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GDP数字对社会发展的误导

一般地,GDP值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状况,经济的快速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导向物质繁荣,因而现代经济学往往将人均GDP作为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重要参照指标。但是,如果作更为全面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GDP值本身并不是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事实上,如果我们过分注重GDP值的增长,往往不仅会阻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会削弱环境和经济制度之间的适应性。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朱富强:GDP数字对社会发展的误导

【导读: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快速增加,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幸福感或福利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究其原因,幸福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从而无法单纯地用GDP值进行衡量测度:(1)GDP指标在量化统计上本身就存在可变性,只要不断地纳入一些人为的新因素,GDP值就会不断增长;(2)GDP指标在福利测度上更是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它仅仅关注了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而无法全面衡量人们不断上升的福利要求。相反,体验效用是测度幸福感的更好指标,而为了提高体验效用,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就应该更多地关注与人们切身感受有关的民生问题;尤其是,随着GDP值增长到了一个阶段,政府的工作重心应该有所转换,它要求不再片面追求量的增长而应注重质的提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之时顾及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幸的是,当前各地政府恰恰囿于政绩的考虑而过度重视GDP值,却忽视了日积月累的民生问题。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因此,要解决目前这种追求GDP带来的困境,就必须从改革制度安排入手。】

一、引言

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提升社会福利和人们幸福的致用之学,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的幸福是什么?又如何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一般地,幸福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体现了人类需求得到的满足程度。根据这一定义,幸福程度主要就决定于这样两大因素:(1)客观的生活条件;(2)个人的需求和价值取向。不过,长期以来,经济学往往集中关注前一个因素,试图通过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来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并发展出了一套GDP体系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实际上,效率的提高和GDP值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福利和幸福感的增加。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论证的,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也高于自由民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黑奴还是把握一切机会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除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超过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百分之百)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庄园的方式去做同样的工作,但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的俄罗斯等国:尽管物质生活水平甚至变得更差了,但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原先那种状态,因为那种状态缺乏个人的选择和其他自由。

同时,除了个人自由这一因素外,人们之所以不偏好于那种较高经济水平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的应得权利并没有随着财富增长而呈同比例乃至同向拓展,从而就无法提升真正的幸福感。事实上,尽管现代社会往往把人均GDP视为衡量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标准,但GDP值本身却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和幸福测度。因此,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就会存在很多问题。哈兹利特就写道:

【“没有科学的办法可以衡量以服务为主的经济的‘生产力’。而目前试图衡量它的各种努力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产出的总量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可以测量的。官方计算的GDP值基本上是骗人的。举个例子,农民在小麦或玉米减产时通常会比增产时获得更多货币收入。如果我们可以生产出所有人需要的一切东西,那么,国民收入就只能为零。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稀缺的,那么,就不会有价格存在。”[①]】

关于GDP指标的经济意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1)GDP指标在量化统计上的可变性;(2)GDP指标在福利测度上的片面性。相反,基于幸福感的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提出了更为适用的“体验效用”概念,并据此建立了测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日重现法(DRM)。显然,体验效用理论对过去几十年里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了深刻的反思,绪论部分首先就此作一简要阐释和分析。

二、GDP指标在量化统计上的可变性

现代经济学往往以经济效率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国家政策的主轴,以GDP值来度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把人均GDP视为衡量一国平均福利水平的主要标准。但实际上,GDP值并不能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诸多问题。GDP体系的缺陷首先表现为在统计上就存在严重缺陷,这里作一归纳说明。

第一,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却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譬如,原本各自做饭、洗衣服的两个家庭现在开始互相为对方做饭、洗衣服,这种行为方式的转变明显提高了社会的GDP值,但这对他们福利的提高有意义吗?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大量的隐性经济没有被统计进GDP值之中,包括被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在非市场或物物交换的合法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收入、由合法市场活动产生而因种种理由逃避了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度量的收入。显然,随着法制的逐渐健全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原本就存在的地下经济会逐渐显现出来的,从而给人以经济过热的假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税收增长率往往要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税率并没有变动。

第二,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内生性收入。尽管这种内生性收入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是必不可少的,却往往是源于非必要性的服务。例如,原本可以自我服务的改成相互服务以及过度的市场交易带来了没完没了的诉讼,尽管这些活动都提升了GDP值,却并没有提高人们的实际福利。事实上,一个莱温斯基案就牵动了律师、法官、报业以及社会大众的神经,据说创造了1.4亿美元的GDP。熊彼特就曾贬低美国的律师这一职业,但他要仔细察看有关加入美国国家的官方文件时还得律师帮忙。凯恩斯也认为,虽然美国到处都有律师,但他们是多余的、没什么用的。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致闭幕词时就曾讲过一个故事:我几年前带说秘书去华盛顿拜访摩根索先生,他的随从好奇地问我的秘书:“你的律师呢?”秘书解释说我没有律师,但他又困惑地说:“那么谁为你们思考问题呢?”

第三,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活成本。尽管这种生活成本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必可少的支出,但人们却希望它越少越好。事实上,有些私人财富是相互冲突的,甚至社会财富会因私人财富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作为基于个人价值加总的GDP,并不能衡量真实的社会财富。譬如,从个人角度而言,装防盗铃、防盗窗、防盗门乃至闭路电视摄像机等都是有用的,可以通过防止犯罪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显然,正是由于每个家庭的这种活动,导致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这类成本的支出是与社会犯罪率成正向关系的,而犯罪现象的上升显然不意味着福利的改善。再如,现代一些城市废除了传统上的自行车车道,使得人们不得不购买更多的摩托车或私家汽车;显然,这项费用导致了私人成本的上升,进而都被计算到了GDP值中,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提高。托宾和诺得好似就指出,如果更多的人上下班要赶更长的路,这将不会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应该从GDP中扣掉上下班的成本。[②]

第四,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性浪费。尽管市场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这种制度性费用增加,但这种浪费根本上是非生产性的,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无效使用。事实上,GDP增长往往体现为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没有考虑各类资本的耗费,从而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也不能体现出一定时期内收入增加值。正因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是强调GDP值的增长,越是实行粗放式的发展道路,那么,国民生产净值(NDP)、国民收入(NI)与GDP值之间的剪刀差就越大,而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长率就越可能小于GDP增长率。例如,中国人均GDP中转化成收入的部分要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这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虽然长期高速增长,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要远低于GDP值增速。显然,衡量真实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其实不是GDP增长率,而是生产率增长率、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和人均真实GNP增长率。例如,美国的真实GDP增长率虽然远远低于中国,但其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生产力增长却居于国际领先;同样,日本已经有20多年没有显著经济增长了,但国民的福利水平仍远高于中国人。

第五,GDP没有负价值的概念。尽管它试图评估人类活动总量,却无法区分人类活动的好坏。事实上,按照目前这种衡量体系,一个产生污染这种外部性的工厂设立反而比那些没有污染的工厂可以创造更高的GDP值,因为这种工厂的设立往往会促使其他清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GDP本身是一个流量概念,就像我们可以通过提取以前的存款来增加现时的支出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加速使用自然界储存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来增加现在的GDP值;因此,这种GDP体系无法估算社会资源消耗的代价,无法反映现世人行为的外部性对未来人类福利所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基于个人价值的考量,环境的恶化主要影响的是子孙后代而非当代人的福利;因此,短视而不负责任的当代人或那些出于个人目的的官僚会加速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急速恶化。

第六,GDP值仅仅统计那些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尽管物质福利构成了人们福利的基本方面,但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的福利远不限于此,而绝大多数福利是难以量化的。事实上,幸福本身就是一个自身感受问题,而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值有意义得多。例如,根据衡量一国一地是否进入“发达状态”的基本指标(人均GDP过万美元)以及2005年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状(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间),那么,广州已经进入了“发达状态”,整个广东地区也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但广州人的幸福感并不高。据2005年的社会调查,广州市居民眼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自2002年开始,全国的房价尤其是广州等大城市的房价完全不受控制地节节攀升已成为压在工薪阶层心头的巨大负担。同样,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则不断下降,有受访者就留言说:

【“百姓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何谈生活质量?”】

这种情势迫使广州市政府花费巨资加大对环境和治安的整治,同时采取措施了缓和房价的上涨,相应地,广州市民的幸福感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第七,GDP值是对个别价值的加总。劳德代尔悖论表明,社会价值并非是个别价值的加总,因为对个人有用的东西并不就是对社会有用的。譬如,如果从个人角度上理解,监督劳动也是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可以转移他人所创造的财富,因而也是有用的。同样,个人生产用于防止盗窃的栅栏、防盗门等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利于防止自己财富的流失,而财产的保障有助于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这类防护性物品是个人迂回生产的方式,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的有效性。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这类产品的生产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大家都不生产这些东西又没有盗窃活动的话,这些产品并不会增进社会的使用价值。事实上,如果每个家庭基于个体安全的考虑而努力增加保护设施,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投放在这方面的成本不断增加,但每个家庭所面临的状况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囚徒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尽管美国的GDP值远冠全球,但它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实际价值、做出相应的实际贡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军工业在美国占据极大比重,而这种产业并没有提高人们和社会的生活和福利,相反却整体上降低了社会效用。

可见,GDP值的统计与很多因素有关,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两点基本结论。(1)从纵向发展看,随着纳入考虑的因素不同,统计出来的GDP值就会有很大差异。也即,即使一国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多少不同,它在不同时期的GDP统计量也会有很大差异。(2)从横向比较看,即使两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值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不能说明两个社会的福祉乃至财富的悬殊。也即,两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这些被统计项在量上的差异。

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约五百名艺术工作者就参与联署筹组工会行动,希望可以获得工作权益,并被纳入具有职灾、退休、死亡等保险的职保范畴内,因为迄今为止艺术家在台湾并不算是“职业”,也无职业保险;但是,历经一年多的申请,台湾地区劳委会至今还没有批准。劳委会的意见是:(1)“劳工”必须是“付出劳务后获得一定报酬者”,但艺术创作者的收入实难衡量;(2)如果将“艺术创作者”纳为职业别,未来可能连“家庭主妇”也将可能纳入职业别。与此形成另一个极端是,目前统计的GDP值往往将大量有利于个人而危害社会的活动计算在内,从而更不能体现出真实的社会财富。事实上,目前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了污染的危害,从而提出了污染权的分配、甚至是环境保护税问题;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GDP值中包含了大量的有害于人类社会的军工业,显然,全球应该制定规则来抑制会降低人类福利的军工业的生产。这些都意味着,GDP值的统计本身存在严重的主观性,以致麦克洛斯基等人将GDP视为一种“劝说”方式。[③]

三、GDP指标在福利测度上的片面性

一般地,GDP值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状况,经济的快速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导向物质繁荣,因而现代经济学往往将人均GDP作为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重要参照指标。但是,如果作更为全面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GDP值本身并不是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事实上,如果我们过分注重GDP值的增长,往往不仅会阻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会削弱环境和经济制度之间的适应性。举个例子,政治人物往往倾向于通过许诺促进GDP值的提高来赢得选票,但他们提高GDP值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很多非正常的支出成本都合理化。但显然,这种数字增长并不能促进人们福利和幸福感的实质提高,从而就出现了官方统计数字与人们真实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已经将经济增长看成了坏事而非好事,特别是,那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GDP值提高实际上降低了人们的社会福利,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达里(Herman Daly)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经济增长”。[④]

同时,即使就可量化的物质福利而言,GDP值衡量的也不是总体财富或效用,而是一种虚拟货币量。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厂商倾向于生产收益最大的商品,而非效用最大的产品;而且,为了获得收益最大化,厂商还不惜通过各种方法来破坏财富,降低真实的效用。正是基于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一些垄断企业往往宁愿把牛奶倒入大海也不愿降价销售,房地产商宁愿让大量的豪华别墅闲置也不愿降价或改建成廉价房;同样,为了所谓的“价值”最大化,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往往定期推出限量版的各种纪念金币并将铸版销毁,北京奥运会的福娃等特殊商品价格也可以高到一般家庭的小孩很难买得起的水平。为此,西托夫斯基在《没有快乐的经济》一书中就指出,大多数的生活快乐并不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也是无法定价的,并且也不可以出卖;而且,某种令人感到快乐的东西(或行为)重复之后快乐就会递减,但为了寻求快乐,人们却继续沉湎于消费,甚至强化成为类似吸毒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大量的实验都表明,影响人们快乐的因素远不止收入;而且,即使出现了收入的真实增长,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快乐的同等提高。例如,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2年的2.2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4.3万亿美元,但美国人的幸福感指数(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SWB)却呈现出扁平型走势,而最高峰值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这意味着,美国人付出巨大努力来追求幸福,但幸福感却长期保留在原来水平,这被心理学家们称为“享乐主义踏步机”(the Hesonic Treadmill)陷阱。[⑤]

同样,从横向比较来看,富裕国家的国民往往并不比贫穷国家的国民更幸福,如丹麦人、意大利人并不比孟加拉人、肯尼亚人、尼泊尔人以及巴基斯坦人更幸福。[⑥]有调查资料还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健康、宗教、婚姻状况等所有社会人口学因素——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而且,如果从这些因素再扣除婚姻因素的话,相关性往往就更低,因为婚姻对快乐有很大关系。[⑦]例如,美国1972-1989年的调查资料表明,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40%左右,没结婚的人则只有23%左右;即,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⑧]英国《每日邮报》2007年4月30日就援引一份英国社会经济学研究报告说:如果每天都可以看到家人与朋友,那么你一年的“感情收益”相当于年薪增长8.5万英镑;如果经常和邻居聊天,那么你将获得3.7万英镑“加薪”;如果这一年你结婚了,其快乐程度相当于又获得5万英镑奖励,而这一数字通常已经超过了结婚的经济成本。

正是由于GDP值忽视了很多因素,它并不是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上的GDP值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因此,我们不能将GDP值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乃至人类快乐本身一一对应起来,更不能以GDP统计量上的差异来表示两个国家或一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和幸福感之悬殊。相反,GDP值的提高往往还伴随着社会福利和幸福感的下降。究其原因,GDP值本身是经济活动市场化的产物,一般来说,市场竞争越激烈,GDP值上升就快。但是,市场竞争往往会不断加剧社会的焦虑和紧张,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内生交易成本,而且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淡薄,导致了社会性需求的枯竭,以致人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和迷茫;这样,社会大众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从而在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和内心里的幸福感觉之间就出现明显的反差。例如,2009年两位经济学教授——英国华威大学的Andrew J.Oswald和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Stephen Wu——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份美国各州幸福度排名:最富裕的纽约州最不幸福,而近邻的富裕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则是倒数第二、第三(排名50、49),富裕且阳光充足的加州也只排名46;相反,幸福指数前10名的州分别是路易斯安那、夏威夷、弗罗里达、田纳西、亚利桑那、密西西比、蒙大拿、南卡、阿拉巴马和缅因州,这些州的生活质量往往不错——如阳光充足、空气干净、房价合理、交通不太拥堵等,尽管其中有一些州是全美国最贫穷的。[⑨]同样,美国新闻》(USnews)发布的2018年全美《最佳州综合排行榜》也表明,加州在美国各州生活质量排名中倒数第一,紧接着是新泽西州和印第安纳州;综合指数最好的依次是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犹他州、北达科他州和新罕布什尔州。[⑩]

可见,人类进步所追求的是真正快乐的增长,但这种快乐却很难单一地通过GDP值的增长来实现。例如,约翰·穆勒就指出,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金钱、权力本身,而是快乐,金钱和权力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如果说GDP体系比较适合工业社会中对制造业财富创造的核算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日益追求交往和精神的需求,它对福利水平的指标性作用就越来越有限了。卢梭写道:

【“我们的痛苦正是产生于我们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称。一个有感觉的人在他的能力扩大了他的愿望的时候,就将成为一个绝对痛苦的人。”[11]】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拉美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往往超过其收入水平,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其收入水平;[12]一个有效的解释就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东亚人民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向上追求的欲望,这不仅是为了改善自身生活,而且也是为了子孙的幸福,从而在日常生活往往就存在某种紧张而难以像拉美人民那样及时行乐。这些都表明,GDP值仅仅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而人类的进步和福利的提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同时,GDP值增长的背后往往潜藏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值的增长有意义得多。因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不仅仅停留在数字层面上,而是要对数字背后隐藏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布隆克就指出,

【“如果人类进步是首要目标,那么政策的制定者们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并保证社会能承受得起渐进的变化。”[13]】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依然偏重于物质福利以及GDP值等问题,往往习惯于将GDP值与经济福利的增长等同起来,乃至将在一些选择性的土地上毫无意义地挖坑、填洞之类的措施也被视为有利于GDP值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引导下,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不断拆迁和重建的现象,更普遍地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显然,尽管这些工作都算入了GDP值,但实际上,它们却根本上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

四、体验效用理论与公共领域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测度幸福感,卡尼曼等人提出用“体验效用”一词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一词,体验效用强调,效用主要体现为真实的体验而非抽象的数字;[14]同时,卡尼曼又提出了测度体验效用的日重现法,日重现法要求被调查者按照问卷所提问题不假思索地回答问题,从而真实地重现最近一段时间的感受。这种日重现法测度的体验效用与传统的客观指标分析往往相差很大。例如,根据华盛顿皮尤民众与新闻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于2011年5至9日所做的民调,约有47%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中国经济实力独领风骚,而选择美国的比例则有31%;而在2008年2月的访调中,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实力最强,30%指名中国。但现实状况是,美国的GDP值依然是中国的近3倍,人均GDP更是让中国相形见绌。同样,皮尤中心2017年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32%的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超级强国,尤其是,居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人持有这一观点。[15]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反差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国民的一些直接感受: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扩张幅度逾89倍,而美国至今还陷在经济危机之中。[16]

同样,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2006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所揭晓的“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就做了两项工作:(1)对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几率等12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2)通过网络公众调查,以市民在这12个方面的生活感受作为对该城市的主观评估。排行榜结果显示,部分城市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价差异巨大:近年来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沿海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却不高。[17]例如,2006年广东省的人均GDP达3509美元,广州市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但广东省和广州市市民的主观评价却非常低。相关信息可参见表0-1。[18]与此同时,2010年后,广州市的人均收入不断的为深圳、宁波、杭州、苏州等超越,但广州人的幸福感却出现了持续的提升。[19]

朱富强:GDP数字对社会发展的误导

表0-1  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主客观排名比较

同时,基于体验效用概念以及相应的情景理论,卡尼曼等人还得出了一系列极具启发意义的结论。

第一,人们的效用和幸福感主要取决于财富的变化而非财富的水平,而且,人们对自身财富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为敏感,这就是“损失厌恶”理论。卡尼曼还用损失函数与盈利函数在原点的斜率之比来度量“损失厌恶”的程度,给出了经验的估计值2.0;即,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例如,一个人在经济景气时获得了加薪,他往往并不觉得是什么多大的庆事,而是认为这是自己劳动努力应得的回报;但当他在经济萧条时被减薪或裁减,他马上会感到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乃至有大难临头的感受,从而会做出强烈的抵制反应。

第二,人们对其拥有的东西往往比他们未拥有的同样东西会赋予更高的价值,这就是禀赋效应。这个禀赋效应表现为: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价格(W)和意愿接受价格(WTA)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大量的实验也表明,WTA 平均值经常比W平均值大好几倍。譬如,根据北美猎鸭者提供的数字: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维护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20]

第三,人们常常偏好现状甚于其他的备选方案,而一旦某个备选方案成为现状时,人们又会偏好它甚于其他备选方案,这就是更为宽泛的现状偏见。这表现为:人们往往不改变契约条款中的默认选择项,选民往往更认同现有领导者,等等。例如,如果雇主把加入401K储蓄计划(美国的一项退休储蓄计划)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几乎所有的雇员都会加入;但如果不把它作为默认的状态,那么,绝大多数雇员都不会加入。[21]

既然如此,在物质生活水平尤其是GDP相近的两个社会为何会有明显不同的体验效用呢?关键就在于社会性需求。一般地,社会性需求的满足程度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而与物质生活水平并不一致;而且,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占幸福感中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足社会性需求的那些东西在人们的幸福指标中也就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物质经济,而且,物质生活水平越高,这种折算率就越大。有调查就说,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与家人朋友面对面交流,而另一个人平时很少见到亲友,那么,前者只要一年拿1万英镑薪水,就可以与一年拼命工作而赚9.5万英镑的后者获得同样的快乐。[22]更进一步地,一个社会又如何增进人们的社会性需求呢?一般地,既然社会性需求源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就必然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相应地,影响社会性需求的因素大体上也就属于公共领域范畴,如公共安全、教育普及、社会信任以及收入分配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直接体验到的幸福感与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事实上,有统计就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因为近年来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深受住房、安全和就业等问题的困扰。同时,处于收入悬殊环境下的富人也往往不会有很高的幸福感。例如,近来中国社会有关“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多数富豪对金钱爱恨交加,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烦恼”。同样,剑桥大学自2001年起持续对2万以上的欧洲人进行抽样调查也发现,北欧的居民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南欧,其中丹麦人最快乐,而意大利人最忧郁。[23]究其原因,北欧诸国的收入差距要比南欧小得多。[24]从图0-1和图0-2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国民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幸福水平却几乎没有提高;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的幸福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收入差距的急速拉大。

朱富强:GDP数字对社会发展的误导

图0-1

朱富强:GDP数字对社会发展的误导

图0-2

正是基于体验效用理论,现代社会的关注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增长上,而是同时必须考虑人的各种社会性需求。在很程度上,这也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事实上,目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有关人类福利的指标就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95项;而且,研究表明,这些指标有些随着所得的提高,而另一些则变坏,总体上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的作用并不确定且往往可以忽略。同样,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也不仅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出口依存度等经济指标,还包括婴儿死亡率、刑事案件数、医疗资源、商业服务、人均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教育经费比重、文化支出比重、人均拥有图书数目、人口文盲率、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文化指标,以及其他科技进步、居住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和城市环境等指标。正因如此,自1990年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这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后来,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显然,强调人力开发就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而自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近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显然,这些指标都更加人性化、更能体现一国、一地的发展实效,正因为目前世界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道路,因而经济学本身也应该关注更广的内容,这是经济学科发展的需要。

同时,基于体验效用理论,当前政府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有意义的启示。(1)体验效用理论表明,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与人们切身感受有关的民生问题。例如,自2002年开始,房价完全不受控制地节节攀升就成为压在全国尤其广州等大城市工薪阶层心头的巨大负担,成为社会焦虑和不安定的重要因素。(2)“损失厌恶”要求,国民经济的增长应该避免大起大落,而保持可持续性。相应地,政府政策不要激发人们怀抱一夜暴富的奢望,而是引导人们生活持续改善;尤其不要盲目地激发人们的享乐主义思想和高水平的消费需求,中国自古就有“渐入佳境”的佳话。(3)禀赋效应要求,社会改革中要注重初始财富的合理配置,因为财富初始分配给谁将会导向不同的配置结果。例如,在当前房价水平下社会大众普遍不愿意买房,同时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暂时闲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出售房产。这也意味着,当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导致交易的进行,初始产权配置在投机者手中时会导致闲置,而当初始产权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时则会导致使用。(4)现状偏见要求,在社会经济震荡和生活困难时期,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当事者的心理,鼓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可能的困境,并以团结协作方式共度难关;其理由是,只要度过了突然降临的困难,当事者最终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将新的前景视为合理状态,从而使得幸福感回升至原初的相近水平。同时,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也应该更为谨慎,应该对那些所谓的“钉子户”的抵触行为抱有更大的理解心。

可见,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而GDP值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显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等价关系,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并不取决于收入水平,而与即期性的体验效用有更密切的联系。体验效用理论表明,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值的增长有更大的意义;片面地重视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很可能不是提升而是压制人们的幸福感,这就是所谓的“幸福陷阱”。事实上,当收入超过一定的水平时,尽管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会提高,但幸福感却并不一定会提升。究其原因,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往往在于情感体验,而这些与收入往往并不直接相关;同时,随着收入的提升,公共领域的社会性需求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艾夫纳.奥弗尔就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往往无法改善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正是基于福祉提升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就可以对现代社会的一些政策进行审视。譬如,根据目前国际流行GDP标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已经进入了“发达状态”,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也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在这种情势下,为了促进幸福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提升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幸福感,就更应该关注那些与体验效用更直接相关的民生议题而不是GDP值的增长,更应该注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

五、结语:斩断GDP指挥棒的制度安排

基于人类福利的考虑,我们不能偏重于物质经济增长或GDP数字;同时,考虑到日益凸显的体验效用,现代政府更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不幸的是,政府官僚往往偏好于用一些量化指标来展示其政绩:在那些实行“简单多数民主”的国家,这些官僚试图以漂亮的数字来赢得选票和选择;至于那些集权的官僚们。他们更试图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来缓和乃至取消社会矛盾。[25]就当前而言,随着社会权利逐渐为现代社会所接受并且在全球不断拓展,中国中央政府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它要求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要注重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关注社会分配公正问题,要使得人们的应得权利与生活财富增长一起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却依然把GDP值增长视为根本目的,并为此目的而不断提高GDP值;同时,尽管社会其他矛盾日益凸显,理论界却在为这种增长方式进行宣扬和辩护。

其实,从人类的需求角度,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主流经济学倡导以GDP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衡量指标体系及其实践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工具本身的异化。既然如此,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这种异化倾向为何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涉及谁来决策以及GDP值对那些决策者的意义问题。究其原因,中国各级主要官员的产生和升迁是自上而下地任命的,那么,为了判断一个官员的能力以提供一个升迁的信号,GDP值就成为考核的一个关键指标;这样,GDP本身的作用已经被异化了,它不再是为了促进人类福利的提高,而是官员升迁的门槛和工具。与此不同,尽管西方经济学理论上把GDP值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但在实践中却根本没有这么大的作用;究其原因,西方社会的官员是民主选举的,百姓考核官员的政绩往往是根据切身福利的感受,而不只是看GDP值。相反,正因为长期以来过分偏重于GDP值的增长,进而以GDP值的增长速度来衡量官员的能力,结果,中国社会就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并由此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发展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央政府后来为何要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初衷,其关键是要重新确立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以及完善考核机制,转变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

同时,当前一些地方官僚之所以热衷于GDP值并能够以提高GDP值为能事,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由源于公权力过于集中的缘故。一个可资说明的典型例子是,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一般都会把提高经济增长以扩展就业视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以及政府业绩的体现,但是,在很多时期,中国中央政府却往往会采取有意识地限制增长速度的政策。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呢?究其原因,中国的市场体制还很不健全,在有效监督体系缺位的情况下放任市场中追求私利的行为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外部性,同时,现有政绩考核体系也会刺激地方政府采取短视行为。一般地,如果国家设定的预期增长目标视为各地加权的平均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官僚出于政绩的考虑,就会努力使本地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数;这样,如果国家一开始就把预期增长目标设定在有保障的水平,那么,自我预期效应将使得实际增长率会高于有保障的水平,这就构成了一个囚徒困境。正是基于GDP预期目标独特的导向性和预期性,中央政府设定一个较低的水平,即使在实际中因地方相互攀比而被层层加码,也不至于因脱离有保障的水平太远而滋生出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各级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值增长,主要也不是真正出于提高百姓福利的使命和责任,而更主要是为了彰显其政绩以获得升迁;其原因也在于,这些官僚的仕途主要不是取决于百姓,而是取决于某些需要考核的指标,取决于上级的满意程度。

当然,讲政绩本身无可非议,为官者都要追求政绩。基本理由在于:(1)政绩能够体现其能力,实现其自身价值;(2)凭借政绩得到提拔重用,总要比依靠关系获得升迁更为合理。问题是,在没有权力制衡和下层监督的情况下,那些官员们为了升迁而仅仅对上级负责,那么就必然会唯政绩是举,甚至为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成为地方官员拉动GDP值的重要途径,甚至还出现某地为完成青山绿化指标而竟然将光秃秃山坡用油漆涂了一遍的事件。同时,为了政绩,各地官员还充分施展其“上下其手”的伎俩,形成严重的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风气;结果,地方统计部门报送数字也左顾右盼,导致了各地、市加起来的比省大,各省加起来的比国家大,而且差距还不小。事实上,中国每年统计的实际GDP值几乎总是要高于原订指标,除了各地粗放式发展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地虚报。例如,2004年全国GDP增长率为9.5%,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公布的数字是低于9.5%的;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值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事实上,自1985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就一直高于全国的GDP总量;而且,地方GDP数据总和超过全国数据还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例如,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2.68万亿元,2010年超出全国3万亿元,2011年超出全国总量4.6万亿元,2012年这一数据达到5.76万亿元。[26]此外,由于我国企业统计数据与税收挂钩,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又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部分企业为了偷税漏税,也会数据作假。

可见,正是出于升迁的政绩观,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GDP值就会年年大幅度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提高;而且,在GDP指标的支配下,很多地方关心的是外来投资,而不在乎员工的福利如何,甚至导致了有的地方近十年工人工资的停滞而不问。结果,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人们包括子孙后代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依旧以粗放型为主,产业结构没有出现实质的优化,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消耗,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等等;因此,将预期目标适当调低,也是促使各级政府把工作精力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科学发展之路上来的需要。例如,尽管2006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节能降耗就是政府的主要任务,后来国家发改委还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国家环保局甚至出台了带有连坐性质的“区域限批”政策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但是,2006年依然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环境质量问题依然突出,根本上就是那些不受约束的各级政府追逐私利的结果。因此,要真正促使各级政府转换工作重心,要解决目前对GDP值攀比式追求所带来的困境,就必须从改革制度安排入手,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弗雷和斯塔特勒的研究结论就表明:

【“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不仅对经济活动产生效应,如经济学所通常分析的,而且还如我们所首次展示的,好的政治制度确实能够提高幸福水平。”[27]】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央各部委对各种虚报、瞒报以及数据作假的巡查和整治,情势就出现了显著改善。[28]

注释:

[①]哈兹利特:“反资本主义精神为何会增长”,载《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②]奥默罗德:《经济学之死:正统经济理论的危机与建议》,熊强、王海荣译,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③]McCloskey D. & Klamer A., 1995, One Quarter of GDP is Persua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191-195.

[④]Coyle D., 2008,The Soulful Science: What Economists Really Do and Why It Mat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07.

[⑤]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⑥]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⑦]黄有光:《黄有光看世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⑧]当然,这里的数字联系仅仅是功能性地证明一个相关性,而无法反映其中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里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

[⑨]“美国最不幸福的人群:纽约客”,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ausdaily/20091226/1550995082.html。

[⑩]“美国最佳州排行榜出炉,加州生活质量在全国垫底”,http://cn.ccyp.com/client/ArticleDetails/130634?listid=32370&branchid=75575。

[11]卢梭:《走向澄明之境:卢梭随笔与书信集》,何祚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页。

[12]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3]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14]Kahneman D., Wakker P. P. & Sarin R., 1997,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2): 375-405; Kahneman D. & Thaler R. H., 2006, Anomalies: Utility Maximization and ExperiencedUt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1): 221–234.

[15]“外媒:这些国家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807/15570649_0.shtml。

[16]“美民调:中国为世界经济最强权”,

http://gb.chinatimes.com/gate/gb/news.chinatimes.com/world/50405364/132011011400609.html.

[17]当然,这两份研究也存在一些差异。英美学者的研究也是分为主、客观两部分:主观部分来源于一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四年中对130万美国人的调查,询问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客观部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数据,其中包括各州的各种生活质量测量标准的差距,比如在气候、税收、生活成本、通勤时间、犯罪率和学校等标准上的差距。但是,英美经济学家发现主观判断和客观数据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也即,人们在谈论自己是否幸福时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中国学者得出的结论却是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如何解释呢?显然,这就要对两个研究在客观部分上所选择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数据的合理性、真实性进行分析。

[18]“广州生活质量倒数第三?”《青岛晚报》2006年9月25日。

[19]“广州荣膺“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广州人真是太幸福了!”https://gz.focus.cn/zixun/8ae021a77c456fbb.html。

[20]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吴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21]Camerer C., 2000, Prospect Theory in the Wild: Evidence from the Fried, In: Kahneman D. & Tvesky A. (Ed.), Choice, Values and Fr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00-300.

[22]“如果每天都能与亲友见面一年感情收益达8.5万英镑”,《广州日报》2007年5月2日A8版。

[23]马凌:“由富士康事件谈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及幸福指数的构件”,《华东经济管理》2011年第4期。

[24]威尔金森、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5]因此,专制社会和独裁者往往都偏好经济增长,无论是古代中国帝王还是欧洲君主专制国家,无论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还是蒋介石、蒋经国、朴正熙,他们都极为重视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

[26]“各省GDP总量超全国5.7万亿 企业与政府作假”,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205/7646574.shtml。

[27]弗雷、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28]“中国生态环境部长:严查严处后环保数据造假已‘根本性转变’”,http://www.zaobao.com/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90312-939129。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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