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墨客 | 追根溯源:探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真谛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表明,我们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为执政党以后,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我们党一直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上,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因为我们党明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对于引导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为作者文林墨客向察网独家投稿】

文林墨客 | 追根溯源:探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真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来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源头、搞清楚传统式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搞清楚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探索历程以及70年国家治理的历史性成就、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以及我国现阶段在国家治理上还有哪些方面没有达到现代化要求,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依据、找到现实差距、明确发展方向。

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就有了对国家的治理行为和治理实践,并形成了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方略。我国在漫长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经历了奴隶制社会以暴治国为特征的野蛮治理阶段、封建社会以德治国为特征的文明治理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虚假民主治国为特征的近代治理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以依法治国为特征的现代治理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国家治理统称为传统式的国家治理。最后一个阶段的国家治理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对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国家治理模式,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呢?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传统式国家治理的理论归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传统式国家治理的实践已经终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梳理归纳其中的经验教训,找出值得我们借鉴的治国理念、治国做法,摈弃我们必须根除的有害成分、有毒糟粕,达到去伪存真、古为今用之目的。

国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生,私有制的形成,对立阶级的出现,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导致氏族社会走向瓦解。为了使社会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国家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国家是在氏族社会的废墟上兴起的,是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1、奴隶社会的“以暴治国”,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奴隶制社会是人类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阶级社会,由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构成。奴隶主占统治地位,奴隶居被统治地位。奴隶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靠国家这个暴力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对奴隶有任意处置权,驱使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稍有不满即遭各种处罚,直至杀戮。从性质上看,奴隶主阶级实行的治国方式就是“以暴治国”。

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将所属居民划分为九州进行管辖,九州设官吏统治,称为“九牧”。所谓牧,绝不是指生活在草原上放牧之人,而是指奴隶主把奴隶当作牲畜对待之意。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到了这种情形:

【“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夏王朝开始设立一系列国家机器,即“公共权力”,对广大奴隶进行统治。中央设六卿,协助夏王治理天下。夏王作“禹刑”,惩治所谓“乱政”;设立军队,用于镇压奴隶的反抗行为和旧势力的造反行为;设置监狱“夏台”,收押违犯刑法的奴隶;设立税官,征收捐税。土地税为“五十而贡”,即缴纳50%的捐税。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至于旁落,用“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简而言之,这些政治经济要素,就构成了我国最早的国家治理体系。

另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商王朝。商王朝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夏王朝完善一些。在官僚制度方面,除了最高统治者商王之外,还设置了辅佐商王的百官之长--冢宰(相);冢宰以下,还有管理农业生产、管理手工业生产、祭祀、记事等文官和统领军马征战的武官。在军事制度方面,军队编为左中右三师;出兵征战时按一定编制出兵作战。对外征战连年不断,许多青壮年死于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在刑罚制度方面,没有任何节制,随意杀戮奴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奴隶被砍头、焚烧、宰割、活埋已成家常便饭。商王经常用奴隶祭祀祖先和鬼神,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最多曾达500人。用火烧死女奴以求雨,将女奴投入河中以祭神。奴隶主还实行残酷的殉葬制度,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最多达400多人。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治理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一己私利”,为他们生活极度奢侈提供制度保障。他们使用大量奴隶修筑离宫别馆,为其“长夜之饮”,沉湎于“酒池肉林”、“肆意淫乱”所用;他们强迫奴隶劳动,把大量产品据为己有,甚至把大量物品带入坟墓。据考古发现,有的商代古墓殉葬品多达1400多件,其中青铜器就有400多件,大多数为酒器,完全可以佐证其奢靡享乐、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这充分说明,奴隶制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奴隶主阶级治理国家的能力极为有限,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任意使用暴力。以致出现了夏桀、商纣等暴君。“暴力治国”的必然结果,使整个社会充满非人道的血腥和杀戮,极大地摧残并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力,致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奴隶和破产平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奴隶制国家的丧钟敲响了,奴隶社会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奴隶社会是比原始社会先进的社会形态。尽管这种社会制度总体上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但还是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一部分奴隶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因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明了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出大量造型优美、纹饰精巧的青铜工艺品;发明了陶瓷技术,烧制出大量质地坚硬、色泽皎洁、刻镂精美的原始瓷;发明了用于交换的“海贝”货币,发挥了媒介、支付、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作用;发明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发明了天文历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历史的启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对奴隶制国家的治理,有两条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一是国家治理目的的极端自私化。奴隶主阶级为了一己私利,攫取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导致社会两级分化极为严重,激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二是国家治理手段的极端暴力化。对暴力的过分使用,导致对人的生命的极度漠视、对劳动力的空前摧残,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封建社会的“以德治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任何先进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形成,都必然伴随着剧烈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这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奴隶社会制度,同样经历了空前的、剧烈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思想革命,为旧制度送葬、为新制度催生,为新旧制度交替制造舆论准备。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年代,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集团都有意无意地推举出代言人,号称“诸子百家”,纷纷按照各自的利益要求,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派别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杂等派别。最主要的是前四派。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为国以礼”的治国方略、“天下归仁”的治国目标。实际上,就是“以德治国”。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小国寡民”的治国目标。实际上,就是“以道治国”。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出“兼爱”“非攻”的治国之道、“尚同”“正法”的治国目标。实际上,就是“以爱治国”。以商鞅、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提出“任法国治”的治国思想、“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际上,就是“以法治国”。

社会革命,为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新旧制度交替扫除障碍。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国家相互混战、相互兼并、破坏旧制度、创立新制度的革命年代。那个时期的社会革命,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各国长期兼并战争的基础上,日益强大的秦国用了57年时间,先后消灭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束了长达182年的战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统一,为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奠定了足够的政治基础。

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众多,且规模都不是很大,但也有强弱之分。有的国家之所以强,是因为治国有方。在强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治国人才。管仲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辅佐齐桓公“治国安民”很快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各国盟主,被称之为春秋五霸之一。管仲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主张,对齐国发展强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何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由此可见,管仲的治国见解还是很独到的、其治国之道还是很高明的。

第一、破旧立新,建章立制。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它。头脑清醒的秦始皇即刻采取果断措施,于统一中国的当年就宣布废除了实行800多年的封建领主制,建立了适合新生地主阶级利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一是开始按照新制度的要求,设置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国家治理体系,由皇帝担任国家治理的最高负责人,做出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设置由“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中央、郡、县三级国家治理机构,负责贯彻落实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由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组成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套国家治理制度,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体制机制的改革、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人们思想的统一,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延续了两千多年。

二是开始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旧制。在政治上,制定严刑峻法,镇压六国旧贵族的叛乱,防止国家再度分裂。为此,修订了比较完善的法典《秦律》,在全国颁布实行。迁徙六国旧贵族,削弱分裂势力。据文献记载,被迁到国都咸阳的就达12万户之多。及时收缴散落民间的兵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经济方面,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统一的新货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下令废除了六国旧度量衡,颁布统一的新度量衡,结束了衡器标准混乱的状况;下令改变六国车轨宽窄不一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车轨,并修筑了许多国道,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急需统一文字,统一思想。秦始皇下令李斯主持文字改革工作,对比较混乱的文字进行规范,固定字形、简省笔画、书写方便,推行于全国,极大地促进了语言沟通和文化交流。为消除六国旧势力反秦复国的思想意识,防止国家再度陷于分裂状态,秦始皇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主张反秦复国的反动文人实施了“焚书坑儒”政策。实施这种政策措施,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对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弊的是焚烧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大规模地摧残了中国古代文化长期积累的成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开疆拓土方面,秦始皇不仅巩固了六国原有的疆土,而且征服了南北两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建立郡县行政治理机构,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疆域范围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延续新制,巩固完善。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就开始从以下六个方面充实和完善这个国家治理体系:

一是治政。治国必先治政,治政是治国的直接表现,关系到治国的成效。封建时代的治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清除分封制的遗留,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汉高祖刘邦创立西汉王朝时,总体上是“汉承秦制”,但还是保留了分封制。他分封了大量的“同姓王”和“异姓王”,埋下了国家分裂的隐患。为了维护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刘邦的后代不得不实施“削藩”的政策措施,清除分封制的遗留。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面对中央与诸侯王之间日益对立的严峻形势,分别听取了贾谊和晁错的“削藩”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削藩”措施,引起了藩王的强烈不满,在汉景帝时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不得不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消灭分裂割据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其次,改革中枢体制,提高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汉武帝在位期间,组建了由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内阁中枢机关。它既是皇帝的决策机构,也是皇帝的办事机构。这项措施,削弱了由贵族担任的丞相的权力,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汉武帝还加强了监督体系,设置刺史监察地方;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地方主要官吏。这套监察制度比秦朝要严密得多,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汉武帝还制定《附益法》,使诸侯王只享受贵族待遇,不参与政治权力。再次,任用熟悉典章制度者,担任治理国家的要职。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把不懂治国之道的功臣给予优厚待遇和荣誉称号,解除他们手里的实权,任用大批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国理政的文人担任政府要职,有力地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第四、举贤重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人才保证。《诸葛亮文集·举指篇》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认为,蜀国之所以国力衰微,治理不善,盖因缺乏贤良之士。他形象地说:“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可见,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才是治国之本的深刻道理。诸葛亮在“为官择人,唯才是举”的过程中,创造出一套识才、任才的独特艺术。他总结出:“识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正是在他的识人用人思想指导下,蜀国选拔造就出一大批杰出人才,成为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到隋唐时期,就更加重视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了。其重要表现,就是把人才选拔制度化。隋文帝和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打破了数百年来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选拔经世治国人才的渠道。唐太宗发展完善了科举制,使之常态化,并催生了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加强了国家治理的全民参与能力,以至成为延续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第五、君臣论治,加强对治国理政的研究。唐太宗善于总结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借以改善自己的治国行为。他多次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名言,与魏征、房玄龄等重臣议论强盛的隋朝迅速覆亡的教训,以及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引以为戒。为此,唐太宗留下了他的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正是在唐太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使唐王朝的国家治理呈现出“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的显著效果。第六,实现君臣同体,发挥统治集团治国的整体合力。武则天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把国家机构中的各级臣子都笼络在自己周围,调动君臣上下两个积极性。她说:“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须,乃成其体也,相得而后用。”因此,君臣要各守其道、各履其职、共担风险、共负责任,成为君臣同体、上下相资、休戚与共的国家治理共同体。第七、改革体制政策弊端,为治国排除障碍。在中国封建社会,每当新王朝建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往往励精图治,朝纲振兴、事业发展。而进入中后期,则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往往萎靡怠政,事业衰退、官逼民反。有作为的皇帝任用改革变法内阁宰辅实施新政,展开自救行动。宋朝中期出现的范仲淹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明朝后期出现的张居正改革,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是,由于积弊过于严重,守旧派疯狂阻挠,变法改革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改革变法者往往难以善终。最终还是难以避免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第八、严惩贪官,为治国兴国笼络民心。宋太祖吸取了五代滥杀无辜的恶习,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实施“民宽吏严”的执法原则。对民“用法之情恕”,使百姓由惧法到守法;对吏“用法之严厉”,严惩贪官污吏。赵翼评价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明太祖作为贫苦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曾经亲身领略过元末贪官污吏的狠毒,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亲自主持制定《大明律》规定:“凡官贪脏钞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处于剥皮之刑。”其严厉程度,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是少有的。第九、坚持自我约束准则,倡导治国者自身品德修养。明太祖经常讲:“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治人者必先自制”。他认为,“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瑕逸?”因此,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国家的治理,不敢有丝毫的安逸懈怠,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的那样:“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唯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据历史学家吴晗统计:从1384年9月14日~21日,8天时间内,朱元璋共收到各种文件1666件,涉及事情3391件,平均每天收到文件208件;每天处理事情424件。可见,朱元璋的忙碌程度非同一般皇帝可比。

二是治经。治经是治国的基础,也是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治理得如何,涉及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被当作首要事业倍加重视。封建时代的治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财经制度。汉武帝根据当朝的具体实际,下令改革汉朝的财经制度。其中,改革币制:铸造式样规整、重量相同、盗铸不易、流通方便的五铢钱。盐铁专营:废除盐铁自由经营,由国家垄断经营。平抑物价:国家设置掌管物价的专门官吏,利用储存物资,根据市场物价波动状况,贵时抛售,贱时收购,打击富商囤积居奇,保持物价稳定。征收财产税:由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自报资产价值,按规定纳税;隐秘不报者,没收田产财物,并受到相应处罚。其次,开凿运河,加强南北方的经济往来。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方便粮食漕运和方便运兵,以加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但最终留给中国一项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再次,经济发展和民生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隋唐时期,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推动天文历法更为精确。隋末唐初,文化的繁荣,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城市的持续扩大,宗教传播的需要,推动了建筑技术的改进提高。唐王朝的城市布局设计、土木建筑结构、桥梁设计建造都达到了很高水平。第四,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唐王朝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必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与东亚的新罗、日本,东南亚各国,南亚的狮子国、天竺、尼婆罗等国,贸易往来频繁;中亚西亚的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沿丝绸之路来唐经商,往来贩运大量商品,加强贸易往来。唐王朝文化的空前繁荣,必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戒律、玄奘远赴天竺求得佛经。许多外国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促进了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朝鲜、日本的文字就是根据汉字创制的,就是佐证。

三是治民。治民是治国的主题,治理得好不好,关系国家的安全稳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靠人民支撑。如果惹怒了人民,国家就会地动山摇,安抚好人民,国家就会稳如泰山。封建时代的治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缓和社会矛盾。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强力治民”的失败教训,采纳了陆贾的建议,采用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推行“约法省刑”、“法信于民”、“轻徭薄赋”的政策,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实行“息民重农”的政策,解决人口就业压力。面对流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状况,汉武帝暴力镇压失败后,不得不改变政策,采取减少徭役和赋税,推行“代田法”,把国家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免收租税,改进耕作技术,酒业由官营改民营,调控物价等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促使社会逐步安定下来。再次,实施解放奴婢的政策,保障人身自由权利。光武帝刘秀曾下过六道诏令,下令彻底解放奴婢;下过三次诏令,禁止残害奴婢。这项重要措施,对于保障人身自由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制定《汉律》,维护社会秩序。为了加强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西汉初年,刘邦就令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汉律》。此后一再增补,到汉武帝时由最初的9章增加到359章。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第五,制定《唐律疏议》,建立法律体系。唐代法律分为律(刑法典)、令(制度)、式(法规)、格(修订)、疏(解释),构成了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

四是治军。治军是治国的保障,也是治国的重要内容。军队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如果军队软弱涣散、纪律松弛,就会丧失战斗力,难以防御和战胜来犯之敌。因此,严格治军就显得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的治军,主要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职业军队,便于提高作战能力。汉武帝首创募兵制度。他招募了大量的职业兵,建立八校尉禁卫军,成为西汉王朝的主力军。其次,集军权于中央,便于指挥统帅军队。光武帝刘秀一再削弱地方兵权,只保留维持社会治安的少量军队。中央军设置四支,两支驻守京师,两支驻守地方,还有部分边防驻军,直属中央。再次,设立武举制度,选拔优秀军事人才。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就是增设了武举考试,选拔那些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智慧骁勇的军事统帅,使习武之人也有了晋升的渠道,有利于国家的安全稳定。第四,强化军队的整顿治理,牢牢掌握军事指挥权。宋太祖听取赵普的建议,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不动一兵一卒就成功地把全部兵权收归己有。然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整顿军队。其主要措施,就是“收其精兵”、“强干弱枝” 、“恩威并施”、“以法治军”、“内外相制”。这些治军措施,确保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五是治文。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具有极为特殊的性质。它是管思想、管精神的。而思想和精神又潜藏在人的头脑里,而且是多变的。因而,治理起来很困难,是难度最大的领域。文化的治理,历来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是统治集团的自觉行为。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而强制推行的文化治理活动,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确立统治思想,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汉武帝在位期间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汉王朝的治国体系持续得到改进和加强。特别是汉武帝用儒家的“以德治国”代替道家的“无为而治”,成为西汉中后期的治国方略,也使儒家思想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这项措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以德治国”方略和儒家思想学说延续了两千多年,成为历朝历代正统的治国方略和统治思想。其次,歌功颂德,记录史实和整理治国文献。自司马迁编篡《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纷纷以朝廷的身份,集中组织史官编写史书典籍,形成了二十四史。其初心,既有为统治集团树碑立传、为皇帝歌功颂德之意,也有借鉴前朝覆亡教训之意。除了对统治集团,特别是对皇帝不利的东西有所规避以外,总体上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其价值,就在于使后人能够借此还原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还有意识地编辑整理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孤本图书。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清代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都是各个朝代治国重文的重要成果。当然,乾隆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功也有过。其功自不待言,其过,就是凡对清朝不利的文献典籍都做了焚烧处理。据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掌握的数据,乾隆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年到1782年的20年间,共烧书24次,被烧掉的书有538种,13862部之多。是继秦始皇以后,又一次对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摧残,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另一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从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文学艺术作品。首先,较为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兴盛。唐王朝以强盛国力为基础,推动各种文化艺术都获得了高度发展。诗歌、散文、传奇、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史学等文化艺术样式竞相绽放、成就非凡。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涌现出许多流传千古的诗歌和散文杰作,涌现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和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名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唐朝之后,宋朝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和散文名篇,涌现出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诗词家和散文家。元明清时期又出现了戏曲创作高潮。出现了以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代表的元曲;以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代表的明清戏剧。明清时期还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小说。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成为经典,长久不衰。其次,相对清明的政治,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开放。宋明理学发展迅速,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北宋时代程颐、程颢创立了理学学派,南宋时代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学术的繁荣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各类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修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的兴起,学术研究趋于活跃。明朝后期的思想家李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纷纷加入到批判唯心主义、阐述唯物主义的行列中来,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六是治疆。边疆的治理,能够为治国提供稳定的环境。边疆地区是最容易遭受外敌侵扰的地方,需要国家统治集团给予高度重视,否则,后患无穷。封建时代的治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战争与和亲两种方式解决北方的匈奴侵扰问题。面对北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采取先打后拉的策略,收到了较好效果。对北方的匈奴,前期进行了三次征讨战争,把匈奴赶到较远地区。后与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昭君出寨远嫁匈奴单于,使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了40多年的友好相处。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古丝绸之路。还对南方的“两越”、西南夷、朝鲜和高句丽施加影响、加强管控。这些战略措施,为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派使者出使西域,有力地捍卫了西部边疆主权和安全。东汉明帝、和帝在位期间,分别派班超出使西域,并使之守候西域30年。班超在缺少中央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以其爱国忠心和聪明才智,组织西域各国奋勇作战,反击匈奴入侵,对巩固中国西部边疆,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功不可没。再次,结束长期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再统一。从东汉末年起,中国就陷入了长达200余年的分裂状态。先是分裂为魏蜀吴三国,后又呈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隋文帝即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反映南北方人民的要求,出兵江南,一举消灭了陈朝,臣服了岭南的少数民族归顺,使中国重归统一,为其后的唐王朝兴盛打下了有利基础。第四,坚持华戎同轨政策,加强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除对侵扰的少数民族实施征服以外,主要采取怀柔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予以信任。任命本族首领统辖本族,不但不征税,而且给予大量赏赐。还通过“和亲”方式,密切民族关系,留下了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有力促进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佳话。从而使唐王朝疆域之广、境内民族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第五、维护边疆稳定,确立中国版图清朝初年,利用三位藩王镇守南方,形成独立王国,严重威胁清朝统治。康熙不得不下令撤藩,引发三番之乱。采取打和拉两种手段平息叛乱,有力维护了南方边疆的稳定。用70余年平息了准噶尔首领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疆的稳定。平定三番以后,康熙适时收复了台湾,有力地巩固了东南沿海的国防,有利于抵御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还着手部署驱逐沙俄侵略势力,签订了两国划界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北部边疆的版图。后又经过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努力,战胜了外部侵略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疆域规模。

历史的启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对封建制国家的治理,既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有教训可供汲取。在这里,不说经验主要讲教训。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封建社会前期经济社会呈现出较快发展的势头,而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社会呈现出发展缓慢的状态。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世界大国,必须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之路。二是国家权力中心分散与集中的循环问题。封建社会形成了“权力分散--权力集中;权力再分散--权力再集中”的反复循环之中。长期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而不能有多个权力中心,特别是一个大国则更是如此。权力中心一多,必然导致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因此,加强中央的权威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三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侵扰问题。封建社会经常出现外族侵扰、外国干涉问题。不得不大动干戈,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另外不得不动用大量劳动力修筑防御工程,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修筑万里长城,耗费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因此,建立一支保家卫国的强大军队,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钢铁长城,就显得尤为必要。四是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官僚集团的整体腐败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把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攫为己有。轻而易举获得巨额财富自然不能珍惜,挥霍式消费,导致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导致官僚集团贪污受贿、腐败严重。因此,实行公有制是解决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根本之道,强化人民监督是解决官僚集团整体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五是改革弊政难以持续、变法者改革家不得善终问题。每当社会积弊增多,国家面临内外交困的深刻危机,都有励精图治的皇帝任用改革宰辅,针对时弊,颁布新法、推出新政,有利于治国安邦、富国富民。但是,在守旧势力的阻挠下,都难以解救病入膏肓、陷入衰退的朝政,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朝中权贵们的疯狂攻击和诋毁下,变法者改革家不是被革职,就是被罢相,都落得个悲剧下场。因此,把改革进行到底,使改革获得持续成功;对改革家的历史功绩要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虚假民主治国”,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清王朝后期的71年间,由于治国无方,人口超重、饥民遍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国力日渐衰落,社会危机四伏。与此相反,西方列强诸国则发展迅速、国力强盛,急于对外扩张,寻找财富和市场。资源富庶且病入膏肓的中国成为他们的必选之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来到中国,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们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语)。同时也使完全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封建社会。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陷入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资本掠夺和悲惨压迫,中国人民的捐税负担日益加重。正如马克思所讲: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捐税。”】

这种状况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瓜分中国的图谋日益明显。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掀起了一场以反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上层统治集团光绪皇帝在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配合下实施了维新变法,力图用西方的民主政体改造病入膏肓的封建制度,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下层民众开展了以扶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也被镇压下去。

此后,反对封建专制,实行民主政体,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首选目标。封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企图以“预备立宪”来抵制革命,寻求自保之道。于1905年底派五大臣赴欧美日各国考察政体。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发出“预备立宪”的谕旨,表示要仿照西方诸国,立宪法、开国会。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预备期为9年,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5月,清王朝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任命了13位内阁大臣,其中7位是皇族成员。至此,“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无遗,用所谓民主治国的谎言被彻底戳穿。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把国家引入“以宪治国”的轨道,而是把中国拖进了一个争权夺利、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临时政府虽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并没有达到制约袁世凯的目的。怀揣皇帝梦的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并无实行民主之意,而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其后,中华民国分裂为南北两方,各路军阀悉数登场,开始了争夺政权的混战,祸乱中国几十年,又一次把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讲到了那时的情形:

【“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了,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把封建遗老们搞“假民主、真专制”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

北伐战争以后,蒋介石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搞过国民参政会,召集过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选举了大总统,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以宪治国”,而是货真价实的专制独裁统治。面对中国百年以来依靠“虚假民主治国”的现实,中国人民不得不另谋出路,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来收拾封建遗老和买办阶级“以虚假民主治国”遗留下来的破败残局,重新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治国之路。

历史的启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有两条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一是在中国,西方的所谓民主治国之路,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中国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路。二是实施西方的所谓民主治国,只能给中国带来争权夺利、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必须找到能够造成和平稳定政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治国之道。

二、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科学概括

自中国出现国家以来,已历经3000余载。经历朝历代的传统式治国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国经验,也留下了不少的治国教训。古代中国人不断总结治国经验,吸取治国教训,形成了许多治国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了现代化治国的新征程。现代中国人就更加重视治国经验的总结,在70年的治国实践中,发挥科学理论思维的优势,把治国理论的研究持续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治国理论和制度体系。根据已有的治国实践和治国理论,我们可以把“现代化治国”界定出一个宏观的框架结构。意在让人们清晰看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摸样。

1、政治治理成效卓著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中国,治国必先治党。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己都治理不好,就没有资格治理国家,也治理不好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对党的治理就从来没有放松过。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开始搞整党整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搞第二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搞第三次整党整风。其后,我们党又多次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活动:最初进行了“三讲”教育活动;然后,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教育活动;接着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学习践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按照十九大部署,又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所有这些学习教育活动,都是为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形成常态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对国家的治理就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下,陆续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政权的高效运转。经过70年的治理,国家政权坚如磐石。在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方针引领下,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备。经过70年的设计、制定、修改、完善,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刑法、民法、商法在内的法治体系;建立起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完善机制。最终建立起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法治文化、法治环境,社会秩序井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这样一个模范国家。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执政党领导坚强有力,国家治理成效堪称典范。”今后,我们需要在执政党治理上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能力高效化,使党永葆青春活力;需要在国家治理上尽快形成治理体系的定型化、确保治理能力的持续化,使国家长治久安。

2、经济治理成就非凡

中国共产党执政年来,始终把治理经济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从巩固人民政权的高度,提醒全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必须把生产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对待。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在报告中,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篇幅,反复讲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对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确保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会得而复失,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正是在这种正确认识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解决财经混乱状态,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必要条件。为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专门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主题展开讨论研究,其目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问题,进而达到争取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现实目标。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指出:

【“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使我们有条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治理经济问题。从生产力方面,我们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生产关系方面,我们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合营的经济体制。这两大任务都获得了圆满成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付出了沉痛代价,致使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仍然处于相对贫穷落后状态。所以,进入新时期,才有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才有了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提出,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此后的40年时间,我们党一直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经济的治理花大力气、做大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9年时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为奋斗目标,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以目前的强劲发展势头和可持续发展趋势,经过若干年的团结奋斗,超过美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常态化,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持久化。”今后,我们需要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不断提升制度保障水平,提高科技创新支撑力度;需要在经济成果分配上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在经济成果共享上更加均衡、更加持久。

3、文化治理固根铸魂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能够从中寻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统治思想,发挥其对人民的教化作用。经过反复筛选,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这也是中国保持大一统局面两千多年的深层次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表明,我们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为执政党以后,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我们党一直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上,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因为我们党明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对于引导人民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文化的本质做出过科学概括: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那时的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这类文化都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都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他说:

【“至于新文化,则是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

对于这种新文化,毛泽东将其概括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新文化是一种强大的革命力量,“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解决了文化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建国初期,就组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唯心论的批判。在治理实践中,他对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有了更为清晰地认知。他把正确的思想文化比作香花,把错误的思想文化比作毒草。而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就是“除毒草、育香花”的过程。他说:

【“你草长,我就除。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他号召:

【“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我们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其根本目的就是:

【“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毛泽东还要求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解决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问题。不解决政治立场,就找错了服务对象;“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邓小平将其称之为“精神污染”。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敏锐性,窥见到“精神污染”的严重危害性:

【“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他提醒全党:

【“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地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尽管邓小平对这种思潮认识深刻,并一再提醒全党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但是我们党内有些高层领导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这种思潮不断蔓延。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里,邓小平不再用“精神污染”这个概念,而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即“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新概念,为这种错误思潮确定了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性质。针对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不得不挺身而出,以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勇气和担当,运用“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锐利武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展开了一场生死对决,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有力地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工作,把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由此,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做了大量推进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决策和部署。亲自出席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讲话,使之成为新时代思想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亲自主持新时代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讲话,使之成为新时代文化艺术工作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根有据的,有其规律可循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有长期的历史积淀,又有现实的实践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对于植根于中华沃土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最有理由坚信它为中国人民固根铸魂、为中华民族汇聚力量的伟大作用。从而确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思想固根铸魂进入佳境,文化汇聚力量持续强劲。”今后,我们需要在思想宣传上排除内外干扰,聚焦固根铸魂的终极目的;需要在文化艺术上坚持正确导向,强化汇聚力量的基本功能。

4、社会治理秩序井然

社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环境和固定场所。人类要想更好的生存发展,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活动场所。这是确保社会正常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这种良好的愿望,相反,有些心术不正的社会成员,为了一己私利,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相悖而行,肆意破坏社会环境,扰乱社会秩序,成为人类社会的害群之马。

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采取各种有效的治理措施,整治这种害群之马。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的违法犯罪分子,就要绳之以法,采取强制的手段给予惩治;对于轻微扰乱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的普通群众,就要给予批评教育,使之自觉改正。在我们中国,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的,虽然有国家公安机关介入治安管理,但主要靠基层政权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自治管理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遗留的军警宪特分子,以及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大肆进行破坏捣乱,他们杀人、放火、投毒、搞反动会道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污染社会环境,促使新生的国家政权不得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此,毛泽东发出了“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命令,短短两年左右时间,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社会环境得到根本好转。

1956年,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在我国的个别地区出现了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开辟出一节讲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社的情况。他认为,其直接原因,是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的原因,是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缺乏教育的问题。针对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指出:

【“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进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正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政策措施,各级基层政权纷纷行动起来,采取积极稳妥的治理措施,很快就使闹事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又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闹事问题。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少数人闹事,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他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密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看来,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因而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予以解决。根据毛泽东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的理论原理,首先要分清矛盾问题的性质,然后,在此基础上,针对政治性质、社会性质、违法犯罪性质的问题,分别采取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惩治的方法予以解决。

经过多年的社会治理,那种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与经济利益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因而,使我们社会治理的对象、领域、思路和方法,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增进民生福祉,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保、更高质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更舒适的住房、更优美的环境、更公平的执法、更富裕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治理就要紧紧围绕这些民生利益问题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说: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

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时要把握住度。搞好社会治理,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成生机勃勃、团结奋斗、文明有序、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社会治理体制格局形成,民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今后,我们需要在社会治理体制上确保人民当家做主长久可靠,形成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功能的长效管用;需要在民生治理上确保民生福祉得以持续改善,民生幸福指数快速提升。

5、军事治理达到一流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乃至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军队和战争。历朝历代都在不断上演威武雄壮的军事对抗,演绎着贯穿古今生死搏斗的活剧。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兵家学说,所产生的最伟大军事学家孙武子及其著作孙子兵法、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武士群像、古今史书中记载的大量经典战例、汉语中形成的有关军事内容的成语典故,无一不证明着军事在中国乃至人类生存发展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和反动统治集团的蹂躏。为摆脱欺辱和蹂躏的苦难境地,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就是奋起反抗斗争。而反抗斗争的主要武器,就是武装力量。不但用武装力量打击封建统治阶级豢养的反动军队,而且打击西方列强的侵略者军队。处于相对弱势的武装力量,虽然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军事斗争重要性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队的性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建立起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绝对忠诚的、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疯狂的日本侵略军、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成为名副其实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在同反动军队的长期作战中,造就出毛泽东这样运筹帷幄的杰出军事统帅和善于升华概括实战经验的军事学家;造就出一大批身经百战、指挥高超的军事将领;造就出一支能征善战、屡建奇功的人民军队。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对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人民军队,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人民军队作战打仗的主业,精干军队员额,加强军事训练。为兴军强军打下了良好基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设计兴军强军的战略方针,提出政治建军、改革兴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的战略目标,打造世界一流军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亲自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90年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和指挥之下。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的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人民军队是为打仗而生,为保家卫国而战的。人民军队能打胜仗,靠思想武装、靠信仰支撑、靠本领取胜。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人民军队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强敌不惧怕,血性方刚、敢打敢拼、作风顽强,使优良作风成为战胜强敌的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我军历来以敢打敢拼闻名于世,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我们相信,经过全党全军的持续努力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的人民军对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证和安全支撑,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备战打仗世界一流。”今后,我们需要在听党指挥上下足功夫,铸造人民军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政治本色;需要在备战打仗上用尽力气,掌握打赢战术、提高作战能力、锤炼顽强作风的军事本领。

6、生态治理家园美丽

人类产生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界既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又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备环境。人类同自然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在现实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思想认知和行为自觉。因此,征服自然、索取自然、污染自然、破坏自然的事情时有发生。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就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征服自然、索取自然的严重后果。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提醒人类: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恩格斯的提醒,并没有引起人类世界的重视,仍然我行我素,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愈发严重,致使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爆发了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世界十大公害事件”。至此,人类世界才如梦方醒,开始关注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自然界的索取还不是那么多。因而,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的问题。早在1973年10月,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桂林山水。他就看到芦笛岩下浑浊的芳莲池水,冒着浓烟的工厂烟囱,以及江中绵延十多公里的污水带,语重心长地对随同的地方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如果不把环境保护好,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邓小平一直关注着桂林山水污染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批示:

【“桂林漓江的水污染得很厉害,要下决心把它治理好。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不干净怎么行?” 】

1979年1月,邓小平再次指示:

【“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的好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领域就更广泛了。包括森林的过量采伐所引发的洪涝灾害问题、黄土高原的治理问题、农村环境的改造问题、绿色能源开发问题、环境保护立法问题、建立环保制度体系问题等。

邓小平尤其关注植树造林问题,曾多次就植树造林阐述意见、发表主张。1982年11月,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同年12月,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做出批示:

【“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1991年3月,为全民义务植树十周年再次题词:“绿化祖国,造福万代”。1983年植树节,邓小平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植树时指出,“全国种树,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成活率。栽的多,活的也要多。”他还对一起劳动的中直机关干部说: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正是在邓小平正确意见指导下,促使全国人大做出开展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设立了全民义务植树节,建立起植树造林的长效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片面追求产值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全局。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前期,就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其中,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资源能源浪费,都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当时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水污染状况:海河水系总体属重度污染:37条河流的65个断面中,劣Ⅴ类占54%;淮河水系水质整体呈中度污染:56条河流86个断面中,劣Ⅴ类占32%。渤海呈重度污染,黄河、辽河、海河三大水系40多河流,携带着GDP汹涌增长伴生的高污染,在过去30多年里不停注入渤海。渤海已成为一个垃圾桶,2005年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2010年已上升至22%。此外,西北地区的沙尘暴、华北地区的雾霾、由南方地区引发并波及到全国的非典疫情,不但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03年10月果断提出科学发展观,为解决日益发展蔓延的环境污染,调整发展结构,改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愿望,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紧紧抓住生态文明建设带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问题,攻坚克难,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总结概括实践经验,并将其升华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例如,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些科学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撑。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生态治理体系作用超强,人与自然亲密无间。”今后,我们需要在生态治理体系上,设置红线、强化监管、筑牢根基、永续管用;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上攻坚克难、标本兼治,打造碧水蓝天、和谐美丽、绽放异彩的幸福家园。

7、外事治理惠及世界

人类社会是划分为国家的、并以国家为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国与国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近代以来,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各国进入了频繁交往交流的新时代。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交往,被称为之外事活动。外事活动有层次之分。处于最高层次的,是国家之间的往来,谓之外交。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国家在它国设立外交机构、国家工作部门与它国工作部门洽谈事宜、国家派驻国际组织的代表团队、国家接待它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来访等事项。处于中间层次的,是组织之间的往来,谓之交流,经济组织之间的往来,谓之外贸;处于最低层次的,是国民个人之间的往来,谓之外出。包括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出国探亲访友、出国办事等。凡是与它国打交道的事情,都可归于外事活动。

在当代世界,这三个层面的外事活动都处于空前活跃的状态。中国亦然。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交往交流呈现出非常活跃的状态,成为对外交往交流最多的历史时期。

从国家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硕果累累。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它国、赴主办地参加国际会议、主持主场外交活动、主持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其次数之多、频率之高,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一代一路”富有战略性的倡议、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知和准确把握、在诸多国际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成果,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世界。

从组织层面看,组织类型众多,对外交流的形式各异。企业类组织,主要体现在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上。我国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使大批外企进入我国投资建厂制造产品或把国外产品运到中国销售。我们通过举办各种产销博览会,特别是进口商品博览会,吸引了大批外商进入我国进行贸易活动。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以后,有实力对外投资建厂制造产品、承建工程项目、销售各类商品。文化类组织,主要通过举办学术论坛、召开学术会议、交换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进行文艺演出、图书产品展销、影视演员合作等活动。

从个人层面看,当代中国,个人对外交流最多的领域当属旅游。随着我国居民收入逐年增多,出国旅游的人数激增。近年来,往往以亿计。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日益增多,来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也越来越多。每年往来中外的留学人员也在百万以上。在国外就业定居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往来探亲访友的中国人也日益增多。在美国和日本的中国人均在百万以上。

如何处理外事关系,搞好外事活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处理得好,各国就能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争执和摩擦、对抗和冲突,甚至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中国这三个方面的外事活动,在正常情况下,是平稳有序进行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引发相关国家的不满,甚至引起外交风波。有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也会故意挑事,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无端指责、恶毒攻击,为两国交往交流设置障碍、制造麻烦。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对内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有效治理,对外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严正交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按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念,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运筹好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纵观新时代中国以国力强盛为基础、以造福人类为目的外事活动,正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着勃勃生机、焕发着无穷魅力、绽放着缤纷光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目光。纷纷表示赞成、认可、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一代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已经获得了显著增强。中国正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引领作用,同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据此,我们可以把“国家外事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概括为:“用强盛引领世界,用发展造福人类。”今后,我们需要在国力强盛上做更大文章,举磅礴民族凝聚力,致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综合国力再跃升,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崇高事业奠定坚实基础;在造福人类世界上展更大宏图,吸引召唤更多国家人民聚焦和平发展、远离战乱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现实的结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命题,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这一科学命题,来源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治国理论和治国实践的代代传承,是总结治国历史经验、汲取理政历史教训的宝贵产物。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主张,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这一政策主张,是建立在新中国70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形成的,是继承基础上持续创新、治国体系不断形成、治国能力有效提升的光辉结晶。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有美好期许的。这一发展趋向,是能够促进我国治国理政不断跃升到更高层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谛,是有见识难度的。这一真谛,是需要透过现象方能窥见本质的深刻认知。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完备定型,优越性发挥到极致,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常态化、永久化,获得感持续终身、幸福感永驻心田、安全感护佑人生。

(此文写于2019年11月12日~30日)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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