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张驰: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表现。在对外开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更需要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统筹国内国际力量,共同应对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中国对外开放不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研究如何在面临外部压力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通过国家引领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道路,争取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之一。

王立胜 张驰: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家的研究逐渐增多,将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学界已成为一种共识。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载于《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国家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认为在理解国家主体性这一问题时,应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既保持理论创新的开放性,又要立足中国国情,表达中国立场。周文等比较分析了西欧、美国、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应在发展导向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并通过国家力量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他进一步将国家主体性定义为国家立场,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属性,国家建构是国家主体性的关键环节。

一些学者尝试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邱海平较早指出应把“国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打开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国家暗箱”,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引向现实,从而能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个具体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符合实际的科学说明。张宇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属性,他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国家行使经济职能的前提条件,这使国家成为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制主体,需要对经济运行实施国家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具有这一功能,仅仅是典型的政治上层建筑。张宇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特点,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目标、组织和能力。孟捷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出发,认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特征,具有内生性。在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中,国家应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或者科学—技术)条件,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制定长期战略和产业政策,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完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包括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

从以上研究中可看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体性的讨论已经十分深入。学者们对于国家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并能够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有一定共识。这实际上也是国家主体性的应有之义。如果国家的作用在所有制背景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都存在,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体性的“特色”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又如何在国家主体性问题上反映?这些问题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经济行为的国家立场

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运行之中,是一个超越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普遍现象。后发经济体的经济追赶与超越、经济的稳定运行、经济主体国际竞争力的增强都需要国家的扶持、调控或引导。

(一)后发经济体赶超需要国家扶持

从世界各经济体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动态演进过程看,后发经济体可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和超越;而与成功实现或正在实现对发达经济体赶超的后发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长期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各经济体间不平衡的发展进程说明经济的起飞与成长需要一定条件,而国家角色的差异是决定性因素,即后发经济体赶超必须在国家的统一协调下才能够实现。

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后续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都依靠国家力量先后成为世界“领头羊”,这种国家力量既包括国家机器对资本对内和对外扩张活动的直接保护,也包括国家透过经济政策与活动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与扶持。15世纪葡萄牙帝国的建立,依赖于国家军事力量的运用。葡萄牙君主认为,商业代表着国家利益,而国家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使帝国得以建立的探索新贸易航线、进行武装贸易和建立商业—贸易据点以垄断贸易等活动都依赖于国家力量支持。16世纪西班牙帝国的崛起也依赖于国家军事力量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为君主寻找更多黄金是西班牙人探索新大陆、成为地理大发现重要参与者的最主要动机。17世纪荷兰商业帝国兴起依托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造船和航运业;更重要的是,联省共和国成立后商业寡头掌握了政权,其投资商业的需要是商业帝国得以建立的条件和动力;被国会授予特许权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具有政权性质的殖民统治机构,荷兰依托它实现了贸易垄断和殖民掠夺。18世纪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建立离不开国家对产业资本的扶持,这种扶持包括以重商主义为精神的贸易保护主义、特许权、垄断权及对资本的对外扩张行为的直接政治保护。[7]1700—1820年英国人均GDP增长率为0.34%,而同期的荷兰却出现-0.12%的负增长,至1820年英国已超过荷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世纪美国的崛起也离不开国家扶持,在工业落后于英国的情况下,美国所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推动了工业化的内生发展,使美国崛起并逐渐超越英国。1820—1913年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1.56%,远高于英国的0.96%,至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次,20世纪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之后,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断缩小,逐渐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些经济体将市场激励与政府指导相结合,制定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关税保护、直接补贴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成长,在私人部门投资意愿和能力较低的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由此实现了经济起飞。二战后,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与私人部门共同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成功实施助推了日本奇迹的出现。韩国、新加坡也复制该模式,并实现经济增长奇迹。1973—1999年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3%、5.4%、6.1%,逐步迈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二)经济稳定运行需要国家调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结果。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在这一动机驱使下,资本通过不断相对或绝对地延长劳动力的无偿劳动时间,增加剩余价值,使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仅能达到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工人的相对或绝对贫困的共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矛盾的积累最终引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根除,因此,危机会周期性地爆发,使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经济波动,需要通过国家调节来缓解。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国家调节作用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变化。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后,为拓展对外贸易,对古典自由主义大力宣扬,曾使人们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实现社会财富增进的迷信达到高潮。西方发达经济体不断强化自由市场、弱化国家调节作用,本质上是放任资本自由活动,任由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产过剩问题不断积累,直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44%、国际贸易量下降66%、失业人口达3000万人。大萧条用最具破坏性的强制性平衡机制暴露了“看不见的手”存在失效的可能性,颠覆了市场能自发调节经济的理论,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调节经济以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应运而生。

加强国家干预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大萧条”的主要方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则为国家制定调节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增加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从需求侧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以缓解经济波动。但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使西方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遍陷入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两难局面,从需求侧对经济进行调节的政策失效。此后,20世纪80年代主张大力削弱国家职能、推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以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强调通过减税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刺激经济。经济政策从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转向使美国经济逐渐摆脱“滞胀”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新经济时代。1982—1990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4.0%,失业率和通胀率分别为5.3%和5.4%;1991—2000年相比于上一个时期有所改善,GDP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分别为3.7%、4.0%和3.5%。但是,削减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强化自由市场作用使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越来越突出。国家放弃制定产业政策使制造业逐渐外迁、产业逐渐服务化,国家放松金融管制使经济高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资本在金融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利润,但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弱化劳工权益却使工人工资难以提高,收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使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不断积累并恶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调节作用弱化、任由资本力量主导经济运行的结果。在危机爆发后,不断削弱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接管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以避免更大范围的危机,充分体现了其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只要美国不断弱化政府监管的金融体制不改变,政府的接管行为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济稳定,最终结果只会导致金融市场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高、破坏性越强。可见,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调节作用的强弱变化取决于资本的需要:其国家调节作用的削弱是为了保证资本更自由的增殖,其在危机中增强国家调节作用也是为了保证资本的增殖与积累不中断。虽然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调节作用的认识在各时期有所不同,国家调节作用的发挥有强有弱,但总体上始终属于“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对稳定经济运行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种有限的国家调节作用增强了经济的脆弱性,使经济波动越来越剧烈、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

(三)参与全球竞争需要国家战略

发达经济体视国际竞争为零和博弈,并据此来制定国家战略。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机构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各国企业在不断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却无视各国经过多年谈判而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意图改变规则以为本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谋取更有利的竞争条件。其采取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使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受严重挑战,并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其破坏国际规则行为的本质是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期,意图通过牺牲他国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在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进行遏制和打压的情况下,一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尤为重要。有许多因国家战略失败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停滞的例子。如,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1960—1990年间与美国发生了贸易战,并逐步升级为金融战、经济战和科技战。最终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日元升值,加剧了由于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断泡沫化的经济的脆弱性,使日本最终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又如,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不断推销或强制之下而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在实行了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后,却最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针对日本的贸易战和强制拉美国家、苏联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的共同点在于,其本质都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为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使本国资本能更自由、更有利地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而采取的国家战略。在美国对后发经济体的发展权进行遏制的条件下,日本、拉美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失败经历表明,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在制定国家战略以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要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发达经济体为赶超中的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体现为人民主体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体性是国家主体性的应有之义,是国家主体性的基本内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国家发挥作用是一种普遍现象,体现在经济运行的许多方面,不过由于社会制度背景不同、文化传统各异,作用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作用体现阶级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国家体现了阶级意志,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恩格斯认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积极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能够通过政治、法律、社会意识形态等方法,维护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可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上层建筑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运行之中,能直接对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上文中分析了国家在经济发展、稳定经济运行、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国家的参与促进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但实质上维护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通过国家的参与,为阶级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定、便利的市场经济环境。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国家对经济作用的阶级性可能并不能明显表现出来,但在阶级利益冲突较为剧烈时,国家鲜明的阶级性就会突出体现。如,中美两国健康的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人民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使他们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为了维护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转嫁美国经济长久以来积累的弊病,美国坚持发动贸易战,损害了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参与经济运行,虽然表面上是不同政党间博弈形成的结果,但却最终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做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能够成为维护人民主体性的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了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人民创造历史,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国家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为了能够充分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因此,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积累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总结而成的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要研究不同国家的具体问题,国家间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社会规范千差万别,这种国家间的差异性决定了经济学的国家性。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国家间的上层建筑各不相同,不同阶层间的利益对比和利益冲突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要研究这种矛盾,就必然带有这个国家深刻的烙印。从不同出发点构建的经济学理论,背后都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要求的是其代表者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就使其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做出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其基本理论内涵就是人民主体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国家在发挥主体性作用时,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度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完善的制度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的。人民群众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现有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就会存在制度创新的需要。国家应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统筹兼顾,考量多方面和长时间段的各种因素,合理的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需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储备,是一个经济体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国家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技术创新和知识储备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应制定引导和支持人民群众进行创新的相关政策,一方面制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并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应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人民的根本要求作为宏观调控、处理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本落脚点,保证人民实现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权利。在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中,国家的竞争策略也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考量条件,要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研究的三个维度

现有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有将国家主体性与社会经济建设实现有效对接。国家多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出现在经济学中,对经济的影响是次要的,而且许多研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具有负面作用。批评国家参与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和对经济发展的监督调节来促进经济发展,是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模式,对于其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是一种威胁,会破坏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但事实上,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来都不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为遏制发展中国家制造的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了国家主体性,以人民主体性作为国家主体性的基本内涵。无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或是其他一些理论,都没能分析国家的主体性特点,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多是被动的、消极的。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相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从国家主体性出发,研究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国家的参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没有了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体性进行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主体性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依据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成功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人民群众满足了温饱的需求,各方面生活水平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很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的主动计划下,国防军工事业有了突出的发展,保障国内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和平状态,为人民提供了有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主导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国家发挥主体性的方式和机制也在不断变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总体布局方面,国家继续制定“五年规划”,安排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制定目标和路线。在促进生产力进步方面,国家制定长远的科技发展计划,并给予资金支持,以国家的力量为基础,在关键科技领域寻求突破,提升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在促进经济均衡发展方面,针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领域,国家有意识地进行战略倾斜,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乡村振兴等国家层面的战略安排,补足社会经济发展短板,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普惠。在以国家为主导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是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国有企业通过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来直接实施,私营企业通过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来间接实施,使我国在既有顶层设计又能保证经济主体活力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迅速提高,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元,到2017年达25 974元,居民的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方面。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在多年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对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集中回应,指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进一步聚焦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国家在新发展理念中的作用,在国家的参与下使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

(二)国家主体性视角下的经济稳定

国家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国家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方面的机制日益完善,积极主动作为,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的各方关系。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政府和市场间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从缩小指令性计划、增强市场调节作用、改变宏观调控方式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国家协调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客观认识市场的作用,既要使其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局限。合理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以克服由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带来的经济波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国家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进行调节,以克服经济运行中的波动。从需求侧的调节是指通过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以扩大或缩小总需求;从供给侧的调节主要是指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技术变革的趋势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以期通过调结构实现国民经济在平衡基础上的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国家做出的重要决策,对稳定经济运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国家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民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积极启动收入分配改革。2013年国务院转批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全面阐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为形成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政策指引。民生问题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教育等等问题涉及千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够公平地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调度。我国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突出成就,为达到让人民群众普遍满意的程度,还需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国家统筹在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突破。

(三)国家主体性视角下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迅速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就,2017年我国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8.6%,仅次于美国,出口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14.55%,占据首位;20多年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只有3家,而到2018年,我国上榜企业已达120家,仅次于美国的126家。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积极引入外资,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设立改革开放特区,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政策条件,使我国加工贸易蓬勃发展。2001年,经过国家主导的多轮谈判,我国加入了WTO,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之后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全面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发展较为顺利,许多人往往忽视了国家的作用,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国家在战略、政策、资源调配等方面的主动作为,才使我国对外开放迅速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表现。在对外开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更需要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统筹国内国际力量,共同应对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指导。中国对外开放不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研究如何在面临外部压力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通过国家引领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道路,争取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之一。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张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察网(www.cwzg.cn)摘自《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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