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入了死胡同

全球生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入死 胡同的两个主要原因,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因美国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遭到 重创、第三世界经济体通过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总体上已经终结、国际 收支失衡席卷整个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兴起等四个方面。 当新自由主义穷途末路时,它不得不依靠法西斯分子来恢复所谓的有意义的政 治活动。这种复苏的政治活动必然会给某些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挑 战。作为支撑国际金融资本霸权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帝国主义将采取包括资 本外溢、贸易管制、民主或议会政变以及经济战争在内的各种措施予以应对。实 质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法规避其面临的诸多长期挑战,因为它并没有自我 重塑的打算,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复兴。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入了死胡同

哈里·马格多夫( Harry Magdoff)的《帝国主义时代》是一部经典著作,它展现了战后政治上的非殖民化如何没有否定帝国主义现象。这本书包含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跟随列宁的脚步,全面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是如何在全球运作的;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较少讨论的问题,即对帝国主义的需要( the need for imperialism)。在这里,马格多夫不仅强调了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对宗主国资本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原材料价值在制造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并不代表原材料的重要性降低,并将其论点简要总结为没有原材料就没有制造业。

马格多夫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了帝国主义强烈阻止第三世界经济实现非殖民化这一时期,此时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开始控制自己的资源。但在他写作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尚未兴起。而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其自身已经走人了死胡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到了应该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讨论的时候了。

一、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体制陷入僵局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事先趋势(ex ante tendency);第二,在这种体制内,全球性生产过剩趋势唯一可能的因应之策是形成资产价格泡沫,但资产价格泡沫是无法随意被制造出来的,而且资产价格泡沫一旦出现,其破裂将会使经济重新陷入危机。简而言之,正如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贝里克·索尔( Samuel Berrick Saul)所指出的,对于当代宗主国资本主义( metropoli—tan capitalism)来说,不存在那种由一战前殖民主义与二战后干预主义时期的国家力量提供的“触手可及的市场”( marketson tap)。

之所以会出现过度生产的事先趋势,是因为在世界经济中,各国的实际工资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幅提升,这通常会导致产出中的剩余份额增加。继米夏·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和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Steindl)之后,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在《垄断资本》中指出,经济剩余份额的上升或财富从工资转向剩余都将会减少总需求。总体来讲,工薪阶层的消费与收入比率高于依靠经济剩余生活的那部分人。③因此,如果假设任意时期的投资水平都是既定的,那么这种转变将倾向于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减少总需求、产出和产能利用率。反过来,随着时间推移,产能利用率的减少会降低投资水平,并使消费领域中的需求进一步减少。

作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但为什么世界经济中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呢?答案在于当代全球化的独特性,当代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将经济活动由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以便利用那里普遍存在的低工资劳动力来满足全球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劳动力从未自由地从第三世界迁往发达国家,资本虽然在法律上可以自由地从发达国家流向第三世界,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即使诸如矿产开采和种植园等部门出现过资本流动,但这些部门也只是加强了而不是打破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殖民格局。世界经济的这种划分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并不受第三世界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制约,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后备军本身就是由制造业转移造就的,而这种转移则受到了去工业化和经济剩余消耗的双重驱动。

当前的全球化打破了这一局面。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同时将工厂搬迁到那里以利用当地较低的工资来满足全球需求,这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工资受到第三世界劳动力后备军的限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Stiglitz)指出,20 1 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略低于1968年,这也不足为奇。

与此同时,这种重新配置尽管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带去了惊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并不会完全消化掉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储备军。这可以归因于当代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消解包括第三世界的农民在内的小生产者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些小生产者早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免于受到后殖民时代国内外大资本的侵蚀。但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下,这种保护措施被取缔,从而导致了这些生产者的收入受到挤压,他们的土地通常被直接剥夺,并被大资本明目张胆地用于各种开发项目。即使在那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惊人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业的增加也远远低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更不用说吸收来自破产的小生产者阶层的求职者了。因此,劳动力后备军将用之不竭。不但如此,劳动力后备军实际上还会得到进一步扩充,因为就像发达国家的工资也受到限制一样,第三世界的实际工资仍然与最低生活水平挂钩。因此,整个世界经济的实际工资仍然是受限的。

尽管当代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过剩这一事先趋势的出现,但国家支出这一曾经的因应之策已经不再凑效(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说法,美国通过军事开支应对生产过剩)。金融资本通常反对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直接干预就业。这种反对不仅仅表现为拒绝向资本家征收高额税金,还表现为反对为了给此类支出融资而增加财政赤字。显然,如果更多的国家支出是通过对工人征税来筹集资金的,那么它几乎不会增加总需求,因为工人无论如何都会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消费,所以国家拿走这些收入并将其花掉,并不会增加任何额外需求。因此,只有在依靠财政赤字融资或对那些拥有闲置收入与储蓄的资本家征税的情况下,国家加大支出才会增加就业。但这恰恰是金融资本所反对的为国家支出融资的两种方式。

金融资本反对加大对资本家的征税力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反对增加财政赤字呢?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排除财政赤字的合理理由。因此,这种反对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考量,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果依靠国家直接促进就业的话,那么这一事实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国家将不再需要刺激资本家的动物精神。人们可以从认识论的外部视角来看待这个制度,并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就业,那么我们为何还需要资本家呢?正是由于本能地认识到了这种潜在危险,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反对国家为创造就业而做出的任何直接努力。

在全球化体制内,这种始终存在的对立变得具有决定性。只要金融资本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那么国家就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推翻这种反对意见,例如在二战后资本主义面临生存危机的时期。但当金融资本全球化时,即当它可以自由跨越国界而国家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时,它对财政赤字的反对就变得具有决定性了。如果某个国家违背金融资本的意愿实行巨额财政赤字,那么金融资本只会使之陷入困境并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因此,国家屈服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需求,避免通过直接的财政干预来增加需求。它转而求助于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财富持有者的决策来运作的,因此不会威胁金融资本的社会地位。但正因为如此,货币政策是一种无效的工具,这在200 7-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将利率降至零,也几乎没能恢复经济活力。

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不应该被迫接受金融(资本)的要求,即避免为扩大就业而进行财政干预。美元被全球财富持有者视为“和黄金一样好”的货币,这应该会使美国免受资本外逃的影响。但就美国而言,还有一个额外因素在起作用: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美国扩大的财政赤字所产生的需求将大量外溢至国外,这将为其他地方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加美国自身的外债(因为与全盛时期的英国不同,美国无法获得任何无偿的殖民转移)。由此,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即使在美国,提振需求的任何财政努力也会受到阻碍。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内,国家支出不能应对全球生产过剩这一事先趋势,这种趋势使得世界经济依赖于偶尔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主要是美国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但至多能从危机中获得短暂的喘息,而这是很不安全的。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人死胡同的原因。实际上,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在美国通过保护主义缓解失业的做法就是对该体系已陷入绝境的最好证明。为了缓解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危机,连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不得不脱离新自由主义游戏规则,同时通过减税来补偿受到影响的资本家,并谨慎地确保不对金融的自由跨境流动施加限制,这些事实都表明,既有规则已不再是原初的形式。

二、走入死胡同的主要表现

至少有四种表现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第一个表现为,世界发展受到美国互联网经济和房地产泡沫的显著影响,失业率比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都要高得多。的确,美国的失业率看起来正处于历史最低谷,但这也同样具有误导性,如今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比2008年还要低,这是“丧志工人效应”( discour-aged - worker effect)的体现。考虑到下降的劳动参与率,美国约为8%的失业率实际上已经很高了。事实上,如果失业率真的低至官方发布的4%,特朗普就不会在美国实行保护措施。当然,在世界其他地区,200 8年后的失业率仍明显比以往年份高得多。实际上,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很好地证明了美国经济正面临着就业不足的大问题,这与二战后第一个十年的情况相似,当时持续性的经济复苏是主旋律,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从未在单个季度被提升至80 %,从而造成了投资停滞的后果。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经济在摆脱大萧条后仍存疲软之态。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让人回想起1 93 1年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它们都体现出“以邻为壑”的特征。如果他的保护主义会产生失业输出的话,那么美国很快会招致报复,并引发贸易战。贸易战会抑制投资活力,从而带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由于美国一直针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贸易摩擦。即使美国的保护主义没有招致普遍的报复,那也只是因为美国的失业人口没有得到充分转移,还没有将全球的就业市场彻底搅乱。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察,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答案——全球失业率将普遍升高。

关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毫无异议的是,21世纪初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首先,在前人的研究中,有观点指出:单个国家的财政法令根本无法抵御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扩张。如果由一个全球性组织或是由几个大国组成的共同体来协调各方利益、统一制定经济政策,破除反金融全球化趋势,并对世界经济施加财政刺激,那么全球经济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复苏。这一设想是由一群德国工会主义者提出的,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尽管当时这一设想并未被政府采纳,但它对于缓解如今的经济衰退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遗憾的是,这种设想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第二个重要表现在于,对于第三世界的经济体来说,通过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总体上已经结束了。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增速放缓,加上美国为对抗第三世界中具有出口优势的国家大肆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它甚至可能将贸易保护主义的触手伸向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一切都表明,依赖世界市场带动国内市场的战略已经失去动力。第三世界的经济体,包括那些具备出口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

想要完成这种转型并不容易,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需要促进农业发展,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鼓励合作化的生产方式,并且确保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所有这些都有赖于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对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它们需要通过与其他经济体联合来保障国内市场的规模。总之,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此时改变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统治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将席卷整个第三世界经济。这是因为,当第三世界国家在新的背景下面临出口疲软的难题时,也将要面对资金难以流人的事实。另一方面,当外国资本大肆入侵第三世界国家时,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将会赤字频发。面对这种情况,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些国家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人们收入减少,同时生活条件急剧恶化。这些紧缩举措还将导致国内的生产资料和资源被进一步移交给外国资本家,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增长的战略化为泡影,转型将宣告失败。

换言之,“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对第三世界经济的束缚和控制,尤其是对那些在新形势下陷入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这里所谓的“帝国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的霸权,而是指具有垄断扩张性质的国际金融资本。甚至第三世界国家内的大资本家也会因国际金融资本而集聚,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国家的劳动人民。

第四个方面体现为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将再次兴起。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末路之前,它推动实现了经济合理增长和稳定就业,但同时也使得世界开始逐步走向更严重的饥饿和贫困。数据显示,1 980年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为355公斤,2000年降至343公斤,20 1 6年近乎持平,为344.9公斤。这些粮食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酒精发酵。在世界经济总量增长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本应随之增加。但事实上,人均粮食产出在绝对下降,这无疑将导致粮食危机的出现,使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营养水平急剧恶化。

然而,各国并未立即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去缓解日益蔓延的粮食危机。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政府根本无力制定有效举措(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危机更难得到控制);另一方面,GDP的高增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即相信贫困可以随时间而消除。包括贫苦的农民也乐观地相信,只要他们的孩子接受一点教育,并且积极面对生活,在未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一直在向人们灌输美好发展的希望。但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进“死胡同”,这种承诺不再有效,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也消失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存活下去,开始寻求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结合,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这种结合下,统治阶级将舆论焦点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导向所谓的国家威胁,避而不谈政治体制的腐朽破败。统治阶级将人们的痛苦归咎于少数民族、外国人和异教徒,他们统统被描述为国家公敌。新法西斯主义投射出叫作弥赛亚的受膏者,他足够强大的魔力可以克服所有困难。新法西斯主义促进了这种非理性文化的传播,如此一来,无论是对他人的诋毁迫害,还是对于领袖的盲目崇拜,都可以逃脱理性的约束。新自由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结合,利用国家公权和法西斯主义式的基层自主暴力来恐吓反对他们的人。同时,统治阶级与大企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或者用卡莱斯基的话说,即“大企业和法西斯新贵的伙伴关系”。

现代社会存在着各种形态的法西斯团体。他们只有在得到大企业的支持时才会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甚至在特定时机下掌权。触发这一时机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经济危机爆发,国家机器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正常运转;二是自由放任机制明显无力解决危机;三是左翼政党的力量还不足以为人民提供帮其走出困境的另一种选择。

最后一点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在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资产阶级往往是为了对抗日益壮大的左翼势力才会求助于法西斯主义。而当左翼势力成为严重威胁时,大资产阶级的反应通常是试图通过提供一些特许权使左翼势力内部自行瓦解分裂。只有当左翼势力被削弱后,资产阶级才会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支撑自己。对此,瓦尔特·本雅明(W alter  Benjamin)评论道:“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兴起,都是一场失败革命的结果。”

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然而,当代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关键方面与1 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这就是许多人不愿把当前的现象称为法西斯主义热潮的原因。但是,如果将法西斯主义的现状与历史做对比研究,我们会得到一些极为有益的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当代法西斯主义的确与1 930年代的现象有类似之处,但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异。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当前的法西斯主义浪潮使许多国家的法西斯分子掌握了政权,但却没有出现1 930年代的那种法西斯国家。即使掌权的法西斯分子企图把这个国家推向法西斯主义,他们能否成功还不确定。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今掌权的法西斯主义者身处金融全球化体制之中,因而无法克服新自由主义危机。例如特朗普,尽管他奉行保护主义,但是难以使美国摆脱经济危机。但在1 930年代,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法西斯主义国家制度的恐怖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被法西斯主义当权者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与结束大萧条的能力所掩盖,他们通过扩大军费开支和政府借贷的方式克服经济危机。相比之下,面对国际金融资本对政府的财政激进主义的反对,当代法西斯主义也无能为力,无法借助财政手段创造更多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甚至无法通过扩大军事支出来缓解经济危机。

如前所述,这种激进主义要求政府通过向资本家征税或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来扩大支出。但金融资本反对这两项措施,并且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这种反对更为坚决。即使政府恰好是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因此,被“财政紧缩”束缚的当代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减轻甚至暂时性地缓解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像1 930年代那样,为向法西斯国家转变提供任何借口。

另一个差异也与金融全球化相关。1 930年代是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interimperialist  rivalr)的时代。尽管法西斯政府通过扩大军费开支解决了经济大萧条和就业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法西斯主义是战争的始作俑者,它不仅使自身在战争中毁灭,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在当代法西斯主义所处的世界中,帝国主义竞争渐趋缓和。有些人据此为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关于“超帝国主义”( ultra imperialism)的观点作辩护,并以此反驳列宁所强调的帝国主义间长期斗争的观点,但这种辩护是错误的。在考茨基和列宁讨论的那个世界中,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本质上属于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考茨基谈到了对立的政治寡头之间休战的可能性,列宁认为这种休战只是长期存在的竞争中的暂时现象。

相比之下,当今的金融资本并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由来自特定国家的金融资本整合而成的国际金融资本。这种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不希望世界被分割成相互敌对的经济区域;相反,它希望全球保持开放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之所以缓和,不是因为它们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和平地瓜分世界,而是因为物质条件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上述选择。当今世界已经超越了列宁和考茨基所生活和争论的那个时代。

在这个法西斯主义高涨的时代,不仅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然,就像我们接下来会讨论的,可能会有其他战争发生),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法西斯热潮也不会通过任何灾难性的战争而终结。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逐渐减弱、缓慢终结的法西斯主义。当它掌权时,它不一定废除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一定将反对派斩草除根,甚至可能允许自己偶尔被选票赶下台。但是,只要它的继任政府仍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就无法缓解,法西斯分子便有可能再度执政。他们无论是否执掌政权,都是推动社会与政治法西斯化的强大力量,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不断促进企业发展,因此得以永久保持“大企业和法西斯新贵的伙伴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当代的法西斯浪潮不太可能像前一波那样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必须通过超越这一历史阶段的方式来终结它。工人阶级围绕着另一套并不直接针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要求开展阶级动员,但这种动员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为摆脱这一时期并实现最终超越提供初步准备。

在第三世界里,这样的阶级动员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会持续对抗法西斯主义。相反,由于自由资产阶级也被法西斯主义者提供的极端民族主义剥夺了话语权而不断被边缘化,因此他们会将话语转向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毫无疑问,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在话语上主张物质条件改善是可能的,而且这种话语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反法西斯行为。但经验将告诉我们,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作为被调整的话语的一部分而提出的这个议程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它为左翼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提供了辩证干预的可能。

四、帝国主义的干预措施

尽管法西斯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走入死胡同”的紧要关头会有一段苟延残喘的时期,但是在日益融入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第三世界金融企业集团的支持下,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会不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最终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话语决裂。

事实上,当新自由主义穷途末路时,它不得不依靠法西斯分子来恢复所谓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所未曾想到的,因为当时大多数政治组织都沉浸在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前景中(拉丁美洲的历史有些不同,因为新自由主义是通过军事独裁在这个大陆站稳脚跟的,而不是通过政治组织的认同)。

这种复苏的政治活动必然会给某些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挑战。帝国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支撑国际金融资本霸权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将至少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第一种是所谓自发的资本外流。任何试图使该国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都会发现,其政治活动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从而使该国陷入金融危机,因此该组织的政治前途也将日益渺茫。民众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很可能使政府放弃脱离新自由主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如此艰难,以至于会让一个以工人和农民为执政基础的政府屈服,目的是将工人和农民从短期的苦难中挽救出来或者避免失去他们的支持。

在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即使资本管制得当,此类赤字融资也会带来问题,因此有必要实施贸易管制。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工具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有些国家试图摆脱金融全球化的束缚,那么宗主国便会实施贸易制裁,然后哄骗其他国家停止从被制裁的国家购买商品。即使被制裁国家放弃摆脱金融全球化的目标而成功地稳定了经济,宗主国的制裁也会成为一个额外的打击。

第三种武器是推动诸如拉丁美洲所经历的所谓民主或议会政变。过去的政变是借助当地武装部队进行的,这意味着必然实行军事独裁,而不是由民选的文职政府来统治。而如今,帝国主义会利用各国内部因资本外流和实施制裁所产生的不满情绪,以追求民主(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的名义,通过法西斯主义者或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来推动政变。

如果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帝国主义便可能借助经济战争(比如破坏委内瑞拉的电力供应),最终诉诸军事战争。今天的委内瑞拉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展现了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衰落、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迭起的时代,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干预方式。

这种干预有两个方面引人注目。其一,实质上这是在全球金融资本霸权时代,主张缓和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各个宗主国不约而同的行为。其二,在宗主国内部,从右翼到自由派都普遍支持干预。

尽管有这样的应对措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依然无法避开它长期面临的挑战,因为它并没有重塑自身的打算。有趣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边缘时,国家干预作为一种经济复苏方式被提出来,但是并未得到重视,在二战结束之后它才在各国普遍施行。如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自我复兴,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和直接的帝国主义干预并不是从群众的愤怒中拯救它的长远措施。

【作者:罗特萨•帕特内克 普拉巴特•帕特内克;陈文旭 译。罗特萨·帕特内克( Utsa Patnaik)、普拉巴特·帕特内克( Prabhat Patnaik):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陈文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察网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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