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香港暴乱是蔑视法治和正义的无理造反

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彻底改变香港的殖民地属性,包括它的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政治、殖民地意识形态和殖民走狗团体。还需要特别注意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与香港暴乱分子的内外勾结。大陆的法律4人帮与香港的暴乱分子戴耀廷过从甚密,经常跑到香港为他们出谋划策。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与解决大陆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

于中宁:香港暴乱是蔑视法治和正义的无理造反

7月1日,香港暴乱分子对香港立法会进行的围困、冲击和打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策划的。

香港占中后,主要组织者之一,所谓的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在2014年12月05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香港的下一步何去何从”的文章说:“有明显迹象表明,占领正在失去公众支持。在香港大学的最新一次调查中,近80%的访问对象不支持继续占领。……封堵政府也许比封路更有力。拒绝缴税,公屋户延迟交租,在立法会“拉布”,诸般不合作行动,都可以给政府制造麻烦。”

7月1日对立法会的占领和暴力行为,正是戴耀廷在5年前的设想,令人吃惊的不是他想干什么或者用什么方式来干,而是他作为法律副教授对法律的无知。因为占中和占领立法会这一类所谓的抗议或抗命行为,无论有没有暴力活动,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都是违法的,并且香港律师公会早在2014年就公开声明了这一点。戴耀廷公然煽动违法活动,甚至连拒绝纳税,拒绝交租这种烂招都使上了,可见香港的所谓民主运动有多么烂,已经彻底沦为无理也造反的暴民行为了。

一、香港律师公会的声明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和它的意义

下面是香港大律师公会2014年在占中行动后发表的声明全文:

【香港大律师公会就法治及公民抗命发表的声明
1.香港现时有大批市民长期及大规模地占领公共地方和道路,造成不同程度的交通阻塞的状况。此等行为,有机会触犯法律。香港大律师公会现发此声明阐述公会对「公民抗命」的意见。
2.参与这类活动的市民,大多以「公民抗命」为理由,认定自己的行为合理。正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McEachern首席法官在Rv Bridges案[1]的判词中所说,「公民抗命」是一个哲学原则,而非法律原则。简单来说,参与者故意犯法,目的在于引起别人关注,同时亦是抗议某些法律或政府行为的不公义。在参与者遭到刑事检控时,「公民抗命」不能成为对有关控罪的答辩理由。一旦参与者因在公民抗命的过程中的行为涉嫌触犯法例而被起诉,若有足够证据证明控罪,则无论行为的动机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构成任何答辩理由,法庭也不会在审讯时对受审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评价或裁决。
3.尽管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成答辩理由,各地法院仍有从法治的角度评论公民抗命这概念。即使在云云法官当中,这个概念亦极具争议性,看法也有极大分歧。以下两个例子足以说明。
4.在Everywoman'sHealth Centre Society (1988) v. Bridges一案中[2],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Wood法官曾向参与公民抗命的被告人说过以下的一番话:“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边向我保证你们尊重法律,另一边却把你们漠视法纪的行为定性为迫不得已的抗争,并归咎于政府未能响应你们的要求而对法律作出相应的修改。……事实上,法律是你们唯一达至理想的工具,但你们透过故意不服从法律去寻求改变法律的行径,反而威胁到法律的存亡。这等行为不仅是违法,而且完全是弄巧反拙的。”(强调后加)
5.但另一方面,在英国一宗著名案例Rv Jones (Margaret)案,贺辅明勋爵(Lord Hoffmann,现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判决中[3]却有以下见解:
「诸位法官:发自良知的公民抗命,在本国有着悠久和光荣的传统。认为某法律或政府行为属不义,遂以违法行为表达他们的信念的人,有时会被历史肯定。那些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抗命的女士们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能包容这种抗争或示威,是文明社会的印记。但违法者及执法者双方都会认同一些相关的惯例。抗争者的行为须合乎比例,并不会构成过度的破坏或不便,而且他们会以承担法律制裁以证明他们信念真诚。警方及检控官的行为亦会有所节制,裁判官在量刑时也会考虑抗争者按良心而行的动机。」(强调后加)
6.大律师公会的立场是,即使根据贺辅明勋爵对公民抗命原则作所的较宽松的解读,参与占领者也必须尊重其他未必与其见解相同的人士的权利和自由,也不应对社会造成过度的损害或不便,并须随时准备对自己的行为负上刑责。与此同时,在执法和行使检控酌情权时,警方及检控官需时刻表现体谅及适度克制。
7.令人遗憾的是,一如警方于2014年9月28日曾过度地使用催泪气体般[4],现在有迹象显示「占领者」的持续行动,已开始对不少市民带来过度的损害和不便。其中一个渉及占领行动的团体,在呼吁道路使用者及邻近市民作出牺牲体谅的时候,也明确承认「不少普罗百姓因交通受阻而令生活不便,有家长因子女未能上学而感到痛心、有打工仔因道路封锁每天需多花数十分钟上班、也有住客因楼下是占领现场而受到噪音滋扰。」纵使「占领者」大部份可幸都表现和平,以上仍是实况。
8.此外,在现时延续的政治讨论中,大律师公会惊闻某方面人士说任何有关宪制及法律原则的讨论只是“玩弄学生和市民的花招”或只执着于“琐碎的法律细节”。公会对政改的立场已于2014年4月28日及2014年7月11日发出的声明阐明,在此不赘。任何人不论对二十四年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所制订的宪制模式有何意见,有关选举制度前路的讨论,仍必须在基本法框架下进行,这是不容争议的原则。现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亦曾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的演讲中,亦曾说过任何有关香港一人一票选举的建议,都必须在基本法框架下进行探讨。
9.就算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作出的决定何等不满,然而把宪制原则问题说成是“玩弄人的花招”或“琐碎的法律细节”,是对法治精神公开的诋毁,此等言论十分危险。对此,公会重申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于2014年8月15日发表的文章“在司法独立的原则下,法官没有任何主人”中所说:“我希望社会能在《基本法》框架内理性讨论政改。”
香港大律师公会
2014年10月8日
[1] 1 (1990) 78 DLR (4th) 529, §10
[2] (1989) 61 D.L.R. (4th) 154
[3] [2007] 1 AC 136 §89
[4] 公会就此于9月29日曾发出声明谴责】

这个声明的实质内容就是四条:1、任何没有得到政府批准侵占公共空间的抗命活动,无论其理由是什么,都是违法的。2、违法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3、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宪法,任何关于政制改革的讨论,都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进行。4、以“法律是花招”这一类说辞来迷惑公众,煽动情绪是危险的,也是极其不专业的。

香港法律界人士不夸张的说是完全西化的,骨子里是反共的,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以政治倾向为依凭的专业精神是香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就是说,虽然香港社会成分中大陆逃亡富翁及其后代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香港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长期的殖民教育和统治,但只要这些人认同法律精神,认同国家民族归属,只要这两条占据了主流,香港维持基本秩序就还是有希望的。如果香港的法律政策、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能够适当合理,具有前瞻和广阔视野,那么香港的发展至少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中不会掉队,这些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二、英国大法官的讲话以及美国法律专家接受采访所体现的法治精神

2014年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讲话如下:

【在香港担任法官(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最高法院(UKSupreme Court)院长廖柏嘉勋爵(Lord Neuberger)表示,中国最近的政策声明并未伤害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
今年6月,中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香港法官应该“爱国”,引发巨大争议。此举促使成百上千的律师走上香港街头表示抗议,随后导致支持白皮书的香港律师协会会长林新强辞职。
廖柏嘉勋爵周二在香港发表讲话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方面企图干涉特区司法系统。
路透社(Reuters)援引廖柏嘉勋爵的话表示:“目前我并未发现司法独立性受到伤害的迹象。如果我感觉香港司法的独立性被削弱,我要么会大声说出来,要么会被迫辞去法官一职。”
曾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Chris Patten)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白皮书在司法独立方面的暗示表达了关切。最近,他表示法官是独立,“不应指示或迫使他们,将自己对正当程序和合法性的判断置于某种别的政治考量之下”。彭定康是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港督。
不过,廖柏嘉勋爵表示,爱国主义和司法独立性并不矛盾。他表示,法官是通过“坚决而纯粹地贯彻法治”展现爱国主义的,并强调必须“无畏、诚实而公开地秉公执法”。】

2014年香港占中后,美国之音这个由美国政府主管专门反共的媒体,在法律之窗栏目刊登了数篇文章,采访美国著名的法律专家,这些文章和采访都证实了香港律师公会的声明与西方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惯例是完全一致的。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2014年10月3日的文章“美国如何看待和处理公民抗命”,由于文章太长,下面是重要段落的节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因此,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公民有权静坐、游行和示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申请得到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抗议。这属于合法抗议。
公民抗命则不然。虽然它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命者为了反抗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触犯法律。因此,他们有可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或者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反抗,这不属于合法抗议。
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CharlesR. DiSalvo)指出,公民抗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抗议者愿意并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一点向公众表明,虽然公民抗命者反对某项法律,某个做法或者某个惯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愿意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
从历史上来看,公民抗命运动往往反抗的是某一恶法,而非整个法律制度,谋求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推翻整个政府,因此,它不是无政府主义。
……
美国历史上公民抗命运动层出不穷,例如20世纪初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80年代的反核运动以及反复出现的反战运动等。
“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希安认为,美国政府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方式与目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她指出,美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器,并大规模逮捕的情况。
她说:“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凸显了美国南部种族不公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警察的做法非常残暴,很多人被警察殴打致伤。警察甚至使用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对付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抗议的人们。”
……
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兼律师比尔•奎格雷以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所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为例指出,历史上最受欢迎、带来变革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若要引起公众对其主张的同情和关注,就必须自始至终秉持这个原则。
奎格雷说:“假如在人们从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中,政府作出过度的反应,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往往成为公民抗命者揭露社会不公正的最佳办法,因为公民抗命的核心就是挑战社会不公正。”
美国历史上,每当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给公民抗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因暴力抗命而触犯刑法,警察为维护秩序而采取适当的武力,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行动。】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美国法律教授实际上都表达了同一种简练而有力的观念,就是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上,秩序高于自由。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三、法治精神还是造反有理,甚至无理也造反,这是一个社会能否营造良序的基础

2014年的占中和今年7月1日的冲击立法会,是典型的无理造反。关于占中,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详细剖析过它的无理性,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有秩序、分阶段、通过养成民主习惯,在社会上形成理性氛围,来逐步实现民主的可行性。而香港的所谓民主派,实际的造反派,企图通过搅乱社会浑水摸鱼,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所以香港的所谓民主派,连称呼他们为造反派都不配,因为他们就是走狗派,汉奸派。

7月1日对立法会的冲击更说明了这些走狗派的真实目的。一个香港人在台湾杀人后逃回香港,香港因英国在殖民时期对大中华地区的犯罪问题采取了特殊政策,因而在法律上有漏洞,造成了正义得不到伸张。香港政府希望通过弥补法律漏洞,使正义能够有效伸张,却被香港的走狗派组织人员进行造反。这个行动与当年的占中行动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占中还能虚伪的打着正义的旗号的话,那么冲击立法会及其以前的游行,已经是赤裸裸的抛开了正义,而且是赤裸裸的反正义了。

香港的走狗派毫无正义感,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站在了非正义一边?难道常识都使他们无法分辨正义和非正义了吗?

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社会,不满情绪都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人的不满情绪,绝大部分都是一些身边琐事。而调动大部分人因身边琐事而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需要一些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有人煽动。他们对社会上的各种不满进行归纳,说都是单一的原因而造成这些问题,这个单一原因最容易被提出的就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些空洞的教条,很容易把各种不相干的东西都装在里面。煽动者说,只有解决了这个单一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大多数有社会经验的人未必相信这种说辞。但是只要有少数人愿意跟从,就足以形成社会波涌。

第二个条件就是煽动者很容易接触年轻人并且在年轻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年轻人正处于逆反期,他们没有生活压力,却有许多无名的不满,这些人很容易被一些乌托邦的目标所煽动。所以大学老师,如果他们不安于学术和教学,相反却有无限的野心,对这些人要特别警惕,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法律和秩序来约束这些人,对其中的野心家要坚决予以清除。

第三个条件就是信奉造反有理。我有不满,我就有造反的理由。社会秩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诉求哪怕根本不切实际也必须达到,因为那是我的自由。造反有理在西方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

用法治精神来约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引导这些情绪通过一事一议的法律精神来获得解决,这是避免那些野心家阴谋家通过集合这些情绪煽动无理造反的重要途径。因此完备法律,是建立社会良序秩序的一个基础。

自由是一个多义向非严谨概念,既可以是反抗压迫的自由,也可以是不遵从任何权威、秩序、纪律和法律的自由,还可以是弱肉强食的自由。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团体,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不同的,甚至可以是敌对的。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自称自己是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自由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那些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人,常常用自由的名义挑动下层群众造反,这些下层群众如果没有政治分辨力,就会常常成为被具有优势者利用的乌合之众。所以对普通民众进行正确的政治教育是现代良序社会的一个必要前提。

煽动者的存在和造反有理的价值取向,会使无数的细小不满加总在一起,它使造反所形成的破坏力却是极大极大的。

香港社会的资源很多是掌握在境外势力手里的。只要境外势力得不到根除,香港社会就永无宁日。同时无论在大陆还是香港,都要彻底拔除造反有理的价值观念,代之以法治精神。

中国人造反有理的价值取向和西方人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其来源是非常复杂的,短短的文章不能探究其源。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西方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失序的。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一直处在部族主义和村社主义之中。资产阶级革命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进一步解构了西方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基督教起着凝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新教革命破坏了基督教这种凝聚力。资产阶级所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必须有一种凝聚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法治。法治是一个失序社会建立秩序的唯一途径。

和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国一直是一个完序社会。中国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包融社会,2000多年前就建立起来了从家庭到宗亲到氏族到村社到地域到国家的完整社会序列,有自己的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法治的地位并不突出,也不需要突出。同时中国有几百年一次的造反来变更社会的政治秩序,以使社会在面临失序时重新构建秩序。

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正在解构,大量原来生活在完整社会序列中的人进入城市,原有的社会序列已经瓦解或者正在瓦解,这就需要提高法治精神的地位,用它来代替过去那种定期造反重组社会序列的社会建序方式。同时总结和发扬中国传统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那些价值观念。

总体上说,从文明的角度,西方的争斗型文明正在向东方的包融型文明靠拢。但从社会的角度说,中国的宗法社会正在向西方的法治社会过渡。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趋势。

至于香港,由于香港是移民社会,但又是大陆移民社会,而且是殖民社会,基于文化的和政治的原因,香港的法治基础并不完善,完善香港的法治基础是保持香港稳定的重要方面。这正是香港前后两次修法的根本原因,也是香港的走狗派为什么这么害怕修法的根本原因。某种程度上说,是香港政府的退让态度,鼓励了外国势力和他们的走狗。所以香港修法势在必行,不但要修补关涉正义,关涉国家安全的漏洞,而且要彻底思考香港法律制度的正义性,适用性和民族性,使其成为香港稳定和公民行为的基础。

四、为什么秩序高于自由?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概对拉塞尔·柯克这个人所知不多。柯克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共和党的思想教父,曾被里根总统授予总统公民奖章,是知识界很少得到总统奖章的人之一。柯克于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成了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基础。

柯克这本书的第一章题目就是“秩序,人类的第一需要”,他开篇就指出:

【“与其他任何人类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是被所谓的秩序联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缺少了灵魂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就居住在幽暗之地。”
“秩序是灵魂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可某些约束自身的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爱我们当爱之物。”
“秩序是共同体的第一需要,认可借以实现正义的某些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
“良善社会的特征,是保有相当程度的秩序、正义和自由。在这三者之间,秩序居首:因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会秩序之中,正义才能实现,而且除非秩序能赋予我们法律,否则自由无非就等于暴力。”】

在这里列出柯克的观点,只是想表明西方并不像中国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说的只有一个主义,一个观点。正是由于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它的全部学术状况缺乏了解,大陆和香港成了学术骗子的天堂。

秩序、正义、自由,这个顺序才是美国社会组成的基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为什么美国警察暴力屡屡发生?就是美国的国家意志必须维护警察的权威。如果这种权威受到削弱和打击,美国已经很糟糕的社会秩序就更无法维护了。毫无疑问,美国警察的暴力行为并无正义可言,但是美国国家意志在正义和秩序的选择中选择了秩序。

美国警察的行为并不值得中国效法,警察必须得到很好的教育让他们懂得什么叫正义,并对正义有畏惧感。但是美国对秩序的这种强调和尊崇值得中国深思。如果我们要从美国学习什么普世价值的话,这个顺序就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它是所有国家和社会构成的基础。

许家屯在《香港回忆录》出版后讲过:

【“理解香港,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重要特点:香港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

许家屯是个可耻的叛徒,但是他讲出了香港问题的实质。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彻底改变香港的殖民地属性,包括它的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政治、殖民地意识形态和殖民走狗团体。

还需要特别注意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与香港暴乱分子的内外勾结。大陆的法律4人帮与香港的暴乱分子戴耀廷过从甚密,经常跑到香港为他们出谋划策。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与解决大陆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

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设想的一国两制,一国是中国,主权和治权都在中国。两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这是两种经济制度,而不是两种政治制度。而且这个资本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那之前的强盗资本主义,更不是殖民主义。这是理解香港当前的情况和香港的未来之路的根本。下一篇文章就是从这个根本出发,探讨香港的未来之路。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授权察网发布。察网发布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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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香港暴乱

原标题:于中宁:香港暴乱是蔑视法治和正义的无理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