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科技巨头将把我们拖入下一场金融崩溃

在与政府对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掌权者创建了他们的公司。在那个时代,尊重市场被视为是促进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对公司行为的规制和限制都被认为是专制乃至独裁。“自我监管”才是王道。“消费者”取代了公民。这些科技巨头对此深以为然,而这在硅谷“雷厉风行”的态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卫报》:科技巨头将把我们拖入下一场金融崩溃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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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8/how-big-tech-is-dragging-us-towards-the-next-financial-crash

法意导言:当下,信息成为新的时代标签,科技已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科技公司俨然成为当代经济的领跑者。但在此经济情势大好下,也潜伏着隐忧。时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副总编及全球商业专栏作家拉娜•弗鲁哈尔(Rana Foroohar)于2019年11月8日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科技巨头如何把我们拖入下一场经济危机》(How big tech is dragging us towards the next financial crash),参照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金融行业,对比分析科技与金融行业的共同之处,指出科技公司成为新的“大而不倒”机构,其金融化趋势愈显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危机,针砭科技巨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并基于此,作者强调进行政府规制系规避风险的不二之选。】

当代管理学教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说过:

【“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经济危机里,‘罪魁祸首’们也往往是之前经济盛世中的‘英雄’。”】

我不禁猜想:在美国(或许世界范围内)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下一场经济危机是否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历史上经济低迷总是每十年出现一次,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出现次数更加频繁。回过头看,银行要为我们下跌的股票投资组合、家用开支以及工薪负责,因而其“大而不倒”。与此相对,尽管科技公司也在过去十余年引领经济增长,但时移世异,这一次科技公司或许会成为破坏者。

当然,现下看这些规模庞大、资金充裕的科技公司,你可能不会作此猜想。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在2018年成为世界首个市值1万亿美元的公司。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说他希望有更多苹果公司的股票(其创建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已经持有苹果公司5%的股份)。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也正与这个科技巨头合作筹备推出一种新型信用卡。但在这些一片大好的新闻头条下却暗藏令人不安的经济趋势,苹果公司也不能幸免。深入研究这个公司就会开始理解:这些科技巨头公司(新的“大而不倒”机构)是怎样为下一场经济危机埋下种子。

不论那些硅谷巨头们如何争论,正如当初的银行一样,规模始终是一个问题。这并非指越大越坏,而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其难以被监管。与大型银行相似,大型科技公司也竭力避免被规制,并试图使人们相信:它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

正是这些公司推动着经济发展。与大多数最大、最盈利的跨国公司类似,苹果公司拥有大量现金储备:最新数据为约2100万亿美元;也有巨额债务:近1100万亿美元。这是由于其在过去十年间将大量闲置资金投放于离岸债券投资组合中,该做法与其他大型盈利公司相同。这是一场卡夫卡式的金融骗局,并且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上演过一次。那时,利率降低,中央银行家们大量注入低息资金,试图推动经济复苏。但主要受益者却是大公司:它们借机获取低息资金,用以回购股份,支付红利。该举措刺激股价回升,但却并未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则进一步推波助澜。在2017年12月特朗普的税法——美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公司税法通过后的约6个月内,宣布回购的股份已达4070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约占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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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减税比喻

图片来源:必应图片

正基于此,贫富差距更加激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导致史上最低的经济增速,也诱发了政治民粹主义(其也威胁着市场本身)。

在以苹果公司为例的科技主导下,与有形商品相比,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和商标)在全球经济的份额上升。在此趋势下,贫富差距愈演愈烈,财富分配差距愈来愈大。正如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在《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一书中写道:该转变在2000年前后显露,但真正发迹则始于2007年苹果手机上市。软件和网络服务应用广泛,并享受着互联网红利(实际上,其促使许多公司快速成长,并在竞争中抢占其他公司的“蛋糕”),因而数字经济总是会有领头人出现。但依据哈斯克尔和韦斯特莱克的观点,这似乎也将导致经济投资整体减少。这不仅由于银行不愿贷款给这些企业(一旦其破产,这些无形资产将化为乌有),也受到“赢者通吃”规则的影响(苹果、亚马逊以及谷歌等许多公司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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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3月在白宫会面

图片来源:合众国际社

当下,创业减少、就业困难、市场需求下降以及经济分化下其他种种态势令人担忧,而导致这一经济现象的重要原因或许正是数字经济。苹果与亚马逊的权力集中是并购达到峰值的关键因素。在流媒体和数字媒体时代,许多公司大肆举债以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其中以电信和媒体行业为甚。

但现下其中一些债务似乎摇摇欲坠,这凸显出下一场大危机可能从这些公司中爆发,而非银行。从历史上看,负债水平的快速增长往往预示了危机的到来。近年来,公司债务市场一直处于涨势,属于先进经济体系的公司债券发行也创下了纪录;过去十年来市场增长70%,2018年已达10.17万亿美元。即便是普通公司也能从中获益。

但随着利率环境变化(或许比预期更快),许多债务将会变得不堪一击。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机构——国际清算银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已发出警告称:长期低利率催生了比原来更多的“僵尸”公司,如果利率升高,这些公司将没有足够的盈利抵债。国际清算银行进一步强调:当利率上升时,破坏力与连锁效应或许比以往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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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际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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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新危机真的来临,以苹果为例的科技力量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其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可能会更加难以应对。这是值得考虑的最后一个趋势。科技公司压低产品价格,而与科技相关的通货紧缩则是长期低利率的重要原因;其压低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工资。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应对将来的危机中会更加捉襟见肘。过去十年,相比其他公司,苹果公司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的公司在低利率、高负债、高股价的环境中获益更多。但这也为下一场市场大波动埋下了种子。

几年前,我与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US Treasury’s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该机构成立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旨在研究市场问题,但特朗普上任后削减了其资金)的一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讨论。我曾试图搜集有关金融危机以及其爆发地点的信息,但这位经济学家建议关注世界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的公司,如苹果和谷歌,要去研究其债券发行以及债券购买情况。这些公司的市值已超过最大的银行和投资公司了。

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这些上游公司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发行廉价债券并买入其他公司的高收益债券。为了获取高回报与利益,其仿效银行,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新公司债券发行,并且实质上像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和高盛(Goldman Sachs)那样为公司投资保驾护航。但这类公司始终并非像银行一样运作,这一举措的意义不大,其难以准确追踪其投资对象的动向、投资方式以及市场变化。金融业不是纸上谈兵。尽管如此,资金充裕的科技公司也极有可能成为规范的重要金融机构。

因此,我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大约2年后,也就是2018年一份瑞士信贷报告证实了该想法。该报告的撰写人佐尔坦•鲍兹(Zoltan Pozsar)精确地分析:离岸账户中存储的1万亿美元公司资本,大部分来自于科技公司。而其中80%集中在10%的公司手中,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就在其间。它们拥有最大的规模与最多的知识产权。

根据鲍兹的统计,这些资本大部分并不是现金,而是债券,并且其中一半是公司债券。基于此,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认为这些美国最富有的公司拥有着巨大的“现金”储备,并通过备受诟病的税收“改革”计划。但其实质上是庞大的债券投资组合。其所有者既非银行也非共同基金(译注:共同基金为投资公司或投资银行一方面以发行股票的形式从基金股东处筹集投资资金,然后投资于各种股票、债券、期权契约、商品和货币管理市场。),而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此外,硅谷除了是赚钱最多,规制最少的行业,还对市场至关重要,其资产若售出或贬值,则会动摇市场自身。显而易见,科技巨头才是新的“大而不倒”机构,而非银行巨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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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尔街

图片来源:必应图片

当有意识地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二者更多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是态度上的问题。例如科技行业对2016年选举危机的应对简直是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做法的翻版。正如华尔街极力混淆其在危机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科技巨头也竭力清除任何关于选举干预的蛛丝马迹。

首先,它们坚称自己没有做错过任何事,并且认为那些对它们的批评都是由于对科技行业的一无所知。而在来自媒体与监管机构的巨大压力下,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终于向国会提交了3000条与俄罗斯有关的广告。谷歌与其他公司也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地避讳。与美国次贷危机时华尔街金融家们的做法类似,在2016年大选后,科技巨头们纷纷出手,尽可能少透露细节,试图利用其商业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等以获取优势,当然这也产生了巨额利润。其“不承认不合作”态度与2008年金融家的做法别无二致,这也相应导致了糟糕的公关效果。

此外,还有更多实体上的相似之处。根本而言,我认为金融巨鳄与科技巨头有四大相似之处:公司至上论、封密性、复杂性以及规模化。就公司至上论而言,2008年之前华尔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有利于金融行业的才是有利于经济的。而最近,科技巨头们也同样试图说服我们。但这个套路还有另一面:这两个行业都不会承认,更不会为所谓的“创新”失败买单。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社交媒体兴起,公众对自由民主、政府、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信赖度下降。在缅甸,脸谱网被用来支持种族灭绝。在中国,苹果和谷歌需要应对政府审查。而在美国,个人数据正在已各种方式被收集、交易以及用于攻击,而我们意识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此外,垄断还会导致挤压就业机会,遏制创新。就此而言,我们难以得出科技平台的利大于弊的结论。

科技巨头与金融巨鳄在公司运行上都具有封密性与复杂性。数据的运算就如同次贷时期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所发行的证券一样复杂。二者都同样具有专业要求,而行业专家们则可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以隐瞒风险和公司从中获益的其他恶性事件(如可疑的政治广告)。

但这种复杂性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2008年前,许多大银行的风险经理对该“黑箱”的风险以及所将要引发的危机一无所知,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们也可能会因科技滥用而对其失去控制。例如2018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调查显示:尽管脸谱网承诺保护隐私,但仍允许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如苹果、亚马逊以及微软)利用用户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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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克•扎克伯格10月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US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听证会上

图片来源:合众国际社

脸谱网加入了数据共享协议。这对大型科技公司一般来说是双赢的,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同平台的流量,为其带来越来越多的用户。2010年至2017年间,社交网络获得迅速发展。但不论是脸谱网还是其他相关公司都无法保障用户隐私安全。苹果公司甚至称其根本不知道自己与脸谱网存在这样的交易,且其竟然将自己定位为用户隐私的保护者,这实在令人震惊。《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脸谱网中,“一些工程师和高管……认为隐私审查阻碍了创新和发展”。随后文章指出:2017年脸谱网收入超过400亿美元,是2015年129亿美元的两倍多。

脸谱网重发展轻规制的立场显然欠妥,但却并不只此一家。将股价视作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华尔街的短视。但无独有偶,达成这些协议的科技公司高管们是健忘的:他们忘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银行高管们,也是在危机爆发之前对其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一无所知。

公司总是倾向于优先考虑那些可以被量化的事项,如每股股利及股价与收益之比,并且忽视那些难以测算的商业风险,而等其意识到之时,则为时已晚。

世界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富人与公司手中,这绝非偶然。这些富人与公司使用离岸税收和回购等金融手段以规避政府干预,确保财富不落入政府手中。这也正是芝加哥经济学派所提倡的:公司应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而该思想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一直被奉为圭臬。

该思想的关键词是“股东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是金融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该进程与芝加哥学派一同兴起,并使得市场不再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口中的那样:应当为实体经济提供渠道支撑;现在则与之相反,本末倒置了。

“消费者福利”成为我们的首要考虑,而非公民福利。我们认为股价上升对经济整体而言有利,但不能仅仅增加了股票持有者的财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已经由“市场经济”转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称的“市场社会”——利益最大化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疗、教育、公正等基本生活需要的获得均由财富决定。社会交往是交易性的,这也体现在当今的用语表达中:我们最大限度利用时间,用金钱衡量社会关系。

当下,随着科技巨头引发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兴起,我们自身也成为利益最大化的对象了。请牢记这些公司和其他获取信息的公司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主要用于商业用途。正如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被问到“什么是谷歌”时的回答:

【“如果真的要把我们做一个归类的话,那应该就是个人信息…你所看到的景象以及交流通信…传感器真的很便宜…存储很便宜,摄像头也很便宜。人们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人们所听、所看、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将被搜索到。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是可以搜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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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监控资本主义下,谷歌对人的监视无处不在

图片来源:必应图片

设想一下,你既是广告制作的原材料,又是广告推送的接收者。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金融市场为这种扩散式、短期、利己的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我们陷入了循环之中:在更短的时间中,我们不断与更多对手竞争,以获取更多商品。由于离岸外包与科技所导致的经济下滑,这些商品或许更加便宜,但这并不能弥补我们停滞不前的收入和不堪重负的生活。

但你可以认为,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硅谷不再是之前那个满是车库创业者和真正创新者的硅谷了,而今天这个受金融驱动的硅谷代表了其金融化转变的顶点。在与政府对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掌权者创建了他们的公司。在那个时代,尊重市场被视为是促进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对公司行为的规制和限制都被认为是专制乃至独裁。“自我监管”才是王道。“消费者”取代了公民。这些科技巨头对此深以为然,而这在硅谷“雷厉风行”的态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与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其平装本后记中写道:

【“哀叹科技行业不可避免地壮大,会分散我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我们所讨论的许多改变无法避免,它们真的来了。”】

或许真是如此。但若认为这将排除对科技行业影响的讨论,则不免有妄下断言之嫌。并且有这种想法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最大、拥有最多知识产权的公司将1万亿美元留置海外。1万亿美元可谓不小的数目:这是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八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或许来自于政府资助的核心调查与创新者研发的产品与服务。但由于离岸税收,美国公民并未获得与其投资相称的收益。近来美国公司税由35%降到21%的意义不大:因为得益于各种漏洞,大多数公司早已只缴纳其收入20%的税收。不同于工厂和商店,数据和知识产权可以离岸,因而科技行业纳税数额甚至更少:约11%至15%。这引出了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疑问:仅靠降低美国税率,就能让这些“美国”公司转回资金,并用于提升商品和服务吗?但这些国家的龙头企业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走在了全球化的前列。尽管近年来海外收入略有下降,但标普500指数的公司近一半的销售额仍来自海外。

那么又怎么能说这些公司“完全属于”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呢?不过从美国资本运行方式来看,它们至少归属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当二者全球化程度持续深入时,美国工人或团体在董事会中则更难有一席之地了。

相比其他类型的公司,科技公司更有能力将业务转移到海外。这是因为其大部分财富并非“固定资产”,而是数据、人才资本、专利和软件。这些都无需特定地点(而工厂和零售商店则需要),可以随意移动。如前所述,尽管这些确实代表了财富,但其本身却无法像前一个时代的投资那样,拉动广泛的经济需求增长。

康奈尔大学教授,金融学家丹尼尔•阿尔珀特(Daniel Alpert)致力于研究该投资转变的影响。其认为:

【“如果苹果公司获得了一项手机技术许可,但却是在中国生产,显然该许可并不会增加任何就业,当然,如果该技术的发明者在美国的话除外。应用软件、网飞(Netflix)和亚马逊的电影也不会像一个新工厂那样创造就业机会。”】

或者正如我《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同事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说:

【“苹果公司现在是依附于技术创新的投资基金,其背后利益纠葛复杂,利益需求巨大。国家试图通过降低公司税来提高这类企业的投资,无异于痴人说梦。”】

总而言之,资金充裕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已成为当下金融行业的重要一员。"

如前所述,科技巨头以各种方式推动全球市场迅猛增长。而科技公司也有各种方式在市场中获取不对等的优势地位。例如,谷歌、脸谱网以及最近的亚马逊均用于数字广告市场,可随意投放任意广告。其算法的封密性以及其在各自市场的主导地位,使得用户无从比较,无法选择。此外,这也会导致垄断价格或者(以及)用户隐私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优步采用“峰时价格”(动态价格),以用户支付意愿设定价格;脸谱网制作用户“影子档案”(shadow profiles);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谷歌与万事达信用卡联手追踪网上广告是否促进实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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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亚马逊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仓库

图片来源:合众国际社

抑或是亚马逊与美国地方政府达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采购协议。截止至2018年,全国1500个公共机构(包括当地政府和学校)的办公物资与教学用具均在非固定价格下购买。该购买通过“动态定价”完成,其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峰时定价:价格反映市场,最后定价取决于亚马逊平台供应商的报价。批量采购合同的意义在于通过捆绑需求使得公共部门获得优惠价格,但亚马逊在交易中明显处于上风,这实在令人震惊。而关于亚马逊折扣的炒作,一个非营利组织——地方自立协会(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调查发现:若加州的一个学区从亚马逊购买的话,将会多支付10%至12%。一些城市想要延续现有供应商,而未与这个零售巨头交易(包括其供应商)。但由于交易结构的原因,这些城市(包括供应商)也将会被迫将这些业务转移至亚马逊。

显然,亚马逊的行为与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有相似之处。该金融机构也以浮动利率的次贷形式,使用动态定价;其在与不谨慎的投资者交易时,也利用信息不对等优势,销售抵押担保证券与交易复杂债务(包括个人与城市,如底特律)。就亚马逊而言,其所掌握的市场数据远远超过其计划联系的供应商与公共部门购买者。

在任何交易中,知道最多的一方获益最多。最重要的是,不论是科技巨头还是金融巨鳄,其好似稳占信息与商业的必经之路,不论中间通过了什么,总能分一杯羹。它们就是庄家,而庄家总是赢家。

与银行一样,系统性规制很可能是防止大型科技公司滥用其优势地位获取资本的唯一途径。

有人质疑亚马逊或脸谱网是否真的能够利用其在电商或社交媒体的地位获取金融优势:不论是垄断式还是掠夺式,利用其掌握的用户购物信息以促进消费?也有人质疑它们是否会在市场出现问题后一走了之,破坏信贷市场的稳定?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认为:

【“大型科技公司借贷并不会影响与客户的长期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贷款是交易性质的,通常为短期信用额度。而一旦公司状况恶化,则会自导削减额度。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中,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会大幅下降,而社会成本则将大大增加。”】

这无疑与2008年的那场经济危机如出一撤。

毫无疑问,若对科技行业进行与其他行业作同等对待:进行政府规制,则要求科技行业经营模式的巨大转变。而这则会对利润与股价产生潜在影响。科技巨头的巨大估值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其宽松监管、较低税收的垄断权力的市场预期。但凡事无绝对。国家很快地意识到反垄断与垄断问题,或许也会很快与这些科技巨头有个了断。

翻译文章:Rana Foroohar, How big tech is dragging us towards the next financial crash, The Guardian, November 8,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8/how-big-tech-is-dragging-us-towards-the-next-financial-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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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科技 金融

原标题:《卫报》:科技巨头将把我们拖入下一场金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