莘学子”,抑或为了净化社会大环境,将学术腐败纳入党中央有关部门反腐败的视野早已迫在眉睫!

以学术评审(权)腐败为例,有识之士最集中的主张是“评聘分开”,使职称与利益分开。笔者不否认其中的合理性,但且不说求“聘”的竞争会不会导致同样的腐败,就算是“评”而不“聘”、“评”后无“利”亦须估计到对职称之“名”的追逐。在中国,“雅士文人”对“名”的看重是特别有传统的,在一定程度上求“名”常常重于求“利”。“名”是对学术水准、学术能力的认可,进而还涉及公正的问题。笔者建议以“三不”思路遏制学术(评审权)腐败:

一是弘扬职业道德观念,以“不想”。强调对于名利的追求必须守住道德底线,所谓“取之有道”,且谨记“师者”,“传道”为首责。以此,申报者自律“不想”走歪门旁道,评委自律“不想”收“不义之财”。

二是严处腐败行为,以“不敢”。设法提高“破案”率,所谓“伸手即被捉”,一经“捉住”则务必严处,无论是对于申报者抑或评委,触犯法律的当法办。提高腐败的风险成本,以使任何人“不敢”轻举妄动。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以“不易”。扩大评审主体,让所有教授、副教授乃至讲师均可享有评审权,改变少数人当评委的做法。考虑到学术鉴别力的差异,可对不同职称的主体采取不同的权重。评审主体的扩大会使收买评委之事“不易”得逞,即使一时得逞也会败露。公示申报材料,让全体教师了解所有申报者的学术成果,即使由选举产生的或随机抽取的少数人当评委也“不易”暗箱操作。完善申诉举报制度,让认为评审不公的教师,有渠道提出申诉或举报。相关机构必须按规定受理并彻查,一经查实就应重评,使评审不公“不易”成为最终的评审结果,发现申报者或评委涉嫌腐败行为即予以严惩。

【陈俊杰,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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