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创新发展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交叉作用,必然产生多方面的风险,并由于这些风险,必然付出诸多代价。但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展,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时期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品交换体制选择的基本理论,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贡献。根据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是一种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理论的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这个历史地位定位,可以科学回答围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种种争论。在它们的基础上,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已然成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创新发展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文章很多,但似乎并没有讲清楚相关的理论问题,还不足以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和它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正风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提出上是困难的,在实践上是高风险的。不困难,无风险,不足以显示这个理论的价值。困难和风险之处不在于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他们的许多反对也是有道理的),[①]也不在于西方人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附着物,而在于究竟怎样才能科学地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对接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既集中(整个经济的运行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分散(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而不只是主要满足少数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经济运行机制。笔者没有见到有作者系统地论述这个问题。[②]事实表明,就连邓小平同志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困难和风险。他在晚年说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以及其它一些话,[③]也是证明。

第一,集中体制尽管有各种缺点,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核(如公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计划等)。在改革中保持集中体制合理的内核并克服其缺点是非常困难的。改革需要凝聚共识,但在凝聚共识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理论和政策的偏误。比如,当中国给予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注意力时,那些主张中国应该维护和加强公有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观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④]但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并没有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发展(如生产出大飞机、汽车、芯片、操作系统等)。直到十八大召开,我国在许多战略性产品领域都采用了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说“市场换技术”的路线,过分依赖招商引资,[⑤]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颠倒过来。应该说,这个代价是巨大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代价的产生是因为我国在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实施上没有很好地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论、矛盾论观点,给予了市场经济以过分的注意力。关羽因为过于关注襄阳、樊城,没有给予荆州以足够的注意力,结果败走麦城。所幸的是,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没有把足够的精力配置到许多关键产品领域,但由于我国人民勤劳、智慧,人口规模大,也由于并没有完全放弃公有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经过70年发展,我国也在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供应、通讯、建筑、高铁、沙漠治理、教育、医疗等)以及经济总量上取得骄人成绩,已经难以为他国所撼动,这就使得我国在经济上处于不败之地。我国一旦处于经济上的不败之地,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失误,即使十分重大,也可以不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全局产生逆转性影响了。今后一段时期,只要总结过去的教训,纠正存在的问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遇,[⑥]我国就能更好地前进了。

第二,分散尽管有许多优点,但其缺点也难以避免。早在毛泽东主席时代,我国经济就有“一统就死,一分就乱”的倾向。市场取向的改革本身就是分散化改革,必然会出现诸多严重的混乱。

第一种混乱是,国内外有许多势力,如主张中国走私有化道路的国内的、党内外的势力以及诱使中国走私有化道路的国外势力,以及各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会试图把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诱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会炮制各种理论煽动这种进程。我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也使得这些势力有了经济基础,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也会扩大。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初还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更缺乏对它的正确的本体论认识,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为国外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所诱惑,一些领导干部很容易产生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好”,或者“至少没有什么可怕”的错误观念,我国在改革政策制定上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跑到中国,兜售一种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并被当时的重要决策者所采用。

第二种混乱是,在“试试看”、“大胆试,大胆闯”的改革思维支配下,尽管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既然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⑦]又加上所有制结构上的松绑,在现实中,就必然使得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在一些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异化,从而至少部分趋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竞争是无序的,收入分配是分化的,商业关系是尔虞我诈的。毋庸讳言,在我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这些现象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有的至今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本来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建立的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结果一旦发生,实际上就是颠覆性的错误。当前,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已经占据较大比例,使得这种风险并不是危言耸听。毫无疑问,西方是乐于见到中国发展到那种地步的。

第三种混乱是,如果我国犹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时间过长,各种矛盾就会多发、频发,而且挥之不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如果我国没有及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我国完全可能重蹈苏联国家解体、共产党失去政权的覆辙。十八大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混乱极其严重,多种资本集团兴风作浪,而西方又在世界多个地方推动颜色革命,显示这种风险的客观存在。[⑧]

所幸的是,尽管上述三种混乱的情况都不同情况地存在,但从1978年到2012年,我们国家基本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终于迎来了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综合以上,可以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我国的真正风险在于,我国经济不能不集中,但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地集中,我国经济不能不分散,但又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分散,不能从根本上、不可逆地损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终要确保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只有保证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地位,用公有制企业来实现分散(公有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进行交换),才能在所有可能的战略领域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才可能让最广大的人民共享发展成果。[⑨]那种认为只有一种集中(即只有斯大林模式那样的集中或只有用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解决交换问题)或只有一种分散模式(即只有资本主义分散模式或一切交给市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方法论的。从改革开放的实际看,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未能很好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方法论出现集中不足而分散有余。为此,我们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代价。而对所有这些,在已有的学界的理论阐述中,似乎都没有明确、系统、凝练的表达。只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蕴含了上述表达。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贡献

于祖尧1979年3月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文章,常常被认为是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文献。实际上,我国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要早得多!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更早时期,在1960年至1962年中央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出现的“三自一包”提法中就包含“自由市场”的概念。[⑩]卓炯的《论商品经济》(1962年)、孙冶方的《论价值》(1959年)、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写于1957年)都提出了中国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11]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不得不和白统区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也有过中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表达。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2]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

【“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3]】

这些理论与实践表明,我党在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许多历史渊源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经过1949-1976时期的发展,中国已经利用类似苏联但又有所创新的计划经济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和各种公共设施(如教育、医疗、水利、科研)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然而,正是这种跨越式发展使得传统计划经济的不足方面开始上升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传统计划经济的不足,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在各种公共设施的支持下,仅仅用国家调拨和国家定价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所生产的大量产品的交换需要了。在不完全否定国家调拨和国家定价的合理性的基础上,[14]需要有另外的适当体制来实现交换,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是马克思交换反作用于生产的原理使然。而且,生产越发展,产品分散交换的要求就越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无法完全处理日益庞大的交换任务了。在中国,商品经济概念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这种客观事实所做出的理论反映,就是马克思交换反作用于生产的原理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活的应用。这是因为只有新中国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提出产品如何出清的问题,才会使这个问题的矛盾地位上升。从这点看,提出商品经济概念和市场经济概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当然,把解决交换的问题提出来,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生产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在1979年时,中国许多物品依然短缺。[15]但中国确实已经生产出了大量的产品需要通过一种更为优化的方法来出清。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交换。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生产出了大量商品,从而需要克服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自十月革命以来,直到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国家解决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问题。尽管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产品实现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都没有能够稳定下来。在俄国,列宁敏锐地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的观点,[16]甚至认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17]但不久,在新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就为斯大林模式所替代了。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势所必然之理,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科技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打赢二战等等),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能够处理好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和理论遗产,没有探索出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体制,再加上种种矛盾,结果导致苏联解体。因为这涉及两大转型问题,一是由战争状态转向和平状态,二是由供给极度短缺转到供给相对丰富。这两大转型对实行新的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波兰,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统一工人党议会党团主席、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主席并拥有多个崇高学术职位的兰格(O. Lange,1904-1965)在1957年曾针对斯大林模式、南斯拉夫模式提出“波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型”,主张把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和方向与尽可能多的分散管理结合起来,但也没有转化为现实,结果,波兰也在各种改革试验中巨变了。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任何改革都是有极高风险的。唯有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维持了政治稳定和GDP快速增长。这个成就是巨大的,其意义不亚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究其成功原因,不能不说,我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找到一种适合一定发展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制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毛泽东主席的一些经济主张的关系呢?表面上看,二者是有许多矛盾之处,但实际上,二者具有高度吻合之处。毛泽东主席革命的一生都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置于革命策略的核心位置,在晚年,尤其注意到发挥地方积极性和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疾苦问题,并把它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只不过,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高度关心生产,把交换作为次要问题),又时不我待,因此,难以在有生之年完成我国经济在生产大发展后的交换体制调整、完善的任务。毛泽东主席把主要精力用于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抓革命促生产)正好显示了毛泽东主席经济学的博大精深。这也是他作为唯物辩证法哲学大师使然。正是毛泽东主席时代中国生产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大发展,才使得交换体制调整和完善的任务在他生前和身后的我国突出出来,才使得我国交换体制的改革能够在长期经历腥风血雨从而久经考验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经过艰难的探索逐步明确起来。[18]从实质来看,我国经历70年所得到的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结论,依然基本上是陈云1979年3月8日写的《计划与市场》讲话提纲所做的阐述。他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19]十八大后,我国已经进一步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内涵。[20]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经济有四大活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马克思的这个分类是正确的。根据这个正确的分类,旨在解决和平时期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问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但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要的主体的交换经济,而不能是以私有制企业为市场主要的主体的交换经济。公有制企业不能交换吗?当然可以。所以,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当然是兼容的。从市场的交换本质来看,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既然存在交换,它也就是一种市场经济,只不过,公有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较弱,而政府的作用较强罢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公有制企业各方面的力量必然增强,必然能够更加自主地、自觉地从事交换,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供给主体。相对资本主义私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给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作为市场供给主体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必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因其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生产所催生的交换问题而为世人所承认。

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还认为,在生产与交换的关系中,生产决定交换。没有生产,哪里来的交换的产品?而且,生产条件往往也决定着交换条件。比如,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成本就越低,交换的价格就越低;生产总量越小,交换就可能越需要借助于与自由市场相对立的配给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的理论是比关于市场的理论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理论。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正是由于忽略二者的主次关系,缺乏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主流理论,导致我们在许多领域没有能够生产出本来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1976年时,本来中国可以生产汽车、飞机、计算机了,但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些领域的生产都停滞了。中国这些生产已有起步的领域在不适当地应用市场经济理论中停滞不前了,而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领域以价值实现的机会,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繁荣。这本身就证明,关于市场的理论是比关于生产的理论更次一级的理论。不承认这一点,就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中推到错误的极端。实际上,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也同样认为,经济落后国家生产力低下,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交换,根本谈不上市场经济,因此,也谈不上用市场的办法去发展经济。从学理上看,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这一观点的价值实际上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生产决定交换这一基本原理。

四、一种可能的理论综合

今天,当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供给主体的市场经济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理论的理论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们综合一种新的理论呢?我认为是可能的。我在2018年出版一本专著推出了一种占优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21]这种理论认为,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微观基础的生产才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占优模式。[22]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占优模式当然会容纳市场机制,只不过这种公有制企业为主要的微观主体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理论吸收了也证实了中国1949-1976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如大力发展公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鞍钢宪法等),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加进去,依然可以叫作占优经济发展模式。它可以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学术说明,从而为我国凝聚共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提供一种基础理论参考。

比如,根据这个理论,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才是中国长治久安之道。

再如,根据这个理论,无论是基于国家计划委员会性质的机构的计划经济还是基于更高企业自主权基础上的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微观供给主体的市场经济,都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商品价格要基本遵照劳动价值论来确立的相对价格水平来确定,不能让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金融业、创新部门)凭借高价格甚至是畸形的高价格来获得暴利,除非国家能够把暴利行业的利润抽走,用于全社会的利益。否则,国家的价格体系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价格扭曲。

又如,根据这个理论,西方式的减税并不一定是好政策。因为政府支出可能有增无减,频繁的大规模的减税一方面导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另一方面可能有利于少数已经富裕的人群,增加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①] 王森:《矛盾与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路不平坦——访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祖尧先生》,《经济师》,1993年第6期。吴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探索——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于祖尧研究员》,《红旗文稿》,2008年第18期。

[②] 早在1949-1976年的28年里,我国经济体制就曾经反复遇到过集中和分散的关系问题。查阅知网可知,至今,很少有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献。

[③] 《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④] 其实,早在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立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军事转移到经济的指导思想。

[⑤] 中国一五计划的实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苏联的援助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招商引资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都在努力争取外援,但它们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自力更生的程度来衡量。

[⑥] 如全球气候变暖、美国整体衰落等带来的机遇。

[⑦] 实际上,中国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商品化、市场化改革思想可能就是受到苏联、东欧的商品化、市场化思想启发而产生的。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就开始拒绝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开始各种所谓改革。从一些资料可以推测,苏联、东欧的这些改革实践和理论发展必然通过有机会接受这些资料的“高级学者”影响中国。而从本体论来看,苏联、东欧的这些改革实践和理论发展中,不少可能就是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因为苏联、东欧与资本主义国家距离接近、渊源颇深。所以,早在毛泽东主席时代,中国所出现的一些改革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西化的结果。毛泽东主席对此也一定是早有发现。

[⑧] 很多被许多人认为是左翼的学者实际上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后果表达了极为合理的关切。

[⑨] 当我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可以进一步分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要性就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进一步降低了。

[⑩] 潘淑淳:《三自一包》,《档案天地》,2010年第11期。

[11] 似乎可以说,这些学者都是用纯逻辑的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必然是商品经济的,没有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依据。比如,卓冏认为,分工必然导致商品经济。参见李炳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比较:顾准与卓炯》,《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435页。

[14] 在国家面临战争时,依然需要计划委员会来完成各种战争所需交换;在和平时期,国家的投资方向也需要有类似计划委员会的机构来确定。

[15] 注意:这种短缺不是科尔奈所说的那种短缺。

[16]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7页。

[17] 《列宁选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1页。

[18] 西方一种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它只是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实际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长期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参见王今朝、张艺、龙斧:《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1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页、71页。

[20] 在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还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由于技术的发展,未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会更大。这就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而这又涉及一系列问题。又如,很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国所分析的私人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关系这一重大资源配置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只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解决,但什么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怎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21]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2] 从理论上说,公有制蕴含着、体现着天下为公的思想。从现实来说,也并非一公就灵。公有制解决了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但还会有自身矛盾。比如,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如何有效创新、如何真正实行人民管理,都需要解决。

(该文的一个版本在《人民论坛》总第647期(即2019年10月中)发表)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910/52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