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的未来——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重大问题讨论综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转变为逐渐上升的发展长周期,而资本主义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定位问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理论前沿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热议。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共运学科和世界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设为一个独立学科,符合新时代条件学科体系创新发展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有助于从学术理论上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光明的未来——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重大问题讨论综述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正如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好世界格局发展大势,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确定正确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决策?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理所应当成为当前国际共运研究的重要课题。能否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对国际共运研究的考验,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机遇。

那么,究竟国际共运学科是怎样一门学科呢?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2012年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学科定位:

【“深入研究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般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研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第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第三,研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组织建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1]】

简而言之,国际共运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科学,目标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然而,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研究已经逐渐淡出。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学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越来越多。因此,国际共运的学科设置和归属问题,也引起学界的讨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剧增,有学者提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已经迁移到了中国。[2]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和发挥怎样的作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究竟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有什么特征?……这些问题成为当前国际共运学科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问题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和教学随着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而呈现出较大波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开始起步阶段,研究对象集中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对苏联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宣传为主,期间大量重要的国际共运历史资料和文献得以编纂出版。文革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遭遇挫折而陷入停滞和混乱中,极左路线全面支配国际共运史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苏东剧变发生前,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突破思想桎梏,获得蓬勃进展,相关教材、专著大量出版、研究机构和学会相继组建、专业学术杂志创刊。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国际共运史学科面临发展困境。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将国际共运史学科撤销或更名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一些高校将其并入国际政治学科。1997年国家学科专业调整,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合并,列入“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归属“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替代国际共运史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研究重点也开始逐渐转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呈活跃和上升趋势,研究内容广泛,从对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发展态势探讨到现实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态势等,学术著述众多,形成了系列有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的著作,如《社会主义史》《世界社会主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高度重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6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会吴恩远等学者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交了《增设马克思主义本科专业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的联名提案。当年9月1日教育部回函: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二级学科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有条件的高校可自主设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央的重视与学科的重建,对激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者的积极性以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的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呈现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国际共运学科设置和归属的问题的讨论,近几年成为一个热点。相关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当前是否还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历史。

自20世纪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沉重打击。“世界社会主义”概念开始被用来代替“国际共运史”教学研究,原因是不少人认为苏东剧变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了,现存的只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运动和制度,所以不宜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只能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据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会长王学东教授透露: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几乎被改名为“世界社会主义学会”,因时任会长顾锦屏同志坚决反对,最终才没有改名。王学东认为: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已经没有了,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却仍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3]】

第二种观点,国际共运依然存在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它有别于传统的国际共运。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存在”的观点,多数学者持不同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曾表示:当今国际共运没有统一集中的国际组织领导,没有由某一共产党充当国际共运的领导中心,但是,必须肯定的是,当今国际共运依然是存在的。[4]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聂运麟教授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5]他还提出:“现在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外,还有130个左右处在非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这些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搞社会主义运动的。”聂运麟教授还援引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所指出的话说:

【“‘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所以今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起苏东剧变时还要强大些。”[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原主任刘淑春研究员在2018年11月17日在福州举行的“当代国外共产党发展新态势”研讨会上发言时表示:

【“几年前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的国际书记来访时问我,现在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吗?我的回答是:有!只不过不是传统意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是一个中心、一条路线、一种模式的那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由共产党领导、以争取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己任的运动,这一运动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其历史渊源。即使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含在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一运动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流派、运动、甚至政党是有区别的。例如社会民主党,虽然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并不以制度替代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因此,不管你怎么称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还是世界的),它都是现实存在的,有其特性的。”】

刘淑春研究员表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现在都是存在的,只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改变,它的表现形态与以往不同了。”】

在2018年底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郭春生教授等也表示:国际共运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共运既包括国际共运史,也有当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轩传树研究员认为,当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三个国际时代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一种多样性存在,它既有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国家性存在——比如几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局部执政的地区性存在——比如印度的几个邦,甚至还有横向联合意义上的国际性存在——比如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而作为思潮的社会性存在和作为政党的组织性存在则几乎遍及世界各国。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划分问题。第一种观点:把国际共运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把社会主义现状学划给世界社会主义,称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

王学东在接受《社会主义研究》采访时表示,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在讨论政治学二级学科设置时,提出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掉,理由是“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事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界的危机意识。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给学位办写了申诉书,强烈要求保留原二级学科名称,理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王学东也认为,不能用“世界社会主义”来取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而应当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来延续或补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两者合起来可以称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7]2018年10月24~25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在山东枣庄学院举行的“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2018年年会暨改革开放40年与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阶段,王学东教授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二者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可等同视之,更不可相互替代。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对待,把社会主义现状学的领域划给世界社会主义。[8]还有学者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指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国际共运史研究应该限定在苏东剧变之前,而苏东剧变之后各国根据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应该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国际共运史范围。[9]

第二种观点:要继续保留“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名称,而不应以“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来代替。

刘淑春研究员在2018年12月在福建师大举行的“国外共产党发展新动态”会上表示,不能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不同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再划分。刘淑春认为:

【“作为对这一运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应该给它以应有的位置。‘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学科名称,没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割裂开来,在这个框架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外共产党研究还是有学科依托的。如果再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划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国外共产党研究的学科归属就尴尬了。”】

第三种观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虽然联系紧密,但属于不同学科。

在2012年6月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二者虽有紧密的联系,但作为不同学科,研究对象、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是着重以理论发展为主要线索的学科;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则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是着重以实践运动发展为主要线索的学科。[10]

国际共运研究应属国际政治学科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仍然划归国际关系学院,成为国际政治下属学科。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下设国际共运史专业。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5年成立研究院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部”,作为五个二级学科之一,下设十九世纪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和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研究室。2009年,社科院马研院调整机构设置,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部”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下设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室三个研究室。至此,社科院马研院对国际共运的研究从历史扩展到了现实,并结合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显然,社科院马研院的机构设置反映了该机构对国际共运研究范畴的认识,显然比高校“国际共运史”专业范围更广。

对于国际共运的不同学科归属,2012年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上有专家们表示:国际共运专业所属的一级学科应该是政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学,其争论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区别和联系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则是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二者的研究范围虽然有交叉,但是研究对象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侧重于理论发展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则侧重于运动发展的历史。[11]可见,此种观点是站在历史学基础上阐释二者的区别,其前提是否认当前还存在国际共运,即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指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国际共运史研究应该限定在苏东剧变之前,而苏东剧变之后各国根据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则应该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围。[12]

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分析与对策。之所以我国学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践发生了变化。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再到社会主义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多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中师范大学聂运麟教授将这种变化总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策略、组织形态、合作形式、阶级力量、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共产党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十个方面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了新的转型,由“三个一”(即:一个国际中心领导、走唯一革命道路、建设统一社会主义模式)转变成为“三个本”(即:由本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3]聂运麟教授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未变,但却发生了部分质变。[14]

实践情况的变化,要求理论研究从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当前我国学者对现有国际共运学科设置和归属进行的讨论,实际上正是反映了该学科需要调整的紧迫性。如果长期的意见分歧得不到统一,将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利于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比如,由于对国际共运学科归属看法不同,因而对于该学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以及用什么方法来研究问题,自然就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只应研究历史而不应研究现状,也有人认为只研究运动或实践而不研究理论;还有人认为既要研究历史也要研究现状,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研究运动和制度;等等。而在实践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法大多学习借鉴了西方学术体系,其中包括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归属世界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共运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下属的国际共运研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来研究,用两种话语体系来表达,因此有时是各说各话,有时是争锋相对,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自苏东剧变后20多年来,国际共运学科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国际共运研究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真正研究国际共运问题的学者少之又少,国际共运学科重要支撑的专家屈指可数,国际共运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急需跟上现实发展需要。

为加强我国对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从而为发挥我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引领作用提供理论支撑,当前迫切需要调整和明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定位。笔者认为,应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升级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这样它既不受历史学科在时间方面的限制,也不受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羁绊,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研究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研究范围应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运动、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作与斗争等,既包括具体国家、政党、人物、事件和活动的研究,也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这样的学科设置,一方面将有助于提高国际共运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从而满足理论先导和咨政谏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合当前关于学科定位的各种不同意见,从而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发展。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整体性研究,还将有利于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从而为“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提供学理支撑。

关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重大问题的讨论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判断高潮低潮的标准是什么?判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前提是我们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大的历史时代,又包括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当今世界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得了的。[15]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撰文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存在着两个阶级、两种生产方式和两种社会制度,两者并存竞争,但其本质和发展趋势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6]

在这样的时代,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呢?是从社会形态更替意义上将其视为高于并替代资本主义的“承续论”角度来理解,还是将其与资本主义同样作为现代化样式甚至文明样式的“并存论”意义上来理解?上海社科院轩传树研究员认为,不管从哪种意义上来看,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都可以说开始进入谋求振兴、恢复荣光并孕育新高潮到来的重要历史时期,也即一种生存空间继续扩大但挑战依然严峻,成长性与不确性并存的历史时期。胡振良教授认为,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就是走出过去传统、进入现代化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奚广庆提出,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和思潮,在19世纪40年代从欧洲萌生,经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两个发展阶段,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重新崛起,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了。[17]轩传树认为,从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角度来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社会主义1.0”阶段;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社会主义2.0”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3.0”阶段。[1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后,判断世界社会主义高潮或低潮的标准,已成为当前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定论。而奚广庆教授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出发,提出:新世纪怎样认识与判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发展阶段、高潮、低潮这样一些问题,不能固守20世纪共产国际时代的版本,需要根据今天的历史时代和实际情况,形成新的认识,作出新的界定。[19]

可见,尽管学者们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表述不一,但一致肯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世界社会主义引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什么新特点?姜辉从世界格局的视角提出,21世纪初政治多极化发生内涵和外延的重大变化。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和衰退,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力量。姜辉认为: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各大国加快战略和相互关系的调整。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正向纵深发展,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演变。[20]

轩传树、冷树青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视角考察提出: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各社会主义力量在按照自己的政治光谱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开展国内、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一定形式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一定形式的统一阵线联合。这些联合显然不再是历史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同质化的、正规的甚至存在上下隶属关系的国际组织,而是由独立的左翼政党、组织通过双边、多边合作,通过会议、论坛进行协调的多平台多纽带的扁平化网络。轩传树、冷树青认为: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推动,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马恩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模式理解的片面强调结构性特征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既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又在合作竞争中超越资本主义,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本质和功能同时又赋予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包容性、成长性的新社会主义。[21]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从对国外共产党的观察得出结论:当前国际共运有些特点值得注意,即:第一,各党独立自主发展、各党独立自主探索。第二,苏联解体后,共产党更加多元化、多党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两次大的分裂,形成了三类共产党:正统的共产党(苏共以及在苏共扶植下建立的共产党);20世纪20、30年代因苏共党内斗争造成分裂而形成的各国托洛茨基派;60、70年代中苏论战中新形成的、拥护中共的各国马列主义共产党。[22]第三,注意加强国际联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开始不同程度的互相交往、联合斗争。[23]

当前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承训教授提出:成立了70年的新中国,尤其是在40年改革开放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成为当代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从171年前至今经过了三次变迁,从西欧到东欧(苏联),再到东亚,现在重心稳扎在中国,乃是历史的选择。[24]杨承训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重心迁至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所发源的深厚基础,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新阶段。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振良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来都是有中心的,从来都不是平衡的。今天,中国肯定是处于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我们提出这样的判断,体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已经逐渐走近世界的中心,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自然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的两大难题,即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按照“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将解这两个问题,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现现代化道路。胡振良同时也强调:我们也要认识到,“此中心非彼中心”。

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制力量对比格局如何?姜辉提出:21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衰而盛再走下坡路的过程,而世界社会主义则经历了由盛转衰再到上升的过程。[25]姜辉认为可以这样概括21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新格局:[26]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长周期中开始进入了一轮规模较大的衰退期,而世界社会主义虽然总体上仍然处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低潮期,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主要依托和标志,开始进入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长周期的上升期。

轩传树研究员认为,两制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世界氛围已经形成。尽管总体态势仍然是“资强社弱”“北富南贫”,但是世界权力加速向新兴国家、重点地区向亚洲转移已是趋势,西方继续主导世界的能力已力不从心。[27]

而在2018年11月17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当代国外共产党发展新态势”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提出,当前处于“两制焦灼竞争阶段”,距离马克思所说的最后阶段仍有较长时期,我们应当客观判断这样的形势,以避免苏联当年所犯的历史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8]

中央党校郝永平、黄相怀认为,中国道路至少向世界作出了五大历史性贡献: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29]中国倡导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互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智慧、东方智慧解决现代化难题,把现代化模式由单项选择题变成多项选择题,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30]

轩传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为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进程作出新贡献。表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身建设成就重振世界社会主义信心并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身实践经验回答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纪之问”并使之进入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深刻改变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并将继续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1]

某些现实与传统理论相背离的问题需要做出新的解释。一是为何国外共产党未能在当前频繁爆发的西方社会运动中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过去几年来,西方民粹主义和社会底层群众运动频繁发生,群众通过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并要求改变。当前发生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以及之前发生于欧美其他国家的“占领华尔街”“黑夜站立(Nuit Debout)”等,它们都是成员复杂、议题多元的运动,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或阶级运动,对此各国共产党发挥的影响力有限。西方共产党有组织没力量,有理论没运动,长期处于边缘,已经失去既有标签和传统选民或社会基础。对西方社会的这些新现象,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解释。

二是如何才能做到让国外共产党既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又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实中,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被世界各国共产党赞扬,但与国外共产党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知之甚少,有不少人并不认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显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外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一些偏见或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我们对外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得不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交流与沟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2017年开始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对话会,以及更加积极参与到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和地区的论坛,将有助于化解这一问题。

三是如何处理现实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之间的关系问题。在2018年11月17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当代国外共产党发展新态势”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如何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利益问题,长期目标和当前目标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非执政的共产党以及执政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共同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国存在困扰,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合理解释,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顺利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近两年来我国学者对世界社会主义重要理论为题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一国际大局进行。这些讨论,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注释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2]杨承训:《以全球视阈深化认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重心三次变迁推进理论大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3][7]王学东、邓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访王学东教授》,《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4][23]高放:《当今国际共运有哪些新特征》,http://www.rmlt.com.cn/2016/0425/424218.s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29日。

[5][6]聂运麟、余维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2016)》,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页;聂运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1期。

[8]《我校举办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8年年会暨改革开放40年与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枣庄学院社会科学处官网,http://skc.uzz.edu.cn/info/1174/1407.htm。

[9][10][11][12]黄蕊:《当前国际共运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13]聂运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1期。

[14]聂运麟、余维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2016)》,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15]李慎明:《科学判定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方位》,《红旗文稿》,2019年第1期。

[16][20][25][26]姜辉:《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17][19]奚广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第三阶段的论断》,《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18][31]轩传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贡献》,《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1][27]轩传树、冷树青:《试析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22]高放:《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三大热点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4]杨承训:《世界社会主义重心三次变迁推进理论大发展——以全球视阈深化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28]《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华社,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18/c414305-29594207.html。

[29][30]郝永平、黄相怀:《讲清中国道路要解决好讲什么的问题》,《前线》,2018年第3期。

【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察网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8月下。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