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之镜、成本外部化与金融霸权——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三个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意义生产”和“意义摧毁”的悖论。在价值萎缩、意义稀薄的背景下,资本主义面临生产之镜破碎、成本外部化难以为继以及金融风暴多发的态势。新自由主义试图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恰恰以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为前提,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颓势。技术创新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速度和比率增加,弹性雇佣制造着新穷人,金融杠杆带来了巨大的资产风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重构。重建意义世界、恢复价值多元才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出路。

生产之镜、成本外部化与金融霸权——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三个维度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逾三百年,历经了各种危机,至今尚未完全消解。生产性是资本主义为人类提炼出来的文化形式,其核心是从增长的角度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指出:

【“有可能产出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比以前更为贫困。”[1]】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培育了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形态,导致某些人的特殊需要一定以牺牲其他人的基本需要为代价,譬如豪华游轮的需要经常压倒穷人养活子女的需要。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内生的病变,危机重重。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从生产之镜破碎、成本外部化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多发等三个方面暴露出来。本文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刻画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

一、生产之镜的秘密和困局

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可以说,全球化遭遇逆流,右翼民粹甚嚣尘上。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现。作为资本主义最杰出的批判者,马克思曾经强调物质生产是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起点,也是“意义世界”的来源。鲍德里亚名之曰“生产之镜”[2]。资本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演化出来的先进交往形式。吊诡的是,资本主义在强调生产“意义”的同时把人降到“物”的地位——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症候。丹尼尔·贝尔说:

【“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有限节制(尽管不是资本)的积累。但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伦理。……因为很显然,自由更多地依赖于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个制度保障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受到了新的质疑——缺乏超验的纽带,一个社会不能向性格结构、工作和文化提供一套‘终极意义’,这一切都让这个制度动荡不安”。[3]】

“意义缺失”的社会中,人们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享乐主义冲动,而创造享乐之必需的财产创造能力,即生产性,却在流失——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基本形式。要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必须理解“资本”在生产方式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之所以叫作资本主义,核心在于这个阶段人类的生产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为前提。资本不是天然的,而是活劳动的积累。资本家组织的生产对社会中的个人实施了权力规训。马克思说: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拥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

马克思被人称颂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做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不曾做的事情。在他的著作和笔记中资本主义的“内情”得到了详细而公正的记录。马克思经常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个人竞争出发为自由交往的资本主义做辩护,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人视为平等的竞争者,毫不考察那些能够雇佣工人(或者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工厂主”如何取得生产资料的优势地位,又如何依靠优势地位采取野蛮行径,譬如强迫交易、欺诈交易,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力。一般的经济学家抛开了历史和事实,在理论上预设自由平等的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没有说明资本家身份如何具体形成。换言之,马克思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达到了逻辑上的真,却失去了历史事实的真。其理论预设解决了“应当是”,没有触及“如何是”的问题。马克思做的工作就是解决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历史发生学,探究土地如何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占据了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农业生产中的土地与劳动者及其活动并未分离,而在工业生产中土地却与劳动于其上的人分离了。土地成了排斥性的“地产”,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土地的所有者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从土地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地租,而是比地租更多的利润以及其他难以用数字表现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仅生产了产品,还生产了需要,一种人支配人的需要,后者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工人被贬为对象,从属于生产需要,并作为人力资本被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世界文明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资本家获得土地的过程奠定了400多年来把东西方大部分文明划分开来的基础。整个社会按照效率生产,以追求更大个人自由为价值目标,而没有或者非常缓慢、甚至对抗这种原则的生产方式慢慢地被支配、淘汰,其文明形式渐渐衰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描述了资本主义机制的这一特征:

【“我认为,要把一个历史系统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起主导或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必须是持续不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即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这个特征要占主导,必须有一套机制来惩罚那些追求其他价值或目的的社会成员,把这些不守规矩的成员淘汰出局,或是严重削弱他们积累可观资本的能力。现代世界体系中繁多的各种制度,无一不是为了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至少也是被这种促进资本积累的压力所制约”。[5]】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实是一种排斥和区隔人类社会中与利益增长无关的行为和观念的封闭系统,其划分好坏、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倘若某种品行或观念阻止了这一铁律,等待的结果就是逐渐被挤压、驱逐,甚至摧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6]】

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资本意欲捕捉的,资本捕捉的就是有价值的;无意义的东西就是资本放弃的,资本放弃的就是无意义的。品行和观念的通约项就是资本,资本即意义,资本让价值趋于单一、意义世界日渐萎缩。正是这种按照成本核算和利润增长为通行模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文明的激烈竞争。如今,资本主义面临如下情势。

1.市场竞争要求尽可能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2.就业率合理、阶级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降低成本、维持较好平均利润率的最佳渠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太可能仅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了,除非在地理空间上开拓新的市场,然而全球市场容量趋于饱和,因此资本积累和市场空间存在矛盾。

3.技术更新建立在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而知识生产受限于积累、时间和资本,其中蕴含两个矛盾:(1)技术需要与知识生产存在矛盾,即知识生产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技术需要;(2)知识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风险投资参与进来,带来金融风险,知识生产与金融风险构成冲突。

4.金融监管必然增加社会成本,抑制投资导致财政开支增加,官僚主义找到了温床。

5.满足了技术创新的前提下,技术引进必然带来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率,临时雇佣率和失业率增加不可避免。

6.为减少失业率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用于维持现有秩序的国家组织规模需要扩大,非生产性成本增加,资本利用率面临降低的危险。

以上六点中的变量经常纠结在一起,构成资本主义危机的渊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1为真,那么,2-6就必须满足充分条件的推理规则,即2-6说到的矛盾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因此,资本主义蕴含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当今特朗普推行的贸易政策就是回应危机的手段,也是新自由主义衰落的表现。

二、成本外部化的途径和后果

积累性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获取最大化利润,是资本保值、增值的不二法门。自由企业家发现,为了克服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实现资本积累的目标,必须降低成本,增加资产收益率。降低成本无非通过两个路径:要么以技术含量更高的机器和流程取代雇佣工人的工作,即技术创新逻辑;要么在空间上拓展新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即空间生存逻辑,在新的地理空间寻找单位产品所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进行投资和销售商品。倘若需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就需要源源不断地投资以改进技术和工艺,开发新的产品和劳务。第二种途径则需要借助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开疆拓土,以保障准垄断条件的产生和维系。无论是技术创新路径,还是空间开拓路径,都要服从资本主义不断获取利润、实现积累、恢复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内在约束。前者是资本的市场逻辑,后者是资本的领土逻辑。前者必须借助技术改进,后者得依仗民族国家的权力。

在资本主义按照市场逻辑和领土逻辑进行扩张时,资本难免遭到严峻的内部挑战。就像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排斥其他因素阻止其获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一定会遭到抵抗。构成抵抗因素的,要么是自然环境、异域文化,要么就是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妨碍资本积累、资本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它们为资本主义遭遇多重困境埋下了伏笔。左翼思想家拉克劳、墨菲指出:

【“国家在更加广泛的再生产领域实行的干预也伴随着官僚主义的产生。在实践中,官僚主义已经登上舞台,随着商品化的深入,它成为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国家干预的所有领域,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成为许多新对抗的基础。”[7]】

可以说,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在行政上的曲折反映。人们痛恨官僚主义,希望根除其弊端,却找不到克敌制胜的法宝,因为它的“病灶”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中。

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是“除非必要,不要干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却经常置这个“信条”于尴尬境地。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卷土重来[8],干预和放任一直在政策天平的两边拉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在成本不变、利润需要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家不得不选择成本外部化的策略。所谓成本外部化,就是资本家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通过某种途径转移给社会,导致社会总成本增加。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成本外部化的方式是:破坏生态环境和不承担受损工人的健康修复成本。这种成本外部化的方式在历史上乃至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其运行的难度却在不断增加。

成本外部化必然带来组织内外的冲突,国家有了干预的机会,相应的制度设计随之而来。克雷格·卡尔霍恩恰恰认为,成本外部化是制度存在缺陷的后果:

【“为了发展工业和满足快速城镇化的住房要求,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成本大部分被外化了,而新创造的财富又被那些有能力占有资本主义利润、从中获得劳务所得或赋税的个体所获得。也就是说,环境和社会成本并不是由企业来承担。”[9]】

成本外部化的途径无非两个:(1)商业组织在处理组织本身与外部组织法人或自然人的关系上,不承担涉外行为的责任,比如,让社会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2)在处理组织内部的关系上,削减员工,以减少劳动力成本,让社会承担大规模失业的代价。这两种方法看起来过于野蛮和明显,势必遭到道德非难。于是,投资者试图以技术改进阻止不断下滑的平均利润率,因此,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主义能否存活和繁荣的命门。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一般而言存在周期性特征,倘若知识和技术处在创新周期的低谷,那么,资本主义很可能陷入危机和动荡。即使技术变革能够顺利完成,但由于改进了的技术的广泛应用,在降低成本上具有优势的雇主将会处在更加强势的地位,很多劳动者,或者将会被驱离工作岗位,或者处在半就业、被临时雇佣的状态,社会自然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兰德尔·柯林斯对引进新技术增加就业和机器替代工人的事实有着深刻的分析:

【“新型就业机会的创造不及中产工种的自动化来得快。确实有新型就业机会出现,但速度赶不上旧工业消失的程度,也无法补偿失去的收入。这是再就业计划缺乏有效改善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自动化和互联网催生了新的部门:软件设计、网站建设和大量自由职业的在线信息提供和咨询业。但后者的准入门槛很低,竞争激烈,因此工资通常不高,很多时候甚至免费提供服务。虽然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活动,但创造就业的速度赶不上中产阶级工种消失的速度”[10]。】

就业岗位因技术取代而流失,成为资本主义成本外部化的加速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降低成本,不会让机器取代工人的活动停止下来。柯林斯说:

【“人类被计算机和其他机器取代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内在的终点。对人类劳动的取代不仅仅是未来20年或者一百年的事,而且是会延续几千年的事,除非有什么外在的因素能够改变技术取代劳动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资本主义竞争。”[11]】

技术更新和进步本身用来降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却带来了结构性的失业。为了维持平均利润率,现代资本主义在劳动力雇佣的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办法,制造了新的穷人阶级。熊易寒分析了这种新的失业群体(穷人)产生的机制: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全体资本家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竞争不一样,升级后的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体已经分层,譬如代工生产成为降低成本的重要经营手段。控制了更大资本和技术的一级资本家把自己拥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外包给代工厂进行生产,代工厂在成本的约束下经常临时雇佣处在散漫的、寻找工作状态中的工人,按照订单雇佣匹配的工人数量,一旦订单完成,工人就会结束短期雇佣合同。这些按照订单签订劳动合同、构成雇佣关系的工人甚至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代工厂由于失去了对大资本的控制,沦为二级市场主体,就没有办法根据传统的雇佣模式进行商业活动,因为他们实质上也处在被资本选择的状态,不得不为获得代工权而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熊易寒在内的学者们用“弹性积累”的概念描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弹性积累包括弹性雇佣、弹性生产和弹性消费三个层次。[12]这种弹性积累的实质就是成本外部化,利润按级分割,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系统地生产新的穷人。中产阶级的地位不再稳定,底层人的命运陷入无常。可以说,弹性积累把中产阶级变成底层,把底层推向绝境。技术更新和弹性积累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或不稳定就业。分级的资本市场催生了新的阶层,导致传统阶级结构模型的瓦解。

三、金融霸权的诱惑和风险

降低成本维系平均利润的第二个办法是技术创新,技术被无限制地引入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活动中,甚至形成了技术资本主义。[13]但是,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规律性,而为了加速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不得不加入,资本越来越集中于不断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因此有可能产生金融霸权。[14]一方面,如果技术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无从发生,那就意味着新的社会需求难以被连续地创造出来,消费主权无从实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前期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受制于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的研究费时费力,失败的概率不低,很难吸引常规资本,风险投资应运而生。为了缓解投资风险,资本主义发明了很多金融工具,社会有可能再次屈服于金融霸权。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称之为“购买时间”:

【“对此,我的解释就是用金钱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购买时间的国家政策,它通过使货币总量膨胀,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以及最终所谓大众忠诚,即慷慨地向每个家庭发放信贷,来保障作为消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稳定,这在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15]。】

譬如,金融工具和相应的经济增长的高杠杆化被频繁而广泛的使用,有可能沉重打击实体经济,甚至面临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双双受损的糟糕结局。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工具续命,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不啻是饮鸩止渴。资本主义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还得依赖其创新能力,而债务和金融工具,倘若与技术创新、基础知识的增长没有关系,那就很难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般而言,人类基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可能一般需要遵循特殊的规律,按照某种隐形的周期运行,而无关乎资本在这个领域的投入。就是说,投入多少似乎与基础理论的突破和技术创新的发生没有正相关关系。通俗地说,投入更多的钱不一定带来井喷式的科学技术增长,并能够转变为商业机会。当代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谓殚精竭虑。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个是增加风险投资的数量,另一个是对既有商品和服务采取改装的方式。前者势必要在金融领域实现,金融衍生品交易、次级债的无节制叠加,在监管若有若无或政府有意放松监管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必然蕴含其中。迈克尔·曼在讨论2008年欧美国家的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说:

【“这些压力随后‘发现’了金融服务业的‘神童’们。他们的数学公式使人们错误地对那些看似高深却与实体经济联系越来越弱的金融工具充满信心。他们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关于风险的数学模型。人们错误地相信经济学完全是市场体系,其中主要的参数可以准确地计算和预估出来。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各种风险因素会串联在一起。”[16]】

热衷运用数学模型为金融交易做合理化设计的投机分子和操盘手们其实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他们把泡沫越吹越大,越大越薄,几近破裂的边缘,然后让各国政府和纳税人埋单。为了避免泡沫破裂,不止民间商业活动家和企业家,就连主权国家都已经卷入其中,主权债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南欧国家,像意大利、希腊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或者举步维艰,或者陷入破产境地。就连美国政府有些部门都不得不采取削减政府开支的办法,以免停摆。政府不得不顺应大金融寡头的节奏,否则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金融寡头们成功地把多国政府和民众诱骗上了象征交易和虚拟经济的贼船。

兰德尔·柯林斯正确地指出了金融领域的冒险机制:

【“引入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市场社会建构性很高。在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工具这个世界中,‘士气’(即网络的互动过程及其情绪状态)对实体经验的比例差不多可以从61左右(也就是借贷的规模与银行储蓄额的比例)到重度杠杆化的金融投机中的几百比一。”[17]】

打仗时,战士、士气和武器装备对于战役的胜败各占比例,过分强调士气可能就会犯了战略性错误,同样地,重度杠杆化会叠加难以估量的风险。对于重度杠杆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水平,卡尔霍恩分析道: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和债券交易超过了创造就业和真实利润的实业。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在金融化的浪潮下,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75%。当时全球的金融资产总量已经达到了所有股票票额总和的4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十倍。”[18]】

他进一步说明了金融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后果:

【“金融化提升资本主义的活力,它促进了对已有资本结构(例如特定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驱动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产地的发展。而极端的金融化则会将投资导向追求越来越短期的利润,并损害长期和更深层次的增长,同时还会造成投机泡沫。这加大了市场对资本收益低于平均水平值的企业的活力,迫使它们从依旧营利的旧产业中撤资,进而造成了生产企业员工的工资下降,使资本主义实业难以通过加薪与产品生产者分享利润。最终的结果是加剧了不平等。”[19]】

四、进退两难的新自由主义

迪梅尼尔和莱维认为: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在本国和国际上的整体动态皆由新的阶级的目标所决定,这些新的阶级目标按照最高收入、资本家以及高层管理层的利益行事。收入更加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是这种新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成就。”[20]】

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对资本的依靠程度不可挽回地加重了。故事的另一面是,劳动在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越来越萎缩。资本驱逐活人、意义世界不断萎缩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的故事,自托克维尔时代伊始,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了逆转。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向其他领域的不平等急速转化。赖纳·汉克在《平等的终结》中以反讽的口气指出:

【“竞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制造者,这正是它的推动力。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并不否定竞争会造成收入和生活水平更大的差距。重新分配是错误的答案。人们常说,甚至欧洲人的传统和他们对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寻常的需求,不能指望他们接受程度更高的不平等。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难道把很大一部分国民长久地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选择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此颇多争议。但是同以往一样:关于将不平等作为机遇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始”[21]。】

我们知道,人类在技术上追求创新,以增加生产率,解放劳动,其价值目的无非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是,投入风险资本进行技术开发的努力,让那些在华尔街从事对冲基金等金融投机活动的人获得了高额收入,然而,实际性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如期而至,在新技术开发出来进入市场之前还得面对如何降低技术开发的成本问题。受限于知识和技术创新自身的规律和周期,资本主义利润的实现必然通过裁撤员工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实现,当然还可以用改变原有的雇佣形式,比如前文提到的采用弹性雇佣实现人工成本缩减。新的雇佣形式更加巧妙,分解了矛盾,不让商业组织承担更多负担,把责任推给在新技术和市场上已经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流动、分散的劳动者。这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重度金融杠杆的使用,1%的金融巨头和华尔街的投机分子赚得盆满钵满,但是99%的普通民众手中的财富日益缩水,购买力狂跌。

为了把冲突置于可控范围,资本主义解决劳动力被驱离工作岗位的另一个办法以国家介入的方式进行。其基本策略是实施福利国家,采取积极行动计划,由国家增加财政开支,按照转移支付的方式,让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获得基本的、体面的生活保障。这样的措施在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常常被采用。此外,政府以举公债的方式扩大对公共设施和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劳动力的再就业。但是,政府这样做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为了维持财政开支的能力,增税不可避免;二是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转的成本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将会降低。根据供应学派的观点,在社会投资资本被分割和抽离的情况下,资本家的风险意识强烈,预期下调,恰恰抑制了风险投资的稳定供给,更多就业岗位不会被创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增加的可能。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渐取代工人,前者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癌变,其中蕴含着全面崩溃的因子。为了控制失业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那些以保护自由为首选政治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将回到减税的旧轨道上去。这样,单位时间内政府财政收入就会面临困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为了消除财政赤字,在政府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以成本核算为基准,尽量把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的就业人口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从事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雇员或临时雇员在失去激励的情况下很可能让政府支出处在低效运转的水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监管成本势必增加。监管成本反过来成为需要降下来的社会成本。如此反复,“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埋下了两个问题,一是降低私人成本、增加投资的政策工具将使得社会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要缩减社会成本,在投资收益预期减小的情况下,意味着私人投资迅速撤离。

“成本控制”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箍咒,松开紧箍咒的代价必然是拉克劳、墨菲谴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急剧地被商品化吞没。为了开拓新的利润上升空间,资本家不断地制造新的需求,传统的需求满足被改写为欲求满足,而欲求经常不是真实的,而是被刺激起来的。[22]产品的使用价值可能被极大地忽略,而其交换价值却被极大地抬升。传统的商品交换逐渐被象征性交换替代,而象征性交换替代,一方面让资本主义的风险和危机在另一个层次上不断酝酿;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这种象征性交换带来的风险,譬如高杠杆化带来的隐患,实体经济失去了独立的运营轨道,陷入不断制造虚假欲求的漩涡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指明了这种全面资本化的社会生活: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最初开始于20世纪初,在40年代之后逐步发展,把社会变成一个巨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需求’被不停地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产品被转变成商品。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过去的社会关系,用商品关系取而代之,通过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不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23]】

结论

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是让金融工具来创造价值,让市场具有活力,后来发现“钱”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新自由主义求助于国家,让国家作为市场的辅助工具(完全走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最后发现国家不堪重负,新自由主义只有求助于不平等的机会和财富分配。这样一来出现了两极分化,带来了社会日益的对立和撕裂。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关键在于资本让所有其他价值还原为货币,甚至把其他价值虚无化了,剩下的只是资本。质言之,外延式发展模式实际上濒临极限。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恢复价值多元化,让金钱不能购买的东西更多,而不是更少。只有价值多元和意义世界重新丰富起来,人们才能在相互尊重的状况下各就其位,各处其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1][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页。

[2]仰海峰在论述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of Production)时说:“与劳动作为人的潜能相规定一致的,就是通过人的劳动的对象化,在自然的人化中将人的本质呈现出来,而且外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自然的一部分。”参见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培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5][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7][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8]“一种严重的危机使得这些社会模式丧失了原有的稳定:即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是利润率的下行趋势与表现经济紧张关系的累积通胀率所导致的结果。它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强制实行创造了条件,其中的典型人物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参见[法]迪梅尼尔、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页。

[9][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10][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

[11][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12]熊易寒:《新穷人的全球图景:三个世界的交集何以可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13]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易斯·苏维兹-维拉是提出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通过劳动的剥削和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以工厂生产为自己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技术资本主义则把自己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参见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4]所谓金融霸权,迪梅尼尔和莱维说:“大量资本由资产管理人控制(包括养老基金的资本),他们将新自由主义的规范强加于非金融企业。更加受限的金融机构将金融运作的优势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群拥有机会的地方。”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3页。

[15][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6][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17][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8][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19][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9-140页。

[20][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页。

[21][德]赖纳·汉克:《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王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2]丹尼尔·贝尔对此有经典的论述:“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求,而是欲求。欲望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节制的。社会也不再被看做受一个共同目的的统领的人的自然集合——城邦或家庭——而是独立个人的组合,这些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满足……如果消费代表了人们对地位的竞争,那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嫉妒的制度化。”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培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23][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董山民,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李婵,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察网(www.cwzg.cn)摘自《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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