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 | 阶级—垄断地租、金融资本与都市革命

在都市中,资源(例如住房)供应者阶级的投资回报率,是由供应者阶级与消费者阶级冲突的结果所设定的。这种情形又是由各种金融机构的政策构造出来的,产生出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同类社群的住房次级市场。由此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反过来构成了激励都市化发展必需的社会结构,并具有乘数效应。都市化进程因而处于不平衡状态,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导致居住结构的变迁,以致在社区中爆发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冲突。这是金融资本霸权对都市化进程施加控制性影响的必然结果。

大卫·哈维 | 阶级—垄断地租、金融资本与都市革命

列斐伏尔(H. Lefebvre)在一本鼓舞人心的著作中主张,应当把19世纪的工业革命,视作20世纪“都市革命”的先声。据他本人解释,“都市革命”意味着“当今社会的整体转型,其结果是:以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问题为主导的时期,让位于都市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1]

列斐伏尔并未明示,资本主义的这一“整体转型”有何含义,以及如何转型和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型。同样地,当他提出“全球剩余价值在工业中形成和实现的比例下降,在投机、建筑和房地产开发中形成和实现的比例,却在同时上升”[2]这一命题时,他也没有阐明其含义。“资本的次级循环”正在替代“资本在生产中的初级循环”,这一命题的含义令人震惊,在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命题之前,必须对其予以详细考察。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地租,尤其是都市化背景下的阶级-垄断地租作为考察对象,以阐明列斐伏尔提出的假说。

一、都市化世界中的地租概念

自然物质和自然力转变为对特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有用的物质和力量,这一过程是价值的来源所在。在笔者看来,这一命题不言自明。这一转变过程的至简形式,莫过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不过,如果没有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分工、社会必要服务的供应,等等),没有一个协调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社会制度结构,且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设施(通讯线路、公用设施,等等),生产和分配就无从发生。因此,任何一个生产和分配的体系,都必须将所生产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出去,为社会必需的制度、服务和物质基础设施提供支撑。

在地租概念史上,作为地租象征的转移支付是否合理,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3]不过,近年来有许多人开始认同一种观点,即地租是一种配给手段,它使土地及相关资源这一稀缺的生产要素,实现理性和有效的配置,满足社会的生产需要。[4]根据这种观点,地租是价值的有效生产所必需的协调机制。但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也有问题,它把地租视作对一种稀缺“要素”(即一个“物”的概念)的支付,而不是对人的实际支付。这种物化的处理便于分析,但实际支付的对象不是土地,而是活生生的人。让租赁者相信收租者只不过是稀缺生产要素的象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以竞争实现社会和谐的新古典教条中,地租似乎是无辜的,而事实上,地租所引发的重要社会后果切不可忽略。[5]

应予以考虑的还不止这些。对地租的支付来说,特定的根本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关键的是私有产权的安排。实际上,地租作为一种转移支付,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下对土地和资源垄断权力的实现。因此,如果不对这些支持性制度的绩效予以评价,就无法考察地租的产生和实现。

地租是为何而支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它支付给拥有稀缺生产要素的他人。稀缺又从何而来?自从生产有了系统的组织,人类社会就察觉到,许多自然资源(从对自然的技术评价和文化评价来理解[6])都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倾向于把稀缺视为自然的内在属性。据此,人们在使用高于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土地和矿藏时,可能愿意让步,支付更高的金额。但若做一反思,“自然财富”和“稀缺”等概念尚不能令人满意。几乎不存在比平整土地、挖掘矿藏等生产活动更早出现的“自然财富”。随着时间推移,山坡梯田、土壤蓄肥、排干沼泽等相对永久的改良,在人们的眼里可能也成了供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这个问题在都市化的世界中更为凸显。都市化造出了相对永久的、人造的资源体系。[7]人类的努力与数百年来固定且不可移动的土地资产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地块的地租高,可能源于其生产率较高,但它的生产率又是由广泛分布的人类资源体系(例如伦敦)创造的。由于这些相对永久的固定资产在分布上高度本地化,都市化过程也就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稀缺。如果地租是对稀缺生产要素的转移支付,那么,都市化过程就使得实现地租的机会成倍地增加了。

自然生成的稀缺与人为制造的稀缺之间界限的模糊,给区分地租和利润带来了困难。比方说,是应将住房看作一种并入土地价值的相对永久改良,还是建造住房的资本赖以获利的商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相对永久”的含义。住房确实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得以生产和支付,但当生产和支付完成之后,也可以把住房视为并入土地价值的、相对永久的改良。可以把白金汉宫看作一种永久改良,刚刚建好的郊区住房则没有那般幸运。以这一视角看待城市的办公楼、商店、交通网络等其他建筑形式,似乎也是合理的。

地租只是一种转移支付,很难把它与生产性资本投资的利润相区别。单个投资者不会刻意关注二者的区别,他们更看重金融支出的总体回报率。因此,货币只会投入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它们并不关心生产性活动是否包括在内。如果房地产市场回报率高,投资就会从资本的初级循环转移到次级循环,这与列斐伏尔的命题是一致的。根据投资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资本的转移。不过,有一点尚需解释,即次级循环的回报率何以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初级循环的回报率。投资者不再考虑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区别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这种区别作为社会现实的重要性。如果所有资本都追逐地租,没有资本投入生产,那将不会再有价值生产出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用于作为地租象征的转移支付了。

二、阶级-垄断地租、都市化与阶级-垄断权力

支付地租的原因有多种。马克思提到的地租范畴包括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沃克最近又加上了再分配地租,这些范畴的用处,仅在于促使我们考察产生地租的不同情形。[8]笔者把本文将要关注的一个概念称为“阶级-垄断地租”,这种形式的地租究竟应当包含在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地租范畴之中,还是包含在垄断地租范畴之中,到目前尚未可知。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首先解决与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中,价值与价格关系相关的“转形问题”。[9]笔者认为,最好将阶级-垄断地租视作绝对地租的一种形式,不过,鉴于这个问题颇富争议且悬而未决,本文如下部分将坚持使用“阶级-垄断地租”这一中性概念。

阶级-垄断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存在一个握有“资源单元”(土地和嵌入土地的相对永久改良)所有权的阶级,只有当他们在任意水平上获得合意回报时,“资源单元”才会让渡给使用者。[10]“资源单元”所有者作为一个阶级,始终握有获取最低水平回报率的权力。这里的关键概念正是阶级权力。如果土地所有者不能按照界定完好的阶级利益行事,就不能实现阶级-垄断地租。土地所有者获得的阶级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如下事实:如果他们不把所掌控的全部资源单元让渡出去,他们中的每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在19世纪的欧洲,土地所有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封建残余。马克思注意到,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源收归国有,关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资本家对土地所有权转移支付的负重。[11]但是,资本家不可能对确保地租实现的私有产权(它构成了土地所有者阶级权力的基础)发起挑战,因为私有产权安排也为企业家行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法律框架。然而,在一个都市化的世界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土地与资本的界限、地租与利润的界限也模糊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将已有的概念类型,用于处理具有复杂性的、分布广泛的人造资源体系。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产生了:这些资源单元(自然资源或人工资源)的所有者应当如何行事,才能使得地租的实现成为可能。如果地租能够实现,土地所有者的阶级权力的基础又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界定“阶级利益”的,应当怎样说明他们同社会阶级结构的关联,以及他们在这种关联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列举两个阐明“阶级利益”含义的例子,以此为开端,回答上述问题。[12]

1.土地所有者与低收入租赁者

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人们受制于收入、社会地位、信用等级和能获政府援助资格的限制,既不能拥有住房,也不能居住公共住房。在任何一个欧美大城市中,都明显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身处这个阶级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面向低收入者的租赁市场上寻找住所,并且被困在这个次级住房市场上。他们的需要由土地所有者阶级来满足。土地所有者种类众多,既包括只出租阁楼的老妇,也包括专门的大型企业。为叙述方便起见,假定所有待租住所都由职业化的土地所有者-经理阶级提供。这个阶级在货币投向方面,拥有特定的选项,但他们的多数资本都体现为住房形式。职业化的土地所有者,可能会根据货币在资本市场上的潜在收益,对其固定资产的市场价值设定预期回报率,如15%的年收益率。假定出于某种原因,某个城市中供低收入居住的单元非常充分,回报率低至5%,则土地所有者的理性策略是减少住房保有量,挤出住房存量的价值,主动减少投资,把从中抽取的货币投入到资本市场,以获得15%的回报率。随着住房保有量下降,住房质量恶化,最劣等的住房终将不敷使用,也就成功地产生了稀缺。地租将逐渐上涨,直至回报率达到15%(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回报率达到更高的水平)。这样,土地所有者通过撤出住房租赁市场,实现其阶级利益,获得了不低于15%的回报率。

土地所有者阶级利益与租赁者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是很明显的。住房质量恶化,租金上涨,租赁者们就不得不另寻他处,但他们被困在这个次级市场上,因而权力有限。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如果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可能会试图实施最低住房标准或者控制租金,以抵消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垄断权力。如果相关立法降低了土地所有者的利润,土地所有者就会将固定资本(即住房)转变为货币,投入资本市场。如果价格很低,出售住房就不值当了。来自社会、立法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将使土地所有者难以承受来自社会和财务方面的惩罚。此时,土地所有者也许会妥协,设定更低的回报率。低收入租赁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垄断权力。另一种可能性是,租赁者的政治力量较弱,适合低收入租赁者的住房,因人口迁入和再开发而较为短缺。如果土地所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出售住房,或者把住房转变为其他用途(如提供给高收入租赁者),那么,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权力将非常可观,能够把回报率提高到15%以上。面对租金上涨、可支配收入有限的窘境,低收入租赁者只能进一步拆分居住空间,进而导致居住过度拥挤和贫民窟的形成。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中,都可以找到类似于租赁者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记载。[13]即使土地所有者通常把回报率视作在资本市场投资的回报率,回报率实际上仍是在冲突中得以设定的,可以将这一事实视为对阶级-垄断地租的最佳解释。这种地租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具有共同阶级利益的群体向另一群体动用权力,确保特定水平的最低回报率。

2.投机者-开发商与郊区中高收入者

另一个例子更为复杂,但它说明,阶级-垄断地租在住房市场的所有部门都能实现。由于收入的关系,高收入群体对住房的选择面非常宽泛。但是,如果他们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极为敏感,住房的生产者(正是他们主动把这些观念施加于买者)就得到了一个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机会,原因在于该群体中,每个消费者都希望能和同类身份的人比邻而居。中间收入群体的选择则相对较少。如在美国的多个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迁往郊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郊区梦所俘获,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社会变迁。低收入的“流氓无产阶级”涌入城市,城市服务减少,地产价值缩水,来自邻里的财务支持撤走,就业机会减少,这些因素强有力地推动了中产阶级向郊区迁徙,借用笔者此前的说法,这是一个“挤出”的过程。[14]

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还有赖于投机者-开发商阶级的存在,它有权将阶级-垄断地租据为己有。[15]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投机者-开发商的服务是有益的。他们促使土地利用的变迁发生在最佳时间,确保土地和住房的当期价值反映预期的未来回报,试图把外部性组织起来,以提高当前开发物业的价值。总的来说,面对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他们起到了协调和稳定的作用。[16]事实上,投机者-开发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鉴于都市化过程与经济增长的普遍联系,投机者-开发商作为都市化的促进者,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起了关键作用。为了有效发挥他们的功能,一些特定的支持性制度是必需的。各国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必须提供两项支持。(1)必须存在某种形式的政府管制,如规划、分区控制或者基础设施供应,以降低土地利用竞争中的不确定性。(2)必须提供便利的税收安排,以鼓励富有的群体充当投机者-开发商,只有他们才能等待土地变“熟”。第一项支持,使得投机者-开发商可能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第二项支持则确保,只有资源充足的群体才能承担协调和稳定土地利用变迁的任务。

只有当投机者-开发商具备了施行共同阶级利益的机制,阶级-垄断地租才能实现。事实上,上述必要的制度支持能提供这种机制。例如在美国,投机者-开发商往往通过操纵分区决策,实现阶级-垄断地租,他们在政治上控制郊区管辖范围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如加夫尼(M. Gaffney)所说,在与土地利用决策有关的卡特尔式的制度安排中,郊区管辖范围是最有效的安排之一。[17]在市场经济中,政治腐败的作用同样关键,因为它松动了官僚主义对土地利用过度僵化的管制。但是,如果连最低限度的政府管制和制度支持都没有,投机者-开发商就不可能成为土地利用变迁的促进者、协调者和稳定者。倘若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起到这些作用,郊区开发将陷入混乱,金融资本将被迫撤离郊区化过程。它们的撤离对一般层面的经济增长、有效需求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打击是致命的。

投机者-开发商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市场中各消费者群体冲突的结果。如果投机者-开发商能说服高收入群体在有特定邻里的地段居住,并且完全主导了与土地利用调节、基础设施供应有关的政治过程,优势就在投机者-开发商一边。如果消费者不为投机者-开发商的甜言蜜语所动,并且牢牢地主导了政治过程,投机者-开发商的垄断权力就将受到遏制。一旦投机者-开发商未能实现最低水平的回报率,他们将撤出这桩生意,直到回报率上升。很难说这个最低水平的回报率是多少,但是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40%并不奇怪。

上文列举的两个例子,为我们理解都市化背景下阶级-垄断地租与阶级-垄断权力的含义,提供了一个视角。首先,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土地和住房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形式的地租。其次,由阶级-垄断地租引发的转移支付已经结构化。一个土地所有者居住在郊区,投机者-开发商是否会放弃向他收取阶级-垄断地租?请注意,在这个例子中,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从低收入租赁者那里收取而来,继而交给投机者-开发商的。地租反方向转移到低收入租赁者手中,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围绕着阶级-垄断地租,存在某种层级结构,使得地租只能向上渗透,而不会倒流。位于这个层级结构顶端的,正是金融机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层级结构是怎样产生的,它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

三、住房市场协调活动的层级制度结构

笔者首先提出一个基本命题:促使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层级制度结构,为协调住房市场活动所必需,它有助于避免经济危机。验证该命题的困难在于,各国的制度安排显然千差万别。但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必须在全国和地方层面,具备经济整合机制,以结合个人决策与社会整体的需要。简言之,任何社会都必须把人类实践规范化,以解决社会加总的问题。[18]这种规范化的人类实践,体现在金融和政府机构的结构之中,在笔者看来,正是它们构成了土地和住房市场中阶级-垄断权力的基础。为探究这一命题,笔者将考察这种制度结构在美国的表现形式,并指出它如何给巴尔的摩市带来特别的影响。

政府机构与金融制度在全国层面的运行并非毫无目的,总的来说,它们都要确保社会的再生产,以有序的、非破坏性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意味着,政策要导向有序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保障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在住房市场中,全国性住房政策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1)确保建筑业、经济增长和新家庭形成之间的关系有序;

(2)建筑业和住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凯恩斯意义上的稳定器,确保经济的短期稳定性,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3)通过住房供应,管理社会福利的分布,确保国内和平与安宁。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几个方面就被嵌入了政策目标。[19]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增长是经由快速的郊区化完成的,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实施的全国性住房政策,对这一过程颇有助益。国民生产总值总量和人均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郊区化过程(包括高速公路、公用设施和住房建设、汽车和天然气的有效需求)。建筑业作为一种主要的反周期工具,有效抑制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周期波动。政府施行的政策催生出一个分布广泛的中间收入群体,他们如今成为“债务缠身的住房所有者”,不希望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从而消减了社会不满情绪。20世纪60年代,黑人与城市贫民也曽因为没有得到“体面人居环境中的体面房屋”(正如国会常年表述的那样)而不满,上述做法同样成功地把很多穷人变为债务缠身的住房所有者,从而消除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全国层面出台的住房政策,旨在维护现有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提供便利,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平息社会的不满情绪。

全国性的住房政策如何传导至地方,个人决策又怎样被整合起来?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三层政治结构,每一层都有独立的官僚机构。联邦层面的官僚机构本身就是按层级来组织的,因而能够与地方的住房市场关联起来。联邦住房管理局管理着一系列政府项目,并且其运作相对独立于州和地方的政府。全国、地方、个人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协调机制,其实是在政府调节之下具有层级结构的金融机构。这种结构极其复杂,此处按下不表。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住房部门中,由州和联邦特许的储蓄和贷款机构是独立经营的。设计这种机构的初衷是“提倡节俭,为自己和邻居购房融资”。[20]其中一些机构立足社区,受存款人控制,经营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们理所应当地受到货币市场状况和政府调节的影响。这些机构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寻求扩张的抵押银行、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但这些机构在运营中都同全国层面的政策、地方和个人的决策相关联,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因地制宜的结构,以实现阶级-垄断地租。

巴尔的摩的案例具有代表性。该都市区共有约200万居民,其中90万人居住在巴尔的摩市,另有60万人居住在环绕巴尔的摩市的郊区,即巴尔的摩县。巴尔的摩县的政治机器由投机者-开发商的利益主导,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操控,实现投机收益,政治腐败颇为常见(斯皮罗·阿格纽曾任巴尔的摩县县长[21])。对新住房的持续需求,是实现阶级-垄断地租所必需的。还有一点应当考虑的是,巴尔的摩县的投资氛围与巴尔的摩市截然不同。巴尔的摩县的主要趋势是增长和扩张,所有机构宛若一体。相比而言,巴尔的摩市景气时,只是稳定在原有水平,不景气时,则迅速陷入衰退。结果,投资资金的渠道流向巴尔的摩县,对在巴尔的摩市投资徘徊不前,这种自我证实的预测,迫使中等收入群体从巴尔的摩市迁往巴尔的摩县,而这正是投机者-开发商热切盼望的。美国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在城市郊区的边缘实现阶级-垄断地租。

使阶级-垄断地租得以实现的条件,还有巴尔的摩市住房市场的地理结构。这种地理结构由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政策交相构造。为阐明这一点,有必要指出,巴尔的摩市住房市场由13个次级市场组成,它们又可归为8种类型(参见附件图1)。每个次级市场中与住房融资有关的数据参见附件表1和表2。显然,巴尔的摩市的住房市场结构,不仅取决于地理因素,而且取决于机构的参与方式,以及联邦住房管理局颁布的住房购买保险计划。这一结构的主要特征如下。

(1)巴尔的摩内城。在内城旧宅市场上,现金与私人贷款交易占主导地位,机构或政府很少参与。这里存在着上文谈到的房东与低收入租赁者之间的矛盾。而今,该市场住房供应量过剩,房东主动削减住宅投资,但仍能取得约13%的收益率。低收入租赁者多为黑人,缺乏良好组织和政治控制力,从而被困在这个次级市场。职业化的房东计算资本收益率,使之与资本的机会成本相匹配,从而实现阶级-垄断地租。

(2)巴尔的摩白人居住区。在这一市场中,自有住房者占多数,为住房交易提供融资的,主要是立足本区域的小规模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没有强烈的营利目的,而是为社区服务。结果,该次级市场几乎不存在阶级-垄断地租。考虑到居民收入较低,相当好的住房仍能以公允的低价买到。

(3)巴尔的摩西部黑人居住区。它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低收入黑人未能成立储蓄和贷款协会,也得不到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在60年代早期,他们还遭受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歧视。这一群体成为住房所有者的唯一途径,就是按如下方式运作的、类似于“土地分期付款合约”的东西。先由一个投机商以7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栋住宅,然后加上买卖的佣金、各种融资费用、间接成本、翻新装修的费用等,最后加上总的利润边际,例如20%,住房的价格不妨记作13000美元。为了给这笔住宅交易融资,投机商将自己的信用评级介入住房购买者和金融机构之间,从银行处取得一笔常规住宅抵押贷款,金额等于住房评估价格,不妨记作9000美元,再另借4000美元,从而为住房购买者安排一笔13000美元的组合贷款。为确保风险的安全性,投机商仍保留房产的所有权,但“买者”获准立即占有住房。买者每个月的偿付额,不仅涵盖银行贷款的利息和管理费用,而且包括一部分用于赎回房产所有权的金额,直到买者还清了借来的4000美元(比如说10年至15年以后),才能取得一个估值9000美元的常规抵押贷款,开始取得房产的所有权。[22]

上述步骤完全合法,并且是60年代早期中低收入黑人拥有住房的唯一途径。在巴尔的摩西部,这类交易有很多。问题是,与白人居住区同等收入的居民相比,白人购买类似住房只需花费7000美元,而黑人要花费13000美元。因此可以说,黑人遭受了剥削,并支付了“肤色税”,而这只不过是投机者凭借其在金融机构和政府政策的种族歧视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实现其阶级-垄断地租的方式而已。正是“土地分期付款合约”,在巴尔的摩西部造就了这个新的次级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白人中产阶级群体感到压力,迁往郊区,投机者-开发商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为他们提供住所。

20世纪60年代末,围绕土地分期付款协议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了。在这一过程中,黑人社区才意识到,只要政府和金融机构无所作为,投机商就能牟取暴利,投机问题同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土地分期付款合约制度没落了,但投机者并未就此消失,时至今日,他们手中仍有可供使用的其他工具。

(4)高周转地区。抵押贷款者与联邦住房管理局保险项目在这里结合起来,提供主要服务。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起到了土地分期付款合约在60年代起到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涌现的各种计划,在黑人和城市贫民中创造出一个债务缠身的、具有社会稳定性的住房所有者阶级。这些计划与行政指令一道,终结了对黑人的歧视,随后,联邦住房管理局为以黑人和低收入者为主的住房次级市场提供保险。这项保险在巴尔的摩的主要工具是FHA 221 (d) (2)项目(缩写为D2),它允许无力支付首付的中低收入群体获得融资。在70年代,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在巴尔的摩提供的保险项目,大多为D2的变体(参见附件表1)。

在高周转地区次级市场上,这些计划为投机者实现阶级-垄断地租提供了充足的机会。D2项目的运行,使得收取“肤色税”不如从前容易。不过,如果白人从城市中迁出,投机者就能以低于估值的价格购买他们的住房,做一些装修,使其达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质量控制标准,然后把住房出售给D2项目。如果联邦住房管理局对质量标准的控制不令人满意(或是投机者拉拢管理者),阶级-垄断地租就能凭借收取迁出白人的“退出税”和黑人或低收入者的“进入税”而实现。在底特律、纽约和费城等地,通过对联邦住房管理局项目的贿赂,投机者攫取了极大的暴利。[23]在巴尔的摩,由土地分期付款协议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次级市场,已扩展至高周转地区,投机者与抵押贷款者、联邦住房管理局的D2计划一道起作用。

(5)巴尔的摩市东北部和西南部。该地区的次级市场面向中等收入者,由联邦住房管理局项目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时至60年代,联邦储蓄贷款机构为购买住房所有权提供融资,已经成为惯例;规模相对较小、面向少数族裔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则为从巴尔的摩市少数族裔居住区搬来东北部的人群提供融资。但是,这个次级市场从边界内部感到了压力,金融机构对这一地区的风险极为敏感。因此,如果它们在各方面都感到威胁,将会撤销对该地区的支持。它们的这种做法,使得该地区的住房融资出现了真空,得到联邦住房管理局项目和抵押贷款者支持的投机者,又会回流此地。该地区出现了大量政治摩擦,也出现了保护中等收入者次级市场不致遭受腐蚀的政治斗争,这种腐蚀一旦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去郊区寻找住所。

(6)更富裕的群体往往通过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融资,很少诉诸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的担保。这一群体握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足够阻挡投机者的侵袭,除非偏好发生变化,或服务质量下降,否则他们不会搬走。在这个次级市场中,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有赖于他们对声望和地位的考量。

巴尔的摩住房次级市场的地理结构,构成了单个家庭进行住房决策的背景。大致看来,这些决策服从于这个结构,并强化了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在长期中可以看到,市场力量的潮起潮落,投机者、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的运作,政府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政策变迁,以及人们偏好的变化等,这一切所催生的冲突与斗争,推动了城市地理结构的持续转型。但是,地理结构在短期是相当固定的,正是这种刚性容许阶级-垄断地租得以实现,无论是在次级市场中,当住房的供给者阶级面对它的消费者阶级时,还是在不同的次级市场之间,当各种各样的过程试图侵蚀它们的边界时(对于投机者-开发商而言,每一个次级市场都存在边缘)。在城市的某些地方,冲突可能在某些时候处于潜伏状态,那里的次级市场之间有着稳定的边界,缘于自然或人为设置的壁垒,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力量可能得以和解。但是,想找到一个不爆发任何此类冲突的城市是很困难的。

四、阶级-垄断地租、绝对空间与都市结构

阶级-垄断地租源于资源单元所有者握有索取回报的权力。李嘉图认为,绝对地租只会在岛屿上出现,那里所有的资源单元都将付诸使用,从而产生绝对稀缺。巴尔的摩的例子映证:都市化创造的人造资源体系,实际上是一系列人造岛屿,在这些岛屿上,阶级垄断生出绝对稀缺。对于实现阶级-垄断地租而言,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绝对空间至关重要。把空间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就构建了绝对空间,每一个部分都被视为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自在之物”。[24]促使绝对空间形成的根本制度,当然是私有财产关系。由政治管辖权所界定的集体垄断空间,又被官僚对土地利用的管制所切割。各种形式的绝对空间,都为实现阶级-垄断地租带来了可能。不过,这种地租主要是在次级市场中得以实现,而次级市场的绝对空间结构,多为非正式建构的产物。

对居住结构而言,绝对空间的含义意味深长。对城市中的居住分异有多种解释,如社会生态过程、消费偏好、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等。来自巴尔的摩的证据显示,在居住分异中起积极作用的是金融机构与政府机构,这些活跃的代理人是寻求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投资者。这种解释与关于居住分异的传统解释之间的联系很复杂。例如,在巴尔的摩,社区内小规模的邻里储蓄和贷款机构,同城市社区结构的社会生态观点相符,但大多数住房融资都来自追逐利润、寻求扩张的机构。在能够承担风险的土地所有者和难以承受风险的内城住房所有者之间做选择时,商业理性会选择前者,抛弃后者。但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如此彻底地展示冷酷无情的市场理性——它们会为个人提供支持(来自同一个社会阶级),有时也会主动支持邻里(在特定次级市场上提供的稳定性令人满意)。不过,金融机构在利润最大化和扩张意识上的选项同样是有限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情地把金融机构引向特定的方向,这一点在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结果,这些机构成为塑造城市居住结构的根本力量。

上文所述并不意味着,种族与民族、社会地位与声望、对生活方式的热望、社区与邻里的团结等因素,与理解居住分异无关。颇为讽刺的是,所有这些特征都增加了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潜在可能性,原因在于它们有助于维持岛屿式结构,并在视野狭小的社区创建绝对空间。事实上,说消费者偏好是由系统性生成而非自发产生的,有充分理由。一种最简单的表现是,投机者-开发商说服高收入人群居住“智能”房屋,选择同类身份的邻里。不过,更深层的过程仍有待揭示。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金融机构与政府控制的都市化过程,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稳定,消除社会不安定为目的。如果这些目的都实现了,那么,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都将出现新的消费模式、新的社会欲望和需求。如果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体现为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总体需要的方式,它们将迫使或引诱人们去接受。都市化过程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它使人们面对的选项结构化,并再度结构化,创造出独有的决策环境,从而催生新的选项,这些选项独立于人们自发产生的偏好。

如果说是由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为都市化提供动力,由追求阶级-垄断地租的投机者-开发商与投机者-土地所有者在都市化中居间调停,资本主义秩序的再生产是都市化的必备条件,那么,其间“消费阶级”、“分配团体”甚至“住房阶级”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25]当然,个人能够争取或者选择加入某个“分配团体”,从一个“消费阶级”进入另一个“消费阶级”,也能以类似的方式,争取或是选择从一个住房次级市场进入另一个住房次级市场。但是,无论是分配团体的结构,还是住房市场的次级市场结构,都是个人所无法选择的,支配它们的力量并不在消费者主权的范围之内。在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有趣的一般性命题:都市化过程在生产出新的消费方式、社会欲望和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分配团体”或“消费阶级”,它们可能凝结于都市总体结构的不同社区之中。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展开讨论。

巴尔的摩的例子还引出了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在住房市场任一次级市场中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同另一个次级市场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一种能够探明的强乘数效应。例如,巴尔的摩内城投机的繁荣,会在已经存在的邻里,开发出一个新的次级市场,内城的原住民将被迫去郊区寻找住所。也就是说,内城中的投机者-开发商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越多,城市边缘的投机者-开发商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也就越多。在某些情形中,可能会有同一家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家,在这种乘数效应中捕捉机会。如果在这种乘数效应中不存在明显的共谋,那么对利润和损失、收益和风险的计算,就成了乘数效应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

当然,这些结论在地理上和制度上是特别适用于巴尔的摩以及美国的。但从对已有文献的粗略梳理来看,这个结论或许能推广至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6]尽管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虽然这种乘数效应的过程可能具有一般性,但由于不同地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情形的相差很大,这种效应可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换言之,过程本身具有一般性,但每一种具体情形都是独特的,其结果也是一样。如果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乘数效应普遍存在,那么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投资是怎样如列斐伏尔所说,随时间推移从初级循环进入次级循环的。若要将个人行为同国家层面及社会必需的条件予以协调和整合,则政府与金融机构就不得不这么做。都市化本身就是这种条件的产物,其人造岛屿为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提供了机会。对阶级-垄断地租的要求又产生了乘数效应,使得进入土地、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在短期内有更为丰厚的回报。资本从初级循环进入次级循环的这种转移,即投资由生产价值转为试图实现价值,尤其有助于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停滞。在短期内榨取之前数十年生产积累的价值,使其在当前实现是可能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城市中营建环境质量的持续衰败)。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再有价值生产出来,这种转移将面临厄运,到那时,阶级-垄断地租又该如何实现?

五、都市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体系、阶级结构与阶级利益

本文接下来考察都市化背景下的阶级利益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同阶级结构和阶级对抗这些一般性概念的关联。从一开始就区分主观阶级和客观阶级是很有用的,前者是指不同群体对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意识,后者包括马克思图式中的生产者阶级和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27]生产者阶级既包括生产性劳动,又包括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在本文中,阶级利益概念的含义源于一个事实:围绕着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存在着一系列冲突。因此,本文将在主观阶级的层次上予以考察,并将上述各阶级的利益与客观阶级的概念关联起来。

地租在传统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对食利者阶级的转移支付,食利者阶级获取地租的权力是一种封建残余。本文关注的是,地租是在社区的消费过程中榨取的,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的。对地租的榨取使得社区中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化过程中颇为常见。至少在表面上,这种冲突不同于在价值的直接生产中爆发于工作场所的传统冲突。可以将此看作一种有趣的二分法。社区中的组织几乎不会支持工作场所中的冲突(如罢工),工作场所中的组织(如工会),也几乎不会主动支持社区群体围绕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而爆发的冲突。事实上,个人的身份在这些冲突中可能会发生转换,一个工作场所中的激进派回到了居住的社区,可能就成了保守派,或者反过来。工作场所似乎是男性主导的空间,而居住空间似乎是女性主导的。性别角色的交织,使得在工作场所中表现激进的男性,在社区变得保守,女性在社区中则表现激进。类似冲突还可能内化于家庭中。在大都会地区,人类活动的地理学似乎催生出有趣的转型和反转,从而创造出主观阶级意识的复杂地理学。因此,不能把关于社区议题的阶级利益诉求,简单地解释为生产场所中阶级利益的表现。

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区,阶级利益都很强,诉求目标也类似。工人的诉求是自主控制生产,居民的诉求则是控制社区。在部分程度上说,这两个目标都满足了个人对自己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需要,但这两个目标在都市化中分离了。当社区和工作场所的利益相一致时(例如矿区的社区和其他具有工业特征的情境,并非发达城市中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权力存在的基础将会更牢固。马克思认为,人口的集中将提升阶级意识,但阶级意识在都市化中却碎片化了。

社区中的阶级利益从其自身来看,始终是狭隘的。社区被视作一个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自在之物”,一个维护和抵御外来威胁的绝对空间。由此看来,社区冲突采取了一种自相残杀的形式,它把不同社区对立起来,从而使得社区的总体状况无从改变。一个社区所得,就是另一个社区所失。这种连续不断的得与失,只能使与社区相关的防御力与竞争力不灭,由于投机者能够轻易地从社区中的冲突获利,这些防御力和竞争力确保了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以社区中狭隘的阶级利益作为社会主观阶级的象征,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一个必要的事实:在劳动分工复杂性给定的情况下,社区的生存依赖于全球规模的商品交换;还忽视了社会中价值生产与价值循环之间的关联。

也有一些特定种类的阶级冲突,造就了超越地方性的视野。例如,在巴尔的摩,被土地分期付款协议激怒的社区群体逐渐意识到,金融机构拒绝提供传统的抵押贷款基金,却又为投机者-开发商提供融资的做法,具有控制性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摸索,揭开上述画皮。最终,他们同具有主导权的金融资本正面相遇了。

有趣的是,有线索表明,工作场所中的冲突也引发了面对面的对抗。在某些部门,工人更多地参与管理活动,能在特定场合实现对生产的自我控制,工人与工业资本家的传统冲突状况得到改善。但工人在工厂中对生产的自我控制,使工人正面遭遇金融资本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从外部控制着工业企业的活动。同样地,马克思认为,土地与资源的国有化可能(但不一定)对资本家有利,因此也有可能(但不一定)将工业生产的国有化,能分散工人的自我控制,从而不会必然触及和削减金融资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工人控制看作是金融资本实施控制前的过渡阶段。

从社区和工作场所可以得出结论,对社会中价值的生产及其实现予以组织的终极力量,系于金融资本。为支持这个结论,本文务必揭示资本主义的内部转型,即金融资本对工业生产和生活中其他方面施加霸权的紧迫性。本文提供了一些与内部转型逻辑有关的线索。如果没有货币,就不会有相互联系的商品生产,就没有精致的劳动分工,没有定价市场,没有交换价值的普遍化,没有资本积累的中介,也没有都市化,等等。货币起到了交换中介的作用,因而也在所有重要的社会关联中作为中介起作用。

马克思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上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28]

自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以来,这种“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复杂分工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持续扩张,以及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增加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要使这种权力得以实施,须有一个机构性的组织框架,以及一个愿意并能够使用这种权力的阶级。对于前者,马克思提供了线索。他认为,股份公司是对竞争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机构性回应,这种不稳定性要求资本集中起来,首先是工业资本,其次是金融资本。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导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29]结果,作为资本所有权报酬获得的利息为利润所取代,“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30]

会使生产的社会性得以发展:了十人类实践正规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马克思把这一切看作生产方式过渡的产物,其中,新的组织机构会使生产的社会性得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31]

马克思并没有详尽解释自己的这些论述,而历史则将其展开了。工业公司曾试图在内部设立基金,以保持相对于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但这使得它们自身变得多样化,从而呈现出金融机构的诸多特征。如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几乎成为一家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通用公司也正朝这一方向发展。金融机构的经济权力与工业公司平起平坐,乃至超过了它。[32]国家的权力大幅增长,并且借助其专有的预算、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金融资本的运行。国家还积极参与对生产和消费的管理。[33]在国家、公司与金融机构中运营的金融资本,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活动,将它们整合为一体。过去以物品的直接生产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进化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形式,它不仅通过物品的生产,而且借由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追求价值的生产和占有。[34]这种新的制度安排都是以货币权力为基础的,货币只是财富的外观而非其实质内容。这样,就又回到了马克思的观点——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征及其作为过渡形式的历史必要性。

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各种技术实现积累。就竞争而言,它们时常以相互剥夺的方式实现积累(通过收购、资产拆分,等等)。但在总体上,金融资本的积累源自直接生产过程(工作场所中的剥削),也源自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它们都导致社区中的剥削)。当金融资本设法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总体性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积累方式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无论是通过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压低工资,还是通过操纵消费领域(从养老金到本文探讨的各自积累方式)。

本文第三、四部分已经提到,都市化将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投机者-土地所有者和投机者-开发商,对都市化的推动起了关键作用,从而对维持有效需求起了同样的作用,而一个促使阶级-垄断地租得以实现的次级市场结构,则为刺激这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只要发现存在对土地和房地产的需求,从这种机会中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潜能,即为资本的迅速积累提供了可能性。一旦工业方面的需求衰减,利润下降,金融机构就会进入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以寻求补偿(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从佛罗里达的房地产繁荣中挣得数百万美元)。但是,许多社区都在抵抗这种力图控制它们生存状况的外来力量。因此,社区中的冲突成为发达城市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分析意味着,社区中的冲突与工作场所的冲突具有某种一致性,可能会为发达国家都市化中客观阶级的界定提供线索。如果仍然根据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来界定客观阶级,时至今日,就应当从总体出发看待生产(包括创造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而不是仍然把生产等同于直接生产过程,以此界定生产者和剩余价值占有者的划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分析直接生产过程基础上的(假定消费方式、社会欲望和需要不变)。[35]而在创造新的消费方式和强加的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剥削,至于是否一定要以剩余价值概念解释剥削,有待商榷(本文倾向于将剩余价值理论嵌入剥削的一般理论中去)。但我们或可以这样分析,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生产、价值的循环及实现之总体日益增长的霸权,导致工作场所冲突和社区冲突的对分,同时又表现出二者的统一性。

本文第四部分提到的一种可能性,增强了这一分析。即上述都市化过程所催生的一个特定的“分配群体”或“消费阶级”,它们反过来又界定了在住房次级市场中的社区特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样发生在社区中。[36]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备条件是人口的再生产。从就业机会和工资制的角度来看,人口的再生产最终破碎化为各个主观阶级,在一路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各有特定的社会角色,获得特定的技能,占据特定的职业岗位。在这里,“消费阶级”或“分配群体”的结构,可能与分层的劳动力本身的生产有关。在都市中各个地区,获得教育、社会地位、社会服务等的机会是千差万别的(吉登斯称之为“市场能力”)。尽管个体的流动性可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仍受制于次级市场的结构,不同的分配群体就包含在这种结构之中,它们在都市体系中取得市场能力,分得数量不等的资源。[37]各个社区在社会关系中的差异化,使得社会关系更为稳定,并自我复制。因此,可以从生产过程的总体性出发,界定客观阶级。其中,生产的总体性包括:(1)价值的直接生产;(2)新消费方式的生产;(3)新的社会欲望和需要的生产;(4)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六、结论:金融资本与都市革命

现在回到列斐伏尔的根本命题。本文可以为工业社会让位于都市社会的“整体转型”,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内在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特殊形式的生产(工业生产的组织)是主要的关注对象。可以预见,在晚期资本主义,各方面的生产都更为重要。工业资本家擅长直接生产过程,但未能控制生产的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资本(在工业的、金融的与政府的机构中运营)以霸权力量的形式出现了。原本表现为工业资本家对生产需要的城市主义,也转变成由国家权力支持的金融资本控制生产过程总体的行为。都市化作为一种消费模式和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的生产者,其重要性由此得以凸显。相应地,都市的领地变成了控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不过,客观阶级利益的新定义,仍然体现在工作场所的冲突和社区的冲突中。在社区中,这种冲突体现在新消费模式、新的社会欲望及需要的生产之中,体现在资本主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金融资本是对工业形式的竞争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回应,它本身也是不稳定的,被矛盾发展的趋势所困扰。它不可避免地把货币看作一种“自在之物”,从而在追求财富的形式而非实质的过程中,持续冲击价值的生产过程。货币这一异化但“先验”的权力,以及创造出来为金融资本运营提供便利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同价值的生产绑定在一起。因此,可以认为,投资向资本的次级循环的转移,是以牺牲资本生产性的初级循环为代价的。事实上,这种实现价值却不生产价值的恒久趋势,正是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其矛盾所在的核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地景中,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更为明显。

列斐伏尔所说的整体转型,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阐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转型过程,确实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但这种复杂性不应成为借口,掩饰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化过程、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社会阶级结构之间联系的研究不足。来自第三世界的文献对这类关系的处理尤为清晰,十分古怪地凸显了我们在思维上的差距。因此,不如说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幻觉:以为我们既是“发达”的,又已经实现了“都市化”,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考察这些重要的关系了。于是,我们的研究就停留在现在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把我们困在了里面。把这些关系描述清楚,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本文只是开了个头。

注释:

[1] H.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Paris: Gallimard Idées, 1970, p. 13.

[2] H.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p. 212.

[3] J. S. Keiper, et al.,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Rent, Philadelphia: Chilton, 1961.

[4] P. H. Wickste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94.

[5] J. Barnbrock, “Prolegomenon to Debate on Location Theory: The Case of Von Thunen”, Antipode, vol. 6, no. 1, 1974, pp. 59-66.

[6] W. Firey, Man, Mind, and the Land: A Theory of Resource Use, Illinois: Glencoe, 1960; A. Spheh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Resources”, in W.Thomas, eds.,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7]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ch. 2.

[8]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ch. 5; R. A. Walker, “Urban Ground Rent: Building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Antipode, vol. 6, no. 1, 1974, pp. 51-58.

[9] 关于“转形问题”的文献有很多,莱伯曼引用了其中多数文献,参见D. Laibman, “Values and Prices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Science & Society, vol. 37, 1973, pp. 404-436.马克思曾经论及转形与地租之间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章。伊曼纽尔批评了马克思的观点,参见A.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章。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章。

[12]可能有人反对,认为笔者对“阶级”和“阶级利益”的使用过于随意。笔者在下文中将用这些概念代指一个群体,它们在控制社会稀缺资源的斗争中拥有共同利益,且其利益得到清楚的界定。笔者将以“社会阶级”或“社会结构”代指较阶级更为一般化的概念。马克思使用过“阶级-垄断地租”这一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5-216页。

[13] L. Chatterje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Deterioration of Housing in Baltimor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1973; G. Sternlieb, The Tenement Landlord,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 1966; Milner-Holland Repor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ousing in Greater London, Cmnd. 2605,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5.

[14]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ch. 5.

[15]这里的“投机者-开发商”概念,用于代指在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上经营的个人和机构,他们持有的观念是,通过出售土地和改变土地用途获利。这一活动中在实践中存在分工,不同机构在各自的限制条件下经营(例如,有一份报告描述了企业家和皇冠、教堂等封建秩序遗迹的区别)。参见Counter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Recurrent Crisis of London : CIS Anti-report on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London. 52 Shaftesburg Ave., W. 1, 1973.

[16] M. Neutze, The Suburban Apartment Boom: A Case Study of a Land Use Probl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Hall, et al., The Containment of Urban England, vol. 2,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1973, Ch. 6.

[17] M. Gaffney, “Releasing Land to Serve Demand via Fiscal Disaggregation,” in M. Clawson, ed., Modernizing Urban Land Use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3.

[18] D. Harvey and L. Chatterjee, “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tipode, vol. 6, no. 1, 1974, pp. 22-36.

[19] Douglas Commission Report, Building the American City,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20] D. Harvey and L. Chatterjee, “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1] 阿格纽于1962-1966年任巴尔的摩县县长,后于1969-1973年担任美国副总统,在任期间因被控受贿而辞职——译者注。

[22] W. Grigsby, et al., Housing and Pover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71, ch. 6.

[23] B. D. Boyer, Cities Destroyed for Cash: The FHA Scandal at HUD, New York: Follett, 1973.

[24]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ch. 5.

[25] A.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J. Rex and R. Moor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Shuttlework and J. Williams,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 Study of Sparkbrook,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6] 关键在于,巴尔的摩市存在大量空置住房,从而与伦敦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伦敦的“绅士化”过程,同巴尔的摩市土地分期付款协议和D2项目下的投机比起来,更为明显地体现了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过程。参见P. Hall, et al., The Containment of Urban England, vol. 2, ch. 6; Milner-Holland Repor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ousing in Greater London; R. E. Pahl, Whose City? : And Other Essays on Sociology and Planning, London: Longman, 1970; Counter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Recurrent Crisis of London: CIS Anti-report on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O. Marriott, The Property Boom, London: H. Hamilton, 1967.

[27] A.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9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7页。

[32]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Banking (Staff Report), Trust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right-Patman Report), Washington, D. C. , 1968;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diciary Committee (Staff Report), Report on Conglomerates, Washington, D. C. , 1971; E. Herman, “Do Bankers Control Corporations?”, Monthly Review, vol. 25, no. 2, 1973, pp. 12-29.

[33] R.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69.

[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三章“资本章”。

[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三章“资本章”。

[36] A.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W. Bunge, The Point of Reproduction (Unpublished),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York University, Ontario, Canada, 1973.

[37]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ch. 2.。

本文英文出处:David Harvey, “Class-Monopoly Rent, Finance Capital and Urban Revolution,” Regional Studies, vol. 8, no. 3, 1974, pp. 239-255.

【察网(www.cwzg.cn)摘自《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现更名为《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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