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卫马东:对中国国际贸易、利用外资战略的思考与展望——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九

我们预计,在未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将是结构化的,有的贸易可以实施比较自由的政策,有的贸易必须加强管制(如中国已经限制了外国垃圾进口),有的投资可以是比较自由的,有的也需要加强管制(如中国必须限制高科技出口,也应该限制外国金融投资,毕竟,中国并不缺少金融工具)。只有这种结构化的政策才与世界的辩证本质相一致。而且,既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的主体应该更加转到依靠公有制企业上来。转到依靠公有制企业,就可以使中国的结构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

王今朝 卫马东:对中国国际贸易、利用外资战略的思考与展望——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九

一、70年中国国际贸易、外资战略的演进

在近现代,可能任何一个政治独立的经济体都无法离开国际或区际贸易,【1】也无法离开外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需要从白色统治区获得食盐、药品、军械,因此需要贸易。就连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有苏联资金的支持!【2】然而,从这个大概率(接近于1吧!)事实根本不能推出贸易、外资越多越好的结论。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必须正确处理贸易和外资的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具备时,贸易多一点、外资多一点是好的;当条件变化后,贸易少一点、外资少一点是好的。所以,一个政治实体(特别是国家)的贸易、外资战略考验政治领导人识别实务、洞察未来的能力和水平。【3】

丘吉尔1925年4月28日在其预算演讲中这样的说法可以为新中国实施审慎的贸易提供一种说明:

国际贸易与帝国内部贸易的复兴,这样的复兴和这样的基础对于所有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对于本岛那么重要,本岛的人口不是农业或者工业维持的。本岛是一个广阔帝国,而且,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包袱,但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继续保持着如果不是首要,无论如何也是中心的地位。5月14日,他接着说,

【“我们不仅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一个广阔的帝国的中心”(金德尔伯格,2010,第358页)。】

美国一直对中国实行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甚至封锁。1949年,美国及其北约的大部分盟友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并制定了“国际原子能清单”、“国际军品清单”,以及包括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工业清单”。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先进技术向社会主义阵营转移,其中对中国的限制甚至大大超过对苏联的限制。

有了上述的说明,由于美国的政策,也由于苏联的强大,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并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而在总体上,中国以一边倒条件下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4】

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拉美和印度学者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因此,经济落后国家应该采取进口替代的政策。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政策由于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因此,远远优于拉美等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

当一个国家实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经济政策时,外资(无论是对外借款还是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也是受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不但视英美企业的存在有损于主权,甚至认为苏联与中国合办企业也会威胁到中国的真正独立(萧冬连,2018)。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是有很大合理性的。胡绳说: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5】】

随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贸易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和一少”的思想逐渐起支配作用。在西方学者看来,也在一些中国的西化派学者看来,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事实上的理论基础。1978年7月国务院发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先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试行经过贸易特殊政策,即允许加工装配所需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的进口,一律免征关税、工商税。1979年9月,国务院发布《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提出“积极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发挥国内生产能力,大力发展以进养出业务,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增加外汇收入,增强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邓娜、侯少夫,2012)。这样,“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开始了中国贸易政策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了。据邓娜、侯少夫(2012),开展进料加工业务起步期,我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是沿海几亿人加入国际分工体系,解决了沿海与内地争加工制造业、原料和争市场问题,加快了沿海产业升级和内地承接产业转移;二是通过进口原材料、技术设备,引入外资,缓解了国内资金、资源不足和技术瓶颈困难,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三是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高了我国轻纺产业和部分机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出口能力,增加了外汇收入;四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国家和地方财税收入,1991年仅进料加工一项就带动了2800万工人就业。1994年1月,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颁布了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这一时期,我国抓住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承接了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推动了我国机电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机电产品成为我国出口主导产品。199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加工贸易政策重点已从80年代扶持鼓励为主,转变为以调整结构、规范秩序、加快综合监管为主。1988年以前,由于加工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增值率都是负数。1995年,随着进料加工方式成为主导,加工贸易增值率稳步上升,1998年上升到52.4%,并将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2001年;2008年进一步达到78.4%。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明确指出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标志着我国加工贸易“落地生根、转型升级”的开始。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显示我国加工贸易又有了新的方向。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的政策得到收益不假,但放弃的收益很少有人考虑。当中国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发展贸易(以提供就业、外汇)上,就因没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战略性产品的生产上而放弃了更大的收益,即本国通过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产品,从而迅速提升本国科学技术水平,替代外国产品(如飞机、计算机、软件、芯片、汽车)所得到的收益。这样,一方面中国放弃了这些收益,另一方面又给西方企业获得这种收益提供了市场。这恐怕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也有一些文献是支持这种观点的。比如,景莉、曹明福(2009)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并不平衡,发达国家依靠绝对成本优势,以较少的资源换取了发展中国家较多的资源,占有了更多的"产品利益"和正的"成本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利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成本利益"始终是一负值。此外,发达国家还利用了世界的比较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过度贬值抬升了贸易利益。林玲、余娟娟(2012)认为,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创造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收益并没能通过有效的进口战略转化为国民经济增长及福利改善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包括技术设备、能源、材料、数据信息和差异化商品等),而是更多地停留在货币资产的层面或者用来购买美国国债。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及近期美元主权信用等级的下调,我国的外汇资产价值缩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这种缩水不仅仅是一种账面价值的亏损,更是我国对美出口贸易利益的真实流失。

中国既然在贸易上走向了自由贸易之路,在外国投资上也事实上实行了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方法,这从各级政府机构把对外招商置于多么重要的位置即可看出(这里,我们没有花费力气去查文献,但了解政府运作的人应该可以确信这个判断;也有资料认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6】)。外国的直接投资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入中国。实际上,1993年11月16日,巴统17个成员国代表在荷兰海牙举行的高层会议上同意解散巴统,建立新的被临时称作“新论坛”多边制度。1994年3月,美国召集西方各国在荷兰瓦森纳举行高层会议,进一步确认解散巴统的决定,参加国同意在新的机制建立之前,继续采用巴统的控制清单作为全球出口管制的基础。原来与巴统合作的奥地利、芬兰、爱尔兰、新西兰、瑞典和瑞士等国被纳入“新论坛”。1996年,这些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替代1994年3月31日正式解散的巴统。据资料,把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战略任务和《瓦森纳协定》军民两用产品限制清单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11个重点领域的68项优先主题中,有9个重点领域的34项优先主题的相关研发重点,受到《瓦森纳协定》军民两用产品限制清单的出口限制;27项前沿技术的相关研发重点,有15项在《瓦森纳协定》清单的出口限制范围之内;民用领域13个重大专项的相关研发重点,有9项受到《瓦森纳协定》清单的出口限制。

以上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可能在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只有在十七大,特别是十八大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过来。【7】为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所设定的目标,中国必须有效地获得先进制造业所必需的知识,而立足自主创新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就连华为这样一个企业都有这种远见卓识,作为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更应该如此了。而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和一少”的政策是多么短视的政策了:它对外国的害人之心的估计严重不足,实际上就是没有用矛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国际局势。

二、中国的自由贸易、招商引资政策开始遇到国际阻碍

直到1990年,中国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进入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并且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积极地较为有效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GVC)。入世仅1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就从5098亿美元增长到近3万亿美元,增长4.8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4.9倍,进口规模增长4.7倍。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李稻葵,2018)。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233倍;中美两国2017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全球10.4%和11.4%,对世界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合计达18.6%(人民日报评论员,2018年7月9日)。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也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

王今朝 卫马东:对中国国际贸易、利用外资战略的思考与展望——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九

伴随贸易量的增长,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从宏观数据上看,仅从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10.0%下降到2007年的8.4%,自欧盟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10.3%下降到2007年的9.3%,自日本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19.9%下降到2007年的14.2%。加工贸易在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47.4%下降到2010年的38.9%,但增值率从2001年的56.9%提升到2010年的77.4%。表1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大大增加了,而从美国进口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也大大增加了。

随着中国GDP居世界第二,甚至第一,随着中国出口和进口规模占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例的上升,也随着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活力,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重塑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无论供给还是需求都会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正是在中国走向贸易强国、技术强国的过程中,美国感受到了外部危机——一种无法按照它的意愿、它的利益来安排国际秩序的危机。当然,美国感受到危机并不完全因为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全球诸多新的竞争企业和国家(特别是亚洲)已经改变了跨国公司在全球建构和管理生产性和商业性活动的方式(Carter and Easton, 2011)。但是,中国是美国考虑的最大外部因素。

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家间的博弈特征越发明显。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美欧日拒绝承认本来应该自动承认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通过把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区分开、指责中国未能按照市场经济体制来为其全面改变贸易规则,使得贸易规则继续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实现“美国优先”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反对全球化和对华强硬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席,执掌、协调美国对外贸易。白宫已经强迫如福特汽车公司改变全球设厂布局策略(人民日报评论员,2018年7月14日)。中国在迈向贸易强国的道路上,遭遇了美国在2017年弃用16年的232调查违反1994年《美国总统行政声明》关于以遵守世贸规模方式实施301制度、世贸组织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汇率的纪律等多项承诺(人民日报评论员,2018年7月11日)。美国当地时间7月10日,美国还公布了拟对中国2000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7月11日,《金融时报》报导,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8票对11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阻止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不断加大行动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过推文推出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战政策。由于美国的这种行为,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警告称,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开始动摇(人民日报评论员,2018年7月12日)。美国优先的原则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关系。中国是否就接纳这种体系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实,美国今天的行动只是美国国内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累动量。在1999年12月世界贸易会议召开期间,会议召开地西雅图就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有组织的抗议(Baron,Kemp,2004),引起了许多关注(Bazerman,Baron,& Shonk,2001)。2004年,萨缪尔森就提出一个问题:假设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美国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会怎样呢?他的回答是,中国将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而这将以永久性地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8】这种种情况表明,自亚当·斯密(1776)提出自由贸易主张200多年以来,世界要面临新型大国关系了。在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下,一个国家如何争取本国的贸易利益乃至经济利益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很显然,贸易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这至少包括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企业主体。中国一旦突破外国产品的垄断地位,外国产品价格就直线下跌,外国企业利润就大大下降,外国知识产权就丧失作用。有研究认为,美国当年要中国加入WTO,核心就四个字:市场经济。美国是通过要中国加入WTO,使中国进入到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而且是作为一个附属国。美国不可能希望中国取其而代之。那么,美国人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又到底是什么呢?是以公有制企业为微观主体(王今朝,2017)的经济吗?很显然不是的。这样来看,中国即使要继续走自由贸易的道路或者继续延续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困难了。就招商引资而言,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外可引技术也逐渐枯竭了。李若谷(2018)指出,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对中国的看法,即使知华派、友华派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美国的党派和阶层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美国的重要文件反映出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机构方面整体对华的敌意。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美国认为,它的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经济体制竞争。李若谷(2018)指出,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不是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端。美国可能从经贸上与中国脱钩,重返TPP,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重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和体制。李若谷(2018)指出,现在的关键是中国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加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未来。有不少国际学者也认为,如供职于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米夏埃尔·齐恩(Michael Zürn)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遭遇了合法性的困扰。在这样的大国关系背景下,仅仅就贸易谈贸易,无法为本国争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2017年3月18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国际经贸学院与上海市教委知识服务平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贸易学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专委会联合主办,以“全球化变局、国际经贸形势与大国战略”为主题的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古北校区举行(徐美娜、高宇、铁瑛,2017)。它有中国商务部政研室的参与。在会上,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认为,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而是与全球三足鼎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即北美自贸区、欧盟、亚洲/华夏(农历)共同体(Huaxia (Lunar) Community);一带一路,以横向调整促布局优化;亚洲/华夏共同体,则以纵向调整促产业升级,两者互补,构成我国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一体两翼”开放新战略。

三、中国未来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选择

19世纪的英国所主导的以机械化生产和运输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要优于17世纪荷兰主导的纯商业贸易体系本身早已表明,贸易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阿里吉,2009,第245页)。英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正是通过一战和二战中的自愿进行的基于不断丧失黄金储备和背负巨大债务的贸易而加速衰落的。美国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好多少。作为最大程度实现自由贸易的国家(除了农业和军事工业),部分因为与欧日的自由贸易,美国不仅从债权国转化为债务国,而且国际霸权地位不断削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布兰查德等(Blanchard and Milesi-Ferretti,2009)把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积累和德日等国贸易盈余所导致的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视为最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奥伯斯法尔德等(Obstfeld and Rogoff,2009)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2009)还把这个不平衡视为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主因之一(Barattieri,2014)。

张衔、李少武(2016)指出,国际贸易体系演进具有政治经济学本质。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至今,英国和美国先后主导了国际贸易体系,并根据本国国际竞争力由“弱-强-弱”的变化,采取了“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保护贸易”的政策循环。TPP和TTIP就是这一政策循环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看,英美两国根据相对生产力水平调整国际贸易政策是为了争夺和维持其既有的国际贸易地位,进而建立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应该采取国家干预和各种贸易政策组合的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以应对TPP和TTIP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退出TPP,但张衔、李少武(2016)的分析结果依然是科学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国际贸易博弈不仅是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而且是制度和生产模式的竞争。到底是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还是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已经超越了纯经济的考虑,而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究竟如何塑造21世纪经济前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叉的综合性重大问题。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国际贸易的理论更加碎片化,难以再有一统江湖的理论。实际上,表面上一统江湖的自由贸易理论也存在许多对立面。18世纪末的美国如汉密尔顿等人和19世纪初期兴起40年代形成的德国历史学派都认为,自由贸易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国家。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宣扬的是自由贸易理论,执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当考虑到这些对立的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的一统天下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了。在国际投资领域也是如此。在西方推出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之前,列宁就指出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有表现。

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将是结构化的,有的贸易可以实施比较自由的政策,有的贸易必须加强管制(如中国已经限制了外国垃圾进口),有的投资可以是比较自由的,有的也需要加强管制(如中国必须限制高科技出口,也应该限制外国金融投资,毕竟,中国并不缺少金融工具)。只有这种结构化的政策才与世界的辩证本质相一致。而且,既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的主体应该更加转到依靠公有制企业上来。转到依靠公有制企业,就可以使中国的结构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 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 邓娜、侯少夫:《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开放导报》,2012年第6期。

[3] 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4] 景莉、曹明福:《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比较优势论》,《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1期。

[5] 李若谷:《解读贸易争端背后的中美关系》,《经济导刊》,2018年第7期。

[6] 李若谷:《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7] 林玲、余娟娟:《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利益的转化与维护》,《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

[8] 王今朝:《国有企业相对私有企业的效率占优性》,《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9] 萧冬连:《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18第4期。

[10] 张衔、李少武:《2016. "国际贸易体系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11] Barattieri, A., 2014, “Comparative Advantage, Service Trade, and Global Imbala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2: 1-13.

[12] Baron, J., Simon Kemp, 2004, “Support for Trade Restrictions, Attitud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5, 565-580.

[13] Obstfeld, Maurice and Rogoff, Kenneth, 2009,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Products of Common Cause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31-172.

注 释:

【1】政治不独立的经济体可能被迫接受不平等贸易甚至罪恶贸易(如鸦片贸易)和掠夺性外资。

【2】有时,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需求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3】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贸易、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后,缩减其规模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更要求政治领导人具有未雨绸缪的前瞻力、预测力。

【4】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国对苏关系后来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减少了与苏联的经济政治联系。

【5】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14713.html,2005年01月12日。

【6】时卫干:《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被外资控制》,http://www.etmoc.com/market/Newslist?Id=5635,2006-09-04。

【7】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上海登上了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他在现场说:“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http://news.cntv.cn/2014/05/25/ARTI1401018666009614.shtml,2014年05月25日。

【8】保罗·萨缪尔森,秦棋. 自由贸易:福兮?祸兮?[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1):64-69.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研究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昆仑策网”,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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