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研究

“前三十年”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历史时期。“前三十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由于采用货币价值形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测度“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状况存在严重缺陷,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应用该指数计算了1949~1978年我国农业、工业、商贸流通业和经济总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并以该指数为标准,对同期中国、苏联、美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状况进行了比较。结论表明:在“前三十年”,除农业增长率略低于苏联外,中国工业、商贸流通业和综合经济增长表现均优于其他三国。立足于上述定量研究,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作了一个简要评价。

【本文为作者周绍东、曹席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前三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研究

引言

“前三十年”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即“两个不能否定”。

“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坚持了辩证法和两点论,前一个“不能否定”和后一个“不能否定”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然而,人们在对“两个不能否定”的实际理解和贯彻过程中,在突出后一个“不能否定”的同时,对前一个“不能否定”却有所忽视[3]。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必要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纠正在理解“两个不能否定”时轻视前一个“不能否定”的倾向,从而全面完整地理解“两个不能否定”。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回顾了评价“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相关研究,指出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GDP指标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存在严重缺陷。其次,构建出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并以这种实物指标为标准进行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从而得出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状况的结论,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观点提供实证依据。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研究展望。

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回顾

对“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时期,工业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上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也都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因而总的说来,“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4]

在学界,大部分研究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积极肯定态度。郭根山,刘玉萍(2007)认为,在“前三十年”,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但人民生活还是取得了很大改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0%,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光辉成就的历史时期,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5]朱佳木(2009)认为,在新中国的头 30 年,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49年至 1978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8.2% ,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雄厚物质技术基础。[6]梅宏(2012)认为,在“前三十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0 倍,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创建了覆盖面广、方便群众、适应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人均寿命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好转,人均GNP年平均增长 4.18%,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7]李媛、任保平(2015)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结论认为,虽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排名比较落后,但在相继考虑了经济遗产和外部环境后,中国的综合排名有了明显上升,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8]

当然,“前三十年”经济增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形成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如简新华、叶林(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增长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为其基本特征,这种方式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技术进步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理想等问题。[9]

上述学者普遍采用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这种评价方法关注的是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形态,而不是实物产量形态。然而,采用GDP指标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大缺陷,有可能导致对“前三十年”经济增长水平的严重低估。为此,笔者将构建出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以此来定量测度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

二、采用GDP指标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缺陷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DP常被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指标。GDP作为SNA的核心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将GDP指标运用于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增长核算,会带来以下问题。

“前三十年”我国使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A)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MPA采用的是限制性生产观,它对生产的定义只限于物质产品生产和生产性劳务,相应地,社会产品只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和提供生产性劳务部门的生产成果。所以,MPS把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通称为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并将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作为社会产品价值核算的内容。至于其他部门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生活服务等,由于不生产物质产品,被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活动,无论是为生产服务的,还是为其他部门或居民服务的,都不计算其产值,只作为对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价值的再分配。SNA则采用综合性生产观,它将所有创造效用并取得收入的活动,不管是生产物质产品还是提供各类服务,一律看作是生产活动。也就是说,SNA的生产范围除了农业、工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外,还包括了除个人自我服务以外的各个社会服务领域。SNA的社会产品——商品,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与无形的劳务产品的合称,它的核算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劳务。因此,根据MPA计算得出的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产品价值小于根据SNA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造成低估中国“前三十年”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

SNA采用市场价格评价物品与劳务,它没有把在市场之外进行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包括进来。中国“前三十年”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小,国家对大部分工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资源主要由政府直接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品的价值不会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反映为市场价格。同时,还有一部分工农产品价格被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压低,造成当时核算的国民收入比市场价格形态的国民收入要低很多。受低价格的影响,把工农业产值直接作为GDP,会导致对中国“前三十年”实际经济规模的第二次低估。

GDP采用的是“国土原则”,即只要是在本国或该地区范围内生产或创造的价值,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创造的价值,均计入本国或该地区的GDP。我国在“前三十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处于半封闭状态,很难通过引进外资和外国劳动力来发展经济,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主要都是依靠国内投资而形成的。因而,受GDP核算口径的影响,“前三十年”的实际经济规模被再一次低估。

总之,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前三十年”以价值形态计算的国民收入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低估,这使得GDP指标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这也要求我们开发出不同于价值形态经济增长指标的定量测算方法,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构建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

为了避免用价值形态计算国民收入所带来的弊端,笔者打算构建一种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来衡量国民收入。具体做法是:第一步,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工农业品的产量和商贸流通业的货运量作为实物指标。第二步,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这些实物指标在各自产业以及这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第三步,根据权重将各实物指标作指数化处理,从而实现实物指标无量钢化。第四步,根据经济指数和年复合增长率公式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状况。为此,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国民收入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以及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计算国民收入的各自优点和弊端。

(一)国民收入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

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的基本指标,它是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价值,是一国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所有者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生产要素所得的报酬,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等的总和。在使用价值上,国民收入由体现新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所构成。国民收入有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两种表现方式,其中,价值形态的国民收入等于社会总产值减去已消耗生产资料价值,而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等于社会总产品减去已消耗生产资料。

采用价值形态表示国民收入,可利用商品共有的价值属性,换算成同一的货币单位求和,从而用总价值来表示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计算得出的国民收入易受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和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实物形态国民收入采用实际产量来衡量经济状况,这自然能够真实直观地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实物种类繁多,又具有不同的度量单位(如一台机器、两千克粮食、三吨运量等等),多样化的量纲使得无法进行实物加总,这也导致简单地用实物形态来计算国民收入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笔者首先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有限的实物指标作为国民收入,再通过对这些实物指标的指数化处理实现无量纲化,以此解决实物种类繁多和单位不一而无法直接加总的问题,同时又可克服采用价值形态计算国民收入时带来的货币名义值波动的缺点。

(二)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构建

在现代经济体中,农业、工业和商贸流通业包含了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主体所在,只要抓住主要的工农业品产量和商贸流通业运量,就能反映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概况了。因而,可以在工农业和商贸流通业的产出中选取若干实物指标,来反映一国工农业和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概况,并将其综合起来反映一国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貌,笔者选取小麦、稻谷、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来反映农业增长状况,选取原油、发电、原钢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来反映工业增长状况,选取铁路货物周转量、公路货物周转量、水路货物运输量来反映商贸流通业增长状况,并根据三方面增长状况的综合来反映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状况。当然,各种实物产出在农业、工业和商贸流通业中,以及工农业和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的重要性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为此,笔者拟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它们的相对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指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它分为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这样四个步骤。其中,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是关键步骤。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是指,在确定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重时,不把所有要素放在一起比较,而是采用相对尺度,两两相互比较,以尽可能减少性质不同的诸因素相互比较的困难,提高准确度,而对两两比较的结果则按其重要性程度评定等级,并置于一矩阵中。这种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矩阵称作判断矩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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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为要素i与要素j重要性比较结果(见表1)。

经过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就能确定某一层次所有要素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值。我们根据主要农产品、主要工业品、主要运力在农业、工业、商贸流通业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农业、工业、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对它们进行了赋值(见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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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在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中,小麦产量权重为20%,稻谷为37%,棉花为19%,水产品为6%,猪出栏量为13%,牛出栏量为5%。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中,原油产量的权重为32%,发电量为27%,原钢产量为26%,水泥产量为7%,汽车产量为8%。在对商贸流通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中,铁路货物周转量的权重为60%,公路货物周转量为20%,水路货物运输量为20%。在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中,农业增长的权重为20%,工业增长的权重为60%,商贸流通业增长的权重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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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1949年农业产量指数为1,1978年小麦、稻谷、原棉、水产品、猪、牛产量指数分别为a1、a2、a3、a4、a5、a6,1978年农业产量指数为a,1949~1978年小麦、稻谷、原棉、水产品、猪、牛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A1、A2、A3、A4、A5、A6,1949~1978年农业年复合增长率为A,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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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1949年工业产量指数为1,1978年原油、发电、原钢、水泥、汽车产量指数分别为b1、b2、b3、b4、b5,1978年工业产量指数为b,1949~1978年原油、发电、原钢、水泥、汽车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B1、B2、B3、B4、B5,1949~1978年工业年复合增长率为B,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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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1949年商贸流通业运力指数为1,1979年铁路、公路、水路运力指数分别为c1、c2、c3,1978年商贸流通业运力指数为c,1949~1978年的铁路货物周转量、公路货物周转量、水路货物运输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C1、C2、C3,1949~1978年商贸流通业年复合增长率为C,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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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1949年的经济总量指数为1,1978年的经济总量指数为d,1949~1978年经济年复合增长率为D,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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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实物指标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

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的整理,得出了我国1949~1978年主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商贸流通业实物指标的年复合增长率(见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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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构建的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后得出,1978年中国农业产量指数为4.13,农业年复合增长率为4.84%;1978年中国工业产量指数为472.04,工业年复合增长率为22.78%;1978年中国商贸流通业运力指数为27.57,商贸流通业年复合增长率为11.69%;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指数为289.78,年复合增长率为20.80%(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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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实物指标的“前三十年”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为了对“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形成更为直观、准确的认识,笔者选取了苏联、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进行国际比较。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作为与中国几乎同时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模式。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的整理,计算得出1949~1978年中国、苏联、美国、印度的主要农产品、主要工业品、主要运力的年复合增长率。(见表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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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阐明的方法,中国、苏联、美国、印度在1978年的农业产量指数分别为4.13、6.55、2.41、3.13,1949~197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4.84%、6.47%、2.98%、3.88%,“前三十年”中国农业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和印度,和苏联相差不大。中国、苏联、美国、印度在1978年的工业产量指数分别为472.04、13.02、3.04、23.2,1949~197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2.78%、8.93%、3.78%、11.05%,“前三十年”中国工业年复合增长率远超苏联、美国和印度,大约是苏联的3倍,美国的7倍,印度的2倍。中国、苏联、美国、印度在1978年的商贸流通业运力指数分别为27.57、9.07、2.37、5.68,1949~197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1.69%、7.63%、2.92%、5.96%,“前三十年”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苏联、美国和印度,大约是苏联的1.5倍,美国的3倍,印度的2.4倍。(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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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8年中国、苏联、美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0.80%,8.30%,3.47%,9.61%。“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同期苏联、美国和印度,大约为苏联的2.5倍,美国的6.8倍,印度的2.2倍。(见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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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很显然,采用总量指标来判断“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后的时期提供了怎样的物质基础,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无论是从总值还是人均值来分析,要求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只用三十年就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这本身就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只能从相对量视角出发,测算我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表现作出合理判断。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指数,通过计算得出:“前三十年”中国农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84%,工业为22.78%,商贸流通业为11.69%,中国经济总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如采用GDP指标,则1949~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44%。显然,用GDP指标计算得出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基于实物指标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用GDP指标衡量经济增长有可能造成对“前三十年”中国实际增长水平的严重低估。在国际比较方面,除农业外,“前三十年”的中国工业、商贸流通业和经济总量增长率超过了同期苏联、美国和印度。基于本文的计算结果,我们认为,“前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行了充分的物质准备。而只有通过实物指标增长状况的比较,才能够全面、完整地反映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笔者所构建的经济增长指数也有不完善之处。首先,我们选择部分工农业产品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代表性指标,但这种做法的主观性是比较明显的;其次,在确定这些指标的份额和权重时采用层次分析法,而判断矩阵的赋值同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降低判断矩阵赋值的主观性,更加客观地根据各指标在经济增长中的实际贡献确定权重,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总之,由于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来衡量经济增长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在思路和方法上进行创新,构建出一种更加完善的经济增长指数来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水平,这还需要学界共同努力,希望本文提出的这一经济增长指数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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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年—1976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

[12]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1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曹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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