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峰:文明边缘的香港

香港既处在中华文明的边缘,也处在盎萨文明的边缘。与新加坡最大的不同,是港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尤其是,香港的社科学者,不少是盎撒文明的传声筒。他们学自英美,但大多不像新加坡和日本学者那样,冷静的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制度比较分析。从学界到实务界,相当部分利益与英制直接挂钩(金融、司法)。所以对英制的弊端,几乎不会有人去分析和指出,也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将英制中有益的部分抽离出来,而只愿做整体承袭。长期的英国殖民,以英为尊的心态,导致香港精英阶层缺乏自醒,进而将盎萨文明中的内在缺陷,归结为对盎萨文明抄袭还不彻底。

慕峰:文明边缘的香港

如果我们把讲中文的国家和地区摆在一起,会发现,西方文明在近代对中华文明产生直接接触后,澳门、台湾、马来地区(新加坡)和香港等处于离中华本土文明最远的边缘地带,最早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冲突和竞合。这些中华本土文明的边缘地带,因历史选择的不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澳门

葡萄牙兴起于15-16世纪,曾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性帝国,在亚非美建立大量殖民地。1550年代,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从事贸易。但葡萄牙与大航海时代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一样,没有乘上工业化的东风,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被英法德意等国反超。到19世纪,葡萄牙国力已大幅衰落,难言近代西方文明的代表。1887年,葡萄牙以租借方式占领澳门,但对澳门治理不善,弊政丛生。在澳门的中西方文明竞合中,葡萄牙作为前工业化时代的西方文明代表,只是改变了澳门的表面。另方面,作为旧帝国的葡萄牙,在1807年就被拿破仑攻占过首都里斯本,从1820年若望六世君主立宪到1910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再从1926年卡尔莫纳军事政变,到二战期间支持法西斯轴心,其间内乱不断,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才步入正常状态。早在19世纪葡萄牙已开始无力有效管理海外殖民地,1822年巴西的独立,是葡萄牙海外殖民衰落的标志。澳人对中华的认同,澳门回归后的繁荣,背后反应出的是葡国文明的先衰,以及中华文明在澳门的本土延续。

二、台湾地区

台湾在1620年代被荷兰殖民者侵入,1661年被郑成功收复,明清时期大量迁入汉人。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据台长达50年,对台湾影响很大。

日本也曾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律令政制、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长期承袭汉唐之制,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成果(如佛教)也是经由中国传往日本。16世纪日本战国时代,与欧洲已开展频繁贸易,基督教和铁炮的引入,直接影响了日本战国的格局,这是日本在中华文明之后初次接触到西方文明。1853年马修佩里黑船事件后,美国叩关成功,日本经历巨变,幕府政制遭受重创。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尊王攘夷”后力推倒幕,迫使德川庆喜向明治天皇“奉还大政”。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脱亚入欧。表面上弃中制而改西制,实际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西制以使自身首次摆脱了中华文明的唯一辐射,以实现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最终目的,是维持日本国家、民族和精神层面的独立性。西方文明的侵入并未造成日本对传统文明的摒弃,欧美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与西方有本质差异。

我们从明治至今的日本史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日本在引入西制后做了大量适应本国发展的改良,从战时财阀到战后产融实体,从政届与财届高层人员的长期互动,到劳资长期稳定关系的制度化,站在历史长河的视角来看,都是中西方两种文明在日本本土碰撞后得出的结果。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取舍,不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重,而是大量吸收了德意志文明的成果(尤其是在立法方面)。战后日本虽由美国占领,美军试图对日本作根本性改革,修宪法、废财阀,但日本各界阳奉阴违,财界政界利用朝鲜战争之机改造了财团体制并得到美国默许,文化界大兴日本战国史研究和通俗化之风,保持国民精神层面独立性。因此,虽有美国占领,但盎萨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明治维新时期对西制考察的细致繁复,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足以让中国学者汗颜。遍学西方各国,取之所长、弃之所短、融于本土、维持自身的历史独立性,是日本学习西制的特点。傅高义言,日本曾从1868年开始,“花了二十年功夫,研究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艺等领域最好的制度”,战后仍然努力细致的改进,“培养了一批能把现代各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专家”,“对各种制度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加工和改良”。今天日本的法政学者,在论及日本对欧美各项法律制度的引入时,通常都会首先花相当篇幅引介西制的本体,再花相当篇幅论述所学国家的制度在引入日本时,基于日本本土的历史和现实,做过何种适应性修正,这是中国学界至今未能做到的。

我经常问留学德国的国内学者,为何中国至今都找不到多少关于德国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甚至连翻译著作都很难找到?得到的总是无言以对。西制的本土化改造,在日本不仅仅是口号,长期以来都是十分精细的工作。这种对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决心和努力,使得日本兼具了中西文明的优势,也正是这些与中西方本土文明都有所不同的方面,使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这种持续深入研究的有益之处,还在于对其他国家的关切与语言体系有十分清晰的了解,对所谓同一西方联盟内不同国家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微妙关系能有详尽的掌握。

反观台湾,国民党撤至台湾后继续执政,同时迁入大量人员,历史文化没有断代。虽然台湾存在日据时代的影响,但日本文明自身是近代之后中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台湾本土是由台湾原住民、明清大陆移民后代和从大陆迁入的国民党阶层构成,中华历史记忆和抗战历史记忆在台延续。因此尽管台湾本土有慕日情节,但以日本文明在台替代中华文明正统,难有可能。台独在理念上一直存在困难,即要整个台湾否认中华历史,这种长期的政治投机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民进党长期将民生问题和台独问题捆绑在一起;另方面是盎撒国家一直将台湾作为遏制大陆的王牌。超越两岸政制现实的,是统一的中华文明,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香港回归二十余年,部分民众内心仍有抵触和抗拒,这涉及盎撒文明在与中华文明长期竞争时经常采用的均势目标和贬损策略,需要在历史研究和叙事上予以突破。应与台湾蓝营达成最低限度共识,即在台湾教育方面要坚守中华文明之延续。如在台其他党派妄图以教育搞远期台独,应当竭力抵制。

三、新加坡

南洋深受中华文明影响,是中华文明的远端边缘。新加坡历史短暂,19世纪先是成为英国殖民地,因良港地位,获得繁荣,建立英制。后在1940年代经历日据,大量华人遭受屠杀。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完整的建国史,可以看到当时福建、广东等地对新加坡抗日的支持。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获得独立后,李光耀看到英制在后发国家的缺陷,做了相当大胆的取舍,简言之,就是政制上取法治而缓民主、经济上抑金融地产而重实业,威权立国、法治为先,对内调和民族利益,对外融入全球。新加坡从西方文明获得的是法治经验和全球化经验,而战后西方文明外溢时常常会伴随的民主问题、金融资本问题都被威权抑制。新加坡建国至今仅有三任总理(李光耀自1965-1990年,吴作栋自1990-2004年,李显龙自2004年至今),保障了关键政策的延续性。新加坡的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非执政党派在基层竞争产生了鲶鱼效应,但整个国家政制仍然是围绕人民行动党(PAP)长期执政来设计。

新加坡曾是中华文明外溢的最远端,历史上与中国本土没有直接矛盾,小国在夹缝中生存时极善于借力均势,相机而动。在结束英国殖民之后,新加坡像日本一样,没有接受盎撒式政制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而是顶着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冷静取舍,在对政治稳定、政策延续性的追求和对官员素质的要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传统的政制经验。

四、香港

英国于1841年强占香港岛,1898年又以租借形式完整占据今天整个香港地区。除1940年代短暂被日本占领外,其余时间都在英国治下。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后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帝国,远非衰落的葡萄牙可比,美国更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延续和拓展。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讲盎撒文明。这是一个横贯全球的世界性文明,其政制、法制、语言、文化,最终是通过一整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予以传播,其中,思想观念的对外影响是巨大的。但西方文明内部,也非唯一。盎撒文明的扩展,主要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英联邦地区。欧洲大陆而言,德、法与盎撒的差异性其实不小,德意志对北欧影响尤大。德国的历史学派对德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塑造了独立的德意志思想观念,尽管战后经历英美占领,盎撒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德国无法生根。法国的年鉴学派独俱特色,我们今天看到不少法国学者在政治、经济领域能够对盎撒文明的缺陷提出深刻批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就香港而言,一不像澳门那样只是曾受过一个衰落的西方国家统治,二不像台湾地区那样未受过真正的西方文明侵入,三不像日本那样主要是承袭西方文明的欧陆方面而非盎萨方面,四也不像新加坡那样反思过英制的种种缺陷。香港在殖民时期,并未完整承袭英制,立法、司法权都在英而不在港,文化观念上是以英为尊、以中为卑,这有时代因素,同时与香港居民构成有关,作为曾经中华文明边缘的香港,慕强而鄙弱,长期以商贸第一。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将英制中有缺陷的楔子,也就是新加坡所弃的民主先行,钉入香港本土。这种做法,与1980年代盎萨文明对苏联文明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盎萨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些制度对外移植的难度和成功先例的罕见,但无论多少英美学者曾经论述过这些制度移植所遭遇的障碍和困难,乃至自英帝国时代以来盎萨世界主义梦想所遭受的挫折,盎萨政治精英都没有放弃以国家机器和新闻媒体去将这些制度的简单可移植性予以正当化。只是时至今日,英美已完全没有当初部分有志之士还存有的良善的世界主义梦想,只剩下娴熟玩弄的国际政治手腕。在苏东剧变三十年后,也就是盎萨精英将楔子打入苏东地区三十年后,已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在这些地区,是怎样一个结果。

香港既处在中华文明的边缘,也处在盎萨文明的边缘。与新加坡最大的不同,是港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尤其是,香港的社科学者,不少是盎撒文明的传声筒。他们学自英美,但大多不像新加坡和日本学者那样,冷静的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制度比较分析。从学界到实务界,相当部分利益与英制直接挂钩(金融、司法)。所以对英制的弊端,几乎不会有人去分析和指出,也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将英制中有益的部分抽离出来,而只愿做整体承袭。长期的英国殖民,以英为尊的心态,导致香港精英阶层缺乏自醒,进而将盎萨文明中的内在缺陷,归结为对盎萨文明抄袭还不彻底。

长期以来,这不只是香港某些民众的心态,也是大陆部分人的心态。如果不是此次中美贸易战打到了突破底线的程度,不少大陆精英仍然要对盎萨文明的整体承袭抱有极大幻想。

五、中国大陆

不同文明之间,不止有冲突,还有融合。但就中国的学界而言,对文明史的关注,仍然罕见。国人长期沉溺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无法自拔,又在今天有意无意的帮助修昔底德陷阱观念的传播。学界任由海外一派学术观点炒成社会热点,然后全民温习,这样的知识传播,难言有益。

中华文明不是单一延续数千年至今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就是融合的产物。儒、道源于本土,而佛教则自欧亚大陆传播而来,再传往日本。中国版图的变化过程,也是“天下”的周边文明融入的过程。如果我们沿着大同、洛阳、西安一线去看佛教的演变,就能看到北方非中原文明融入并影响中原,再往西行,从而诞生了隋唐的大一统。如果没有当时北方文明的融入和西迁,就难以更加重视外来的佛教,对欧亚大陆的开放程度也就不会像唐朝那样大,隋唐的大一统和中华文明的内涵扩张将难以实现,也就看不到此后隋唐文明外溢与中西亚文明的交流,甚至连欧洲也将是另一幅图景。换言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并非封闭,而有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传统,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而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影响难言冲突。

今日所见,工业化以来的全球,除了发源地欧陆本土以及盎萨地区(英、美、加、新西兰、澳大利亚),仅有传统的中华文明地区集中实现了现代化(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湾地区),这个有趣的现象至今没有多少学者予以关注。这些中华文明的传统区域,除香港外,无一采纳盎萨制度。事实上,香港的繁荣时期也未采纳英制的民主,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法治与自由贸易港地位,最为重要的,是大陆曾以之为对外窗口。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因自由放任和金融地产优先所致,而被钉入的民主化楔子是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欧陆、盎萨及中华文明区域外,中东石油国家基本是工业化的资源型依附,其余非石油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拉美早就只能以“拉美化”来形容,苏东地区在1980年代解体之后衰落,非洲至今也未走上正轨。

在经受西方文明外溢的挑战中,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今天也能看到不同的后果。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在迎接西方文明侵入的挑战中,经历了更为痛苦和长期的反复。Carroll Quigley认为,一个文明的核心地带由于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因此在经历强盛期后,体制趋于僵化,往往不如该文明的边缘地带那样敏感,能够更快的转身去改造自己、迎接挑战。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及核心区域过往百年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对中华传统文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自190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西方文明的侵入期、选择期和调整期。在应对工业化和西方殖民扩张这两项重大问题上,中华传统文明曾经无法有效迎接挑战。在西方文明侵入后,中国跟当年的日本一样,面临国家制度的取舍。僵化的清政府无法改变自身,作为曾经边缘地带的日本都想取而代之。日本甚至将自己认为是东亚文明的延续者,在侵华时期有大量的日本学者从中华文明延续去论证日本侵华的正当性,而民国学者则竭力驳斥以维持文明的正统和民族的独立性。

在20世纪初对西方文明与苏联文明(斯拉夫文明)的选择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的大陆有了两个选择。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大陆引入苏联文明进行探索,完成了初步工业化。1980年代,大陆开始主动排除苏式统制计划的缺陷,打开国门。在这个过程中,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去海外学习,尤以美国为多。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谈论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实际只是在谈论盎萨文明和盎萨制度。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深入研究分析各强国的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有时代因素:一是随着苏联势微,美国渐有成为唯一大国之势,学习最强的国家以图发展自身是自然的选择;二是中国从过往阵营走向全球化,最先要处理的就是与美国的关系。但也因如此,1980年代以来通过双边交往获得并向社会传播的西方观念,尤其是关于西式民主和经济方面的理论,主要源自盎萨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海归经济学家,绝大多数留学自美国,这固然是因为美国教育的出类拔萃,但相应也失却了深入比较德、法、日等其他国家的机会。今天盎萨经济模式遭受的挫折,欧洲学者的批判其实更早更彻底,日本长期也是少说多做,如果此前对各国制度、观念的历史能先有深入了解,过往一段时期盎萨观念的负面影响本可降低不少。

盎萨文明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叙事解释是自洽的,也即,站在盎萨文明的视角,只要采盎萨的经济制度而不采其政治制度,所有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源于没有全面承袭其政治制度。但很显然的是,无论是英国撤出的殖民地,还是新自由主义下主动完整接纳盎萨文明的国家,都不如保持本土观念的欧陆和中华文明传统区域生存发展得更好。一厢情愿的认为能将盎萨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是完全不现实的,这种移植所面临的问题,李光耀终其一生已经反复说明过。

今天我们看到,大陆的政策明明在很多方面与日韩等国没有本质区别,却要备受指责,与我们的研究界未能细致比较分析各种制度的历史及其缺陷,总是用一种大而化之的表态式语言去表达对其他制度的看法是不无关系的。这种来自外部的指责不可能消失,因为国家利益之争和敌对永远存在。但有必要明确,西方文明并非铁板一块,不能简单将欧陆、盎萨和中华文明传统区域部分国家都一并归为“西方文明”,要看到盎萨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本质区别。

盎萨文明是诞生发展于工业革命以来海外侵夺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全球化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今天能够所见的最大缺陷,集中体现在贫富悬殊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全球影响。盎撒文明的扩张冲动非常强,这源于英国本是资源、市场极其有限的岛国,而其工业化必然追求更大的资源和市场,欧洲诸国的工业化进程莫不如是。美国因国内资源丰富、市场庞大,进而与欧陆诸国不同,弃殖民而采市场扩张,内部的平民运动也孕育了先进的理念,在当时是进步。但历史发展至今,盎萨文明的全球化问题日益突破,甚至将西方文明看似完整的铁板打碎,盎萨文明与西方其他文明的疏离已是箭在弦上。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变,生产制造、服贸与货币产生和流动机制的巨大摩擦,盎萨文明将逐渐走下其顶峰。正如之前文章所述,美国的衰落并不会自然给中国带来利益,当此之时,对全球文明史的正视与洞察,是比单纯的国别研究更为重要的工作。

要深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摩擦碰撞,从边缘地带的先行转身,到本土核心地带通过这些边缘地带引入西方理念,再到本土直接与西方正面交往,历经百余年。中华文明能再次以开放融合外来文明,足堪汉唐以来千年之变。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

要实现全球化,仅仅不强迫他国接受本国制度是不够的,因为任何文明都有外溢效应,这个世界的相当部分国家,长期以来并非一个独立的文明实体,很多小国乐于在一个强大文明背后生存。今天的中国,既是全球的制造工厂,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庞大单一市场,除了生产制造与服务贸易,更重要的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细致梳理过往全球各个文明的发展脉络,找到不同文明的不同关切,只有深入的交往、相互的理解、合理的分配,才能化解担忧。

盎萨文明并非西方文明之唯一,西方其他文明也并非甘愿成为盎萨文明的附庸,如何去理解和回应非盎萨文明的关切,如何将百年来与盎萨文明的摩擦与其他西方文明相区分,在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学界当自强。

本文写作,源于对近日香港事件的关注。放在历史长河来看,香港问题其实是盎萨文明与中华文明百年摩擦碰撞的一个具体点。香港不少民众长期受单方面宣传影响,只看到曾经中国大陆引入外来文明中的某些负面因素,而不愿看到中华本土对外来文明数十年来不断的融合尝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完全忽视香港本地英制的缺陷以及英国撤回时打入的楔子。这其实已不是忽视,而是无知。或者也不是无知,而是蓄意。

作为文明边缘的香港,何去何从,看似重要,但很可能,将越来越不重要。

以上。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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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明边缘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