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 常庆欣:《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驳《资本论》哲学化

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资本论》哲学化研究,有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即认为《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是通过模糊马克思使用的某些概念、曲解他的经济学方法、歪曲某些引文的含义实现的。在分析层次上,这种论证从现实退回到概括程度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这使论证呈现出表面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消解掉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遮蔽了《资本论》中隐藏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资本论》哲学化,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既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的进展,而丧失其客观性。

张旭 常庆欣:《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驳《资本论》哲学化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十多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时常会碰到有关《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在根本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还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彼此冲突的认知,并不会因为其他一些学者主张说《资本论》在理论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既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等等)而得以缓解。毕竟,说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涉及或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预见到很多后来研究的进展,与说“在根本意义上”它是一本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归属于大的学科领域的著作,完全是两码事。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论性质是存在共识的。《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它“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1]1这既是权威的研究机构在长期的文献研究中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断,也是绝大多数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认同和坚持的共识。

从学习、研究、教学的视角以及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目标看,如果某种所谓的理论创新或经典解读(比如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改变或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主流认知和判断,那就十分有必要对这类所谓的理论创新进行认真的考察了。因为,这种以冲击常识的方式存在的理论创新,尽管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但通常会带来极大的理论动摇和认知框架清晰感的丧失。基于此,我们在本文中,要对一种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在这种观点中,《资本论》主要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存在。我们用“哲学化”这个术语概括那些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的研究,主要是对《资本论》哲学化的一种表现——《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考察。并在这个考察过程中,弄清楚《资本论》哲学化的论证是如何展开的?《资本论》哲学化在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的真正影响又是什么?这个研究会揭示这种哲学化的论证基础和主要缺陷,以及它存在的长期不良影响。我们的结论是,《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既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的进展,而丧失其客观性。而形形色色的《资本论》的哲学化,比如认为它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是一种存在论,是一种现象学等等,表面上看似乎赋予了《资本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吸引力,但实质上相关的论证完全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在哲学上的表现是生搬硬套某些哲学派别的框架或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是完全误解或曲解《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分析。总之,《资本论》的哲学化,不仅无助于推动对《资本论》自身的研究,而且还会对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和普及造成伤害。

二、作为一种“存在论”的《资本论》

从经济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的视角看,我们完全赞同下面三种研究取向:其一,认为《资本论》(尽管它主要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论述或思想萌芽,并对之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发展;其二,从哲学思维的视角,对《资本论》中涉及的经济现象、经济范畴进行哲学解读,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掌握;其三,在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视角上,对《资本论》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跨学科式的研究,从而提升它的当代价值。这三种广义上的跨学科研究,都不包含在我们使用的“哲学化”这一术语的含义中,这三类研究,是我们既坚决支持的,也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三类研究,存在很大可能会对哲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说的“哲学化”,是指在过去十多年间出现的,认为《资本论》在主要意义上是哲学著作的观点。这类观点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认为《资本论》不是“运用”而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2]这种认识具体的表述方式又会有差异。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哲学的革命。”[3]“《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体现,它在哲学范式、批判主题以及历史认识论等问题上,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全面变革”。[4]“《资本论》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最终完成。”[5]“《资本论》才是马克思彻底完成其哲学改造的标志之作。”[6]“马克思《资本论》对每一‘经济范畴’的分析都上升到了‘哲学’或‘存在论’层面。”[7]

上述一些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断,无论是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先前自己形成的哲学思想;还是宣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还是以不那么明显的方式指出《资本论》中的术语“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抑或是用“变革”替代“革命”,并无本质差别。其实质都是《资本论》主要体现为一部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著作,或者说是一部哲学著作。

在这种“哲学化”中,最典型的是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为什么说《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呢?因为,马克思“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8]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资本论》中的“存在论”自身,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哲学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研究中找不到答案①。你会找到的是,对《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所以是存在论这样的断言。

我们可以把探寻的视野放的更宽一点。在《〈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2]当读者期待着想知道《资本论》中的“哲学革命”具体是什么时?你仍然找不到答案。但我们会读到一个要求:“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我们也会读到,《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2]就是这种判断《资本论》是哲学著作的典型的表现,在需要给出论证的地方,用一些方法论或认识论层次上平衡稳妥、几乎永恒正确的要求和建议替换它;在需要表述这种或作为“哲学革命”的结果的“新哲学”具体是什么时;用对《资本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内容概括或对理论性质的高度抽象的判断来取代它。如果你期待一个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那样概念清晰、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的理论结构,那将是痴心妄想。

有研究指出,这种《资本论》的哲学化,有“泛化”哲学的倾向。[10]我们认为,仅仅是“泛化”了哲学,其实还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就其在没有错误的前提下简单强调某种认识,会让一部著作或一种思想产生更多曝光率的意义上,这样的研究尚可归入马克思主义“入耳、入脑、入心”的一种简单无害的操作。但重要的问题在于,远非如此!在用要求取代论证,在用对研究对象的概括和高度抽象的理论性质断言取代《资本论》中对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进行的具体研究时,这种“取代”是以巨大的理论代价取得的,是以模糊马克思的概念、曲解马克思的方法、歪曲有关重要引证的前提下实现的。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这些情况。

三、抽象的三重含义

在《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中,“存在”是什么含义呢?作者找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的一段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所以,存在就是“现实的生活过程”或“现实的历史”②。

在找到一种“存在”的定义后,再加上论证开始时作者就宣告:“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8]这样,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的工作就相当简单了:(1)破解存在的秘密是哲学思想的聚焦点;(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此外,“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理论体系”是“对现实的描述”;(3)所以,《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

我们认为,在作者的逻辑中,存在下述明显的问题。

首先,把“现实的历史”等同于“存在”,是在分离马克思使用“存在”这个词汇时的语境下,“存在”自身可以包含丰富含义,并利用其具有极大的包含性意义上实现的。所以,在最好的意义上,宣称“现实的历史”是“存在”,是一种简单重复。

其次,把“现实的历史”表述为“存在”,这种表述除了服务于(1)~(3)的生硬虚假推理外,完全称不上是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为关心的,恰恰是从什么对象出发,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具体的、深人的研究。在把“现实的历史”等同于“存在”上打转转,不会为马克思思想或后来者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增添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恰恰反转了马克思研究的过程,把人们对马克思对现实的深入研究,拉回到抽象的理论或概念关系中。

最后,在承认“以‘现实的历史’为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8]不赞同《资本论》运用、证明、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仍然说《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并一再强调,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堪称是一种自相矛盾。

我们暂时把这种单调重复、研究倒转和自相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放在一边,继续沿着作者的思路向下走。在对《资本论》进行研究时,我们时常会探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出发点、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等一些具体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谁能够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一部分呢?在不对“现实的历史”和“存在”做某种特殊定义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是“现实的历史”和“存在”。依从这种论证方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一种存在论,他对他所处时代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现实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斯密自己认为的存在的秘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存在论,他不仅对分配的现实(“现实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了存在的秘密,甚至走的更远,他还说过“未来的社会问题将是如何把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与全球共有的原料及所有人平等分享共同劳动的成果结合起来”这样的话。[12]依照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逻辑,你甚至还可以说一句俏皮话:约翰·穆勒是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

因此,在采用“现实的历史”和“存在”的最宽泛意义的前提下,在给哲学一个特殊的先行定义的前提下,在把人为规定的统一直接宣布为同一的操作下,《资本论》成了一种存在论。[13]不用举太多例子,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宣称,按照这种“论证”逻辑,所有的人类著作都是存在论。

单调重复、研究倒转和自相矛盾,并不是上述论证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自身恰恰是一种错误思维习惯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关于意识的空话”[11]526可以有很多具体表现形式:从抽象概念出发,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会产生关于意识的空话;从现实出发,但只在表面联系上兜圈子的研究,会产生关于意识的空话。有一种关于意识的空话,则非常的隐蔽,因为初看起来,这种空话似乎具有科学的模样。这种空话表现为:把对现实的深入研究,拉回到“抽象的”③“存在”的层面,并赋予其一个新的结构或框架。具体来说,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在更高的抽象程度上,称为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是“关于意识的空话”的一种表现。要弄明白为什么说“退回到更髙的抽象层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关于意识的空话,需要理解“抽象”在马克思那里的多重含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抽象”至少有三种含义:

第一,作为一种“能力”的抽象,这和通常所说的抽象方法相关。这种“抽象”,是几乎所有的研究活动都会使用的。确定研究的对象、寻找分析的出发点,都需要这种抽象。在物理学这种典型的硬科学中,设计一种封闭系统以便能进行相关实验,也是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就是马克思说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

第二,作为一种概括“层次”的抽象,这和通常所说的抽象过程相关。更准确地描述这种意义上的抽象的说法,是“概括的层次或水平”。同样选取现实的东西为对象,这种抽象可以表现为从许多不同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中概括出一种共同的特征;还可以表现为对现实的分析包含进来的层级和方面越来越多。前一种情况,如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14]9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我们说为交换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典型特征。那么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现象产生的方式的机制与结构的任何分析,都必须是在高度概括化水平上的抽象”,而如果要分析一家公司比自己的竞争者降低一定的价格,其生产率高两倍,那么必须在相对概括化水平较低的层面进行抽象,比如讨论雇佣关系等等。再比如,如果理解了这种抽象的含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15]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说,“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16]这根本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什么阶级分析中的矛盾,而是抽象层次的差异。

第三,作为一种“辩证运动”的抽象,这和马克思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的含义密切相关。

这里对马克思涉及的对“抽象”含义进行的区分,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研究的复杂性,为避免用简单的分类组合方法解读《资本论》奠定基础。分类和组合(一类抽象活动),或者说概括事物的一般特征,是研究活动中最基本的操作。但是,把分类和组合视为研究活动和叙述活动的主要部分,那就大错特错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尽管给出了这些不同的“抽象”的含义,但并非是说“抽象”只能做如此清晰的分离式理解。比如,分析的出发点的选择,既可放在作为力的抽象中讨论,或可置于作为概括层次的抽象中认识。这种讨论的目标,不是为了确立一种唯一的认知标准,而是提供一个视角,去判断《资本论》是存在论是否正确或合理。

有了对马克思那里抽象的不同含义的理解,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存在的真正问题了:说《资本论》是存在论,只在抽象的第二种含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仅仅在概括的层次或水平上,说《资本论》是存在论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这种成立,仅仅是就叙述而言,仅仅是在把深入研究倒退到浅层的描述的意义上的成立。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宣称《资本论》是存在论,有任何的价值或意义。我们认为,类似这种《资本论》是存在论的研究,恰恰是“对概念做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14]14

仅仅是在概括层次上的一种倒退或变化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类研究为“无益的空谈”。但是,一旦使用这种从具体退回到抽象的论证方式参与到研究活动中,一个必然的研究阶段,就会在前面等着那些喜欢做此类“论证”的学者。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害的扭曲”。造成这种恶果,主要是因为,在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中,现实本身以及思维的复杂性,决定了无论是在对现实描述的意义上,还是在思维总体再现丰富现实的意义上,都难以使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与高度概括性的(尤其是二元)简单的分类与组合式框架相吻合(尽管几乎一切研究活动都需要分类和组合这种基本研究技能)。强行把丰富的现实状况(比如资本主义现实)和思想结构(比如马克思的)塞入一种简单框架中,既容易成为一种理论冲动,又不会存在什么操作难度④,还容易成为一种研究习惯。我们称这类思维为“锤子思维”,这种思维表现为,某种重要思想的阐释者,把自己作为独特个体所能理解和支持的简单认知框架,强加在那种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丰富思想上,并宣称这种结构特征就是那种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真理属性之一。事实上,走上“有害的扭曲”,还需要另一个前提,那就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不理解,换个角度,从辩证思维的视角看,这种“不理解”是一种因习惯于用简单的二元框架去理解复杂的现实和思想,造成的“无法理解”或“不能理解”。

四、研究与叙述及两个总体

我们以《资本论》是存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论据作用的一段引文为例,来体会为什么说这种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什么会导致走向“有害的扭曲”。

马克思说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拋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4]24】

在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时,作者指出,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8]】

在这种论证中,对马克思引文的解读,层次非常分明:第一层,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理解,这层含义既表达了一种对非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也潜在表达了一种隐含的对比⑤;第二层,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理解,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正面肯定;第三层,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这是作者对马克思研究的概括,也算是作者自己的判断。第三层含义我们放在一边(根据前文对马克思抽象的三重含义的讨论,这只是再次把一切都和对“现实的历史的揭示”之间建立行文需要意义上的联系的单调重复),详细讨论前两层含义。

在我们看来,对《序言》中的这段引文做上述解读,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误解和扭曲。这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现实、抽象与具体(思维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错误理解。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著作的不同地方,读到马克思讨论“抽象的‘人’”⑥,不是“抽象的人”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11]515我们可以问一下,在作者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宗教的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对人的具体理解”?在讨论费尔巴哈时,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实际上是‘德国人’。”[11]528同样地问题我们可以再问一遍,这里的“德国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对人的具体理解”?马克思还说:费尔巴哈“停留在抽象的‘人’”,“除了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事人们称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11]5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马克思在讨论几位先前的思想家时说,在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卢梭通过契约建立的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是“美学上的假象”。[14]5这些引文中,“停留在理论领域”的人、“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中的人、“美学的假象”中的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对人的具体理解”?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讨论人时涉及的一些判断的引述,我们可以明白:沿着理想化的某一视角(无论这种视角是理论框架塑造的、是地理区域限定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就的)分析人,比如“宗教的人”、“德国人”;沿着孤立地个体的视角考察人,比如“猎人和渔夫”;或者是沿着社会联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却忽视“周围生活条件”和“现实生活过程”的是视角考察人,[11]525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都是“抽象的‘人’”的研究。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它们同时也是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不能也不会否定,宗教的人、德国人、猎人和渔夫、处于某种契约关系⑧中的人,也都是现实中的人。无论是在《资本论》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或者是在其他一些文献中,马克思在讨论人时,最为关注的或讨论的焦点,是强调从三个方面出发去理解人:关系中的人、历史中的人和物质生产中的人。这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关键,尽管马克思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部著作中,直接从人出发开始分析社会现实。

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进程展开的意义上,从人本身出发的完整含义包括:首先,都是从现实出发(人的存在);其次,都是从某些有关人的具体的方面(宗教对人的支配、德国人或英国人)出发,而且在抽象“作为一种能力的运用”的意义上,它们也都是抽象;最后,作为一种思维具体和思维整体而存在的研究结果,的确是对人的抽象理解的理论体系或综合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含义上,这种作为研究结果而存在的思维具体和思维整体,同时也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存在,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整个研究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尽管是过程中的东西、暂时性的东西,相对人的感性认知和相对于先前的思维具体,对人的理解已开始变得更加深刻和更为全面(在抽象这一维度自身,仍存在具体和抽象的差异,这种维度中的“具体”可理解为“更全面和深刻的抽象”),它又是对人的更为具体的理解,并为开启下一阶段的研究过程奠定了基础。很多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出现一个疑团,我们此处的分析会不会和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的作者一样,是在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展开研究活动,是在玩一种语言游戏?我们必须先指出,这里的分析不是什么语言游戏,也没有涉及什么深奥的原理,只要按马克思的方法去对待马克思的思想,只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就能得到上述推论。到讨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维总体时,我们就会理解这里的判断了。

认为“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的对人的抽象理解(I)”这种说法,[8]尽管看起来十分通顺,还貌似有理,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混淆”和“一种不能理解”的产物,这种说法混淆了“具体和抽象”与“现实和抽象”,不理解具体和抽象在思维内部是如何呈现的。换句话说,在本质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并不是总能够类比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去理解,也不能类比于实在与思维的关系。其实,单单去思考上述对马克思引文中的前两句话,就可以知道,仅仅在字面意思上,“I”这种理解就同马克思的理解相冲突。马克思在第一句中说“人口”是“实在和具体”,是“现实的前提”,在第二句中说,如果拋开阶级、劳动、资本等,“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我们可以说,这里只留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选择:要么承认马克思这里存在一个矛盾;要么作为马克思的继承人努力去理解马克思这里使用的“实在”“具体”“现实”“抽象”的真正含义,既要基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知识积累的背景去理解它们,也要基于马克思在说出这段引文时的上下文去理解它们。我们也许可以说,只有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才会回避这后一种选择。我们举个例子,能更好地理解这里的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开始了自己研究,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现实)十分复杂的意义上,要对它进行分析,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抽象(选择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前文抽象的第一种含义),在商品是交易对象和物品(具体),以及商品交换是社会普遍交往方式的意义上,它也是现实。简言之,商品既是现实,具体,也是抽象。

总之,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分析人时,是否把对人的某些属性或倾向的分析置于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的背景中去把握,而非必须从抽象的人或具体的人出发进行的问题。这种机械应用具体对抽象的二元框架进行的解读,通常只会发挥遮蔽的作用,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则会成为抹杀马克思思想独特价值的一种手段。

这种用具体对抽象的二元框架进行的解释:第一,把马克思对现实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拉回到(解释为)一种二元框架造就的概念平衡中,而让马克思远离现实;第二,把马克思置于分析核心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因素,反向还原为一种二元直观对立中的结构性因素(抽象的人对具体的人、抽象的理解对具体的理解),而成为典型的“关于意识的空话”;第三,把马克思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现实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简化为一个在当前哲学进展和知识积累的背景下,只具有常识性的认识论层面的概念辨析问题(具体和抽象、现实和思维),而消解掉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

在经济学研究中,一直以来,最常见的就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价值和价格关系的分析解释为是一种一般均衡的特例。只不过在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解释中,把马克思真正独特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强调,转化为认识论中一些作为常识而存在的二元认识框架而已,比如具体与抽象、理论与事实、存在与思维⑨等等。只有不理解马克思的抽象的多重含义,只习惯于某些“二重性的直观”,才会认为“从人本身出发,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如果非要用抽象,这里的抽象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意义上的抽象。比如,只考察人的自利,这算不够全面;而且不像黑格尔或马克思那样去考察偏好或人的某种属性形成和变化的社会历史因素,这算不够深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不在于从什么抽象或纯粹的思维出发,而在于他们那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

第二身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和具体总体与思维总体的关系存在的错误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1《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马克思用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以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范畴为始基范畴。马克思认为,他并不是从“先验的”材料出发,而是从实在的经济现实出发的。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研究方法本身包括三个主要环节,这也是研究方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三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另外,“具体”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涵义:一种是作为“思想总体”前提和基础的“具体总体”,另一种是作为“思想总体”结果的“具体总体”。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4]25这就是讲,在“思想总体”之前的“具体总体”,指的是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这种直观的或者表象的东西是事物的本体意义的存在,马克思把它称作“具体总体”。这种“具体总体”是“思想总体”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和根据。从“具体总体”存在的直观和表象,到经过思维加工以后变成有序的有系统的“具体总体”,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从研究方法向叙述方法转化的基本过程。另外,仅就思维而言,仍然可以讨论抽象和具体,在这种理解中,抽象是指对事物某一方面的规定在思维中的反映,具体指的是思维对事物各方面规定的相对完整的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引文中,马克思的“抽象上升到具体”,要在叙述方法限度内去理解,它至少包含下述含义:从实在和思维的角度讲,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从抽象上升到实在,不是类似现代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从抽象规定上升到现实,是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认识的角度讲,是从简单、片面、浅层的思维范畴,上升到复杂、全面、深刻的思维范畴的综合。

此外,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关键之处在于“关于人的各种复杂规定的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上”理解“人的各种规定”。所以,从单一视角,还是从“更多视角”,或者从“各种规定”出发考察人——比如从各种角度理解的人口,都是抽象的层次和抽象结果的结构问题,从“历史前提和物质的前提”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的“人的各种规定”才是目标。

对完整的包括研究和叙述方法在内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它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反复运动的过程。详细地说,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从当前的事实出发,但是这种研究会得到一些简单的范畴,这些简单的范畴构成的复杂的体系,上升为更复杂的思维具体,这种思维具体被用来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并在同现实的对照和检验中再次踏上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之路。如果我们可以用“第二次“来形容这个新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的话,这个时候的具体,就既包括了经济的现实,也包括人们先前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形成各种思维具体,《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在这两种意义上理解的。

只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完整的方法时,我们才会明白在把《资本论》解释为存在论时,对马克思的那段引文的解释中的更大问题,存在于那种解释的第二层含义中。“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7]这样理解马克思,概括地说,等同于把马克思解释为一个马克思自己极力批判的人。这里的“关于人的各种规定”是什么呢?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可以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积极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托生产部分的分布,输出和输入”。[14]24这都是在谈人口,这都是关于“人口”的各种“规定”。“关于人的各种规定”,在马克思那里是从现实出发,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是马克思说的“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这里的具体只能是思维具体或思维总体了。[14]24在理解了马克思的含义后,我们再来看作者第二层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有关人的思维总体出发,能达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⑩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论述,源自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思维总体和具体总体的关系的不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使用的抽象的多重含义的无知或混淆。关于人的各种规定,仍然是“思维具体”,而不是感性事实,或现实前提。所以,无论使用多少语言上的迂回,这句话在不加入更多隐含前提的情况下,指的都是从“有关人的复杂的理论”出发,这有助于对人的具体的理解。

五、从无伤大雅的空谈到颇为有害的扭曲

在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时使用的“锤子思维”造成的恶果,还会在这类论证特别倚重的“引证”这种证明方式中,以脱离时代背景和文本语境,而纯粹根据自身行文需要对引文内容进行解读中表现出来。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从空谈进入到“有害的扭曲”阶段了。我们以两个引证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中,有一处引证,作者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比较:‘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8]

认真读过《哲学的贫困》的读者,都不难理解,在其中的很多场合下,马克思是在比较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背景中,批判蒲鲁东的,不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给了李嘉图非常高的评价,比如说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积极社会的理论”、李嘉图的语言“简单明了而又准确”,另外,马克思还强调说,李嘉图“把现代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17]89-93而且在《资本论》中,还说李嘉图是“最伟大的最后的代表”。马克思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说:“降低帽子的生产成本,即令需求二倍、三倍或四倍于前,其价格最后总会降落到新的自然价格上去。降低维持生活的衣服食物的自然价格,因为降低人类生活资料的成本,即令劳动者的需求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要降低的。”[18]

李嘉图的这段,实质在于解释供求并不会影响自然价格,李嘉图在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之间进行了一个类比。马克思概括性地把这个类比说“人变成帽子”。这还不是事情的全貌,马克思在引用完李嘉图之后,接着说“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如果法国的作家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辞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17]94

那么马克思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是指责李嘉图把人归结为物吗?只要还保留一点基本的学术诚实,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李嘉图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的“把人变成帽子”同“把人归结物”之间存在极大的论证跳跃和理论空白。在我们看来,这里出现的只是一个“粗糙而浅薄的曲解”而非什么“生动而深刻的比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能想到的基于研究的理性源由,大概只剩下因为成文的需要,把有利于自己认知的语句强行塞入一个简单说明结构的结果了。

类似上面这种情况的引证,在另一些地方,则以另外的面貌出现。不过在这种新形态中,不再是歪曲,而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所用引文作者本人给出引文中表达的理论判断时,已经明示的前提。在《<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种对阿尔都塞的引文的评价。作者在引用了阿尔都塞说:“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后,[19]24评论说,“这表明,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以研究‘现实的历史’为实质内容‘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2]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大家去把阿尔都塞说的话作为《资本论》是某种类型的哲学的一个引证时,一定要小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我们愿意再多费一点点力气,就会在阿尔都塞说下这句话的不远处,读到如下内容:“既然不存在无辜的阅读,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属于哪一种有罪的阅读”[19]2,“我们是作为哲学家来读资本论的”。[19]2-3这还不是全部,阿尔都塞接着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比较:把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阅读《资本论》,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进行了比较,基于我们关心的问题,来看看阿尔都塞是如何比较这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阅读的:“作为经济学家阅读”是怎么做的呢?是“把《资本论》的论述同一个在它以外就已经确定了对象加以比较,而不对这个对象提出疑问”。[19]3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的特点何在呢?要“对一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疑问”,即要对“论述——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根据问题。”[19]3到这里阿尔都塞并没有讲自己阅读《资本论》的全部前提条件或理论假设。因为,即便是阿尔都塞解决了认识论问题,仍然存在一个具体的阅读方法问题。所以阿尔都塞说自己要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法”,“症候读法”,并分析了两种阅读方法。[19]21认为第一种阅读方法“看不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看和忽视的同时存在所提出的问题,即看和忽视的相互联系的问题”;在第二种阅读方法中,“可见领域和不可见领域之间的必然的却是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把黑暗的不可见领域的必然性规定为可见领域结构的必然结果”,[19]12有了这种方法,在看本身中“有没有看和看的同一性”,[19]14“它的沉默是它特有的话”,[19]15为了“看到这种看不见的东西”,[19]22“沉默是它特有的话语”[19]15。其实,症候读法,“与其说是马克思的解读方法,实际上倒不如说是阿尔都塞所固有的解读方法更好一些。”[20]而且通过对《阅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两本著作的联系阅读,我们不难发现,阿尔都塞说的,用马克思的哲学阅读马克思时指的“马克思的哲学”,其实,恰恰都是阿尔都塞自己的“马克思的哲学”。

经过这种回顾,我们现在知道了阿尔都塞说的那句话得以成立的层层递进的前提:(1)在哲学家的阅读下;(2)在特殊的认识论中;(3)在特定的阅读方法下;(4)在阅读是生产的意义上。也就是说,阿尔都塞所谓“真正读到马克思的哲学的地方”的判断,是在一系列强条件下,在非常特殊的前提下成立的。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引证不仅什么也证明不了,反倒会成为对涉及其中的两个思想家同时存在错误认识的一种证据。假如在“沉默是它特有的话语”的意义上,认为《资本论》是“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可以成立,那么在有关《资本论》的理论研究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但是,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请牢记,这种令人轻松愉快的对《资本论》进行的无限可能的解读(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意义上),会成为一种学术鸦片,它会导致使用这种研究逻辑的学者们在迷醉中,把我们真正要坚持的《资本论》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结语

前面的分析表明,主张《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的论证,是在模糊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曲解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歪曲某些重要引文的前提下实现的。这类哲学化的论证,还存在以下典型特征:

使生动鲜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资本论》中浓郁的问题意识,消失不见。我们可以说,一个研究无论在抽象的层面,重复多少次《资本论》是对“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研究,也无法使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运行,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历史”。更无法去弄明白那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大量内容回答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忽视或未能科学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利润的本质和来源是什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不是价值规律的例外?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的资本按同样的比率获得利润是不是同价值规律相抵触?等等。

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苦地实现的政治经济分析,尤其是这种分析中蕴含的对马克思自己先前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应用和超越,还原为某种抽象的哲学称谓,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把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弃之一旁。比如,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是如何获得一种主体性的存在的?为什么它是一个自我增殖的矛盾?再比如,《资本论》涉及的整体,在哲学意义上,是一个类似房屋一样的结构,还是一个像黑洞一样的存在?一句话,这种《资本论》哲学化研究,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

我们认为《资本论》是一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丧失其客观性。对资本论的创新解释,认为它实现了一种哲学革命,是一种存在论,是一种现象学、人类之学的所谓的创新阐释,除非真正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所谓的新哲学自身具体是什么(比如,它有哪些核心范畴,它的基本框架是什么)?二是这种新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否则,这类创新研究,只会带来认知混乱和理论伤害。

对于不愿意像马克思那样费大力气去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而仅仅基于自己个体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归属,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做法,我们不可能给出曼德尔在《为什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更好的建议了: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正因为它在最高的意义上具有‘党派性(partisan)’的,也就是说,它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并解放工人阶级,正是因为这些理由,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偏离最严格的科学客观性。只有以科学为基础的解释现实的理论,才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有力武器。若为了‘派系偏见(partisanship)’而侵犯科学客观性,那就意味着上开枪前把火药浇湿。潮湿的火药是打不了胜仗的。”[21]】

注 释:

① 有学者提出“如何阐释《资本论》这种独特的‘存在论’的问题,并认为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的“何以存在”与“让其存在”,《资本论》的独特的“存在论”是“使其存在”。[9]暂且不说这是否完全是原作者的理解,这种解读,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大得多。假如《资本论》真的是一种独特的“使其存在”的存在论,那么“使其存在”的“使”的主体是什么呢(是上帝、人、意识、政党或一种抽象的社会结构吗)?

② 这里,请读者自行思考为什么作者在应用这句完整的话时,要拆分为两个单句表述。

③ 这里的抽象的含义取下文抽象的第二种含义。

④ 理论和实践、理性和人道、个人和集体、生产和分配、解释和改造、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经验和超验,……从这些角度,都可以对马克思的思想展开归类和组合,我们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值得提倡的倾向,这种倾向恰恰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之一。

⑤ 我们可以在此处,给习惯简单分类组合的人们提供一些有关对比的分类,这里作者使用的是“彰显价值的对比”,还可以有“导出问题的对比”,以及“挑起愤怒的对比”……

⑥ 马克思用的是“抽象的‘人’ ”,而非作者使用的“抽象的人”,请体会“对人的抽象”与“抽象的人”的区别。

⑦ 也许只有康德意义上的“超验主体”算得上是“抽象的人”,算是“抽象的人”。

⑧ 非霍布斯或卢梭意义上的抽象的、根本性的契约。

⑨ 我们并不是在否定这些认识框架的历史或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也存在天然的研究分工。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再说多少遍也无助于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⑩ 这里的具体,仅仅在思维这个单一维度中理解具体和抽象的关系时成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J].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4(1):1-14.

[3] 白刚.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J].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3(2) :21 -27.

[4] 孙乐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14(5):4-11.

[5] 雪婷.《资本论》透视的哲学革命[J].重庆:重庆社会科学,2014(7) :120-126.

[6] 石佳.《资本论》:经济学术语中的哲学革命[J] .南昌:求实,2014(4) :45-49.

[7] 王庆丰,石佳.《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恩格斯解读《资本论》的重要贡献[J].北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 (3): 67 -75.

[8]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0(2) :4-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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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oger.  Scruton,Ka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46.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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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27.

[19]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 .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0 ]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 ] .牛建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56.

[21 ] Mandel, Ernest.“Why I am a Marxist”in Achcar, Gilbert ( ed. ) , 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M].  London: Verso, 1999 : 244.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专家。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经济学家论坛执行副主席;北京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执行编委。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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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旭 常庆欣:《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驳《资本论》哲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