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GDP统计核算体系的问题及对我国经济统计工作的一个建议

引入GDP的中国统计专家们没有考虑到,引GNP、GDP体系入中国,因水土不服,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GDP崇拜。GDP崇拜导致了过度生产、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众多的问题,GDP的支出法衡量可能代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才开始得到系统纠正。

【本文为作者王今朝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王今朝:GDP统计核算体系的问题及对我国经济统计工作的一个建议

屈炳祥教授最近在察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看GDP》。该文是很好的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引用多了些,因而本体论的写法少了些,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已经呼之欲出,但没有写出来。读了此文,很受启发。本来我就写过相关的文字(见王今朝编著:《经济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这里做些修改,引用过来,作为本文第二、三部分,再补充些内容,作为本文第一、四部分。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国内对GDP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推进我国经济统计工作的发展。

一、GDP统计核算体系的产生和定性

国民经济核算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GDP核算体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人类的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苏联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建立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比西方国家进行系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早了约20年。苏联政府从1921年下半年起,逐步把对国营企业的管理,由供给制转变为经济核算制。1922年初,列宁指出:

【“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会是主要的。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1]】

当然,列宁也指出,实行商业原则决不等同于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实行经济核算制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改进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

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面临怎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资源的问题,需要获得关于国民经济的系统信息。这个问题交给了当时执英国经济界牛耳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Keynes)。“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战争内阁智囊团的官员们直接受凯恩斯领导。”凯恩斯由于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对国民经济整体具有理论性认识。但凯恩斯对此基本上属于经济统计的工作没有多大兴趣,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委托英国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N.Ston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E.Meade)来为英国财政部从事国民收入估算工作。“斯通当时对国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统计研究,被当时英国公认为是对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润与货币通论》的大胆而新颖的补充”。后者以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模型为指导,把收入和支出联系起来,采用会计的账户形式建立了一套复式国民会计账户。“斯通和米德首次用他们的核算体系评价了战时英国的财政状况,并经过精心地修改和补充以期作为某一国家的连锁核算工具,甚至广泛适用于其他地区和全世界。”它成为日后GNP账户、GDP账户的原型。所以,从本质上看,起自英国的GNP、GDP统计核算体系实际上是由于英国应付军费需要而产生的。为了应付筹集军事资源,把国民经济统计核算建立在市场价值的基础上有其合理之处。而西方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所以,西方也就满足于这种统计方式,满足于在市场价值核算基础上不断地完善这种体系了。斯通本人战后从一位已当选的财经核算主席转而任职于晌金低微的大学教师,潜心于建立有关各社会阶层和部门经济状况的复式簿记,没有任何人协助,独自酝酿着他的核算体系。[2]

中国有个成语叫敝帚自珍。西方的这种统计核算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破扫帚。但既然在西方学界产生并不断发展,于是,西方就把它作为宝贝来向其他国家兜售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统计专家们不了解GNP、GDP统计核算体系的内在问题,加上当时中国盛行所谓商品经济理论,而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中国的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们实际上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社会危害估计不足,对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分为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主要是在公有制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制度的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主要是在私有制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制度的经济)几乎是一无所知,[3]于是,他们就接受了西方的这种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他们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便于国际比较。进行国际比较,可以说是国内外的统计学家们的一种恶习、通病。你想中国经济发展就想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比较干什么?与国际做系统的比较干什么?比来比去,也对促进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中国当时生产力落后,不用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应该埋头苦干,把比较的事情留给外国的好事之徒干去好了。[4]可是,既然他们有权,既然他们认为比较很重要,既然他们认为西方这个体系科学,他们就决定采取西方这个体系了。

有人可能认为我这里说得太刻薄。这不是刻薄,而是深刻,是基于对统计核算体系的本体论认识得出的真知灼见。如果有人还认为我言过其实,我就只要指出,就算西方体系可以借鉴,但也没有必要把我们国家自己长期采用的体系丢掉的事实,他们应该就知道,我国的统计决策者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他们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倒洗脚水时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中国与西方有一个巨大的差异,那就是,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完善的市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西方结构主义者认为,既然发展中国家市场缺失,就应该采取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西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既然缺失市场,就应该发展市场。西方无论结构主义理论还是新古典主义理论,都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占优的理论(参见王今朝、萨米:《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比较》,《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12期)。中国既然没有西方那样的完善的市场,那么,用市场经济价值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低估中国发展成就。实际上,用GDP来衡量毛主席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必然是低估的,而且也是难以衡量的。就是用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GDP,也会有低估。国外用购买力平价估计出的中国GDP已经使得中国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这种估计还没有指出,实际上,西方国家由于垄断,由于在国际经济中占据优势,西方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被过高估计。比如,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西方生产的或控制了生产的石油、飞机、电脑、芯片、软件等产品的价格都高估了。西方还用知识产权制度来加强这种高估。反过来,中国没有西方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遭遇产品价格低估的命运了。这是中国长期没有什么国际品牌的真正原因之一。

理解了上述道理,人们大概就会相信我说的西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话了,就不会认为我上面说的一些话刻薄了。我相信,有道德有良知的学者会承认这一点,尽管我对中国采用西方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过程并不甚了了。

二、GDP崇拜导致的问题

引入GDP的中国统计专家们没有考虑到,引GNP、GDP体系入中国,因水土不服,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GDP崇拜。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开始得到系统纠正。

第一,GDP崇拜导致过度生产。一个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经济学流派认为,经济学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之上。然而为了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人们会理性地对待稀缺的资源吗?从理性对待消费资源来说,中共十八大后的八项规定解决了中国酒店饭店的过度消费问题。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存在。本来,一个用纸包装的香皂就已经足以满足讲究个人卫生的需要,但一些日化企业偏要用洗手液来替代香皂。在洗手液用完后洗手液的瓶子就被当作垃圾扔掉了。近14亿人如果采用这样的消费习惯,将留给后人以怎样的环境呢!一个国家为什么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产品呢!许多日常用品的包装过于花哨,这不仅让消费者承担了不必要的成本,而且对环境不利。过度生产必然导致GDP核算失真。国家本来可以直接控制一些产品的产量。

第二,GDP崇拜导致环境恶化。GDP核算中没有考虑环境。当一个国家为了追求GDP而不顾环境恶化的时候,环境恶化就可能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我在2009年访学美国时,居住并工作在印第安纳大学主校区所在地,即Bloomington小镇。在与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聊天时,聊到了Bloomington小镇环境多么优美。但这位邻居告诉我,距离Bloomington约六十英里的一个小镇却是一个死亡小镇(dead town)。因为那里的环境被采矿等活动彻底污染了。毫无疑问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GDP崇拜和资本家不遗余力、不计外部成本地追求利润是一致的。至少在中国华北地区,有的化工生产企业为了利润不惜把污水直接排到河里或地下水系统,有的地方已经可以说成了癌症村。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时,必然降低对GDP核算体系的依赖。

第三,GDP崇拜导致经济危机。大概在2009年,两位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的阿玛蒂亚·森,作为法国总统任命的一个评估国内生产总值的充分性的委员会主席,向法国总统提交的结论是:GDP是不充分的,过分关注GDP指标也是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因为对GDP指标的追逐掩盖了家庭和企业债务的危险性的增加。主流媒体对GDP的关注太多,导致了整个国家对GDP指标的追逐。。

第四,GDP的支出法衡量可能代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支出法GDP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处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但从其他角度看,可能并不需要作出这样的分类。比如,这个分类隐含了政府可以作为使经济摆脱危机的工具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不作为可能正是经济陷入危机的原因。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所开出的常规性的政府政策无法让西方摆脱1929年和2008年发生的危机。一个经济大国也很难通过转嫁来摆脱危机,转嫁只会让世界局势越来越糟。

GDP核算体系本来是英国为了在二战中动员资源所设计的。一个国家如果不是面临着战争,其领导人为什么要紧盯着GDP指标呢!?GDP指标不是不完美,而是已经有害了。正是在追求GDP的过程中,中国房价达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中国许多应该生产的产品没有生产出来。西方有著名经济学家指出,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但从世界的格局看起来,宏观经济学不仅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甚至有可能在阻碍着可能取得的任何进步。

三、美国世界GDP第一能够说明什么

许多人对美国生活水平之高感到赞叹。然而,历史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编著由高德步、王珏翻译的三卷本《剑桥美国经济史》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这个经济史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如果实际GDP增长率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是较好的衡量,那么,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第二卷,第3-4、10、18页)。美国经济增长率固然不高,但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

其次,美国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是中国等国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等等众多有利条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第一卷,第67页)。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对非洲土著人而言,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娜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第二卷,第10页),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等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其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移民带来的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人享受。它国不可能享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

第三,与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时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在中国不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如20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兴起挑战了一汽公司,几乎使它破产一样。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这种外部条件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它国不可能采用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美国不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极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第二卷,第17页)。与之相比,苏联经济则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5]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丘吉尔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的认可。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它至少证明,存在一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6]而在和平条件下,更快的增长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7]至于在这个阶段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它问题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从而使一个国家不至因沿用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而解体。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进行投资,投资使得资本家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而美国次贷市场的长时间极大的发展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又是其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与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也不无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如果它国学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率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国家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陷入债务危机的。[8]如果无法干预经济,由于雇佣工人失业,危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十年和二十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享受新技术的利益了。这说明,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美国的生产发展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果没有持续的重大技术创新,美国经济必然陷入到增速降低的境地,甚至可能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

四、对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制度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就可以知道,西方的GDP核算体系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体系。从实践上看,它或许可以服务于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的动员,但它没有挽救英国彻底衰落的命运,它也没有让美国避免走下坡路的命运,它也根本不改变世界当前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事实。

中国不需要GDP,也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有赖于获得战略性产品,如钢铁、飞机、汽车、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生产能力。有了这种生产能力,外国人不用看中国GDP数字是多少,也知道,中国人很懂经济。反过来,无论中国统计部门如何改进GDP,其自身也无法改变目前猪肉短缺、肉价上涨的局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基于物质生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际上是很厉害的。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的有形的商品,而不是服务。那些提供服务的人如果没有有形的吃穿住行,还提供什么服务呢?所以,服务可以统计,但物质产品的统计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他国如果攻击中国,一定也是主要攻击中国的物质基础(如造成中国食物短缺、人的身体普遍被转基因侵入)才能真正奏效。

当然,包含市场价格的统计也是一种统计。但统计部门不应该认为,只有包含市场价格的统计是统计,而仅仅统计物质生产的统计不是统计。从物质的基础性作用看,仅仅统计物质生产的统计是最基本的统计,应该也是最主要的统计。秉持这种观点,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统计工作。据此,我们不排除中国进行GDP统计核算,但我们确实可以强有力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应该恢复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物质产品平衡表统计体系,并且把它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种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把西方的GDP统计体系作为一种辅助性统计体系。中国如果早就这样做,也许,GDP崇拜就不会产生了。因为只进行GDP统计,一些缺乏辩证思维的官员(大有人在)就把升迁的希望寄托于好的GDP数字了。

最后,我还要说,整篇文章的风格确实有刻薄之嫌。但刻薄不是目的。即使刻薄了一点,那也只是一种牛虻精神,绝无个人恩怨,实在是常常感到对少数人的错误的宽容实际上是对大多数人的犯罪使然!我也深知,本文对于GDP的问题的分析并没有讲得很完整。[9]但它对于促进经济统计领域的工作者的思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583页。

[2]本段引文和关于斯通的文字主要来自:P.A.萨缪尔森:《理查德·斯通——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科学》,1986年第4期。本段有些内容是基于我的记忆写成的,因时间宝贵,没有进一步核对。与事实或许会有出入,但相差应该不远。

[3]公有制企业的定价行为显著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其交换动机、交换目的、交换后果也都与后者不同。

[4]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主席工业强调钢铁,农业强调粮食,主张在钢铁上超英赶美是对的。这是在战略产品领域的比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有老同志向我指出,GDP核算体系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统计产物。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引入GDP核算体系,导致统计甚至经济学的基准、话语体系变化,加重了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当前,强调GDP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掩盖金融垄断去实向虚泡沫,鼓吹服务业比例越大,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

[5]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

[6]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证明这条道路是失败的。但苏联解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定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事情。中间的50年的时间差就为解释苏联解体提供了其他依据。毕竟,不能用一个人40岁因为疾病或车祸去世来证明他在娘胎里就是一个错误。

[7]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其本来可以享受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种重大的可避免成本。

[8]因为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法对资产阶级征税。资本全球化也导致资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避开国内税收。

[9]有老同志向我指出,GDP核算体系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统计产物。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引入GDP核算体系,导致统计甚至经济学的基准、话语体系变化,加重了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当前,强调GDP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掩盖金融垄断去实向虚泡沫,鼓吹服务业比例越大,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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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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