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如何更好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我国居民整体生活的全面提升,我国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改善,国家也更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科研条件。这样,我国广大科研人员包括世界史青年专家队伍的科研生产力必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因此,我国由历史学大国转向历史学强国,我国世界历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实现更好发展和更大繁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导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十三,敬请垂注。】

张顺洪: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如何更好发展

作者简介:张顺洪,1955年生,湖北云梦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帝国史、中英关系史、世界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简史》《世界历史极简本》《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英人评华》(British Views on China)(英文著作)《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一、世界历史学70年发展成就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中国史学历史悠久,两三千年来我国一直是历史学大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媲美。但是,仅就“世界历史学”而言,我国则属于后起之国,与欧美大国相比,我国世界历史学形成较晚。在新中国诞生前,我国没有系统的世界历史学,只有外国史,而外国史也是很不全面、很不系统的。真正的世界历史学是在新中国诞生后形成的,是在学习借鉴苏联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友好关系,我国史学界与苏联史学界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苏联的历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苏联的历史学家也受邀来华讲学。我国也派出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历史专业。在大力借鉴苏联历史学的基础上,我国很快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世界历史学得到快速发展。一批培养世界史专业学生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建立起来。我国世界史专家也陆续编写出学术著作,到60年代初,已出版了中国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

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学界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学术交流。41年来的总趋势是:我国世界史专家出访不断增多,国外学者来访也不断增多;历史学研究生大量增加,到国外学习历史的学生也在增加;世界史教学和科研机构也有增长;大量国外历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且呈快速增长之势;推出了多种新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和国别史著作;世界史领域的专著大量出版;世界史刊物得到发展,以书代刊逐渐增多;国家对世界历史学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从2011年起世界历史学成为一级学科,学科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世界历史学可以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取得了巨大成绩,正在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但是,我国世界历史学与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发展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适应,同西方的世界历史学相比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我国世界历史学仍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方面还比较严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对我国世界历史学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话语体系对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冲击。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和西方学术著述的大量译介,我国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点和学术倾向,例如淡化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史的倾向,近些年来在我国学术著作中、包括某些教材中就有体现。西方学术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学术界也有一定冲击,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这种现象在世界史领域中也是有所表现的。有的学者不重视唯物史观,热衷于西方资产阶级史观;有的学者忽视社会形态史研究,刻意回避社会形态问题;还有的甚至否定社会形态理论。

在学术风气方面,也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学风不严谨现象,学术批判和争鸣开展得还不够;我国世界史人才队伍还需要大力加强,不仅要扩大专家队伍,而且亟须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学术机构需要增多,学科布局还需要完善。

二、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如何实现更好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019年1月,经中央决策,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了。这是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历史学发展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大力推进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世界历史

在我国世界历史学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我国世界历史学“守正”的关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善于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与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就要深入研究探讨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演进的规律和趋势。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如人类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必须加以深入研究,不能回避,不能边缘化。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在进入阶级社会阶段的客观存在,研究世界史,就不能忽视世界历史进程中这种客观存在,而且要深入研究。这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必需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术界不少人忌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回避和淡化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研究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主张大搞阶级斗争。相反,把历史上的问题研究清楚了,让客观历史成为启示人们的教科书,则有助于防止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的激化,防止发生激烈的阶级对抗。

坚持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历史研究者要摒弃按个人的愿望和想象来撰写历史的倾向,坚持科学精神,广泛掌握史料,做到深入探究,论从史出。

(二)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目前,我国世界历史学虽然已形成基本的学科体系,但在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学科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在“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下各次级学科和专业,有不少需要加强和补充。例如,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等学科还比较弱,需要大力加强;许多中小国家包括我国邻国的国别史需要加强;国际共运史学科也需要加强。同时,需要开辟或突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新的次级学科或专业,如社会形态史、国家兴衰史、原始社会史、美洲古代文明史等等。此外,世界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如奴隶反抗斗争、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等等,也都需要加强研究,形成新的学科或专业,以便构建更加全面的世界历史学学科体系,从而更有利于研究和揭示世界历史全貌,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世界历史学也要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新兴领域的研究,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贫困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等等。同时,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建立新兴学科,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

学术体系比学科体系的含义更为广泛,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学术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从研究和教学角度讲,我国世界历史学的研究院所、研究中心、大学院系等学术机构的数量还需要增加,在综合性大学和文科类大学,一般应有世界历史系,至少应有世界史教研室;现有机构的规模也需要扩大。世界历史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的培养机制需要完善,特别要加强新兴专业和薄弱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以有利于在新的研究领域尽快培养出更多人才。从科研成果出版和发表角度讲,当前我们需要涌现出一批以出版世界史著作而知名的出版社;目前世界史领域正式刊物还比较少,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历史学各学科网站还不齐全,现有的网站建设力度需要加大,要形成有特色、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学网站系统和有力的世界史学术成果推介平台。学会、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平台也需要加强,要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要形成有特色并在国际学术界处于先进水平的世界历史学知名数据资料库,形成符合我国世界史学科特点的学术评价体系,不照搬西方评价方法。还要形成世界历史学优秀作品的奖励机制,使优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更大社会效应。

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国资”作为坚强后盾。世界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也是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又易受国际学术史观的影响,因此其发展繁荣不能由市场主导,国家要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我国世界历史学亟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现阶段在国际学术界占优势的是西方史学,其话语体系对我国学术界也有不小影响。西方史学中占主导性的是资产阶级史学,关于资产阶级史学,恩格斯曾有过精辟论断: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的确,这种伪造历史的现象在西方学术著述中并不鲜见。“伪造”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不一定是赤裸裸的造假,例如强化历史事实的部分,有意忽视其他部分或加以掩盖,就会歪曲历史真相,达到伪造历史的效果。此外,蓄意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疑更是在伪造历史。福山站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刻意推出了他的“历史终结论”,鼓吹从此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完全主宰全球,万古长存,福山因此而名噪一时。亨廷顿推出“文明冲突论”,把历史上相关国家和地区一系列冲突归结为“文明冲突”,他罗列了不少现象,却隐瞒了“文明冲突”现象背后真实的利益矛盾。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出于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渲染中国明清王朝为“帝国”,并刻意与西方“殖民帝国”相提并论。英国的帝国史专家约翰·达尔文在其《帖木儿之后:1400至2000年全球帝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

【“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保持了庞大的亚洲内陆帝国: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

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30年代庞大的清帝国边界相同。约翰·达尔文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帝国史,而帝国都是要终结的。“历史上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没有任何帝国是永恒的。崩溃的原因是很多的。”该书最后一章标题是《帖木儿的阴影》,其首页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天安门城楼照,照片下方的文字是“天安门广场:帝国依旧在”。这里,这位牛津大学知名教授的用意可谓昭然若揭!

在西方历史学著述中,资产阶级史学话语体系的问题很多,与西方学术界打交道,我们会经常碰到这类问题。例如,把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挂钩,变着法子宣扬殖民扩张殖民统治的历史功劳;强化疾病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刻意淡化西方殖民侵略者对美洲居民的大肆屠杀;淡化殖民抢劫和掠夺;把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称为“土匪”或“叛乱分子”,等等。

显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话语体系包括概念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和明显的阶级烙印。因此,我们在与西方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引用西方学术著述和研究材料时,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学术意识,要善于分析甄别、消化吸收,不盲目崇拜,不生吞活剥、照搬照抄。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不断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三)全面加强世界历史学人才培养

在新时代,我国需要扩大世界史研究专家队伍,特别是要扩大一些亟须发展的学科如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学科的专家队伍。在这方面,尤其要重视亚非拉地区一些国别史的研究,如中国周边国家史,伊朗史、伊拉克史等西亚国家的历史,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并扩大相关专家队伍。同时,要注意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上,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培养多语种人才和小语种人才,包括培养掌握历史上重要而如今已不通用的语种的人才。要培养大批能够运用历史上文字和当今小语种的专家,尤其是掌握亚非拉地区语言文字的专家,这是提高我国世界历史学整体水平的必要步骤,是由世界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

在扩大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专家队伍的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这是正确认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需要的,也是现阶段有力应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潮冲击所需要的。

我国是传统史学大国,史学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优秀基因。我国世界历史学专家队伍,应积极从传统史学中吸取营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学科体系。

(四)要着力研究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史

在新时代,我国世界历史学应加强社会形态演进史的研究,并且以此带动世界史整体研究工作。高度重视社会形态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有之义。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根本问题,不研究社会形态史,就无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和趋势。实际上,研究社会形态演进史是世界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社会形态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简单地理解,笔者以为社会形态就是社会的存在状态。每个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存在状态,社会的存在状态当然是不断变化的,不断演进的。没有静止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有其相对稳定性,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共性。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大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出现了五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状态。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特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研究社会形态就要研究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研究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互动。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在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存在状态。当然,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是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受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推动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无疑,深入研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将会大力推动我国世界史领域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提高我国世界历史学的整体水平,同时也是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历史学的关键步骤。

只有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我们才能深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为什么今天我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我国居民整体生活的全面提升,我国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改善,国家也更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科研条件。这样,我国广大科研人员包括世界史青年专家队伍的科研生产力必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因此,我国由历史学大国转向历史学强国,我国世界历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实现更好发展和更大繁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本文原载“党建网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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