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可分割,前者的影响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后者的影响则是具体而微的。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疏远列宁主义,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建立初期的列宁思想(包括他的新闻思想)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苏联解体了,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参照,避免重蹈覆辙。

程曼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缩略性的表述,全称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观”。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缩略性的表述,在当下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讲马恩多,讲列宁少;讲观点多,讲关联少;讲理论基础多,讲发展过程少。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跨越时空,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的党建及新中国建设,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的继承者与践行者(注释1)。这是一种历史片面主义的解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新闻理论及实践的影响更为直接。本文将围绕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新闻观)苏俄化继而中国化的过程。

一、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重要成果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现的,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那么,什么是列宁主义?“从总体特征上看,所谓列宁主义就是实现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因很明显。列宁是理论家,但首先是革命家,他的一切理论研究都是从俄国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的,都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认识俄国的现实,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注释2)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认为这些阶段的交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到当时的俄国,马克思指出: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相互作用,某个落后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认为:由于西欧国家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释3)。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可以不付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的沉重代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这一“跳跃”是有条件的,其一是必须获得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成果,其二是必须以这些国家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

而在当时的俄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首先应当肯定,列宁对于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有可能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着充分的了解。1915年,他在论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时指出,“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注释4)具体到俄国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注释5)但是直到“二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所预言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仍未到来,通过国际援助直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的期待已经落空。对于此时的列宁来说,如果不想宣告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一条与马克思理论论证的道路不同的特殊道路来。在列宁看来,这条道路就是将马克思通常所说的历史发展顺序——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化乃至发生社会革命——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创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注释6)

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带领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粉碎了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不仅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还决定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苏联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落后国家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兴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为一切落后国家指出了一条以特殊形式跃过资本主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重要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带有鲜明的组织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一个主动探寻的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带有某种组织上的规定性。

首先,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虽然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名字就曾出现在上海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中,但是由于时代所限,人们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加以引介,并未将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正在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他们立即将目光转向俄国,关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说,并且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普遍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注释7)。于是,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在内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全力投入报刊宣传,介绍“十月革命”,讴歌这场“庶民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学者所言:

【“尽人皆知的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是列宁所解释或在他的著作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注释8)。】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不仅是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与桥梁,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关于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表述,占第一位的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带有某种组织规定性

所谓组织上的规定性,是指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列宁领导创建。这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目的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还是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初,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就试图与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先后联系并见到李大钊与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二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他们没有参加),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注释9)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作为共产国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党,联共(布)以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为蓝本,制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依照执行的规定。在此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中国则从“第三国际”获得援助和各种指导,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共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后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观(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新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那么,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体制机制方面的影响

如前所述,作为共产国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党,联共(布)以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为蓝本,制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依照执行的规定,其中就包括报刊管理方面的规定。1920年列宁在拟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提出必须由党直接掌握党报,党报工作者必须具有严格的党性和遵守铁一般的党的纪律。《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中明确规定: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

第十二条规定:

【“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政策”。(注释10)】

共产国际的规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管理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以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为蓝本,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总之,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共在党报管理方面严格恪守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早期党报都是由党的骨干分子创办或领导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又全面学习苏联,建立起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制。

第二,组织架构方面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俄共(布)中央对报纸的领导是通过任命各级党的机关报主编,由主编实现对报纸的领导。“十月革命”后,党中央通过决议,建立主编责任下的编委会制度,并规定:中央和州一级报纸的主编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编委会成员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州以下报纸的主编由上一级党委任命,编委会成员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主任秘书和两个部主任组成。一般情况下,稿件首先由记者交编辑修改,然后交部主任审查,部主任对稿件涉及的事实、名称、数字等进行核实后,再交秘书处审查。重要文章总编辑要亲自过目。苏联解体后,原有及新办报刊在内部结构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创办者和领导者由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变成了俄罗斯政府、俄罗斯议会或社会团体。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组织、政权机构全面学习苏联的同时,苏联式的报刊管理架构也相应建立起来(如图1)(注释11)。

这一组织架构清晰地表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均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中共中央、地方党委以及编委会、社委会实施集体领导,社长、总编辑则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或总编辑负责体制媒体的法人代表,由他们负责指导各业务部门的采编工作。秘书长担负着协调社长、总编辑与采编及管理部门的职责。

这一媒体管理架构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一些新的成分(如党外、非国营以及中外合资媒体)加入报业体系,一些新的信息平台与手段也相继出现,但是党的机关报管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党性原则方面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报刊理论中谈到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强调了党报的无产阶级性质并涉及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但是他们没有直接使用“党性”这个概念。第一个使用“党性”概念,并对党报的党性原则作出系统阐述的是列宁。(注释12)1905年,列宁针对党内存在的少数报纸编辑人员同党闹独立的情况,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对党报及其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坚持党性原则和怎样坚持党性原则做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还特别强调,党员作家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批判“无党性”思想,抵制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博古都翻译过这篇文章。1942年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博古还为该文写了一个“译者的话”,其中特别强调,“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篇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这篇文章直接启迪了毛泽东,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引用了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而且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今天,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列宁关于党性原则的论述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并且一直为党报工作所遵循。

第四,报纸作用方面的影响

说到报纸的作用,不能不提及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说的那句话:“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将报纸比作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希望通过报纸将社会民主工党这座大厦建立起来。1900年12月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的第一份全俄政治报《火星报》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作为报纸领导人,列宁亲自组建代办员网,通过代办员把《火星报》报秘密运回国内,分发到读者手中。有些代办员还亲自为报纸撰写文章,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依靠他们的努力,《火星报》将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一起,圆满完成了建党任务。(注释13)此后一直到苏联建立,苏共一直注意发挥工农通讯员的作用,将他们视为报纸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这方面的做法同样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效仿。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的宣传刊物都在践行列宁关于“集体的组织者”的理念。而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新青年》甚至部分发挥了党的组织机关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就经常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常就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在此讨论(注释14)。同时,《新青年》还起到组织和动员的作用,由于其刊载的内容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杂志社因此团结了大量青年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李达曾在回忆中提到,当时有不少青年人脱离家庭、离开学校,到杂志社投奔组织(注释1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要求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还是在《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时期,它就拥有了7000多名通讯员;1950年范长江担任社长后,着力加强通联工作,至年底发展了近万名通讯员。范长江还指出,我们的通讯员应当成为斯大林谈及工农通讯员的时候所说的那种“社会活动家”(注释16)。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讯员都是党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有历史、全面的认识观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列宁哪去了?

在我看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苏联解体后不再提及列宁主义

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85年,苏联社会就已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按照他提出的“扩大公开性”的主张,苏联媒体在宣传方针和报道内容方面做了调整,调整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大尺度披露和抨击社会中的阴暗面。一些媒体从批评苏共各个时期的路线纲领,转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列宁、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并逐渐形成这方面的舆论热潮与强势。与此相应,苏联各地公共场所的列宁雕像被推倒,各高校新闻系与列宁有关的课程被撤除,曾经作为苏共指导思想的列宁主义从此退居边缘,成为历史的遗迹。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列宁主义不再被提起。在俄罗斯颇受拥戴的现任总统普京虽然没有全面否定列宁思想(他甚至说过决不能用“黑色的油漆把过去全部抹黑”的话),但是对于列宁有关“国家自治”的政策,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方面致使列宁主义在俄罗斯不可能重获昔日的地位,同时也造成中国在与俄交往中这方面话语的缺失。

其次,受“西马”影响,而“西马”是反对列宁主义的

列宁主义出现后,西方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其主要代表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既反对列宁主义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或流派。它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左”倾思潮,在党内受到批判之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最初并未自称或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之后,人们开始广泛使用这个概念来指称这一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中,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与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思想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弊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成为具有很大张力的思维武器。一些研究者发现,自己所处环境与心态似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吻合,于是“西马”就自然被学界所接受。当然,学界接受的是剔除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列宁的认知与评价。

最后,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四次做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算起,这个命题提出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已有二十余年。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为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革命的低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将此中原因归结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

其中的教条主义就与王明有关。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与领袖的身份自居。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讲话内容与军独立自主作战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张背道而驰,引起党内关于抗战问题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针对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毛泽东又对其内涵做了解释。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由此可见,马克思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列宁主义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可分割,前者的影响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后者的影响则是具体而微的。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疏远列宁主义,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建立初期的列宁思想(包括他的新闻思想)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苏联解体了,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参照,避免重蹈覆辙。

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应当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认识,不应忽视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注释

1.参见目前影响广泛的百度等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词条注释。

2.安启念著:《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4、5.《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6.安启念著:《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7.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1922年7月(最后一期)。

8.安启念著:《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9.方宁:《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新探》,《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9期。

10.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09-311页。

11.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2.裴显生:《略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3.程曼丽著:《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4.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5.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16.参见《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第93页。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察网摘自《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11期。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原标题:程曼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