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劳动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乃是在于: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劳动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题引】

楔子

(一)

困难的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二)

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三)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管子:《管子·八观》)

(四)

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因为劳动不是按生物方式决定了的……但是在一切人的劳动中有目的论,它和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立场克服了必然和自由之间的传统对立,我正是从这种立场来撰写我现在的著作的。但是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不是在设法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著作的名称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而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你们会意识到这个差别的……我希望它会表明我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卢卡奇:《卢卡奇自传》)

(五)

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形式……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彼此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六)

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众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马克思是外国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资本论》有详尽的中译本,且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迫奉读的人不计其数……虽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能把理论写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于是变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在历来的所有经济学者中,只有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价值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这种“引证”,是不能被任何科学规格所容许的。(张五常:《马克思奄奄一息》)

(七)

哈贝马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独特的批判,并没有反映出劳动价值理论本应具备的经济学特性,而是从现象学的思想背景出发,颇具争议地将劳动价值理论描绘成一种试图为观察语言和理论预言之间的转译提供规则的尝试……(但是)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的解释以及他自己的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提出,交往行为不可避免地依赖经济因素,因此,交往行为依赖目的行动。这只是哈贝马斯之前反复提到的马克思由于依赖生产方式而没能将劳动交往加以区分这种说法的另外一种表述罢了。(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

(八)

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在某个物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比如像汇率一样不包含物质要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九)

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如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单独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行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十)

各种得到不同发展的存在形式,绝不是从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范畴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被理解为这种范畴体系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相反,它们是依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存在过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存在过程能够使更复杂的存在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十一)

(因此)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个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价值(形式)

什么是唯物主义呢?此是正面阐述它的规定的第一回。从经济形态而论,劳动当是其第一个范畴。《资本论》锁定价值的运动和构造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逻辑的力量盖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里主要是弄清楚“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所谓:荡胸生层云,阴阳割昏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注:应于这一意义项下解读马克思的话语:“我希望……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89页)这样就排除了谬见:“马克思议论中的任何一个有实质的论点都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伏尔泰说,你可以靠魔法来杀死一群羊,如果你同时给它们很多砒素的话。在这一幅图里,羊很可以代表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辩护人;马克思的锐利的眼光和对压迫的强烈憎恨提供了砒素,而劳动价值论则提供了咒文。”(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22-23页)以及显露出一些误解的实质所在:“马克思自己在一些方面也和当时以及后来的理论家一样,用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结构的基石,开创了理论的新纪元。他的价值理论继承自李嘉图……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断方法、社会学涵义上有许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关心的纯理论的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差别……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价值理论不令人满意……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的‘源泉’和‘原因’……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要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问一下‘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也许更重要,真正的困难在于它做得是如此不好。”(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2-23页)】

(一)

劳动二重性(学说)说到底是事的二重性理论。第一重性自然是第二重性发展的物质条件。以此而论,各门工艺学是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前提,第二重性是第一重性发展的应有之义。换言之,二者在规定上必须同时和如影相随。第二重性反映劳动一般之成长史过程。这些特征锁定了劳动一般的历史特殊性的规定。

正如历史批判与理论批判是一体的,理论叙述与实际的历史讲述本质上也是结合一体的。就是说,劳动二重性更换原来由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占据的位置,这是恰当地阐说“社会存在者”之需要。它们规定相对,在讲述上,则是否定式的发展。按照恩格斯的权威说法(在为马克思撰写的传略中提供了这一说法),劳动二重性作为完全达标了的“科学规定”为“两个伟大发现”提供了宏大基础;并且,马克思是以历史学家工作身份做出,从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他重点谈到:

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335页】

亦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发现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件。劳动二重性指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关系和结合性质,指示空间规定中的时间规定(即演历),使空间不独是形式上的运动(即演化),而牢牢锁定在成长过程规定上;这实际上突显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结合规定背后的生产方式的实存性,把生产运动的全部规定性和把全部的发展规定性聚焦在生产方式这个工作用语上。“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7页】

“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80页】

“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解释这些矛盾。”为什么非要如此?因为即使最优秀的资产阶级代表李嘉图“却不是揭示这些矛盾,而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是形式的东西。”同时,它也解决了熊彼特的困惑。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18页】

(二)

也许出于对马克思宏大叙事的否定之否定风格的过分宣扬,也许出于对波普尔的追随,熊彼特把马克思首要性地视为“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以此编排对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工作评价。因为已经预言了一个信奉“社会主义宗教信仰”的马克思,也就不可能再把他的社会阶级理论同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历史追溯联系到一起。而缺乏这种联系,熊彼特的任务——直接工作目的只是写出思想史。他这样讲到:

这个理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并由它产生了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和文明的方式……(2)生产方式本身有它自身的逻辑……当然,这个理论确实是理解人类历史秘密的万能钥匙。如果我们有时对它的运用感到过于幼稚的话,我们应当记住它是用来取代什么样的观点的。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甚至是还不够完善的经济史观的姊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马克思没有写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的观点,这很难理解。他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能因为阶级这个概念是他看问题的根据,以至于他感到没有必要写出它的明确的定义。【注: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1-13页】

可一旦把抽象劳动认定是历史实体关系,阶级实践就必不可少地涵括进来,并从中发展而出。所谓“生产方式本身有它自身的逻辑”,则不过指历史生产运动。整体概念的生产方式是从历史方面来看待的生产运动,由此,它产生出具体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实体。

【注:这就需要将生产方式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辩证隔开。劳动异化理论未能实现这一目的,乃是哲学主导的历史科学架构。1847年以后,马克思着手开始对劳动异化理论予以修订和扬弃的工作:(1)将劳动的历史理论归结为一定的生产方式理论,(2)从中产生出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以资本为中心内容的生产关系理论。上述两个理论体系的工作合一整体突显了历史的规定性,最终驱走了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在场。】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事实上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明确: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做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 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334-338页】

(三)

将价值(形式)从众多概念中提取出来,作为抽象劳动社会内容的表达,作为一个规定总体,是为了重点显示范畴生产的整体性特征。这里主要是弄清楚“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关系:从商品生产方式的整体发展中来,回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相互依存关系。生产关系实体的运动和生产关系实体的构造在认识上统一化了,突出了研究对象的时空统一的工作规定。生产关系实体既表达为实体本身,又表达为实体发展结构,突显了商品生产对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上的逻辑统一性。表明在工作体式上,价值(形式)仅仅是劳动二重性的实践结构。“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14-115页】

熊十力这样说:“《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者,道体之发用,而道体不即是阴阳。从来误解者,直谓阴阳即道,而忽视两一字。程子曰:‘阴阳非道也,其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此为得之。细玩两一字,则明道体之成变化,而显为一阴一阳,故于此而谓之道,盖道体浑然绝待,岂是阴阳二物之合。但其成变化,则显为一阴一阳。”这里,也把阴和阳看作依托本体(母体发展规定)的母子关系构造,——这很类似马克思的本质-现象关系实践构造。所以他说,“譬如一大海水,其成变化,则显为各各沤波也。道体不即是阴阳,然不可离一阴一阳而觅道体。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犹之大海水,不即是各各沤波,而不可离各各沤波,以觅大海水。乃即于各各沤波,而名大海水也。”【注:《熊十力选集》,吉林出版社,2005,第177页】

所以:“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另一方面,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因此,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正如一般说来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会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才能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并且显示出例如像货币这样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这些规定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所以严格地说,“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180页】

正如交换关系没有理由离开生产关系独自生存,价值形式亦不可能脱离价值本身而独存;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母子共进。如此,它们在历史中的“变身”亦是同步的。可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四)

米克成功归纳出马克思的工作要点:

《资本论》事实上是关于“疏远化”的一部书——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是关于两种不同的但又紧密相关联的疏远化类型的一部书。区分这两种类型是很重要的。第一种类型的疏远化……是与商品生产本身相关联的。从很广泛的意义来说,马克思在这里的基本观念是,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发展了,也由于商品生产发展了,个人的依赖关系逐渐被消除并最终被取代,人的劳动具备了双重的性质:具体的(或效用生产)劳动和抽象的(或价值生产)劳动。这后一种能力只是在社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时,它才具有……第二种类型的疏远化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关联的。这一种类型的疏远化最终是由第一种类型产生而又加以升华,并且似乎变得超出在第一种类型之上……《资本论》的整个论点就是,马克思在那里所关心的并不是悲伤这些疏远化类型的存在,而是要揭开对妨碍这些类型的存在(和重要性)进行充分认识的“神秘的幕”……但是,看来只从质的方面或者从社会学方面来这样作是不够的:因为在商品生产制度之下,“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了它后面的“个人间的社会关系”,它采取的是一种价格或价值关系的形式,因此还必须从量的方面来进行分析。当然,正是从这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学说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价格学说出现……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帮助之下,马克思相信,人们可以表明正是通过价格机制、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两种基本类型的疏远化才得以产生出来并继续下去。那么,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他的疏远化观念之间,确实是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的。说一个东西有交换价值,与说它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某个人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也与说它的生产者因此是“与他本人和其他人”疏远化了是一样的。说一个东西的平均价格是以《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方式与它的价值相背离,这与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一种劳动产品以及说它的直接生产者面临着一种“疏远力量”的资本,是一样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定莫过于:

在商品生产制度下,这种学说实际上是说物与物之间的价格关系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因为后者是以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所具体化的不同的劳动量表达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下,事物之间的这些价格关系是经过修改的,但是这种修改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它在量方面也是确定的。

【注:参阅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二版导言】

这种对社会实在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与对“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规定故意视而不见的想法大相径庭。因此面对伯恩斯坦之流的攻讦——将抽象劳动诬为纯粹思想上的构造(“思维的构想”“思维的公式”)时,马克思仿佛早预期到这一点。

【注:这些攻讦还包括下述(引文中包含了马克思对攻讦者的答复——那些马克思的愤怒的话):“‘甚至具有马克思那样锐利的洞察力,也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把使用价值(这畜生忘记这里说的是商品)即享受等等的承担者化为其对立物即劳苦的数量、牺牲等等(这畜生认为我在价值方程式中想把使用价值化为价值)。这是异类东西的替换。不同种类的使用价值的彼此相等,只有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使用价值才能解释。’(为什么不干脆说——化为重量?)”(《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349页)】

他为此准备了恰当的捍卫词:

我们已经看到,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具有这种对可感觉的个别性和偶然性进行抽象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些经济学家,他们反对由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理由是两个人(即使是做同一种工作)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不是绝对一样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他们本身就是动物,而作为动物,这些家伙很容易忽视这种情况:两种使用价值不会绝对一样(就像莱布尼茨所说的,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不会绝对一样)。同样,他们更容易把互相之间毫无共同尺度的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有用程度作为交换价值来估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263页】

剩余价值(形式)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注:语出《道德经》第七十五章】

这是中国先贤老子基于农业社会考察所说出的当时可算是最科学的话。马克思对工业社会的考察无意违背这一点,但力图超出纯分配观点,就是对代表性资本家生产关系进行考察,形成对规律性的实体对形式的关系的认识。就研究的方法而论,是申明这一工作实质:(1)必须能够从认识上对财产是关于生产条件之发生关系的规定予以把握,又在劳动发展的规定上予以显露,因之,社会经济在认识对象上必须准确归结于道地的经济形态;(2)始源的规定是对劳动的占有关系:产品形态中是对劳动的超经济的占有(劳役和贡赋)发展为对劳动的社会的占有(剩余产品),商品形态中是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价值)发展为对别人劳动的占有(剩余价值);(3)从而能够说,前一形态彰显出生产条件的社会规定性,然则,后一形态整体显露了劳动对生产条件的经济实质关系。空间和时间的母子关系是相互映衬的。这自然不是关于价值到剩余价值的纯推导,而是逐步累积起来的历史生长关系。

(一)

价值是根据,价值形式是价值的实存的规定。此外,“我们实际上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得以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1页】

然则就要求对“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实施历史分析,分析它们必然具有的历史发展特征,即“价值形式的特殊性”。这样,“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对马克思来说,他所假定的‘简单商品生产’是社会发展中历史上居于一确定阶段之前的形式——一般商品生产。所以,资本主义的到来必然要引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简单的’生产关系。它做到这一点是在商品生产本身总的骨架内进行的……所以,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说,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为了消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觉,人们必须首先理解,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如果我们要寻求马克思为什么‘从价值开始’的主要理由,以及为什么已把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之后,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主要理由,那么,肯定说这种理由将在这里发现。”【注:参阅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二版导言】

价值(形式)所指者,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体:商品生产劳动形式、产品交换形式以及它们的各种发展形态,乃是指财产占有关系即所有制的发展体式和工作上的耦合结构。某种意义上,价值(形式)不过是抽象劳动(形式)的各个历史化身,或者亦可说是其同时从认识方面来看待的发展支架。总体看,它既表达了财产占有运动的变化,又直接透露财产占有构造的变化,从而显露了生产关系实体本身的历史变化。这是应整体由价值(形式)引出剩余价值的理由。关于价值(形式)的发展史,米克这样来予以总体评估:

《资本论》里所要分析的不是全部人类历史,而是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广泛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本主义阶段。现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整个时期自然是以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为其特征的,这些不同的经济制度可以根据方才所讲的那样加以区分。然而就马克思的方法来说,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贯串这一整个时期的、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研究它的一般的抽象的形式。所以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分析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概括地和一般地表明,它在一切商品生产社会中如何“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其次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任务,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分析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经济关系这一简单广阔的图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旧制度而发生变化的情形。

由此,才能真正谈得上运用好“抽象力”这个分析工具,展开社会批判工作:

之所以在这里极力强调这一点,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意义以及这一学说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就必须掌握这一点。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要想从文义来把握他所讲的实质并再应用到今天的社会,那么这一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来说,阐明“价值法则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任务,实际上同阐明生产关系如何决定交换关系的任务没有两样。他从事这一工作所采取的特殊方式,大部分决定于这个事实,就是,他主要是想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进行对比。【注: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70-174页】

(二)

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是发展支架的一种历史变化,表明价值理论在说明历史生产规定方面的一贯性。

【注:这否定了由理性→价格体系→生产体系所支配的一般均衡学说。所谓均衡,不过是对牛顿系列定律(这些定律以力的天然存在和质点的无差异为认识性预设前提)的无条件确认,提升为“现象学定理”。既然事物的存在状态要么是运动,要么是静止,这是一项“认识真理”,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解释即可以构成一种逻辑张力,编织同义反复的认识游戏:运动→静止,或者反过来,静止→运动;它们彼此对立又同一,以致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被说成是“抽象的一”,这就是现象的运动学,这就是现象的“本质”。】

这一变化发生于商品生产内部进程中。具有这一转化工作条件:社会形式的成型。亦即是说,由价值引出交换价值的中介是特殊经济形式,所以当中介由货币形式改为资本形式时,价值规定必须变化,变为“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是这一价值规定的工作实存。价值、剩余价值(尤其后者)作为认识范畴,首先是思想史批判的工作结晶。这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而本能地、时而有意识地始终主张生产劳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它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推向前进,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并且虽然表面上,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其实,他们内心还是非常清楚的。相比之下,“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24-530页】

其次,剩余价值又必然是价值生产规定从实在史方面的延伸:作为劳动过程和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规定)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相较价值(形式)本身,剩余价值(形式)可以视作抽象劳动(形式)的特殊发展类型。

【注:马克思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以流通为条件,但不是什么流通决定论。《资本论》商品章的核心逻辑是基于人类生产的大背景取出“价值(形式)”规定,为后续的“剩余价值(形式)”讨论奠定基础。从商品经济的实际看,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以流通来连通,这是一巨大的历史发生关系。解决了这个中介规定,也就为资本流通研究打好基础,为其性质研究锁定航向。】

其间蕴聚历史转化过程。剩余价值的前提存在性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发展。其附着在起源上的特殊规定性在于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一日计算)严格区分成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劳动时间成为资本的直截了当的财产。从而,劳动过程的各种工艺要素始由货币(其一开始是作为流通手段看待的)所总揽,这意味着流通的因素掌管一切生产要素。

关于生产过程,还要指出:货币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说,必须转化为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转化为劳动能力的消费资料(即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转化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105页】

这一发展规定是可视的,不是什么社会抽象空间。因此,《工资》恰恰是了说明“劳动力价值的发展”而设。

我们也不能让一种假定的工资理论从属于资本理论。当工资的确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现时,相较一串在《大纲》中明确展开的主题,它看起来像是“独立的变量”。它的法则从《大纲》出发,主题是抗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它们直接把自己展现为宣告独立的章程。一旦工资被引入,整个分类系统就像它的存在一样必须因此而改变。我们必须从采用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从形式上的包容向真正为资本社会包容……工资、必要劳动力的数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它也从总体上决定了基础法则,包括必要劳动力的创新功能及其不可抵挡的上升趋势。自工资理论成为一种条件以来,它就成为发展规律。【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68-170页】

可见,人们思考《资本论》开篇结构的从商品开始,总是要么由思想史批判着手,要么直接从经济史入手;前者的工作主张促成商品(商品的本质是价值)作为了“逻辑起点(规定)”,后者是更明确地看到了商品生产实在史:商品生产和流通(单纯商品生产,例如欧洲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其实,两种主张是统合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够坚持把商品从而商品的生产确定为批判的发生和发展起点。归并上述两种思路的“批判起点(规定)”成就了真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上的研究,正如初等代数从数开始,广义的高等数学则要从集合和极限开始,它们分别代表完成不同的发展时代的特征和认识要求。

【注:“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从微分或积分开始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这是因为,马克思与数学家们一样意识到,‘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第一个经济科学家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人。自然他不会重蹈前辈李嘉图的覆辙,即在‘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第4页)】

既然一切元素均处在发展状态,那么,发生关系在起点上就是一个矛盾事物的总体。商品(生产)这个矛盾物因其显现经济形态社会的整体发展态势,也即完成了对生产本身的发展特征的历史显露。叙述的涵义归根结底由历史研究工作所涵容,以期完成对事实关系的全面揭露。

(三)

正如价值(形式)本身表达了所有制对所有制形式的工作关系,剩余价值(形式)整体上体现的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过程的直接占有关系;劳动过程的运动实现为财产占有关系上的运动,实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劳动过程的构造转换为财产占有关系上的“新构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得以历史脱颖而出。这种生产关系实体的发展是与交换关系发展本身有着内在关联的,以致,工人如果不进一步发展他们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生产本身也就得不到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们所要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里要指出的是,当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生产的真正目的,或者说,当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劳动过程对于资本的起初只是形式上的从属,活劳动对于对象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对于过去的劳动的从属,就使劳动过程本身的方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因而,同资本关系(要使它以发展的形式出现)相适应,也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155页】

一旦拥有独立化社会形式,资本开始创造自己的生产力,营造自己的空间;它彻底更换了商品生产的简单类型。这个时候,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就总体而言乃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内在生产力。“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583页】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发展,使资本的历史财产关系得以现实化,换言之,在现实的占有关系上,工人的劳动时间既是资本的绝对财产,也是资本的相对财产,既代表资本存续关系的绝对发展,又代表资本存续关系的相对发展。

它们母子共生,互促互进。一者是代表性的社会实体生产,一者是代表性的社会生产形式。以增殖为形式的社会劳动必然具有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内容和作为“经济形式”与之适应的各种形式(基本形式是社会性地获得剩余价值)。

【注:社会范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生产的相互关系已经表明了这种关系。相对剩余价值是在众多个别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过程中实现的,这里已经隐藏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在个别资本通过社会竞争方式聚集为社会总资本的过程当中显露出来的。】

这种工作关系是容易辨明的。转化条件不过是说明:母子关系既是发展时序上的,也是空间上必然的结构秩序。就前者而言,可以断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随着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无论绝对或相对方式,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均不是毫无限制的。我们从《资本论》中摘录这种轨迹:(1)“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身体上和道德上的活动和发展的正常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2)“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资本家起作用。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斗争的结果。”(3)“它迫使这些竞争者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就后者而言,它同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因此尽管对于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而言,从一定观点来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并成为普遍的方式的情况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或超额剩余价值,马克思并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对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进行过严格区分)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它的公平的价值得到支付,我们显然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在工作日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只有通过下述二种办法才能提高,或者增大劳动强度,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过来,如果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不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进一步延长工作日才能提高。”【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59、264、320-321、525页】

绝对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抽象性说明,相对剩余价值是对这种存在性的具体说明;前者肯定的是剩余劳动特殊形式本身,后者肯定的是劳动的特殊协作形式。一者是裸体的生产剥削方法,一者是穿上铠甲的生产剥削方法;尽管“裸体”,然而资本发展成为强制的社会关系,纵然穿有“铠甲”,然而在目的上,它服从于替换直接强制关系的经济或社会方式的强制关系。就社会实现运动这一层面来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乃是单纯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整体的空间规划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剩余价值对绝对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起直接的维护作用。前者始终由后者的规定所引申出来:一者是资本同工人的交换关系的发展,一者是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实际生活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互相推动的。这二者委实是所有制上的构造,换言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过是剩余价值(生产)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巩固形式和拱卫形态。因为,只有不断地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最终保证剩余劳动时间的存在性,并使之不断趋增。形式规定的彻底获得和显明化,往往会掩盖内容实质,使人们忘记剩余价值的绝对性。但是只要我们始终牢记相对剩余价值本身是社会生产形式,这就是可以避免的。

【注:在长为16小时的线段上,有两个运动点: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点(A)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点(B);它们朝着不同方向运动,但起到的效果是一致的。一方面,A之所以要自行运动,乃是因为缺乏B的条件支撑,如此,有了资本主义规定对于简单劳动协作和手工业的直接照射;另一方面,B的运动必然等价了A的运动。所以发展趋势只能是这样的:A的运动越来越通过B的运动来达到,而又使自身越来越远离总长度的限界性。历史上,它们作为从表面上看是互相对立的生产方法;在现实关系上,它们通过规定的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彼此依存的生产形式,最终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进而指出:“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但是,“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7-578页】

这种发展轨迹自然是对整体概念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好“历史实证”,在外观上显示出剩余价值生产自身具有的充足的生长性。依据剩余价值(形式)的工作整体,从计时工资到计件工资的发展和形式转换可刻画为:

w =∫wt dT =∫wt d (tQ) =∫wt t dQ =∫wq dQ

亦即存在:wt T = wq Q。w为雇佣工人社会工资(劳动力价值),wt为计时工资形式,wq为计件工资形式;Q为社会劳动产量,T为社会劳动时间。

单纯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内的绝对实存,这是剩余价值生产本身的规定,其锁定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运动轨迹。对剩余价值生产生成运动的整体分析也直截了当表明了:“资产者先生们实际上对他们利润的来源和实质了解得多么透彻”,——而“这也表现在西里耳身上,他的例子说明了资产者确信他们的全部利润和利息是从最后的无酬劳动小时中得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66页】

因此,恩格斯模仿着资产阶级口吻对马克思说:“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工厂主和庸俗经济学家马上会一起反驳你:如果资本家对于工人12小时劳动时间只付给6小时的价格,那也不可能由此产生任何剩余价值……他们会用通常的计算方式来作为例证:原料若干,折旧若干,工资若干(每一个实际的小时产品的实际开支)等等。虽然这种论据极其肤浅,虽然它把交换价值和价格、把劳动价值和工资完全等同起来,虽然它的前提十分荒谬,认为1劳动小时只支付0.5小时的报酬,那它只作为0.5小时进入价值,——但是,我对你没有注意这一点还是感到惊奇……”【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219页】

马克思的答复是:“关于你所提到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不可避免的怀疑(他们自然忘记了,如果他们把有酬劳动算做工资,那他们就把无酬劳动算做利润等等),要是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可归结为下面的问题: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生产价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阐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等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阐明资本的流通过程……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第三册里加以叙述……在那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它可以不断地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迫使他们早早地暴露他们的愚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65-266页】

(四)

客观地说,无论交换价值的发展或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都整体显露了一种历史财产关系上的历史结构,——交换形式、协作形式的工作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即摹写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的发生。并且在分析上都从一个特殊的历史财产形式(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开始,目的就是找出独特财产关系规定。这种研究使历史像灯火般的通明、透彻。于是,全部的理论意义在于揭明一种区分:价值生产在性质上固然支配了自然物,以至于社会性地支配使用价值生产,但仍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形式”,只不过力图采用更为廉价的方式(相较产品社会而言),它的目的还从来不是“社会利润”;然而,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从来就是直接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即一般地得到利润,资本家赋予商品生产以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含意。后者甚至可以说从直接的形态上也支配着使用价值(生产)。这是一独立完整体式,对应了特殊的社会生产的价值发展规律。

这种特殊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亦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整体发展过程。可见在经济构造上,剩余价值生产并不依靠任何其它发展实体或形式,而拥有自己的独特发展实体和实现形式。剩余价值生产创造了特殊的交换价值类型,迫使使用价值的比例关系全部社会换算成“货币关系”,为利润的最大化和社会攫取工作做好充分量的准备。实存的规定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因此,如果和《价值形式》的批判性解剖保持工作一致,那么可以说,整个《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关于以货币发生史为工作背景的工厂发生史的摹写。从单纯协作并入资本主义规定开始,一直到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协作奠立为止,完整的史的分析路径使得单纯的量的分析黯然失色,以致在这里,抽象的量的运动要灰溜溜地逃开……

真正具有价值性的分析结果是有关于剩余价值发展逻辑形态的,这样,“价值规律也不是间接地,像某些拘守于商品世界拜物教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表现在商品价格的一般发展之中”,并且,“价值学说的意义总的说来并不表现在:为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人的实际盘算,或者为一般地操持繁荣资本主义理财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的经济政策措施,创造某种理论的基础。”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他理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这就是同时揭示它历史发展的规律’。”关于它的目的,“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更加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示在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对抗与剥削的一切形式,以便有助于无产阶级去铲除它们’。”【注: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227-228页】

抽象劳动——存在规定抑或存在者的形成

我们重新回到本章的讨论主旨。恩格斯强调了阅读马克思著作必须注意的一个特点:“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32页】

马克思自己说明:“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97页】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一个巨大的革命性贡献在于提出劳动二重性,烛照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于这种用语特征,卢卡奇给出一种可能的较为贴切的诠释:“范畴是对存在世界中持续存在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的语言表述,也就是思想的表述,由于这种本质性,范畴就成了存在世界中持续的、恒久的规定……历史特征通过实现自己的存在,使总体存在的历史特征规定着范畴的历史特征。同样,这种一般的联系也规定存在的每个形式,只不过(完全可理解)不同存在形式的相对简单或复杂的特性在范畴的简单特性或复杂特性中表现出来。与此相应,历史的普遍性也表现为范畴的普遍历史性……范畴只有在社会存在中才能具体地表述出来,而在自然界中只能作为盲目的因果性规定发生作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55-360页】

(一)

严格地说,《资本论》作为“范畴学”(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在于指向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阐述对象。可见,劳动一般是第一个要指向的对象的范畴。一方面所说之“范畴”,并不是直接的范畴一般即认识,而宁可说成“历史语言”,是对社会人的器官形成规定的确证。

【注:比如,具体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工艺器官(不是动植物器官,而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工艺存在,而抽象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社会器官(生产器官、文化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社会存在。进一步才有可能说抽象劳动是认识范畴,讲明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劳动创造的这一经济特性。盖言“抽象”,并不是什么思维,在于将人类的规定提升为社会的规定,复次提升为社会系统的性质的规定。质言之,抽象劳动揭明社会形成的必然性过程。要之,劳动一般、资本一般应视为社会客观规定上的生产一般,而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才可能是社会主观规定上的“生产一般”。】

另一方面,由劳动一般引出商品生产的发展乃至资本一般的规定的工作,也不是关于经济形态的一般构造,仍然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构造。只是说,特殊必不可少依赖一般,以之为前提。即为了完成资本一般,就得完成与劳动一般有关的范畴构造;同样的道理,为了完成劳动一般,首先也须具备关于经济形态社会的一般知识。这种知识工作当然是严格意义的“历史的知识”,而不是追溯什么“绝对的始源”。唯物主义语言工作性质使得《资本论》必须具备“超学科”特点。并且,“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些先例:不靠任何理论,只凭积累的经验,就能在目的性活动中获得真实的结果。”【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61页】

先验论者是不能理解这些的,也不可能这么认为。于是,卢卡奇干脆强调:

要想从本体论上阐明社会存在的诸多特殊范畴,阐明它们是如何从早先的存在形式中产生的,阐明它们是如何与这些形式相联系并以这些形式为基础的,阐明它们与这些存在形式的区别,那就非得从分析劳动开始不可。【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页】

抽象劳动是从一般构造转向特殊构造的经济规定。因此,不是关乎人的生产活动的自身的存在特性,而是关乎人作为存在者的类存在特性。其表明:人的生理耗费被裹进一种社会进程,并且作为抽象的关系(规定)加入运动过程。即从目的论设定的要求看,具体劳动指代人的主动劳动方面,而抽象劳动指代人的被动劳动方面。可先验论者决不这样认为。例如说,“《资本论》中分析了两种‘二重性’: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另一种是‘历史地获得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属于第一种,商品和资本的‘二重性’则属于第二种,前者不能充足地说明后者,对后者的透彻说明须借助拜物教批判理论。劳动二重性学说,只是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综上所述,二重性不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劳动’都具有的。在此意义上,劳动的二重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这里的关键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其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是对于在他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不是自己的理论的指称,他称自己的理论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想说明的是,劳动二重性理论对于理解他之前的经济学、尤其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错误的重要性。而说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建构,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就完全不够用了。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意义的‘尽头’,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藉之,商品和资本的二重性才得到比较透彻的说明。”因此可以说,“对于劳动的二重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事实上已经接触和运用到了,只是还不太明确和自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提出,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思考路径想’,是一种‘接着讲’。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更为重要的是,追问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的问题’,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而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研究‘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确定‘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只是在这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讲自己’。”【注: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这种论调认为,劳动二重性是对于拜物教的指认,而非批判,——在批判方面,劳动二重性实际什么也没做;相反,商品二重性、资本二重性倒是从中升华出来的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批判和理论批判实践。从与经济形态社会相关的知识生产角度看,这叫做最低限度的抽象。以此推论,导致“二重性”势必被认识单列出来,赋以逻辑独立性(规定),仿佛是关于事物“既是××,同时又是××”的二项展开式的知识,仿佛是马克思用二重性这种客观知识来理解“劳动”“商品”“资本”。从本体论推理的逻辑出发,抽象劳动仅仅是历史的预设,与提供劳动生成的历史实践过程——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在史无涉,仅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或倒过来说,劳动价值论只是客观提供了与效用价值论相对而言的“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劳动(形式)被贬低为劳动理论,价值(形式)被贬低为价值理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撇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具体性、抽象性这些语词的形式对立上的困惑,那么,我们的看法与之恰好相反:劳动二重性是一个工作整体,更是存在者规定整体;或者可以说,它直接是存在者的工作规定,而不是存在的个别认识,所以和“与生俱来的”无关,自然也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属性”。相生相克的产品形态和商品形态使劳动的对立存在(性质)在结构上更加显明了,更加耀眼了。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实就在于揭明经济形态作为“抽象社会”的规定本身,是对这个特殊规定进行批判性考察和解析的工作,从建构和批判两方面揭明生产结构的社会发展进程。

因为有了上述那样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阿尔都塞硬是要说:“马克思事实上与斯宾诺莎的立场关系密切;不仅1857年《导言》里的马克思是这样(因为这篇作品事实上是经由斯宾诺莎来反对黑格尔),而且《资本论》里的马克思,连同列宁,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虽然同样拒绝一切关于知识的开端、主体和辨明的理论,但是他们同样也谈论知识。而且如果你了解到列宁把知识论定义为……辩证法的话,那么列宁力主马克思主义有‘知识论’之说的这个事实,就不至于令人困扰了……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说明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过程的具体结构内产生的,但是为了能够弄懂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需要借助那种最低限度的并不存在的一般性,否则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的,我认为1857年《导言》就是这种思路。我认为它既没有提出‘知识论’,也没有提出其替代品,即认识论:我认为,它只是表明了那种最低限度的一般性,否则,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知识的具体过程。但是正像生产的一般概念那样,知识的一般概念的存在只是为了消解在具体过程的具体分析中,即消解在知识过程的复杂历史中。”为了进行知识“消解”,阿尔都塞承认自己陷入迷惑:“马克思好几次用到知识的‘生产’概念,我在论证我的中心论点——知识就是生产这个观念——的时候,直接地并且在字面上受到了他的启发。我显然也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生产’心存共鸣,而且我吸取了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既召唤劳动、实践,又召唤着真理的展开……我甚至超出马克思,仿照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的劳动过程概念而提出了‘实践’的一般概念;并且,在重新提出理论实践的时候,我使用了、无疑也是迫使了马克思的一小段原文来达到对三种一般性做出区分的目的。这三种一般性各司其职,第一种作为理论的原料,第二种作为理论劳动的工具,第三种则作为思想具体或知识。我承认,这件事里同样免不了有斯宾诺莎的干系,因为他提出了‘知识的三个等级’,以及第二个等级——科学抽象——的核心作用。”【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67-169页】

而我们一旦离开纯粹逻辑学王国,把劳动、价值、价格之间并不视为逻辑推理的关系,那么从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中引申出价值,又把价值作为一整全的概念体系,从中引申出价格,就变得可以理喻了。因为这并不是知识的不同等级的划分,而根本意味着客观过程发展的如何来(劳动)、为什么(价值)、是什么(价格)的规定,后续过程既是先前过程的实现,又不可避免地充作必然性的、盲目性的发展形式,因此其间充满矛盾规定的发展。它们必须作为整体、作为同一的过程,这样就把批判的规定实践化了,挂搭在主观过程中,同时与客观过程保持着深层联系。存在者规定从中显露出来,即被作为同一的发展过程的规定。

(二)

存在者是不断对自身进行批判,以获取发展出路的合类性规定。劳动本身是合类存在的发展,其作为一定财产身份关系下的谋生活动乃是社会历史的规定。可见,抽象劳动针对历史的存在者而不是单纯劳动存在,只是商品生产现象中的特殊存在。劳动二重性提供了抽象劳动整体生成的机制说明,后者则直接反映社会劳动的生成。劳动二重性(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经济形态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图,高度关联物质工艺对象和社会历史对象。就是说,体现: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而这不过意味着,它在产品社会中处于隐身状态。这种财产关系的隐性发展规定相应在商品社会“显像化”,或者说处在显性的发展状态中。因而很明显,抽象劳动是劳动类规定的另一种类型,是和直接强制劳动相对应的经济存在。

对于与商品社会伴生的初级产品社会而言,劳动作为“直接具体劳动”和“直接强制劳动”,并不是对立事件,也就谈不上独立的“社会劳动”的存在规定。基于身份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直接同一,使得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这是“身份劳动”或共同体劳动的历史存在者类型。“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28页】

同时,“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992-994页】

以致,“在这里,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个人劳动力的耗费,直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个人劳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发挥作用的。”【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8页】

坚持特殊历史发展结构的规定的优先性,兰格试图重新描绘恩格斯的“广义思想”。他介绍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是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规律的学问。”之后,他说:“分配的社会性质是明显的:分配由于它自身的性质是一个社会行动。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分配采取不同的形式。产品的交换是在社会史上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种形式,然而,这不是在历史上发现的唯一分配形式。弗·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与我们上面采用的定义完全一致。我们只是用‘分配’一词代替‘交换’一词。从文章意思可以看出恩格斯将‘交换’理解为‘分配’。读者也将注意到恩格斯使用的‘人类社会中物质生活资料’一词,在我们的定义中被‘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代替。恩格斯用的词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他考虑的是满足生物学需要的资料,不包括满足其它需要的资料。根据他的著作的整体思想,恩格斯显然不是这样想的。”【注:兰格:《政治经济学》,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6-10页】

兰格的定义并非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优越,相比之下,只是更为关注了产品社会与商品社会共生的经济含义。

【注:“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第1页)】

劳动二重性终归是特殊历史结构上的劳动发展属性,相比之下,产品形态社会中的“二重性规定”乃是更为显性的劳动发展结构。以至于强调:市场交换是分配的实现方式,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社会范围内的组织或单位配置亦是可能之方式。这一重新评估对于描绘广泛存在于产品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直接结合,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在初级产品社会中,以交换为中介的经济形态的发育本身尚不完全,劳动(形式)并没有得到外化意义上的发展,即毋宁说共同体母体和劳动发展形式是高度结合的。尽管稚嫩,本根规定是如此之素朴,以至于根本没有确立独立化的劳动或经济范畴之必要。

【注:这说明,相对经济形态的社会生成规定而言,劳动二重性是不断发生和生长的规定,但要说二重性是社会事物或类存在所固有的存在或认识属性,则属无稽之谈。】

尽管如此,在早期经济形态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结合仍旧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在社会空间中弥漫成长,各种以消费为直接中介的经济形态应运而生,它们突出了“主体身份”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然则,我们看一看列宁的工作批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207-209页】

(三)

直接(强制)劳动不管徭役劳动还是赋税劳动,也不管奴隶的劳动还是农民的劳动,本身是自由的——主体的物质身份和劳动过程是高度统一的,换言之,在创造状态上,主体掌握着他的劳动过程,从而代表着“直接强制性”的发展。即这是劳动的直接发展,同时是主体身份关系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发展本身也同样产生着“国家”和“社会”的工作分野,乃至促成“经济国家”和“政治国家”的结合,等等。抽象劳动则相反。其仅仅代表社会抽象性的发展。它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强制,即社会财产关系抽象统治。

这意味着,社会产品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规定性的存在。只是在历史完成了的劳动二重性(规定)这里,我们才能够第一次正式地说:“要生产一个商品……说的不仅是劳动,而是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第180页】

社会存在者的财产主体身份彼此是独立的,具有各自的空间发展关系,和而不同。劳动包裹在财产关系中,以抽象或具体的存在形式在不同层级发展,交织成社会有机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抽象劳动是抽象规定的赋予,是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的社会显性化。作为一种发展结果,它意味着阶级统治意义的市民社会的构型完成。如此,我们也才能够说,“‘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它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主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而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注: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811页】

可见,如果没有抽象劳动规定的设立,也就不会有真正含义的经济范畴的劳动理解。但如果局限于纯粹思想描述,客观批判、主观批判则可能被同一化:劳动产品构成“前史”,这是“先在”;商品本身构成“正在史”,货币和资本构成接续它们的“后在”,所谓诸“暂时”历史运动序列。其实要知道,这仅仅是逐级向上逻辑运动的“商品形式理论”。仿佛形成一种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商品形式历史的规定性,没能理解商品形式是如何精炼经济关系的,而马克思的“接着讲”则把握住和实现了这种“精炼”,并揭露出隐藏在等价交换背后的科学认识关系。这样,辩证法被看成是有关于社会形式运动的一个分层的理论构架及与之契合的逻辑(运动)链条,一句话,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具有内在联系。这样的对于辩证法予以认识形式化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施批判无疑具有工作效力,因为资产阶级认识论恰好是进行认识拟象的工作,据此可展开“科学抽象法”对“科学物象法”的认识对决。实质的问题在于采取了纯然逻辑分析的方式,忘记了劳动的类存在始终是处在生成中的运动规定,是一个历史存在规定(对象),其转化为社会存在规定(研究对象)则是存在者“历史地获得”过程;所谓“历史地获得”,其实指历史对社会的发生关系,据此可以说,社会在产生中!劳动二重性揭明的研究对象的生成运动指向的是社会实在史。生产关系运动从生成方面代表了客观批判中之社会规定性的不断得到涵养,也就是说,抽象劳动乃是经济形态社会生成之存在,是不断发展之历史“存在者”(社会生产方式)。可见由客观批判而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相对而立的工作机制:一者谋划劳动自身的质规定,一者摹写商品生产的存在者所特有的量的特征;一者是物质性的发展,意味着类和个体的差别性——工艺学的向往这一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一者是抽象性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统一性——社会的强制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归根结底,抽象劳动乃是对于商品生产中“特殊蕴涵”和“普遍关系”的刻画,商品生产方式整体涵容了这些规定。

抽象劳动是对“总商品”规定性的确认。因而很明显,抽象劳动是从批判上看的严格意义的市民形成的历史进程。所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劳动二重性指示社会理性发展。所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在经济形态场域内,抽象劳动对直接强制劳动进行了规定更换,完成了全然不同的历史存在者类型的崭新打造。所谓:“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但是,“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并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历史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的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运动体式和结合形式始终是整理这些材料的指南。最终,“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73-74页】

(四)

囿于解释学路径,海德格尔在颠倒的意义上说明了存在和存在者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存在者首先被理解成现成物(res)的网络。存在得到了实在的意义。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成了实体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231-232页】

这样在存在的二重性体系中,劳动在类上被图说成劳动分工,劳动存在的抽象性获得实体的涵义,即解释链条是从劳动到劳动分工,后者系前者于现象域内的显像。意味着劳动规定性是从劳动本身得到的,是自足的:由存在的形式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由存在的内容方面看,它是抽象劳动。这就是从物的现象学上获取的解释。但如果硬要说抽象劳动直接提供了本体论的根据,那是忽略了抽象劳动与直接劳动或直接强制劳动(后者的扬弃的工作形式即是直接社会劳动)之间相生相克的发展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些关系是共存的,是历史养成。

抽象劳动是不断否定自身的生成性实体,否定的最终根据仍然是劳动具体性的生成。劳动的自我批判从而发展建基于能力的发展和能力差异的发展,后者将与不同财产关系和形式结合,并不断扬弃它们。因此,“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7-58页】

解释学图景则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生产本身一样,劳动是整体生成的。其根本忽略掉了内蕴在这个规定当中的批判性:劳动二重性本身的发展是抽象劳动的历史根据,而由于“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才“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3页】

由此看来,借助历史和实践的生成论(规定),劳动二重性逼近了商品生产的历史理解深处。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乃是在于: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

劳动二重性说到底是产生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本性来说,这是真正的批判,也是真正的建构,从而是对单一片面批判类型(通常是主观批判)的彻底的工作扬弃。这样,当马克思最终与双重的叙述结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工作决裂时,相应就写下这么一句话: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

【附识】劳动二重性学说自然是对唯识学“心物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匡正,是变一元二面为一元二重。说历史存在现象是“心”“物”一元,在于指明物是具体存在,心是抽象存在,即变动不居的发展事物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统一;其中,“心”乃是实质,“物”乃实质规定的肉体之躯。商品的唯物主义的一元实为劳动,价值实为商品社会的“人心”。唯“心”者——并非哲学观意义的唯心主义者——观之伦理的因素,马克思视为社会发展内容的历史实体。一言以蔽之,价值乃是众心所指,乃是人心所向。

【判语·隐忧词】缺月怕潮平,孤桐冷寂寞,英雄具体无论。迢迢人间,身份无数;等闲识得,万紫千红。三十功名诗枕土,八千里路尘作书。兴亡百姓苦,悬殊两处。幻天幻海幻财缘,抽象拾级生。二重劳动,可堪熙攘座;红湿晓看,金风玉露。花谢花飞絮满天,忍看浮华公理!花径怎可倚?花絮未可析,惟有香如故。呜呼哀哉事与理,零落成泥事和为,物与人,行同路。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全文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74-99,为该著第4章。】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911/52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