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中的“普世价值”思潮批判

“普世价值”肇始于对价值共识和价值理想的追问,凭借西方大国的话语垄断,逐渐演变为一种极具虚伪性、迷惑性和反科学性的错误思潮。在深陷价值多元化困境的时代,“普世价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自居,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包装成超越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的永恒价值,其本质是充当西方发达国家强制推行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意识形态工具,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因此,在厘清“普世价值”思潮的兴起背景、理论特质、政治实质、真实意图的基础上,认清“普世价值”的理论谬误和话语陷阱,找到应对“普世价值”思潮的现实途径,仍然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中的“普世价值”思潮批判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双重推动下,借由人们对“全球伦理”“普遍伦理”“普遍价值”的学术讨论,逐渐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延伸的一种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认为,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是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构建理论范式的过程中,“普世价值”呈现出以普适性遮蔽差异性、以绝对性取代相对性、以永恒性替代阶段性的鲜明特征;在构建思维范式的过程中,“普世价值”发挥着以共性消解差异、以和解消除矛盾的功能;在理论体系普及过程中,“普世价值”凸显出以普遍诉求代表整体需求、以价值共识反映整体意向的实践取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普世价值”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并与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形成合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因此,为了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对“普世价值”思潮的兴起背景、理论特质、实践意图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其政治实质、理论谬误和话语陷阱进行有力批驳,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针对性,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拂去思想迷雾。

“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频繁交流,思想和价值观念逐渐多元,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制衡与趋同也越来越复杂,关于“全球伦理”“普遍价值”“普世价值”的争论甚嚣尘上。尤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种社会思潮在学术、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迅速传播与渗透。

1.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趋同

在社会思潮更迭、价值体系混杂的背景下,人们陷入巨大的价值困惑和精神纠葛之中。尤其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鉴别力和心理承受力遭受巨大考验,期望重新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规范来克服物质丰盈之外的精神匮乏、缓解心灵焦虑、弥补价值缺失。这为“普世价值”的生成和传播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经济交往的加深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但由于经济体制、历史传统和社会形态的差异,也引发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这时就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规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为“普世价值”的兴起注入了现实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加速了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俱荣俱损的有机整体。而为了避免陷入由多元主体带来的分裂与混乱,有些国家就试图建构所谓适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展的共同规范。是否能够依据“普世价值”精神来建构这种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在生产、贸易、技术、人才等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超越自然地域的藩篱,摆脱封闭独立的行政桎梏,一种跨国界的全球性价值取向开始流行并在世界延伸。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之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状态,尤其是西方国家将“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企图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全球资本主义化”和“全球西方化”。在中国,“西化”与“反西化”成为“普世价值”争论的核心议题。

2.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价值迷失与价值重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全方位的影响与冲击。在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利益冲突、思想分化、价值迷失成为当下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渐式微。以臣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遭到以公民为主体的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的东方文化与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中,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传统文化。近年来,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让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相形见绌,而这些“洋节”所裹挟的西方文化却在潜移默化地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传统与现代交织、西方与东方交融、现代与后现代交替的过程中,一些人难免会在价值观上产生迷惘和困惑,尤其是面对错误思潮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便逐渐丧失了鉴别力和抵抗力,有些人甚至不加质疑地接受西方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完全沦为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模式的信徒。在现实实践中,“普世价值”试图将“共同人性”的既定特征汇集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标准,以此提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文化形态和思想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解决方案。虽然“普世价值”蕴含深厚的宗教伦理意蕴,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追思,但其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企图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引向西方的制度模式。可以看出,“普世价值”既关注宏观世界的现实问题,又佯装对微观世界个体生命的意义加以关怀,这也是它能够在现实中受到众多人膜拜和追捧的秘密所在。

3.信息化推动下的社会思潮传播与渗透

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尤其是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应用,自然地理上的空间阻隔被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遭到冲击,不仅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引发了社会全面而深层次的变革。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以快速而低成本的方式得到有效配置和共享,人们每天都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各种信息的“轰炸”。无疑,现代信息技术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渗透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实现手段,而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辐射的广度,并不断强化影响的力度。可以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充当了“普世价值”思潮产生和勃兴的强力助推器。多如牛毛的价值观念经过传媒的渲染与包装而花样百出,没等人们做出鉴别和选择时又被另一种价值观所替代。经济全球化以其强烈的同质化力量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价值的趋同化,统一性的趣味越来越明显,地方性的特色逐渐被淡化。在迎合这种统一性趣味的基础上,“普世价值”依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通过移动终端、网络传媒、报纸杂志等现代通信工具与传播媒介迅速散布于全球,并渗透到学术、政治以及大众生活领域。

“普世价值”以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名义,期望构建颇具感召力的话语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中国兴起,试图消弭不同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抗,化解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总体而言,这一思潮的传入过程经历了两个层面的演化:一是概念上的演变,从“全球伦理”经由“普遍伦理”“普遍价值”发展到“普世价值”概念;二是传播领域的延伸,从原初宗教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到哲学领域的价值问题,最终从思想理论领域的学术探讨嬗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博弈。

“普世价值”思潮的理论特质与误区

“普世价值”肇始于对价值共识和价值理想的追问,是借助于对“共同人性”的发扬来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命题,从“永恒不变”的价值主体引申出绝对化和神圣化的价值理念,以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为载体,试图在整体上获得绝对性和真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价值定义、价值解释和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

1.价值主体“永恒不变”的抽象设定

价值主体始终指向进行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人’是价值的主体,也是所有价值判断(包括对立的价值判断)得以作出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虽隐而不显,却不可或缺”。在哲学上,价值是主体与满足其需要的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即价值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因而,当价值现实化、具体化时,便会遭遇主体的选择问题,此时,价值是否成立以及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现实中每个具体的主体。

“普世价值”基于每一个体形态的“普遍共同性”,将“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中抽象出一个“共主体”作为这种价值观共同的、统一的主体。一方面,这一价值主体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目的和具体需要都是不变的,因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非历史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主体没有事物存在的空间维度,否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现实性本质,是一种抽象空洞的非现实性存在。“普世价值”之“世”表征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一种超越历史和现实、消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抽象物”,而这种“绝对抽象”的价值主体在世俗世界充当着“万能上帝”的角色,鲜明地体现了“普世价值”的唯心主义本质。此外,按照“普世价值”的逻辑,价值客体不仅对所有的价值主体始终发挥着相同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它们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和途径也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一些价值客体的某些具体属性对所有的价值主体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也即都是能够符合人们需要的”。然而,相同的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情境下,相同的客体对于同一主体的不同需要而言也是相异的。当客体被印上“普世”的标签,也就遮蔽了价值客体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同时也忽视了价值主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需要。

通过对价值主体、价值客体“永恒不变”的抽象设定,“普世价值”获得了超越一切文明、制度和信仰的动力,成为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价值体系。事实上,因缺乏现实的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普世价值”形同内容空洞的“价值躯壳”,承载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意志”,最终只能沦为“价值幻象”。

2.价值评价“唯一标准”的绝对垄断

价值评价是指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的过程中,主体对客体效用产生的具体认识和判断。一方面,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物质性的关系,表现为主客体之间满足与被满足、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的物质能量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一种精神性关系,表现为主客体之间认识与被认识、评价与被评价的相互关系。价值评价基于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效用为依据的,它既由客体存在的客观条件所决定,又被人的主观感受所影响,受到人的主体性制约。

从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和使命感中,“普世价值”引申出一种绝对和权威的价值原则,并且默认这些原则与主体自身的需要以及主观认知是完全相一致的。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他们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主观色彩,尤其是精神性的需要本身就带有主观的性质。正如施普兰格尔所言:“价值并不是‘超主观领域’中的、万古不变的实质,而总是个人精神结构的一部分。”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客体效用的价值判断也带有主观色彩,同样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影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表征着同一价值自身的内部冲突,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法治与德治代表不同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人们的主观偏好常常使得这些冲突更为复杂和尖锐。只有作为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存在,“普世价值”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才能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普世价值”之所以能够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就在于它看似符合常识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实际上自带一种道德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

可见,“普世价值”利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刻意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忽视现实矛盾关系的特殊性,强化价值标准的普适性、先验性和绝对性,进而将其等同于终极真理,以此作为价值评价的普遍原则和唯一标准。然而,这种“价值评价”不仅遮蔽了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刻意回避了价值原则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都按照“普世价值”来规制人们的行为,必然会与客观规律和自由意志相冲突,鲜活的现实世界也会随之蜕变成生硬的实践范式。

“普世价值”思潮的意识形态陷阱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普世价值”思潮以维护人类共同价值的名义掩盖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其本质意图不在于简单地构造全人类“普遍适用”和“永恒存在”的价值体系,而是利用“民主普适论”将视野投向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实践,企图达到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球化”的目的。

1.理论意图是将西方特殊的价值观念“普世化”

从理论层面来看,“普世价值”思潮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特殊的价值观念精心构造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形态,以此取代非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从方法论意义来看,“普世价值”是运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适用主体拓展到全人类,这样一种方法要想真的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一种理想状态中,即社会是由无差别的具有“完全同一性”的个体所形成的集合体。为此,“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把孤立的、抽象的、概念化的普遍性无限泛化与绝对化,在现实中则试图淡化不同文明、社会、阶级、制度的差异性来追求所谓的“完全同一性”。

首先,“普世价值”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基础和社会实践过程,将具体的价值诉求与抽象的概念范畴直接对应起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忽视了价值联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把对价值的内涵规定理解为概念的单一表征,忽视价值关系发生作用的主体条件和具体“场域”,从而将脱离了现实基础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联系与抽象的概念范畴直接对应起来,即运用演绎法的逻辑从抽象的形式中推导出同样抽象的概念,这种构造方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其次,“普世价值”背离了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用普遍性的价值形式替代特殊性的价值内容。“普世价值”的惯用方法是从抽象的“人性”概念中引申出具体的价值诉求,撇开具体内容的差异,而以相同的价值形式或抽象本质为依据,将其演绎为“普世价值”观念。显然,这种方法是典型的思辨逻辑。最后,“普世价值”割裂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将“普世价值”与“绝对规律”和“永恒真理”相等同。“普世价值”建构的关键在于脱离特定的价值主体,超越其存在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及实践基础,将当下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当作永恒的思想和原则。只有在认识上被赋予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意义,“普世价值”才能既占据真理的制高点,又能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成为解释客观世界、指导社会实践的“普遍规律”。

总之,“普世价值”的理论意图,即利用纯粹思辨的抽象方法将其包含的价值范畴理解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观念,在具体的理论构建过程中,巧妙地将“资产阶级”这一主体基础抽空,从而撇开具体的价值主客体和价值内容,把具有特殊性的资本主义价值及其观念论证为是适用于每一个人、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

2.政治图谋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球化”

“普世价值”虽然以学术理论为外衣提出过多种看似合理的主张,但同时都带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性。无论其形式如何变换、外表如何伪装,都改变不了“‘普世价值’思潮的政治实质是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方向”。鼓吹“普世价值论”“文明接轨论”就是要把改革开放引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是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文明的“民主化”陷阱之中。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宣扬“普世民主”,堂而皇之地将资本主义制度推销至全世界,不惜动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一些国家相继落入“普世价值”陷阱。尤其在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部分激进人士急于实现现代化而盲目迷恋和仿效西方,逐渐丧失本国的传统特色和制度自信,从而走上“西化”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效仿美式民主,在发动“颜色革命”的国家不仅没有长远的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权的更迭反而引发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国际政治的实践经验表明,“普世价值”所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解决不了苏联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困境,同样不适用于当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求助于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最终只能沦为他们的附庸,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的政治图谋所在。

显然,“普世价值”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交往与融合推行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霸权主义”图谋。“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性“地方知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普世性”的社会制度模式,非西方国家可以借鉴西方民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绝不能走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西化”道路。

应对“普世价值”思潮的现实路径

“普世价值”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归根结底是因为一部分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盲目崇拜,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因而,除了要在学理上澄清“普世价值”的理论谬误,在政治上批判“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坚持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批驳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谬误

“普世价值”依托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性”,并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来论证自身的合理性。正如休谟所说:“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自私属于“人性”,“人性”寓于自然性的肉体之中,那么只要是人,就必然具有自私的“人性”特征。既然历史、地域改变不了人的自然性,也就改变不了“人性”这一人类所具有的共性。“人类”是在共性基础上才构成的“类”,那么每个人也必然具有这种相通的共性。这也就意味着,“人性”不会随着社会历史和地域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体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都以这种不变的“人性”作为首要考量。“抽象人性论”将现实中具体的、多样的个体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取出来,得出“人性”是全人类的“共性”。马克思指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一旦舍弃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只抓住这种简化的普遍性,也就无法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和实践的具体状况,从而忽略事物的深层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得到的是孤立个人的抽象共性,是失去现实内容的概念形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价值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种独立自存的东西,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生活实践进行“天存此理、人同此心”的先天预设和理论独断,是无法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因此,不仅要在人类从与动物界分离的历史中总结出与动物性相区别的“人性”,也要从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中探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域以及身处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性”之区别,而其中劳动才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关键。人类通过劳动这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创造了语言、工具以及自由意志,这是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标志。“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之中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凝结着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会对劳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那么人的本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只有对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考察,才能得出对“人性”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与“抽象人性论”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唯心主义本质截然不同,始终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既认识到具有不变性的人的一般本质——劳动,又看到具有可变性的人的现实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

2.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破解“普世价值”话语陷阱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浓缩和思想积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在经济基础、理论基础、逻辑特征、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着根本区别。因此,当下破解“普世价值”话语陷阱,首要的是认清“普世价值”思潮的话语本质,关键在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形成可以引领人们价值追求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首先,批判“普世价值”话语霸权,掌握社会价值建构的主导权。一是对一切企图危害国家利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普世价值”进行深刻剖析和批判,明晰鼓吹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改革”“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政治实质,从而抵制错误思潮的思想渗透。二是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驱散“普世价值”话语霸权所营造的思想迷雾,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和认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被人民群众所感知、认同和践行,并成为稳定而又普遍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

其次,丰富话语内容和创新话语表达,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解释力和说服力。一是围绕“三个倡导”的表述不断延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链。一方面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精华,用以支撑对核心内容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密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积极回应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每个公民价值诉求的“满足物”。二是明确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针对不同的话语对象和传播渠道运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加快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生活话语和网络话语的融合,以通俗化、大众化、人性化的表达形式来明义析理,构建具有现实性、时代性、鲜活性的话语表达体系。

再次,推进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互动与融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公信力和影响力。主流媒体要继续促进政务的发布,积极回应民众的现实问题,倾听民众的心声,收集民间的价值观话语内容,统一官民话语并融入网络社评文章当中,增强核心价值观官方话语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然而,当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正日益成为各国价值观话语抢占的资源平台和战略制高点。面对这一情况,除了积极搭建、有效利用网络媒体平台,用积极正面的官方话语澄清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以外,还应致力于弥合官方与民间的话语鸿沟,适时采用官民结合的叙事手法,来促成整体话语权的提升和价值观话语能量的跃升。

最后,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传播力和辐射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模式应注重更具灵活性和亲民性的双向沟通,以普通民众真实生活写照为中心凝练出“中国故事”和“中国价值”,通过蕴含真情实感的“中国话语”走向鲜活的世界,以使话语所呈现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事实和情感并与话语对象的价值追求相契合,从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的交互性、开放性和实效性。与此同时,加强新媒体的传播与运用,采用文字、图片、音频、影像等多样化话语符号,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多种终端平台进行运作,从而突破时空局限将信息及时传递和迅速散播。

3.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破除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盲目崇拜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破除对西方社会制度盲目崇拜的根本要求,对倡导人类文明多样性、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领导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理论资源和话语表达的丰富与完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力和生命力。其一,要“立足本来”,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和当代价值,依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其二,要“吸收外来”,在保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不同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之间的交流、包容与整合,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解读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理念。其三,要“面向未来”,在洞察意识形态斗争发展形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在话语表达方式上变单调生硬、教化灌输为丰富生动、启发引导,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有机结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其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意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被人们所感知、理解、认同和掌握的基础。其二,以服务群众、满足群众需要为着力点。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根基;另一方面,注重发挥主流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的文艺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三,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中,融入各类群体的行为准则中,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大众化、生活化。

再次,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主体,应当率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排头兵。此外,以严格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将党员队伍建设成为信仰坚定、素质过硬、纪律严明、廉政高效的先锋模范队伍,并将榜样示范作用辐射到社会其他群体,以坚定的信仰、高尚的人格和优良的作风影响、感召、带动民众。

最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开辟网络新媒体阵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和引导力。“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因此,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核心”在于壮大主流媒体力量,始终占据宣传思想的主阵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不断发挥“领头羊”和“压舱石”的作用;“重点”应放在建设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和传播阵地上,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和传播手段,尤其是要注意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规范网络社会秩序,构建风清气正、和谐有序的网络舆情生态;“关键”在于推动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既要在内容上体现人民的利益诉求,也要尊重人民的表达权,为合理合法的正当利益表达搭建便捷、开放、自由的互动平台,更重要的是要“扎根基层接地气”,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真正落实“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原则。

总之,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制度模式,更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即便当下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普世价值”脱离具体内容追求抽象形式的“同一”,通过将资本主义特殊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普遍化、永恒化、绝对化来消解文明的具体性、多样性、差异性,不仅不会实现社会的稳定繁荣,反而导致政治生态的破坏和文化发展的失衡。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对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抵制能力和治理能力,既要在学理上批驳“普世价值”的理论谬误,也要在政治上揭露“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更重要的是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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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荣光:《普世价值论辩缘起与走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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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永建、郭澄澄:《正确认清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蒙蔽性和虚伪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

[5]张奎良:《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演绎程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6]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

[7]刘吉发:《从价值主体性维度看“普世价值”何以不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胡媛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岩,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发,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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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中的“普世价值”思潮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