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文学艺术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段话,对我们的哲学同样适用。

陈先达: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科学与技术的落后是不言而喻的。可对人文学科来说,不见得如此。诗人会因民族的苦难而大声呐喊,作家会因社会的黑暗而横眉怒对,愤而为文,字字泣血,句句如刀。所谓投枪匕首式的文字,只能是出于黑暗的压力。可国家太平,日子似乎很平淡,没有风暴没有雷电,也没有激情。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思想方向,认清自己的新使命,很难出新的精品。小说只能是情爱文学,历史剧只能是戏说,影片多是拳头与床头。诗,不是风花雪月,就是自作多情、无病呻吟。好的作品多来自生活。许多著名的篇章是苦难磨出来的,不是酒足饭饱后侃出来的,“民族危亡多壮士,国家无事唱檀郎”。

文学名著是不可复制的,它只能应时而生。每个时代的作家如何适应自己的时代,明确自己新的使命,调整写作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只能封笔或陷入平庸。在文学史上,有的作品有上半部而没有下半部,或者江郎才尽,这些都是常事。

历史是会有空白的。除了在文学史或其他思想史上,接连不断一茬接一茬出现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事几乎没有。写作不是木工活儿,并不存在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制作产品的不变技巧。思想终究是思想,在一种地方枝盛叶茂,换个地方或许会枯萎。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有没有新人,有没有新作品,这才是判断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准。

作家如此,哲学家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以为哲学家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闭门苦思就能写出传世之作,这是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幼稚想法。真正有成就的哲学家是应时代需要而生的。尼采说,每当危机重重,时间之轮越转越快,哲学家就应运而生,天才产生于开始意识到自身危机的民族。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兴起,清末西学的传入,以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无不有它们的时代背景和需要。西方也是如此,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资产阶级的启蒙哲学、英国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无不基于社会的需要。有社会需要就会出现一批适应这种需要的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法德的无产阶级苦于资本主义矛盾而产生的对人类摆脱苦难的探求。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社会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大批哲学家是不可能产生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一段具有总结性的话,他在列举了从文王拘而演周易以及历史上许多名人名著之后说,这些著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里说的既有个人遭遇,也有民族的不幸。民族危机往往会在更大范围内更广泛地推动文史哲的发展。文学家们喜欢讲20世纪30年代,那不正是民族危如累卵时吗?

难道我们因为要出传世之作,就要整个民族重新陷于苦难吗?这当然是荒唐的想法,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新时代、新任务,为什么就不能出新作品呢?文章憎命达,对个人可能如此,做官就难以有空为文,或难以知道或了解下层人民的艰辛,难道整个民族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样,就注定人文科学不能发展。因为中国社会只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富裕,生活只能越来越好。这样,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生活越好,人文越糟,整个民族都躺在沙发上听情歌打发无聊空虚的日子。这不就是整个民族的人文危机吗?精神的匮乏可能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怕。

如果真是这样,这可是整个民族的平庸时代。我相信,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和处境不允许我们这样。不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就是倒退或毁灭。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进行保险,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党一直教育全党全国人民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原因正在于此。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和哲学,成就和方式也不可能一样。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大年有小年,有高峰有低谷,不能说我们的文学和哲学当前就一定处于低谷期。其实,推动文学和哲学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很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对文学还是哲学都提供了可供总结的素材,其中有需要大力歌颂的旷世伟业,当然也有某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文学反思和哲学思考。问题在于我们的屁股已经习惯于沙发、身体习惯于宽敞的客厅,这才是危险所在。毛泽东当年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文学艺术的劳动就没有对象,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这段话,对我们的哲学同样适用。

我经常想,我们这些“哲学家”是什么人,要我们干什么?如果我们写的东西别人不爱看,看不懂,既没有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哲学分析,也没有对理论问题的思想闪光,只有自言自语的哲学独白或对唱,这种哲学有用吗?能走多远?能不被边缘化吗?

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为哲学的发展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很大。仅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很多,其中不少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课题。不是没有什么可研究的,而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

我在平遥参观,看到旧县衙大堂上的两副楹联,一副的上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是“得一官为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还有一副的上联是“不求当道称能吏”,下联是“愿共斯民做好人”。我们有些干部看到这种楹联,不知有何感想?一些理论文章对于社会腐败现象,不痛不痒、不中腠理、说不清问题的实质,也没有可行的对策,这种所谓哲学思考是没有用的。

现在不是艾思奇写《大众哲学》的时代,但我们需要艾思奇写《大众哲学》的那种精神。哲学当然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高深学问,也有特殊的专业要求。哲学家不是万事通,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能够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给予分析,而不是缩在神圣的哲学殿堂里咀嚼自我。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本文摘编自陈先达《哲学与人生》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原标题《再谈哲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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