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嬗变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社会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习近平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双创”方针,这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刘润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文化自信的嬗变与思考

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这就是著名的“双创”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必由之路。本文拟从考察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自信嬗变的角度,谈一点体会。

近年来,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名流,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但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例如胡适就认为: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

因此,他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即使是一些挚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学者,也难免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鲁迅曾主张“扫除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钱玄同甚至提出: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4]】

这就是说,不但中华传统文化要不得,连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也是要不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激的倾向呢?这固然有五四先驱们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5]】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气候。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后头。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他们依然顽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传统文化,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僵化、经济上的衰微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阙如。而经济、政治上的落后,又导致文化软实力的丧失。于是,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

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李大钊、方志敏、江竹筠、吉鸿昌、刘胡兰等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精神的升华,也就是说,他们在实践上对于传统伦理中的“忠”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摒弃了忠于封建君主的内核,而上升到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忠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高度。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自豪地指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

通过对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不自信。因此,我们说: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两个支撑点,则很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到头来,非但不能有效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而有可能把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来的生机与活力搞掉。这岂不成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么?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8]】

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要实现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现在有些人对待传统文化,只是端坐书斋,死读书、读死书,远离实践、崇尚空谈,言不及义、引喻失义,这是很不好的。明清之交的大教育家颜元曾经尖锐批评过这种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他认为,南宋的灭亡,朱熹的空谈心性的理学负有不可推御的文化责任。不惟宋代如此,明代的士大夫亦然。颜元指出:明末的那班士大夫,由于专事注疏读讲,腹无半点治国安邦之策,身无一射一御之技,所以一旦国家大难临头,一个个只能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捶胸顿足、泣涕涟涟,徒作“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王”的哀号。事实证明,这些空疏无用的“文学儒雅之士”根本算不得什么人才。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脱离实际、脱离实践地去继承、弘扬传统文化,非但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且还会糟蹋了传统文化。

又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构成一个整体。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说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态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的时候,行跪拜之礼也是无可厚非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9]】

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必须以变化了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

【“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0]】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

【“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11]】

再比如说“小康社会”的提法。“小康”这个概念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呢?与小康相对的是大康,出自《诗经·唐风·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员。他见蟋蟀入堂,天气转寒,岁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

【“毋己大康,职思其居”;“毋己大康,职思其外”;“毋己大康,职思其忧”。】

翻译过来就是: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内之事要干好;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同忧患。可见在先民那里,大康是指少数统治者的过度安乐,小康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礼记·礼运》则从政治的角度诠释小康的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近三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以后,这种企盼才成为可能。1979年,邓小平顺应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后来他解释说,

【“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2],“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13]。】

1986年,邓小平又提出:

【“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14]】

其后,经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从而在由温饱到现代化之间划分出一个中间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又为我们作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2016年,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

【“‘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15]】

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自信!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3]孙成武:《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4]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 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4页。

[15]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刘润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编审。察网(www.cwzg.cn)摘自《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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