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军 王振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最新研究动态与展望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人类未来向何处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世界发展困境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开启了人类全新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进行系统性阐发和理论性升华,其思想符合世界各国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从理念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实践,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而广泛的世界影响,因此,学术界对其思想的研究越来越热。本文对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研究综述,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现实面临遇到的挑战,指出应运用习近平伟大斗争思想破解其挑战,强调合作与斗争的辩证统一,最后指明了今后学术界应该研究的重点领域。

【本文为作者吴庆军、王振中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吴庆军 王振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最新研究动态与展望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民粹主义泛滥、霸权主义猖獗。而美国出现新型总统之后,不守信用,反复无常,随意发动贸易战,任性破坏贸易规则,导致全世界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未来世界是长期在弱肉强食、强取豪夺,还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人类将面对完全不同的抉择。以习近平主席为破解世界难题,系统论证和阐发并在现实中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尚情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1]、第二卷[2],《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4]等重要著作中。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他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面而深刻的科学内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和实践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本文结合学术界、理论界众多的研究文献,梳理总结出研究综述,强调要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注意分析阻碍其实现的掣肘因素,应运用习近平伟大斗争精神应对其挑战,做到对话协商与有效斗争的辩证统一。最后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现实,提出了学术界和理论界未来应该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研究方向。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综述

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成果作阶段性总结,截止到2019年10月1日,从当当网图书商城搜索,题目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26部。从中国知网搜索,主题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献共5942篇,题目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献2384篇,其中期刊论文共1870篇占78.4%,博士论文2篇占0.1%,硕士论文78篇占3.3%,会议论文30篇占1.3%,报纸文章371篇占15.6%。按照年份分类:中国知网上题目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献,2011年1篇,2012年2篇,2013年3篇,2014年4篇,2015年38篇,2016年104篇,2017年454篇,2018年1076篇。可以看出,学术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热度呈现指数递增趋势,到了2018年出现井喷现象,达到目前研究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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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单位,发表论文的数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中共中央党校71篇,中国人民大学71篇,武汉大学47篇,解放军国防大学39篇,南开大学34篇,清华大学31篇,复旦大学29篇,北京大学27篇,东北师范大学27篇,吉林大学26篇,山东大学23篇等。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多的两个主体研究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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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献受课题基金资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329篇,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7篇,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8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资助6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5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资助5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4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3篇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受资助课题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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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学术界研究集中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基本原则、思想起点、生成逻辑、形成轨迹、形成阶段、思想逻辑、理论渊源、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思想本质、价值追求、构建原则、构建步骤、构建路径、内在逻辑、发展过程、理论意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研究这些方面进行多层次探讨。实践层面涉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等之间的关系。自十九大以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达到新高潮,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开始从基础理论问题探讨向深入方向展开,如战略思想研究、文化战略研究、软实力研究、对外传播的时度效研究、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类概念研究、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全球分配正义问题研究、历史学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研究、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研究、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主体性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全球交往秩序建构研究、经济正义问题研究、生态伦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方向深入。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新研究动态

目前,从总体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角度更加多样化、研究领域更宽、学理性更强,研究程度更深,反映了研究的聚焦点和新动向,目前研究主要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系研究

江时学(2018)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最终要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5]王公龙(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跨越和理论范式创造性重构”。[6]马俊峰、马乔恩(2019)“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论述,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7]李爱敏(2018)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联合思想和自由人的联合思想之间架起了桥梁”。[8]于海明(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将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共同体的美好理想转变为现实方案,实现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构建与现实发展”。[9]

上述论证表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可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2.“中华文明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系研究

张静、马超(2017)陈旭(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胸怀天下”思想”。[10][11]曲洪波、金梦兰(2017)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睦相处”、“义利观”、“兼容并蓄”、“包容互惠”、“天人协调”的思想”。[12]孙聚友(2017)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儒家文化“大同思想”、“天下为公”“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13]韩兵(2019)“从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五个观念维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文明共同体思想的借鉴,中华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重要的文化基因”。[14]

目前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华文明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3.“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

李佳威(2017)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15]刘雅雯(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思想支撑、理想愿景和文化动力,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实现桥梁和路径探索”。[16]王亚文(2018)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国平台,既具有经济和外交性质,又具有战略和文化性质”。[17]于爱辉(2019)把“一带一路当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的突破口”。[18]裴思泽(2018)认为“一带一路长期目标是开创一个包容开放、均衡普惠的国际合作新模式”。[19]何亚非(2017)李丹(2019)认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一带一路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20]张三元(2019)认为“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对抽象,则一带一路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具体而实在”。[21]习近平主席(2017)指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正逐渐从理念变为现实。

4.“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

于海明(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目标,对未来人类走向作出整体设计”。[9]孙通(2019)认为“国际秩序的塑构需要在利己与利他中寻找平衡点”。[22]刘昌明(2019)提出“如何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转化为能推动全球有效治理的话语权”?[23]乔玉强(2019)认为“有必要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批判,寻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方法,对其进行批判性扬弃与建构”。[24]高洁(2018)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完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促进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5]赵义良(2019)认为“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治理途径”。[26]张辉(2018)认为“中国应运用国际法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7]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不断变化,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依赖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力正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制定国际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3]

因此,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5.“正确义利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

赵义良(2019)认为“正确义利观强调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否定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利益核心地位”。[26]范蓉(2019)借鉴“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道德建设问题”。[28]艾淑飞(2019)认为“中华传统把义在首位,利随后。只有树立正确义利观,才能做到本国发展不需要牺牲他国利益”。[29]虞花荣(2019)认为“历代儒家代表对义利关系,共同点是强调道义大于利益”。[30]李建华,江梓豪(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前提是人类的共同善”。[31]中华传统文化对义利关系,儒家“重义轻利”,墨家“义利并重”。

习近平主席继承中华优秀义利观,强调“义利相兼,义重于利,弘义融利,甚至舍利取义”[3],不认同西方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舍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理念迈向包容共生,推动全球治理从霸权主义迈向平等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从争权夺利变为命运与共。正确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价值取向,确立了高尚的道义基础。

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领域研究。

于海明(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刻的哲学理念内涵,体现了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9]于爱辉认为“从哲学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分析,寻求深层的理论根据,论证存在的科学性及其现实可能性。”[18]刘东(2019)围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唯物辩证法视角、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必然性、科学性和价值。”[21]张三元(2019)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自觉类存在的人间正道,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价值追求。”[21]赵华珺(2019)“从马克思类哲学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内涵进行解读,将其视为社会原生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一体性关系,只有当真正代表全人类普遍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形式共同体的虚假性。”[33]

目前,马克思哲学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方兴未艾。

7.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命运共同体被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战略。

Philippa Brant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与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的担忧”。[36] Michael Swain认为“习近平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更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联系在一起。” Stephen Aris认为“一带一路为世界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Peter Ferdinand 认为“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区域合作机制。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建立新的区域平衡机制,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Evan A.Feigenbaum 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实力的增长,中国期待全球治理制度的转变。Stephen. Perry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是努力减少战争、歧视、偏见等。

(3)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质疑。

一些国外学者受制于西方价值观、思维定式、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受长期冷战思维影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质疑。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短期策略而非是长远目标。Richard Weitz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在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的转换”。[3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构建国际秩序的新规范及新理念,与西方传统主导的全球治理旧理念和旧规范存在明显差异。

总之,一些西方学者从多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正面展开研究,另一些西方学者仍持有零和博弈思维和冷战思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和目的怀有偏见和戒心,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面临的挑战及其破解之道

因为人类存在着共同利益,所以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合作,各国交往都应当考虑“共同利益”。但由于国家的阶级性不同,国家利益也是不尽相同。如果一国只考虑自己利益,仅仅从自我角度考虑利益最大化,不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拥有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则很难形成共识,所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中会面临具体的掣肘因素和众多挑战。

当前国际政治形态是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共存的局面,总体呈现“资强社弱”的特征。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迅速,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资本主义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与全球平等共赢发展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成为威胁人类和平的总根源。美国前方百计企图阻止、遏制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会面临现实中的诸多阻力和巨大挑战。

西方以极端利己主义作为外交依据,有着利益独占的内在驱动力,把外部世界关系视为掠夺性的关系。

西方霸权主义,损人利已、以邻为壑,制造敌对博弈,强化文明冲突。霸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资本逐利的本性。美国优先就是要美国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任性的表现。霸权国家以“零和博弈”立场来解读国际形势,否认共赢与合作,把中国看作主要威胁。美国优先理念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满足美国一己私利,破坏既有的国际市场规则。事实上“美国优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如果经济全球化仍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掌控,则始终遵循资本逻辑,人类的命运交只能由垄断资本随意摆布,导致世界发展的不公平性更加严重。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管控。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3]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中美两国如果合作好,就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以及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需要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3]

但是这一切,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似乎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不断采取各种极限手段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这是应该正视的严峻现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是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的主要掣肘因素和现实挑战力量。

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世界,就须承认矛盾无处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承认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要承认现实世界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利益不同、存在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消灭差别,要承认矛盾的“对立”,处理世界各种矛盾,就要坚持“和谐”与“斗争”相统一,但尽量不激化矛盾。一方面“斗争”不能绝对化,不能随意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方面,不放弃一切“必要的斗争”。必须同一切破坏正义、公平、和平的行为进行有效斗争。当人类共同命运面临着各种威胁、阻力和挑战,全世界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坚决斗争,决不妥协。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长期性,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不确定性”。[4]

国际垄断资本的贪婪造成世界局部地区冲突不断,世界经济、金融、社会动荡不安,世界人民被迫遭受到异常巨大的苦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互利、共赢,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却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不愿互利共赢。因此,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必须对霸权主义进行有效的有理有节的斗争。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3]

据专家预测,未来十年若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不变,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问鼎世界第一。[34]未来三十年中国若保持目前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对美元微幅升值趋势,则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将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35]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国际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格局将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演变。

这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力量保障。所以,首先要不断增强作为正义力量代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国家实力,同时要注意团结作为正义力量主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使之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习近平主席指出“观察和处理问题时要运用辩证思维,学会运用系统、联系、全面、发展的眼光,正确处理好对立和统一、普遍和特殊、全面和重点的关系。要有辩证思维能力,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当作处理国际矛盾冲突和各类危机挑战的思想武器”。[3]

拥有辩证思维就要求正确处理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世界上所有事物既有同一方面也有对立方面。要用矛盾分析法来认识世界,不光寻找统一,同时要关注矛盾双方的对立,还要努力实现矛盾向其对立面转化。随着全球化使各国同一性增强,但是各国特殊利益有别也就存在斗争性,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对立,探寻共同利益,实现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3]

当今世界,各国出现既合作又斗争的状态,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关系,面对矛盾的对立性,习近平主席主张,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化解对立和冲突,寻求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开展斗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手段。要和平并不意味着拒斥斗争,斗争是捍卫和平的必要保证。只有经过有力、有理、有节、有效的合适斗争之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了一意孤行给自身带来的恶果和伤害,他们才可能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选项。

面对国际霸权势力的疯狂进攻,必须要进行坚决回击,绝不留情。斗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义力量的合法权益,在于伸张国际正义、促进共同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只有运用习近平伟大斗争思想在不断斗争中才求得最终的合作和真正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团结世界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一面光辉旗帜,尤其是团结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广大受压迫民族的一面正义大旗,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可靠抓手。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研究重点方向

当前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肆意攻击,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面临了具体的现实挑战。自美国新型总体上台以来,对世界各国肆意发动贸易战,“美国优先、美国利益至上”成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攫取世界超额垄断利润的借口。地区动荡和局部战争从未停止,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较量。美国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崛起,不择手段,采取贸易战等众多行动来维护其不正当利益,并有可能煽动其盟国参与其中,这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频繁地出尔反尔,已经丧失了国家信用,任何共识和协议都不过是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临时手段,随时都可能被抛弃、被践踏、被撕毁。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美国全球霸凌行径能否受到坚决抵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多大的影响?在中美贸易战日趋激烈甚至白热化的国际背景下,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何克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掣肘因素?面对中美贸易战的严峻现实,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全方位打压中国的残酷现实,采取何种战略对策和措施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将是未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应该探索研究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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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David Arase ,“China ’s Two Silk Road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erspective,no.2,January 22,2015.

【吴庆军,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王振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经济动态》主编和社长。研究方向: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转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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