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 | 《保卫资本论》:现象发生学

这表明生息资本拜物教其实就是资本拜物教本身,而财产拟制基础上的货币拜物教亦不过是实现了的资本拜物教。它将财产拟制的一般运动和特殊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也即意味着达到了资本生活运动的完结形态;一句话,财产形式的资本拜物教即完成了的资本生活形式。通过建立直截了当的毫无内容的财产形式的虚拟实体,资本从两方面完成了自己的伟业:从实体-形式方面,使自身建构为货币和商品的高度化结合的统一运动;从生活形态方面,进而使自身仿真为它们的灵活性的运动统一。

许光伟 | 《保卫资本论》:现象发生学

半笺娇恨寄幽怀

——题引

【特别提示】何谓发生学?依照《保卫资本论》的界定,发生学即中国人的“辩证法”(工作逻辑)。然则,需要结合学科领域来深入具体说明。发生的过程揭示了从本质到现象的运动和发生原理;批判的过程则是辩证的认识论。总之,这是科学意义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方法。——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的批判实践结构•客观逻辑之三”。在学科方法上,此即“内在地批判”。

楔子

(一)

施拉姆先生(本来)可以看出,“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一般的经院式的词句来预先确定。(马克思:《1880年6月27日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二)

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蒲鲁东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三)

第二卷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第二卷……理论阐述确实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并寻根究底的……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常的恐惧,他们才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恩格斯:《1885年6月3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培》、《1885年11月13日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四)

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公式是c + v + m。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用于购买c + v所对应的生产消费资料和工人的生活消费资料,因而投入的货币量等于c + v。而资本家出售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c + v + m构成的,因而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量等于c + v + m。也就是说,资本家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不断地进行的,因而资本家能够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多于他所投入的货币量。于是,有人质疑,资本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在这个所谓的多出来的货币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投入的……但是,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也不会等于,更不会超过c + v + m。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把剩余价值都消费掉,他需要积累。因而总有一部分货币不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投入的,那么是谁投入的呢?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认为,这是由生产货币商品即黄金(或白银)的资本家投入的。生产黄金的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等于c + v + m,而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量为零……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规模就会受到贵金属生产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资本家并不热衷于货币商品,他们需要的是资本。如果他们不能将手中的货币商品转化为资本,他们就不能成为资本家。因此,他们会不断地把到手的货币商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让货币商品在自己的手中做过多的停留,只是在遇到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停滞时,为了保住资本及其价值,他们才需要持有货币商品。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货币商品的实体对他们并不重要,有个符号表示一下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遇到的货币不是金币而是纸币的原因。(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

(五)

经济现象日复一日地促使资产者相信没有物质基础的、丢开一切物质的神秘的力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拉法格:《拉法格文选》)

(六)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四十二章)

(七)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八)

价值转化问题的症结在于,研究者无意或者有意地在转形模型中引入了工资品与剩余产品分割的技术结构,使马克思的“总量相等二命题”不得成立。马克思的转形模型,有充分理由拒绝物质形态上分割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技术结构。首先,把工资归结为实物形态的生活必需品,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其次,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最后,马克思的转形模型,建立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假定上,实物工资向量直接与这一转形模型的基本属性相冲突。剔除工资品实物向量(与相应的剩余产品向量),转化问题不再是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分析了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机理与实质,指出这是由市场竞争导致的利润率平均化,它是剩余价值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分配遵循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生产价格总量等于商品价值总量的原则,因此没有违背劳动价值论,相反,价值(形态)转化是价值规律充分发展的必然。(荣兆梓:《马克思转形模型的技术结构与转形问题的症结》)

(九)

时间非直观,空间亦非理念之整全。一卷为经、二卷为纬,三卷实为经纬合一,此固然也。实体-形式之运动完结出构造形态,从运动状态上折射出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行形态。对价值-生产价格关系的不同理解盖出自此种规定。首先,它不是数理问题,而是历史发展形态问题;要之,质是量的认识,量是质的认识形式,实体-形式-生活从批判中推进认识。故而从“认识形式”角度来看,社会的生产价格不可能不是价值总量,以及价格总量不可能不由生产价格总量所钳制。其次,资本主义的价值是讲明生产的抽象统治的,基于典型企业生产方式进行,是对基本的企业-市场关系的说明,这时的“社会加总”是从典型企业这个概念上直接进行的。再次,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是讲明分配的抽象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是整体由现实的企业生存状态来看的,是由分配权调整已经存在的社会生产。最后,总计二等式不可能不成立。如果说社会总量之间彼此不相等,那是从计量工作意义上说的,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当量相等”。理解中枢仍是由《资本的流通过程》妥善加以解决了的抽象企业概念,这个运动意义的全体企业之抽象代表说明了社会量的从运动形成方面来说的唯一性。典型(生产)企业、抽象(社会运动)企业、现实态的竞争企业,这些概念好像落在《资本论》的语言之外,实际是资本或资本运动的实存的规定,抽象企业、现实态的企业分别是对企业-市场关系的二次、三次交代和说明,将工作联结起来考虑,也就彻底说清了计量的性质。令价值=生产价格,并不是为了图方便,更不是为某种不真实的知识图型而安排,完全是将生产和分配予以有效统合的策略(因为价值主生产批判而生产价格主分配批判)。此外,资本也从来是社会抽象下的具体总体,拥有自己独有的资源配置问题,它从财产治理角度把分配作为资本的一个私事来进行社会处置。从中引申出来的话题是,《资本论》应该怎样来阅读?特殊的阅读方式是重读,而时代条件下的重写行动则是一种特有的重读方式。显然不应局限在字面上、公式上,不应停留在文本的咬文嚼字的水准上,或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而在于根本解放抽象用语的特点,使叙述成为对于活生生的实践内容(例如,第三卷关于资本主义典章制度的演变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反映)的简洁有力的表达。这样一来,关于抽象量的“烦恼”就被远远地抛开,一个关注历史事实,关注社会真相,关注实际事务的开放的批判体系得以建立起来。“转形问题”反而成为一个值得回味的“学术笑柄”,用以告诫那些善于玩公式的行家里手,请他们切莫对号入座。(本书作者)

生活史I

流通行动启动生活过程,盖言资本带着结合形态走进生活过程,其实是把握现实态的资本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握了资本的时间存在,把运动同样作为资本的日常行动,从而资本在形态上的停留从来是临时的、瞬息之间的,为了更高和更快,它们不惜性命地飞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委实能够揭明资本的空间存在,故围绕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的结合必然不同,后者将特殊类型的分配运动和分配关系带入了结合领域。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是通过它的分配过程导向它的生活过程的。生活域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又可说是“重新的结合”,是每一方面因素均作为“社会分配关系”的重新结合过程。如此,所有制关系成长为最后的形态,所有制形式成长为这种运动的最后形式。财产关系的生活运动(形式)表明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全部内涵;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已经不能再有秘密,一切的关系、一切的运动不断反复重演,运动的规定在最后成长形态中可说是达到了表现的极致。【注:顺着资本积累的流通条件,我们把资本的生活形态同样称为分配条件和设施,这当然是直接的行为和制度约束意义的。资本竞争、资本垄断、资本虚拟皆是这样的条件和设施,从资本主义外形上保障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再到由它们本身所衍生的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从而,实现亦是“运动”。它将历史的特殊社会条件深化了、实践态了,而定格出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条件。】

因此,资本具有直截了当的时间存在规定(作为运动存在的生产方式)和空间存在规定(作为构造存在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目的即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分配运动,目的即是“宣告”这种运动和这种结合。它们似乎牢不可破,随时死亡,随时又复生;它们好像坚如磐石,随即瓦解,随即又结合。其实,这是特殊的批判实践而已,真实目的是昭告天下:实现即扬弃。

(一)

资产阶级社会乃是在生活史的意义上确立自己的分配运动史上的发展结构,显示自己的实体构造迥异于产品社会形态的那种——通常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直接结合,也彰显自己不同于仅仅把货币当作运动中介的那种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合(单纯的商品生产),而同时要把分配当成实体生长的关系,当成自我生长运动关系。从而,分配也是运动要素本身,也是构造对象本身。货币不仅仅是运动中介,也是实体元素,体现对分配的社会构筑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社会分配关系是再生产运动产物,是从再生产角度来看待的经济规定,从而也把流通形式看作实体-形式-生活的实存规定,它的规定性也要在生活领域全面展示出来。即一开始分配可以说是隐含的生产和交换,而后来随着结合形态的完成,它必然要求通过“重新表现自身”,——当然,这是在完全外化的形式上进行的。这种特殊性来自资本的货币生长点,——这种生长点本能地排斥产品的正常生长。作为资本的货币,即货币实体上的规定,货币具有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含意,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它既接受了早期形态,又在内容上进行了彻变,产生出新的社会经济工作规定。

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3-24页】

所以,马克思注定要把“对这些经济学家的……批判集中在抽象过程本身。”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过于关心最终的结果,他们所提到的诸如货币、劳动、交换、匮乏(稀缺)等范畴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场合,它们都不是超历史的。例如,货币过去是罗马帝国用来支付士兵薪饷的手段,没有延伸到劳动力的其它方面,因为当时贡品和赋税仍然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只是当一套特别的社会关系——16世纪的金融制度——出现之后,货币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于是财富与货币财产画上等号。”但是,“经济学家的解释所出现的问题,与其说在于他们的范畴‘具有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毋宁是‘他们关于发展的历史陈述通常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的,即最新的形式喜欢把先前的形式看成是自身回归的不同阶段,而且它总是一厢情愿地构思这些范畴’。”“经济学家相信,事物存在,关系也存在,但事物是事物,关系是关系,彼此不可代换。相反,马克思的抽象经常是宽泛的,他频繁地使用一个单独的抽象来概括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孤立的事实与关系。”【注: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0-11页】

经济学家既用现代的经济规定说明过去的事物和关系,也试图用过去的事物和关系说明现代的经济规定,他们“一厢情愿地构思这些范畴”,把“财富与货币财产画上等号”,只是不用货币财产去说明财富(性质),却用财富说明货币财产(性质)。

【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所表示的是社会财富的总和而非价值量的总和,因此国民收入的分配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即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价值量的分配。分配的方式,应当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按劳动贡献与按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相结合的分配原则。”(谷书堂等:《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且看一位研究剑桥资本争论的专家怎么说:“到1998年的某一天,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惊奇的结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由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的主题,并把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这些数字所表示的只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种‘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因此,“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与按生产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必须考虑资本存量与收人流量的一致性。这种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思考方式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波动来自于其特有的收人分配和价值计量(或利润率),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实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马克思揭示了其价值决定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只有这种价值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以这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所讨论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柳欣:《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持这类见解的学者通常只把交换设施看作社会设施,而把生产设施看作物质设施,尽管他们认可了生产设施提供交换设施的根据。马克思学派的作家则喜欢到处搬弄物质设施能直接提供社会设施根据这样的“规律”,认定是抽象一般的认识程式。最明显的做法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说成类似y = f(x)的函数映射(决定)关系,试图在绝对的逻辑演绎中不断重演这类公式链条。例如,分析学派这样说:“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依它们能够实现还是阻碍这一增长而兴起和衰落。”【注: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序,第3页】

科恩的工作很快在中国找到下家。李建德循此思路认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而最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就是他所在社会的统治者……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依次为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与此相应,人类社会经过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注: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提要,第3页】

该种分析:既能兼顾不同时代的“经济人类型”,亦能凸显各个不同历史时代交易模式,可谓是鲜活的一幅发展图像。这可能是把历史认知图式直接科学范畴化了,乃至当成科学逻辑本身。通过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再转折为“科学→历史”,来模仿马克思的工作结果,却是篡改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一大段话的原意: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344-345页】

把生产设施(生产关系)和交换设施(交换关系)在性质上割裂开来,然后分别作为“物质设施”(抽象生产力)和“社会设施”(抽象社会关系)去把握,在一条永不回头的线性路线图中求索历史,努力寻找着一些必然性联系,这自然是最可笑不过的事。李建德循着科恩思路,在一个推论里说明:

人类社会与整个自然界相同,都是自组织系统。因此,虽然各个个人能够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做出种种即时的适应性回应,但是,个人行为的基本模式都无可回避地受到序参量的支配。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自组织系统中,各自的序参量不同。人类社会中决定序参量的是各个社会中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也因此,一个社会中最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就是那个社会中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者或者称为统治者。【注: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第132页】

然则,究竟何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呢?所谓:“只要生产活动出现了,就存在稀缺的生产要素。”并且,“就生产的劳动要素而言,只能存在于劳动者的身上。只要与劳动者本身分离,也就不能作为活的劳动而存在。”而与之同步,“与劳动力的稀缺性相应,还需要有劳动的保护与掠夺能力的稀缺性。奴隶主,尤其是大奴隶主之所以成了奴隶的所有者,是因为他拥有比劳动更为稀缺的要素——劳动保护能力;而奴隶之为奴隶,也正是他丧失了自我劳动的保护能力。”“正因为如此……‘奴隶制社会’归在与封建主义社会同一个宪法制度中,是这一宪法制度下的两种不同制度安排。”相反,“加尔布雷思正是没有区分劳动的部分稀缺性和劳动保护能力的稀缺性,才使自己的理论缺乏逻辑一贯性。在氏族社会中,劳动的稀缺性还只是部分的,还不是决定的因素,而且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具有决定的因素……一旦劳动成为是稀缺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要素也就出现了。因此,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并没有取得支配的意义,相反,倒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了。拥有不可能与人体分开的劳动要素的,只可能是劳动者自己,而劳动者至今还不曾成为过统治阶级。因此,说历史上存在劳动为最稀缺要素的历史阶段,是不正确的。”【注: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第110-122页】

按照这种讲法,劳动或劳动力决不会是“最稀缺要素”。这最后一个论点多么正确!!但理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劳动从来就不是生产要素,即使就劳动力而言,其成为生产要素是作为社会生产条件规定!因此,稀缺程度要视不同时代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而定。这是利用“马克思公式”唯一可能有的“正确”之处。

(二)

现象主义景观(包括历史现象主义)是康德主义理论的最后辉煌。人谓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因此在这里,必须将“最后辉煌”予以排除掉。例如,人们一提起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立即要摆出几个抽象公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以及W = c + v + m等等。这究竟存有怎样的弊端呢?可能导致误断:“马克思把‘价值’改变为‘价格’。所谓转形问题……进展缓慢;它是一个拼字玩具。但是,任何人在解释剩余价值这个谜时都不可能不遇到麻烦。”【注: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76页】

根源在于:“首先是本体论,然后是认识论,最后才是方法论……这里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处于本体论的地位。”【注: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99-101页】

因为它只了解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并且,“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到对于这一著作的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以至于“马克思宁愿采用所谓逻辑的批判方式,并相应地对现实采用逻辑的考察方式。”抽象法锁入“科学牢笼”,——这看起来或多或少是有些过头的话,于是,逻辑“谜团”迅速纠结。它使人疑惑:这究竟是唯理论(构造)主义的经济建筑术呢?还是以抽象为中轴的解释学游戏呢?寻求不变本质!寻求不变本质的科学解释学!这还能够算得上是对阶级关系的一种抽象法吗?第一,“只要谈到科学(逻辑)阐述和历史阐述的关系,那么理论阐述中的创造性继承问题(科学的历史阐述问题)就占首要位置。”第二,“采用这种方式时,不是把历史上以往的理论直接和它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本身直接进行批判的对照,而是和对象的其它历史发展阶段上所看到的事实——马克思本人直接看到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对照。”【注: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3-144、172-173页】

急欲对马克思提出知识概念,并且急切地以逻辑符号代替它们,动用公式字母演绎它们,这通常都是由下科学定义的方法所需求的。价值被说成是从交换价值和个别商品现象的形式中提出来的认识图像,是思想兼具社会知识的构图。尔后,急匆匆展开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构筑工作,形成似乎是统一的价值-价格解说图式。图式是把社会存在自足化了,形成价值解释学。解释的工作出发点就是价值范畴,——“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确定几条公理性标准。1.确定性原则……2.传递性原则……3.通约性原则。”由于没有懂得抽象即范畴的生产乃是理论认识生产的前提事件,说什么:“劳动价值论用的是后一种方法……指叙述的方法而言。”由于没有懂得范畴的生产与批判乃是理论叙述的全体事件【注:所谓倒过来叙述,或从后向前追溯,主要讲的是认识批判实践】,又说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第一条是从现象的具体上升到抽象,这是研究问题的方法,目的是找到最终的‘决定因素’即‘原因’;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的范畴出发再现思维的具体,这是叙述的方法,目的是用发现的‘原因’分析现象,再现具体。”【注: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第30-37页】

叙述本身就是和历史研究工作对应的整体的方法论事件,所以,不会是单纯的溯因求果。溯什么因,求什么果呢?是阿尔都塞指认的“直接的机械因果关系”吗?它将“某种特定的结果”同“原因客体”联系起来了,赋以工程学的路线图演绎,“而这种结果的内在必然性只能在一种既定存在的序列中得到理解。”马克思说,“价值的‘原因’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外在的价值尺度已经以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贝利不说,他自己所理解的‘价值’(或‘价值的原因’)是什么,而对我们说,这是买者和卖者在交换活动中所想象的东西。”【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77页】

将叙述从科学中单独出来,作为单纯的理论科学的认识构造程式,这根本违拗了马克思关于统一历史的生成和运动学说。根据这种思想,生产价格乃至整个价格体系就是被设定起来的因果性。一方面,生产价格是被价值(运动)所设立的结果;更广义地推理,价值-生产价格从而转形的问题亦就是“设定的因果性”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另一方面,剩余价值设定了利润,利润是剩余价值(运动)所设立的结果,因而似乎否定了剩余价值之后就不能有利润了;反之亦然,如果证明存有“零利润”,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的真实性。这似乎是一个科学上的论证命题,却分明是胡说八道,是十分荒谬的推断法。

可见,马克思不是从直接认识论方面提出什么关于商品的知识构图,无论使用价值和价值,还是W = c + v + m公式本身,均不是。毕竟,单纯的商品生产并不全部具有这些公式。从商品知识构图出发,社会就会被图像化。而这些“结构科学”难免不被结构主义或认识论至上主义轻易地捕获。毕竟在生产一般中,价值一般是相较而言的社会特殊,它的生成处在了一个整体的运动当中;如果忽视这个基本发展属性,价值一般就会被等同于生产一般本身,一旦失去特殊批判功能,科学也就了无用处。犹如卢卡奇的告诫:尽管《资本论》注重经济学的科学性,但它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从孤立人和孤立物的规定出发演绎推理一切经济现象的,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再次返回到总体性之中。社会存在总体是针对“孤立的本体”而提出的批判规定,是对它的根本拒绝。卢卡奇进而指出,恰恰是在这个原则上,马克思经济学明确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由卢卡奇指认的本体(论)批判,毫无疑问地乃是一种客观批判——例如他坚持将实践模式视作目的论设定和因果性过程的统一,亦就是“劳动批判”“生产批判”。当然在《资本论》中,这些批判是被视作了“商品批判”“资本批判”。

所以,劳动一般、资本一般是联系着的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环节。在讲述上,也是无法隔开的。劳动一般表现商品生产一般的完整的发展旅程,表现了全过程关系,资本一般即劳动的社会一般规定对特殊社会形式的发展关系。这样的安排就把范畴生产推进为具有动态再生产内涵的规定。但是,如果以抽象代表逻辑演绎这一非法的本质构造活动的始基,继之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势必被要求为一座严整有序的庞大思维建筑。抽象和具体之间——中介——处处是逻辑同质的,马克思说的真正的中介——代表社会特殊规定性的介质就被丢掉了。由于被处处是逻辑同质的中介运动所充斥,出发点规定被设置为对于任何流通形式和财产分配形式均适合的形式规定;实体的规定被认识掏空,实体-形式生长规定被逻辑掏空了,以至于生活的规定也要被完全地掏空,一味看成是社会自动的,可以援引“本质对现象的关系问题”任意予以解释,加以敷衍。市场价格是终极的解释目标。而一俟最后抵达目的地,被批判的经济形态社会对象反串成发展根据本身:批判直接成了建构的要求,理论的通明变成了历史的自足;因为解释已获成功,目的已然达到,批判任务即自动消解,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在设定了解释学的工作框架之后,其亦是不得不如此、不得不为之的事情。所以即使在理论构造上,叙述和研究也是同行的,且必须同时推进。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彰显范畴生产与批判的实践性,即在辩证叙述过程中逐步体现“范畴生产”,而又在结构化成型中逐步推进“范畴批判”。这是寻求范畴的实践化的表达。

(三)

脚手架或橡皮擦是对科学抽象工作逻辑的固有的攻击。在这里,“辩证法公式——这就是上述脚手架”。马克思的做法毋宁被说成是:“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与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循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致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因而,即使伯恩斯坦这位死皮赖脸地要科学的人也宁可要承认:“马克思永垂不朽的地方在于建筑物,而不在于脚手架。”【注:《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325页】

既然W = c + v + m(下称公式I)已经为W = k + p(下称公式II)所替换,那么,生产价格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先验知识么?如此相互矛盾的解释公式显示出对于先验知识的极度渴求。因此,“虽然它们想对《资本论》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马克思说,“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它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对公众产生的影响……至于说到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没有弄错……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缺陷是没有“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438-439页】

人们因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资本论》写作的特殊性:“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39页】

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185页】

实际上,公式II擦不去公式I,公式II并不能说明或直接执行公式I的分析功能。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因其是剩余价值的带来者,并不因其是产业领导人,相反,他之成为工业或产业的司令官,乃是因为了他的资本家工作身份。W = c + v + m代表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价值结构,即资本的价值生产结构。这里的分配是生产的内在需要,是生产的元素。资本主义生产和初级商品生产的一个巨大不同点即在于,后者仅仅是生产与分配的合一结构,而前者进一步具有了生产和分配的相对分立的结构形式;从中生出k + p。分配固然蕴藏在生产中,但是,社会分配(行动)则是和生活过程一体的,是生活史的产物。

无论如何,公式II公式依存于I,由它所说明。实际上,k + p仅仅代表资本的价值分配结构,准确地说,乃是资本主义采取货币生产体式的结果。在社会构造上,公式I所指的是金属货币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情形,所以,“我们假定金是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4页】

公式II对应了纸币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情形。但后者仅仅意味着,纸币本位币制度拥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却从未真正取消掉金属货币制度的实质内涵。

资本一旦在社会范围内立住脚跟,就相应要求平等的社会分配权,从而就会把资本平等的权利上升为法的意识,要求扩大货币计量的形式和范围。这里更多依靠了社会强制力,而不再仅仅是经济的直接强制力本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事实就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剩余价值率的社会存在性的确立,社会收入才会一般分解为v和m两项组成,正是由于资本家能够确定无疑地从工人的手中夺取一定水准的社会收入即m / (v + m),我们才能进一步用m除以v来定义剩余价值率,因为这不过是对它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手段进行刻画。同样如此,正是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历史上的商业资本得以物以类聚。而一个普遍化的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也一定撤换了一般利润率的内涵,使之在新的形式和发展手段上表现出来。

所以,“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51页】

但正如纸币是从金属货币条件发展出来的一种规定,其生产条件就在于体现以金属货币制度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实践发展,归根结底,体现生产对分配的运动关系本身。生产价格作为一揽子货币量,直接作为货币的社会增殖运动,而发展成为价值的社会代码。然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任意的一种符码,乃是确定性的社会分配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注:《资本论》第2卷,2004,第133页】

这个时候,社会化的分配关系同时是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的交换关系。也因此,价格运动——说明社会分配关系的运动——必须建立在整个的社会过程,即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尤其对整体再生产运动的说明之上:

尽管这个规律……显得如此简单,但是……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是一个秘密……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237-238页】

(四)

一个发展事物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称和结构,这是倡导一词一义的“科学家们”挠破头皮也总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在形式逻辑上,它是直接无解的,在辩证逻辑上,则很难依据抽象上升程序证明其是存在的。好像结局是:它们原本是同一个东西。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按结局是同一个发展事物:前二者是内在关联的,体现直接生产关系和社会分配关系的整体连结性,第三者在外表上是独立的、孤立的,似乎独自发挥着作用,体现流通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连结性。可见,市场价格的变动和生产价格的变动仍旧不同,它是巨大变动体的末梢,因而只属于价值形式的规定。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提及马克思对杜林的批判。因为他写有《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注:杜林的这篇文章刊发于《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1867年12月第3期】,马克思在那里说:应当感谢杜林,因为他毕竟是谈论《资本论》的第一位专家;并重点提到:正是由于马克思的论述中没有凯里等人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理论或方法弱点,因此,杜林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马克思身上。

而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中,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关于杜林”,“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说明。”“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杜林也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崭新的因素……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但是,“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7-578页】

一版序指明:“第二卷”是“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根据出版计划,《资本论》工作体例原本是四册三卷本计划,而不是现在的四册四卷本计划。1863-1865年间,马克思打算将第一、二册合为一卷,即作为“第一卷”;“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此外,马克思本人亦指出过,“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5页】

那是在1866年10月13日说的,尽管那时还念念不忘前面两册一道出版,但依照恩格斯的提议,马克思最终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1867年有一年的时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终于在1867年3月27日杀青。《资本的生产过程》后来作为《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9月正式出版。

工作计划更改之后,如上指出,在一版序中,马克思又打算将第二、三册合为一卷,即作为上面提到的“第二卷”,但最终放弃了那一做法。计划一改再改,马克思要求整齐出版的立场也一退再退。实际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名称虽无变动,但内容一定会有影响。对于先期出版的内容,在写作上一定会有更大的调整,也才有了写在《资本的积累过程》最前面的那些话。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安排,即使计划改动和调整,《资本的流通过程》在内容上也不应独立化。马克思在一版序中实质是要求《资本的流通过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提供直接性基础,即充当论证上的“先导”。究其根基,第一册是第二册的“导论”,第二册是第三册的“导论”。的确如此,如果说一、二两册构成了实质性的工作整体,即由社会生产条件的分析导出运动条件的分析,那么,二、三两册仍旧是一个工作整体,即进一步由运动条件的分析导出社会分配条件的分析。所以在三卷本体式中,整体逻辑是这样安排的:如果说“第一卷”专注于历史本身的“批判”,“第三卷”将以充足的可能专注于“探讨理论史”,即完成对于理论认识的全部批判,那么,“第二卷”承担的工作就很艰巨,要完成对于科学本身的“批判”。因此,如果说第二册是“科学逻辑”,由第一册的历史研究直接导出,那么,第三册则应当是“科学逻辑的逻辑”,是由前两册特别第二册的逻辑研究复又导出的逻辑形式。【注:要之,就逻辑的“发展”而论:第一册是逻辑的“生产”,第二册是逻辑的“成型”,第三册是逻辑的“表达”,第四册则是逻辑发生史上的“批判”。这就是“道”(即历史本体)、“德”(即系统或系统本体)、“象”(现象和系统行为)、“识”(批判认识结构)。】

(五)

第二册完成了历史的实践科学,第三册完成了向阶级实践科学的整体性过渡。第二册和第三册遵循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分配)相互构成的社会发展路径。从而,它要说明资本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规定性就统一在生活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断扩展的形成史中。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具体生长于这个规定的进程统一中。这其实即是价值对生产价格的社会工作关系。

鲍德里亚指责马克思的革命道路没能真正说明资本的逻辑:力图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身又无意识地沦为资本精心设计好了的最为巧妙的阐述的意识形态幻象。同时,鲍德里亚也起来和现代经济学一道进行物象革命,一道从现象域中打倒“生产主义”。然而,鲍德里亚所流露的其实是关于“现代要求”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情绪,依旧表露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立场,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它以“后现代批判”面目出现)是可套用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种激进主义批判:

我们处在生产的末期……今天,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又全变了。生产、商品形式、劳动力、等价关系和剩余价值曾经描绘出一种数量的、物质的、可测的形态,但对我们而言这已经过去了。生产力还描绘出一种社会财富的参照——这虽然与生产关系矛盾,但仍不失为一种参照。以前,生产内容还是一种被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的基础和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内在批判的基础。革命的要求正建立在废除商品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象征暴力铭刻在各处的符号中,甚至铭刻在革命符号中……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或里比多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把生产作为代码来分析,这就要穿越机器、工厂、劳动时间、产品、工资、金钱等物质证据,还要穿越剩余价值、市场、资本等更为形式化但同样“客观”的证据,以便发现游戏规则;这就要摧毁各种资本机制的逻辑关系,甚至摧毁各种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批判联系……以便发现生产的基本能指,发现生产建立的、一直埋藏在生产者(以及理论家)的历史幻觉下的社会关系。

鲍德里亚意图协助资产阶级指证马克思揭露资本、进行批判的工作程序,是关于劳动和生产的认识“纯意象”,是在逻辑上无法贯彻到底的“镜像之物”。因为它根本抵挡不了资产阶级的符码操持和物象操纵:

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操作,它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重叠。正是符号层面上,而从来不是能量层面上,存在着基本的暴力。资本的机制(而不是它的法则)依靠的是剩余价值——工资和劳动力的非等价关系。但即使两者之间有等价关系——剩余价值的终结,甚至即使工资被取消了(劳动力的出售被取消了),人类仍将带有这种公理的标志,带有这种生产命运的标志,带有这种像性别一样穿越他们的劳动圣事的标志。劳动者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男人或女人……仅仅是符号。【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9-14页】

在这里——前面已提到,再重复一遍!——我们俨然看到了马克思的预言:“认为在投入农业的资本上地租的出现,是来自这个投资部门本身的一种特别的作用,是来自地壳本身具有的各种特性,这就是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关于生产价格概念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作用,同样适用于价值、生产价格关系讨论。马克思事实上是这样说的:“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难在于,要说明的是农业利润超过平均利润而形成的余额,即不是说明剩余价值,而是说明这个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说明‘纯产品’,而是说明这个纯产品超过其它产业部门的纯产品而形成的余额。平均利润本身是在十分确定的历史生产关系下发生的社会生活过程的一个产物,一个形成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个产物要以极为复杂的中介过程为前提。要能够谈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这个平均利润本身必须已被确立为标准,并且已被确立为生产的调节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是这样)。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还没有使社会劳动或只是偶尔地使社会劳动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中,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地租,谈不上作为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的地租。”可见,“在重农学派那里,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他们作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代言人,试图分析一般剩余价值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提供地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的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决定性的事情。”【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5-886页】

早期重农学派懂得借用产品社会的支架范畴,来组织对商品社会的对应范畴的有效说明。这就彻底否决了鲍德里亚的指责:价格锁定在符码中,以为其中了无一物,把剩余价值和社会产品的实存规定涤荡得干干净净。从而,采取浅陋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现象批判,忽略斗争的实际含义——全面的内涵和最终要锁定的意义。而一旦缺少生产实存规定——生产政治和生产领域内的经济斗争——的蕴涵,斗争将沦为“空洞”,无论在手段上,还是在目的上,产生的实际效果均会如此。

(六)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价值是对生产结构予以定制的社会存在规定,体现时间意义的资本运动形式,生产价格是对分配结构予以定制的社会存在规定,体现货币意义的资本分配形式。生产价格最终实现了价值实体和货币实体的统一。统合两者的规定是货币,因为不管何种情况,资本的出发点总是货币。但在直接生产领域,无论如何,资本家驾驭自己工人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的分配,即对工人的劳动时间进行强制,使它们等同,使其被合理配置;社会领域内的情况则相反,并不是单个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集体控制工人,全体资本家驾驭工人的方式是社会分配,它通过生活领域进行。在前一种场合,劳动时间体现直接货币权力,即资本的货币;在后一种场合,货币是资本家集体的权力,即资本的社会权力。在前一种场合,劳动体现生产实体关系,劳动时间本身是分配标的,货币是这种关系的直接反映;在后一种场合,货币体现生活实体关系,直接是分配标的,作为分配的货币是对社会劳动时间的“二次度量”,从而在这里,社会分配关系“迂回反映”直接生产关系。

所以,我们在社会分配意义上将资本实体的统一尺度确定为货币,确立货币实体是代表资本社会权力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这种涵义下,我们可以提出“结构价值规律”。然而,在内容上包括了“价值的商品规律”和“价值的结构规律”,它们不是并列的工作关系。如上指出,鲍德里亚乃是认为:“革命的要求正建立在废除商品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他并且在这里继续要说,“价值的结构革命摧毁了‘革命’的基础。”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从价值的商品规律过渡到了价值的结构规律,这是和那种被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消失同时发生的。”他提出疑问:“从此我们是否仍处在某种资本主义方式中呢?我们可能是处在一种超资本主义方式,或处在一种非常不同的秩序中。资本形式是与一般的价值规律相联系还是与某种确定的价值形式相联系?”【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10-11页】

这是对他之前的提问的进一步设问式的作答:“实际上,这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我们正处于新的模式中,它的结构、它的矛盾以及革命方式如此不同,以致我们能将它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然而还要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这个问题)?”【注: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10页】

即他要宣称:“这种根本的假说”,不再采纳生产方式概念,而只把它看作“特定模式的随意的内容”;换言之,认为,“这种连续性的保证”,就本质而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所设定的。”搞清楚这些,即能理解鲍德里亚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在于阉割价格中的价值规定,使价格成为完全符码化的符号系统。否定逻辑在开端上就是迫使由追逐资本利润具体形成的生产价格规定工作脱离价值。由于平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现象,鲍德里亚想要绕开它,也就迫使他自己必须反复地设问和不断追问:“我们总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吗?”“我们是否仍处在某种资本主义方式之中呢?”“我们是一直处于生产方式中,还是我们曾经处于生产方式中呢?”因为,鲍德里亚不打算讨论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社会统一问题,他的分析性结论就是:

(1)如果资本的生死取决于价值的商品规律——如果革命取决于生产方式,那么我们就既不再处于资本中,也不再处于革命中。如果革命就在于解放人类的总体社会生产,那么未来就不会再有革命——因为不再有生产。相反,如果资本是一种统治方式,那么我们就确实还一直处在资本中,因为这种结构价值规律就像剩余价值一样,是最纯粹而难以辨认的社会统治形式,它无法再在统治阶级或力量关系中找到参照,它没有暴力,它完全被吸收却没有在困扰我们的符号中留下血迹,它在各处的代码中起作用,资本在这样的代码中终于可以发表自己最纯粹的话语了,超越了工业、商业、金融等方言,超越了它在自己的“生产”阶段所讲的阶级方言。

(2)当然,价值的结构规律和商品规律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这就像在上一个阶段,商品规律和抵抗它的前资本主义价值之间有矛盾一样(这些前资本主义价值甚至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两种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整套的游戏,而且一切都受到这种二分法和危机策略的支配。因为危机似乎在要求某种解决办法,而它实际上已经是这种解决方法了。【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10-11、48页】

生产价格当然不是纯粹的价值实体,作为货币实体,它是价值代码。并且,它仅仅代表与价值统治的分治,使资本统治分割在两种统治形态上。社会生产统治只能依靠价值进行,社会生活统治则依靠了生产价格。相应,货币由直接实体形式跃升为真正含义的社会实体形态。所以毫无疑问,生产价格是直接建立在货币上的,它以纸币本位制度为依托,内在地要求毁灭自己的货币制度母体——金本位制。

【注:以上,不过就是关于资本生活史的一个简图。而这一生活史又完全建筑在商品生产自身带有的生活史过程的基石之上。这样,在实体构成形态上,资本主义货币被分割为三方面的工作规定,即货币的生产实体、货币的流通实体和货币的分配实体,完成了“为生产而生产”和“为分配而生产”的体制的统一,并实现前者在权力结构上向后者转移、扩散。所以也指示出这种工作的资本主义特殊性。因为单纯商品生产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初级态,货币共同体本身力量单薄,不足以实现货币由形式到实体的转化,货币实体尚处于初构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实体”作用的不过是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不过就是“价值”。可是在这里,生产实体和它的生活实体从而社会分配实体是直接合而为一的。】

当然,这仅仅是发展要求、一种诉求: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中介时……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结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完整的经济表现,虽然本身对两极来说是片面的,但在它设定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例如,货币在简单流通中就是这样;资本本身表现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中介时也是这样……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中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93-294页】

实际上,这种发展方式时刻经受着内心煎熬。一方面,它必须离开母体去发展,另一方面,实际又不能须臾地离开母体。这里我们可以引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设定。第一种设定是李嘉图纯粹的自然现实主义,第二种设定是鲍德里亚极力打造的理想现实主义。

李嘉图的思路是这样:产品互相交换——因而资本和资本相交换——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量进行的。工作日总是和工作日相交换。这是前提。因此,可以把交换价值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产品——表现为产品的资本——自在地是交换价值,交换不过是替它加上形式,在李嘉图看来是形式上的形式。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这种产品按照什么比例进行分配……一切价值等等,在交换的形式上,只是名义上的,在比例的形式上,才是实在的……因为总是整个工作日和整个工作日相交换,所以价值总额始终不变——生产力的增长只影响财富的内容,而不影响财富的形式……因此,利润的下降是由地租引起的……(可是)认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总是用整个工作日劳动,这一前提是错误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95-296页】

李嘉图依据了错误的前提:试图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物质自然的或产品社会的——因素,阐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与之不同,鲍德里亚目的是导向空洞,所谓“以死亡换死亡”。所以,其也能如此地揭露在高度现代化的资本统治下的“斗争幻象”:

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这种罢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参照,它以对抗方式回应一种也没有动机、没有参照、没有社会使用价值,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生产——回应一种为生产而生产,总之回应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从此只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它在巨大的劳动过程重言式中围绕着自身旋转。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罢工终于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力量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手段,它成为一种目的。它通过彻底戏拟目的,在自己的场所本身,否定这种从生产变来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37页】

生活史II

研究对象域中,财产关系是立在“知识论背后”的规定,指向了生产关系的整体生长(运动)。

【注:如果不拘泥于知识论的角度看问题,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毋宁说各自关切了“生产关系生长”的不同方面,这要求把生产关系本身当作统一的历史财产结构来看待。例如,马克思在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时讲道:“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对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614-615页)】

【注:然则,懂得了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生长这一历史角度看待和限定财产关系的语义,也就能杜绝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注:其实,马克思所强力关注的是这一点:“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法学的对象和经济学的对象被恰当地划开,因为它“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4,第608页)】

这意味着,财产关系的生活过程同时是所有制、所有权关系的生活实现领域。作为所有制的一个运行态,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的一个工作外显即是实体生产利润率的下降。而作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自我拟制的过程,所有权的生活实现也是特殊的社会关系生长运动。

【注:马克思对此表明两点态度:第一,“实践胜于一切理论……由于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87-288页)】

【注:第二,“不错,利率会波动,但它只是和其他任何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不会使利息不再成为资本内在的东西,就像商品价格的波动不会使价格不再成为商品固有的规定一样……庸俗经济学家把分配形式实际上只当作从另一角度看的生产形式,而批判的经济学家却把它们彼此分开,并且否认它们的同一性,这一点表明……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起来,庸俗经济学家真是愚蠢透顶。”(《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54-555页)】

(一)

当我们说公式I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地来到人间,而旨在说明W为什么会成为c + v + m(即c’→c + v,m’→v + m),说明这个社会的漫长的历史进化历程;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具备时,资本主义公式的共同的初始形式是:W = v(1 + c’)+ m。同样,当我们用公式II和公式I进行对比时,也不是说前者已经撤换了后者——仿佛k + p是W 最终化身,委实为了从生产结构中工作取出社会分配结构。这是所有制(实现)结构(c + v)、所有权(实现)结构(c + v + m)及财产权实现结构(意味着利润一般或经济利润p还要继续分解)之间的相互比照,藉以说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由此否定这一说法:“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东西的见解。”相反,“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的、被伪装了的、没有被还原为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态的、具有异样色彩的方式。”【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93-1000页】

以致,“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13页】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94-1000页】

从所有制直接实现(历史实体领域)到所有权实现(社会形式领域),复次来到财产权实现即社会生活领域,引导我们步入资本主义分配的深水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深化过程,鲍德里亚实际上要告诉我们:“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领域和危机的可能性本身一起丧失了任何内在确定性。从此经济学领域只是作为经济仿真的过程,残留在一种完全吸收它的再生产过程的边缘。”“这种使用价值在再生产的循环中消失了,被唯一的代码霸权——代码调节的霸权所替代,这一霸权是真正的生死宣判?”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学为了自我生产(它从来都只是生产自身),就需要短缺与富裕之间的这种辩证张力,——但是系统为了自我再生产,今天则只需要经济学神话操作。”【注: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48页】

(二)

要之,当我们把公式I和公式II并列,进行工作对照时,也不是说后者完全代表了更高级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前者相应从这个阶段向后退去,或干脆沦为历史脚手架,仅仅起到逻辑铺垫作用。这样就把价值-生产价格发展关系简单化了、逻辑化了,更加是臆想臆断了。甚至,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和分配结合被诬蔑为和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生产是一致的结构。一句话,价值过渡的运动和结构不能以单一的量的标准来尺度。

【注:又之,单纯的实验技术和假设技术所提取的分析规定仅仅是量方面的,委实与质无关。实验技术从严格约束的“硬条件”(基本条件)出发:提取“一般”,经过放松,达到未加严格约束的“软条件”(常规条件):提取“特殊”。以此观点论说马克思的价值转化,即“一般到个别”(实际上这个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黑格尔和李嘉图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个别到一般”)。假设技术的工作线路反过来:以硬条件(特殊条件)提取“特殊”,以软条件(一般条件)提取“一般”,约束条件放松的结果是形成认识上的“个别到一般”。这是试图和自然科学彻底融合的路线,从而生出超归纳的演绎主义。以虚假规定作为演绎基础的新古典思维深信“假”通过放松可以达到“真”(状态),据此力图把劳动价值论贬为“特例”,用纯量规定(所谓的均衡价格)的理论建造直接替换掉价值范畴,对之加以否定。经过技术手段处置,马克思理论中的时间维度丧失了,成为可以任意摆布,从而方便于改造和抨击的一个逻辑拓展的空间。】

让我们从头追溯总体的历史,即为了说明生活过程形成的这第二部历史,我们仍旧必须从它的第一部历史说起。就产业和资本历史相遇这一点而言,如果坚持资本职能由产业活动设定,不如干脆言明是产业活动本身肯定了这种职能。这是职能的自我设定。同样,职能的自我设定运动也就意味着,产业活动本身对流通领域内经济实现活动的进一步肯定。

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普遍流行一种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神秘主义观点,试图将马克思从生成(规定)角度重新予以把握的黑格尔矛盾观,跌回到连黑格尔本人都不如的水平。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并没有神秘的关系,全部的关系就在于社会总产品必须在社会分配关系上将自身设定和重新设定为社会总价值,并且这个关系只能中经使用价值社会运动——所谓物的配置活动——来达到。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价值从来是资本消费的特殊目的性运动的手段和物质载体。流通过程的规定则使得使用价值从形式上进入经济考察视野。例如作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作为各种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满足资本在使用上的性质与特点。在这里,它们是资本的普遍的物质约束形式或物质运动条件。

关于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从形式上来考察商品的使用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经济分析作用,马克思系统地讲道:

(1)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现在表现为资本躯体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规定资本的形式和活动的东西,它赋予某一资本一种与其它资本不同的特殊属性,使资本特殊化。因此,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的,以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在简单流通中,只要这种区别得到实现,它就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了——根本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那是莫大的错误。相反,我们看到,在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被规定的,而且这种规定性本身就表现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

(2)(所以)使用价值本身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起这种作用,那要由论述本身来确定。例如李嘉图,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与交换价值打交道,对于使用价值则只是作为外在的东西接触到,而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换价值规定,恰恰是从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中得出的,例如地租、工资最低额、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他恰恰认为这种区别对决定价格产生最重要的影响(通过工资水平的涨落对它们发生不同的反作用);在供求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

(3)(归根结底)同一规定,时而表现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时而表现在交换价值的规定上,不过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上,并且有着不同的意义。使用就是消费,不管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消费。交换就是以某种社会过程为中介的这种行为[使用或消费]。使用本身可以由交换造成,并且是交换的简单结果。另一方面,交换却只表现为使用的一个要素,等等。从(流通中的)资本的角度来看,交换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设定,而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行为中)的使用则表现为交换的设定,表现为资本的交换价值的设定。

(4)(并且进一步)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正像在每种经济中一样),它们处在特有的差别和特有的统一中。问题正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特征。如果同蒲鲁东先生和感伤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断言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37-38页】

最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将职能为产业设定这种规定限定为前提,则否决了以下说法中的内容:

(1)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

(2)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会出现过剩,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协调。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93页】

(三)

产业资本→职能资本运动,正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由它的流通过程从而流通关系(交换关系总和)向自己的法的关系进行转化的进程。所以,流通过程同时是分配运动成长过程,这里的社会再生产(交换)既是生产运动的中介,也是分配运动的中介。由于产业资本势必将内蕴的法的关系展露出来,也就形成资本社会立法(规定)。法的关系这一条件当然指“法的关系社会”的实际生成,——并且在这里,法律生成运动与社会立法活动当然是统一的进程。因为,即使像哈耶克这样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也能极富洞见地指出:“法律本身却从来不是像立法那样被‘发明’出来的,因此与这种法律不同……那种在强制性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无疑是与社会相伴而生的;因为只有服从共同的规则,个人才可能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人和平共处。”【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第113-114页】

因为,既然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喜欢分权制,它的工厂法典却是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那么,一般利润率规律也必须理解成资本主义工厂立法活动的扩展秩序,即社会立法过程。它调节着个别资本运动:“所说的运动,无论是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运动——改变资本的构成等等的运动——现在都被看作投在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各个资本量之间的差别。于是可以看到,在剩余价值率即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的前提下,价值的生产、从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利润率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竞争使这些不同的利润率形成一种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这种利润率如果以绝对的形式表述出来,就不外乎是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同社会范围内预付资本的比率……这就是一般利润率。投在不同生产部门并具有不同构成的各个资本量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即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会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全部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67页】

起初,“一般利润率在用来估计实际利润时,事实上仅仅作为观念上的平均数存在;在它被固定为现成的、确定的、既定的东西时,它仅仅作为平均数、作为抽象物存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仅仅作为在各种不同实际利率的平均化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趋势存在,而不管这些利润率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单个资本,还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不同资本。”【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12-513页】

在这方面,产业资本的历史前身当然只能视作商人资本及其直接的竞争行动。它们最初只是从封建地租中分割一部分的社会剩余。但是,撇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其他生产方式的依存,甚至同样撇开历史上的资本成长(例如包买商生产),资本的成长道路体现着这一点:“这里得到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20页】

它的完成形态只能活动在完成了的生产与流通统一的范围内,这也就像“工厂立法是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机体自身的第一次有意识、有系统的反作用。”【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92页】

生产与流通相互肯定,彼此制约。就是说,一方面直接生产通过筛选过程逐渐肯定自己的流通运动形式,另一方面流通形式也就渐渐成为生产的社会必要形式。完成了这种规定,也就确保:“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157页】

资本的自我设定的根据确立为:其一,“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像它来自资本本身而有的秘密性质。”【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56-57页】

因为,庸俗经济学家把公式当作规律,而不真正理解运动规律。我们前面讲过,其看问题的方式是:反映在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形式,而不是内在联系。其二,“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它形式上的化身。”【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57-658页】

这样,“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这个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的地方,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第377-378页】

历史上的一般利润率羽化和定格为现实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这意味着生产与流通之间反复进行了社会调适的运动。从而,“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第57页】

因此,“每一特殊生产部门的每一笔资本,都表现为具有同一有机构成(不论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来说,还是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构成来说)的总资本的相应部分。这笔资本作为这样的相应部分,按照它的量的大小,从资本总额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获得自己的股息。”“显然,一般利润率的出现、实现和确立,使得价值必然转化为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但是,“李嘉图却相反,他假定价值和费用价格是等同的……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早在有可能谈论一般利润率以前,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过程已经引起商品价格的普遍变动。他把这种利润率当作一种最初的东西……包含在价值规定中……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为了造成一般利润率,必须先有价值向费用价格的转化;就是说他由于把一般利润率当作基础,就不再直接同商品的价值发生关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491-492页】

(四)

产业资本孕育了法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所有权活动和职能的自我设定活动总是合而为一的。这些运动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形成中将自身看作一个整体,看作和分配关系有关的一项整体运动事务。“这种表面上的运动是一目了然的”,并且,“整个运动就是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进行的。”这是“过去阐述的而现在仍然有效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现在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所采取的那种改变了的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68-269页】

现在,所有权要从职能设定活动中相对社会游离出来,处在它的外部发挥作用。从而,大资本家不断地打倒和击败小资本家,资本竞争在规模越来越巨大的水平和层级上进行。中介起初是分别单开来看的信用和垄断,后来是它们二位一体的推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236页】

“这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259页】

分配从自身出发,从完成构型了的价值出发,进而就要寻求新的特殊使用价值来源。其是在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以外创造“虚拟财富(形式)”。分配活动成为反复进行的自我拟制活动。“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中介……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较高级的中介形式到处都作为资本把较低级的中介形式又表现为劳动,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93-294页】

因而必须强调:“利润在这些特殊范畴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润率无关。”这样对资本拥有的一般利润来说,“利润=利息+各种利润+地租。”【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267页】

第一个所有权设定行动:所有权为整体上的职能活动即自为的设定活动所设定,从而仍然是积极规定的社会设定活动。信用活动的结果是得到利息,垄断活动的结果是得到经营租金,它们从不同方向上协力完成这个过程。就前一运动而言,它完成了平均利润的内部分割行动,是通过促使资本职能的顺利完成实现分割——对平均利润的社会占有——的过程,同时就是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分裂行动加以推广的过程。先看这一方面的行动。

现在,不仅是生产代表了分配的实现,交换本身即是分配关系的实现条件。“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435页】

所以,规定的一面是认定:“生息资本的形成,它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产业资本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的必然产物。”【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22页】

规定的另一面是必须表明:剩余价值为借贷资本所分割从而生成利息的社会性质,即“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充分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一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作为群体表现为借贷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413页】

并且从本质上说:“生息资本和提供利润的资本——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资本,而是同一个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提供利润,利润在两种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是处在生产过程之外、作为所有者代表资本本身的资本家……一种是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资本家。”【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23-524页】

但是,它巩固了资产阶级法权,使劳动市民社会的个人占有法权彻底转化为资本市民社会的资本占有法权。就是说,通过资本占有这一社会意志的行使,平均利润率规定在通常人的经济意识中得以普及:“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217页】

“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235页】

总的来说,利息对平均利润的分割运动是对平均利润原则从社会内部而言的确证。它并非否定,仅仅是设立了从职能设定活动方面来看的一种消极的所有权。此外,从资本所有权的本身而论,它也未必是“消极性规定”。尽管如此,庸俗经济学家仍旧不能正视这种规定:“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435页】

(五)

职能体现事实的法关系,所有权体现形式的法关系。所以,信用活动使人联想到货币的神秘本体:货币实体和货币形式的统一性。“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作为货币使用,而不知道货币是怎么一回事。经济范畴反映在意识中是大大经过歪曲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77页】

同样如此,大多的庸俗经济学家能够把垄断作为竞争的特殊形式看待,但无法知道垄断是怎么一回事。信用是从内部过程将职能活动和所有权活动紧紧联系,进行货币财产形式的拟制;垄断是从外部过程使自身同内部所有权活动联系在一起,目的是对货币本身进行财产拟制。由于从外部进行所有权的活动联系,垄断使人直接联想到所有权设定活动(本体):设定本身和设定形式的统一性。垄断利润是之于平均利润的外部分割行动。这种分割行动使得平均利润有了特殊表现形式,或者确切地说,由“内容”(基于职能的社会加权的平均运动)过渡为“形式”(基于垄断的特殊加权的平均运动)。这引起财产幻觉。

【注:例如,“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必定是土地所有者,才能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资本论》第3卷,2004,第695页)】

实际上,信用拟制一般财产形式,垄断活动拟制的是特殊财产形式。前者仍旧依托劳动力(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起作用,主要目的在于发挥生产性职能的最大效能;后者可以依托其它商品(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独立地发挥作用,至于从对经营活动的垄断(部门内垄断)扩展到对所有权本身的垄断(部门间垄断),目的则是牢牢巩固既得权能。例如,“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可是,“用这定量土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土地的这种使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所以,“法律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像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并且,这种观念……在现代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像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这一或那一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把交换视作社会分配关系的实现条件,即不仅生产本身直接保障着分配权,全社会范围的交换活动也间接地有力保障了垄断权能的实现。所以对于垄断这一方面的行动而言,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形予以考虑:第一,“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第二,“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第三,“在这里……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所以,“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对私有权当作农业的限制和障碍来批判。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反批判也是这样……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穷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695-696、702、918-919页】

这引出所有权的自我设定活动——纯粹的设定活动。第一个设定行动是前提,这是继之的“第二个行动”。经营权垄断的法则为所有权垄断的法则所替换,活动展开在部门间和全社会内部。任务是:完成抽象统治的具体化构型,实现财产权=分配权的生活过程拟制。这需要综合利用货币“财产”拟制和“货币”财产拟制,换言之,要把货币财产化和把财产货币化。于是,“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所以,“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导出和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702页】

这是所有权自我设定出来的迷雾,也是它所需要的认识迷雾。“在生息资本上物神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本,——因而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此,它在一定的期间提供一定的利润。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只剩下了这种规定性,而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媒介。在资本和利润中,还存在着对过去的回忆……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在资本和利息上,资本作为利息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即作为资本自行增长的源泉已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正因为如此,照[通常的]观念看来,资本主要存在于这种形式中。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03页】

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结局就是:“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94页】

(六)

这样,虚拟产业来到我们的面前:它努力地在既有的产品社会中寻找一些最有价值的元素,作为一种具有虚拟功能的商品,最终,它找出一种具有生产指数财富功能的特殊行业。这个行业在创造财富上不需要动用劳动的一个原子,仅仅靠某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可大功告成。

【注:言其“特殊”,就是说,它们主要地不用来“消费”,不为再生产提供任何“生产服务”,而专门作为一种社会象征产品。但是,它像一把利剑插入人们的胸膛,释放了其中的欲望。】

这个行当不用说乃是“虚拟产业”。它能点石成金,因为,完全蛊惑了“商品的”头脑,紧紧抓住了“产业的”身躯,也就能牢牢抓住人的“钱袋子”;它使“被俘获的”商品和产业仿佛乱了心神,或多或少地具有了虚拟的性质。它在这里欲创造出真正的事业“辉煌”,要创造出来的虚拟财产权从而即是分配的社会权利,是人造的社会分配权。

如果说经营权垄断造就了部门竞争的经济基础,那么进一步,所有权垄断已经让这种竞争和垄断本身不离不弃了。并且通过完全表面化的虚拟运动,“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即“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已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449页】

犹如“土地所有权是夺取产业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手段”,“地租也是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给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名称……是必须支付给第三者的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一样。”【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22-523页】

不过,“把地租本身和地租在土地购买者面前采取的利息形式混同起来……必然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错误结论。”显然,这种运动必须要利用或否认一些事实:“因为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靠的投资……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像为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手的。”【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703-704页】

同样可以继续借用马克思的话进行总结:一开始我们只是说,“m(剩余价值)在数量上大于或者小于生产部门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64页】

而后来,“在利息和地租中,神秘化达到了最高程度,因为形式的转化性也达到了最高程度。地租是作为土地的生产物出现的,而利息则是作为资本所有权的生产物出现的;人们的生产关系最后消失了,正如生产本身最后消失了一样。整个问题在于拥有资本所有权和自然贡物所有权。”【注: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第3卷,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6页】

最后,连剩余价值本身也就成了虚拟财产的“自然贡物”(奴隶):“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也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了,因为对于用现金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来说,奴隶劳动的收益只代表用来购买奴隶的资本的利息。由地租的买卖引出地租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把地租的存在当作地租存在的理由。”【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704页】

因此,敛财啊,敛财啊!让每一位公民都来敛财吧,使其成为富足的私有财产者。这种口号多么生动和诱人,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多么有意义的正义的事情,或至少是每一位公民都乐意去做的一件事。从这个观点来看,虚拟资本发展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把最有价值的社会产品当作敛财的机器,从而造就一个无止境的运动过程。《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仅仅说:“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723页】

这是就资本的发展逻辑而论的。就资本的生活逻辑而言,无疑,更加具有了形式变幻性,其独特性也令人晕眩。尽管形式本身只是手段,即达到发展逻辑的途径和有效手段,但对于生活逻辑本身而言,形式就是一切!运动就是形式的运动,这里没有死亡,因为形式是无所谓死亡的!据此,虚拟资本家达到了自己的真正目的。这里,我们毋宁说生活逻辑本身成就了发展逻辑,因为,即使是产业资本家,也不得不要依靠着生活逻辑来过活。

资本积累史——交往行动

马克思曾幽默地说自己对夫人燕妮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它们并且堪比“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比喻(见本书第六章)。资产阶级社会有一部特殊历史:资本主义“道”和“德”的发展。它扎根在生产史中,显露在流通史中,最后和生活史合而为一。“道”和“德”的形成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发展规定。这部特殊历史是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分配史。分配运动在反方向上拱卫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过程。由于这个特点,价值和价格的运动可谓是表里如一、相互加强的。这使得资本从来不会表现出行动迟缓的特征,始终以积极的并且是分配形态的面目问世。为了这个理由,资本宁愿作为一架永不知疲倦的社会积累机器,同样要把生活领域变成自己的主战场。资本是内在地实现了分配的社会增殖运动,一切均是为了分配、一切均出自分配上的要求: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分配置身在生产方式的内部,导致在完全态的意义上,这种积累就表现了总规律本身。这是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真正的知识。

【注:《21世纪资本论》作者乐于把马克思发现的左右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一个基本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称之为“无限积累原则”,而实际上,“无限积累”是有条件的。它的分配的宏观景象是受r > g规律制约的一个日趋巩固和强大化的社会资本对于劳工的空间统治。这样,以分配不公为内在指向性的经济危机不可免除。所以,资本总是跳荡在“无限积累”和“有限积累”之间,不断重新开始,由初级的向次级的或第二、三级的循环运动过渡,资本竭尽力量地社会循环运动,通过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保持压榨来竭尽所能地保持社会边际利润。】

(一)

据威廉姆•肖的看法,第一卷的阐发客观存在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修订”。“现在可以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被马克思编排成为一幅更完善,也更为复杂的描绘资本主义发展实质的图景。”出于对预期出版的考虑以及《资本的生活过程》作为一部独立作品应具有的艺术形式的通盘考虑需要,“这幅更庞大、更全面的生动画面,清楚地用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的角度,描绘出资本主义的死亡。”【注: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第103页】

为了揭露资本是“生产的界限”,其最后一篇即《资本的积累过程》提早介入了这一论证:“这些由商品价值分割带来的产物所以会不断地表现为价值形成本身的前提,其秘密简单说来就在于……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物质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这些关系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当作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继续存在……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实在的。各个价值部分在相互对立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所以是前提,是因为这个一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它所以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它不断地成为前提。”【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86-987页】

一些过渡性的内容则必须予以忽略。全部说明是:“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它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册里才能研究。”但是,“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马克思指明先行研究的根据:第一,“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第二,“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第三,“因此,我们在叙述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51-652页】

(二)

资本积累是资本的整体发展体式。在发展逻辑转向生活逻辑规定性上,马克思建立的唯一分析从整体认识形式上看,是资本积累逻辑。就实质而言,它否决了通常那种描述静态和动态运动特征的方式,特别是均衡概念,对供求给予不同的事实表达,把它们更多地作为社会关系上的连续运动过程来看待。

实际上,均衡的所作纯粹事务性描述——各种作用力的平衡、对冲和相互抵减的形式化的分析,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日益对它感到厌倦,并试图克服。麦迪逊考证:“与更具实证主义色彩的同行们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充分地意识到了拉克曼所说的‘一般性观念’,也即哲学之极端重要性。米塞斯曾经评论说:‘人类的历史其实是观念的历史。因为,正是观念、理论和学说指导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所追求之最终目标,决定着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选择……形成历史的正是观念,而不是物质生产力量,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说的混乱而神秘的图式。’观念确实在发挥作用,而理论也可以带来重大变化。解释学理论尤其如此,因为它完全是指向实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研究现象学,绝不是在‘哲学的思辨’上浪费时间……现象学,更具体而言,解释学的宗旨,正是为了致力于以真正恰当的方式对于由现实生活中的人构成之经济性生活世界予以理论阐述的从事实际研究的经济学家,提供大量有用的分析工具。”【注: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载门格尔著《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294-295页】

例如,均衡是从不累积的。借用物理学这一语言,现象机制的解释得到巩固,代价是放弃了以主体际间关系为主的“市场过程”研究。米塞斯分析到:“社会现象的法则在终极上派生于行动的逻辑(logic of action)中,而后者本身与思想、理性的逻辑完全是一回事。倾向于使供应与需求达到均衡、使市场价格等于市场成本的市场过程,完全可以还原为一个逻辑,这种逻辑引导着可分别称之为‘供应者’与‘需求者’的不同个人之行动,这个逻辑的含义就是:任何特定手段的价值不应超过它们所服务的任何特定目的之价值。”这里,米塞斯显然希望将人类模式之“行动”(它包含类似动物迁徙的“类记忆”集体行动特征)与“个人之行动模式”(实质是生物学刺激反应的行为特征)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在米塞斯看来,拒绝将量度与量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会陷入历史主义(Historicism)”,事实上,他坚定地认为,“在社会领域中,既没有法则,也没有永恒的规律性。”【注: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序言(艾伯林撰写)】

关于资本能否进行自我再生产,卢森堡提出质疑:“问题毋宁在于,为了积累,如果资本家自己不消费而‘禁欲’,即在积累的场合下,资本家是为着谁而生产呢?更不用说,日益增大的劳动大军的维持,并不是继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目的……倘若是这样,那么,那些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靠谁人去实现呢?图式告诉我们:是资本家本身,只有他们才能实现。那么他们怎样处置这些日益增大的剩余价值呢?图式答复我们:他们为了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使用它。从而,这些资本家们就成为一种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的糊涂虫了。他们为了要用来制造机器新机器,所以反复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新机器。于是,结局就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了。”【注: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62页】

这里,卢森堡把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同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这二者予以混同了。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为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过程,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景观:“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多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这里,马克思断然地说:“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由于人们总是流露对“均衡理性”的敬意,将社会产品实现误作人为想象的均衡结果,却从来没有认真考察过“资本理性”。它与关于使用价值和享受的“主观愿望”是无关的。它从来不是什么事后表达,而事前宣告了:“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因为肆无忌惮地“为积累而积累”,所以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也就彻底倒转了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那些生产的社会工作图式。吾何以知经济世界然哉?以此:以财产观财产,以经济组织观经济组织,以资本产业观资本产业,以国家观国家,以市场观市场。只有基于这一语境,才能准确弄懂马克思下面的话: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绝对的致富欲……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职能靠累进的积累。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被记在资本家的借方来同资本相对立一样。【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83-686页】

(三)

所以,消费和生产的均衡——无论短期或长期,归根结底“用社会关系而不是用物来解释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03页】

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运动过程全部体现着剩余价值生产的蕴涵,这是它的特定内容和目的,故而只能这么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看一看马克思的思路。

【注:此小节以下的引文全部取自《资本论》第3卷,2004,第269-273页】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这其实是说明危机的内在根据(利润率下降是根据,资本积累矛盾是表现)。生产危机只是从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并且这已经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特别是生产危机的一定能够爆发,必然爆发。

另一方面,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像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利润率下降总是一柄双刃剑:既抑制统一空间实体的快速成长,造成分裂,又为空间再造提供契机,使实体组织结合得更为精巧、牢固和充满柔韧性。它是危机的总根据。但未必直接造成经济萧条,甚或产生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乃是从反面意义上促进资本积累过程的发展;尽管扭曲,却有短期巍巍景观,甚或延续至中长期,——但那已经是死亡之期。

【注:通过把生产和消费的行动一律说成供求,进行知识炼金术演绎,新古典经济学炮制了短期均衡法则,其在长期是根本无效的。凯恩斯由于深知这点,哀叹:在长期中,我们都已经死亡。】

这种繁荣景观不禁令有识之士窒息,因为,它“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C,用p1表示扣除利息和地租以后剩下的产业利润,z表示利息,r表示地租,那么,m/C=p/C=(p1+z+r)/C= p1/C +z/C +r/C。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剩余价值总额m不断增加,但是m/C仍然不断下降,因为C比m会增加得更快。所以,在m/C=p/C以及p1/C 、z/C 、r/C各自变得越来越小时,p1、z和r都能各自变得越来越大;或者,p1同z相比,或r同p1相比,或r同p1和z相比会相对地增大,这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在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m = p增加而利润率m/C=p/C同时下降时,由m = p所分成的各部分p1、z和r之间的量的比例,可以在总量m的界限以内任意变动,而m或m/C的大小不会由此受到影响。p1、z和r互相之间的变化,只是m在不同项目之间的不同分配。

马克思重申了资本家集团围绕利润一般的内部分割的分化运动并不影响一般利润率决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相反,这个运动是这个规律的发生作用和实施过程的运动条件上的保障。利润率趋向下降反映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性问题,而空间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只会反映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功能。

假定已经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充足的资本积累,那么,在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会遇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就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决不应当忘记,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也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因此,决不能把这种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果这样,就完全看不到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的独特性质。

剩余价值用来做什么呢?马克思反复强调:它不是“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从现代的角度看,它的目的性可具体化为这么几个“好处”(效用或效能):其一,巩固和最大化实现“抽象统治”;其二,使资本结成整体的需要(竞争,不过是取得这一特殊类存在的内在条件),从而也是一种阶级需要;其三,确保资本家集团的“浪费职能”。这最后一点与“消费目的”有关。却是怎样的消费性质呢?资本为了统治,需要升华到国家运作层面:浪费,也是这种积累的内在目的;国家浪费,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具有的社会职能。

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只要资本主义的机器排斥人的生产方式存在,危机注定要发生。危机发生时期也并不改变资本主义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方式,某种意义上,这是绝对的;而且,新一轮的消费拟制运动必将开始。所以,资本就发展本性而言,既创造失业大军,也创造劳动大军。它们的关系伴随着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进行周期运动调整,使得人口规律只是资本生产上的一个特殊规律,成为特殊的要素生产与配置的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长。

(四)

《大纲》中,马克思满怀热情地对资本予以历史赞扬:“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这里,“他用……词句描述了资本的扩大自我再生产的动力”,“在他看来,撇开单个资本家的自觉意图不论,这种扩大自我再生产还会创造出资本主义变革的物质条件。”但是,“显然,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为取代资本的内在矛盾,军事/工业复合体会作为一种全能和有效的代理而出现。”“资本以其放纵的形式——也就是说,在界定并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局限的普遍化的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不仅驱动了巨大的生产潜能,而且同时还驱动了大量的牵制和破坏力。”“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可行的实践——无论怎样浪费和破坏——的永恒化趋势以及对自我扩张的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要求可能进行干预的选择性探索的受阻,科学技术的客观潜能所预示的生产进步的内在动力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并且确实严重地偏离了轨道。”【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94-695页】

“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88-390页】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仍旧是“危机的资本主义”,是有组织而又总体失控失序的资本主义。它使产品本身的必要产品和地租产品的强制分割神奇地转化为商品内部的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社会分割,创造了发展上的奇迹,与之同步,却时刻处于“颠倒的发展”状况中。“更确切地说,自从资本连同普遍化的商品生产的胜利一道,成功地将自身结合为一个连贯的再生产体系以来,失控的幽灵就同作为新陈代谢控制方式的资本密不可分。”【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06-107页】

“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在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绝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由此造成生产过剩……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94-405页】

(五)

像斯密教条给予的提示一样,卢森堡等人把再生产和消费直接联系直至等同起来,总是局限在直接消费条件上寻求再生产条件。最终还是忽略了:“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归根结底,“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53页】

卢森堡不断追问生产如何实现,其实这是对于危机的暗示,——她本人对此也是有所觉察的。对马克思来说,这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规律,而不单单是体察社会(个人)消费的规律。

由此可见,供求论是在肯定生产和消费没有内在矛盾前提下的现实性冲突分析。“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会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商品价值最终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个根本错误的教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消费者最终必须对总产品的全部价值实际支付。”然而,供求均衡分析试图走得更远,——将均衡观作为供求分析目的和手段:“或者这样来表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最终必须同生产者彼此之间的货币流通相等。所有这些论点,都和它们所依据的那个根本论点一样是错误的。”“因而这种区别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复存在。”“所有这些论点,都和它们所依据的那个根本论点一样是错误的。”【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53-955页】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在这种景象与情势下,“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遇到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因而,“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当然,李嘉图也曾猜想,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91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供求论遮盖不住危机论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更深刻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如何应付“暴风雨”的突然爆发。这就需要恰当地运用工作仿真的技术。

(六)

在第一卷最后一篇中,由于计划更改,使得一些东西必须提早写入。在那里,资本积累被描述为资本自我积聚基础上的社会集中过程,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是:竞争和信用,彻底否决“劳动基金”邪说。其通过股份公司的财产组织形式达到。在生活场域,在资本积累的实现运动场合,然而两个强有力杠杆转换成:信用和垄断,财产组织形式是虚拟——虚拟资本基础上的经济运动形式。需要指明的是,虚拟资本并不是资本另外的类型,亦不是什么金融工具衍生品。它委实是资本的生活形式、积累运动的生活实现形式。

根据以上的概括,虚拟资本的出发点不是实体生产,即不是自我积累的发展实体资本积聚。因为,后者意味着资本的真实社会生长。虚拟资本并不增加真实资本总量,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确实辅助或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实现。虚拟资本是因应总体需要——作为一个发展整体和作为名符其实的总资本的需要,而产生出的社会运作要求。出发点是虚拟生产的需要。它直接从资本集中出发,使得资本集中具有了虚拟态的工作形式。

鉴于此,它须具备三项仿真技术:第一,是仿真货币;与虚拟经济关联的货币并非真实流通领域所需货币,与此相适应,虚拟资本亦非拥有真实货币实体,毋宁说是拥有了仿真的货币实体。这些货币,或因对仿真工作技术的依赖而获得社会分配权。第二,是仿真使用价值;由虚拟资本对应的经济物品或产品,并不需要劳动这样的使用价值进行规定涵容或加以造饰。支持这种神秘虚拟的力量的最终根据,在于该种物品在使用价值上的特殊的可虚拟性,从而使之具备虚拟性。第三,是仿真价值;严格来说,虚拟资本的商品并不具有实在的价值,它仅仅代表一种收益权,与实际的生产无关。但是,由于它对财产形式整体进行拟制,使之能够与资本的货币实体连通,具备了表面上的货币增殖性。这样一来,它是普遍的一种财产——资本财产。在虚拟制度下,一切财产(形式)皆可拟制,无论使用状态抑或直接消费状态,成就了一种神话:凡财产,皆资财(资本财)。

这表明生息资本拜物教其实就是资本拜物教本身,而财产拟制基础上的货币拜物教亦不过是实现了的资本拜物教。它将财产拟制的一般运动和特殊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也即意味着达到了资本生活运动的完结形态;一句话,财产形式的资本拜物教即完成了的资本生活形式。通过建立直截了当的毫无内容的财产形式的虚拟实体,资本从两方面完成了自己的伟业:从实体-形式方面,使自身建构为货币和商品的高度化结合的统一运动;从生活形态方面,进而使自身仿真为它们的灵活性的运动统一。作为这样的统一体,使得运动体系内的一切财物均能“点石成金”,都可以成为挣得可观收益的“货币”和“商品”。这种资产阶级现代生活客观上要求对形式予以“形式批判”,以替换“实体批判”工作本身。这一吁求借助鲍德里亚之口,而发表了对马克思看似“激进”的微词和攻击:

(1)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

(2)马克思没有对生产形式进行根本的分析,对表现形式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的意象中,有两个未经分析的重要形式限制着马克思。

(3)马克思摧毁了经济人的虚构,正是这个神话集中了交换价值体系、市场、剩余价值及其形式的整个自然化过程。但马克思是以劳动力的名义做到这一点的……这不是同样的虚构、同样的自然化吗?

(4)社会财富或语言、意义或价值、符号……是根据“劳动”生产出来的。如果这就是资本和政治经济学的真理,那么它是通过仅仅有利于资本的革命才被全盘接收的。

(5)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

(6)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经过不可思议的漫延之后……只是强化了作为生产力语言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

(7)生产只不过是一个符码,这个符码强加着这种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既没有终极目的、密码,也没有价值……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层面中,都存在着拉康在镜像阶段描述的东西……生产之镜……生产、劳动、价值,通过这些,一个客观的世界出现了,通过这些,人们达到了对自己的客观认识——这是一种意象。正是在这里,人们通过劳动实现着对自身的辨认,在他的影子中完成着自己(他自己的目的),通过这面正在运转的镜子,这种理想的生产主义自我反思着自己。这个过程不仅发生于物质化的经济形式中,这种形式痴迷于交换价值体系决定的效率,而且通过政治经济学之镜更深地发生于符码的多元决定中:在这种通过镜像的认同中,人们只能将自己看作是进行生产、实现物质变换或者带来价值的人。

(8)生产的话语与表现的话语是镜象,通过这种镜象,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意象中逐渐得到反观,并被作为决定性的事实再生产出来。

(9)因此很明显,在这种生产主义隐喻的根基上,马克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明确激进化和合理化了,他将生产方式“辩证化”并且赋予它高贵的革命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马克思的无条件关联,这个概念才获得了它的巨大成功。【注: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序言】

附识:《资本论》和中国古老的《易经》学说体系亦是道理相通的。兹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八卦图的相通为例。剩余价值以两种基本方式存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身(工厂是有形的),后者指明剩余价值生产向社会剩余价值生产(全社会都是工厂,工厂是无形的)进发的过程。由两种基本方式演化出六种存在的运动形式:一般利润、特殊利润、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利息、虚拟收入。“2 + 6”模式相生排列,象在其中。依次是:乾一(绝对剩余价值)、兑二(一般利润)、离三(级差地租)、震四(相对剩余价值)、巽五(特殊利润)、坎六(绝对地租)、艮七(利息)、坤八(虚拟收入)。形成两条运动流程。第一流程:肇始于绝对的剩余价值生产,由一般利润(竞争性收益)起步,中经级差地租(这是绝对和相对剩余生产之间的事实中介,正是由于社会上到处存有该种规定,“租金耗散”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相对剩余价值为结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断地抬升了一般利润的社会获取水准,这时的资本犹如雨露之泽被万物,又以轰隆隆的雷声到处掀起革命。第二流程:由特殊利润(经营性垄断收益)起步,以绝对地租为铺垫和作为坚实的生长底座(这是虚拟之源,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发展标识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得到巩固和社会深化),达成观念化的利息一般,遂有产生“社会虚拟”之可能,收于虚拟收入;至此,资本获得收益仿佛山石之稳固。由这个基础生出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境界。一般利润(剩余价值总额)→平均利润(本身是中介,对应平均生产和平均实现的“社会利润”)→各种收入(虚拟的高额利润或利息作为“收入”,乃是虚拟的超额个别利润),这个过程遂有了虚实互为起点、相生相克这一现实性发展条件。复归于起点的运动不断反复、充实和提高,从而,起点是不断得到巩固的起点规定。

【现象学判语•花间词】沧桑贤达,慧觉现象学主变。煮酒论性,格物穷理,尽观寰宇,澄众妙有余。行路难,归去来,恶者以物对!物心向外挂,人心自内悬。天沃中山狼,得志愈猖狂;既非菩提树,亦非明镜台。似曾相识燕归来,满庭落花诗,浅唱凭谁与?酒喝干,再斟满,亭台霁,去年天气旧时语。明窗镜,兰露重,深巷影,小园香径独徘徊。本末相生,往复无际,动静一源。世相纷扰,感悟通史馆主会。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五章,修订版2017,第401-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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