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江: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政治与经济

我们目前正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混乱的全球体系当中。关于未来出路,主要的选择有三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国际政坛在过去一年多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导致了“民粹主义”一词甚嚣尘上,但是,“民粹主义”由于修辞术的滥用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模糊性,无法概括和揭示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动的特点和趋势。事实上,尽管政治光谱上的左右极化现象突出,但更长期的趋势却是世界规模的保守主义兴起。

【本文为作者陈人江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陈人江: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政治与经济

我们目前正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混乱的全球体系当中。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近十年来,全球经济一直低迷不振,未能从长期萧条中走出来,各国失业率高企,股市震荡和债务危机反复上演。与此同时,恐怖主义与经济衰退如影随形,给本已脆弱不堪的全球治理机制以沉重的打击。面对危机重重、困顿萎靡且又无能为力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民心思变是必然的结果。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必定也是各种思想意识形态激烈对立、交锋的时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人们的主要选择有三种:一种是坚持危机前原有道路的乐观进步主义,即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主张改弦易辙的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是退回“传统”抵御危机的右翼怀疑主义,即保守主义。

过去的一年多中,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共和党人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国际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反映出西方民众某种普遍存在的负面情绪和倾向,并被冠以“民粹主义”的称号。一时间,“民粹主义”成为时髦用语,说法铺天盖地,而对其批判的声浪也此起彼伏。

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变动的特点是远非“民粹主义”一词所能概括和揭示的。当前人心变化导致的是政治光谱上的极化现象:作为冷战结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由于危机的加深不断遭到质疑和削弱,向更左或更右倾斜的人数都在增多。但是客观地说,在影响和实力的增长方面,比起左翼社会主义,右翼保守主义显然略胜一筹。虽然短期内国际政坛发生了巨大变动,但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一种更长期的趋势,那就是我们有可能目睹大规模的保守主义兴起。

一、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在政治思想史上并非新鲜的术语,但是由于滥用,它正在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上高度含糊不清的概念。当下语境中的“民粹主义”与作为早期形态的俄国“民粹主义”在含义上相去甚远。20世纪初,列宁也提到这种政治斗争话语策略方面的“民粹主义”,认为蛊惑宣传和空洞许诺是资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惯用的伎俩,并指出“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

回到当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上,用“民粹主义”来概括欧美乃至全球一些主要国家近年来的政治动向,至少是片面的,不利于从理论上深度把握问题。首先,“民粹主义”认为,当前的反向运动只是源于大众与精英的对立,是普通大众对精英阶层的反抗。但是,搅动国际政坛并受到本国或本地区许多民众支持的很多所谓“反建制派”,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英阶层的一员,如获得众多白人民族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支持的特朗普本人是身价数亿的地产大亨。作为煽动和鼓吹脱离欧盟的最大政治势力,英国保守党脱欧派及独立党实质上是“亲金融资本”派,因为脱欧最大的好处是,英国金融资本得以规避欧盟拟实施的金融交易税和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从而使政府能够制定更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民粹主义”的说法把矛头指向了大众的非理性,也就掩盖了更为本质的阶级问题。

其次,“民粹主义”取其字面意思就是无条件地以“民众”、“大众”诉求为取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是大众运动发展和推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口号事实上常常混合在一起。不加区分乱扣“民粹”或“民粹主义”的帽子,并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某种程度上不仅相当于否定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还容易忽视并被借以打压民众的民主主义呼声。

再次,另外一些被冠以“民粹主义”称号的主张和运动实际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尽管本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被普遍看做是代表了“左翼民粹主义”,但他的政策主张如本人所言,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以北欧所践行的“社会主义”为参照。曾经席卷拉美并在主流媒体中常被冠之以“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是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主体的领导人来推行,而在拉美人自己看来,这是对“21世纪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是拉美左翼集团根据本国国情制订和实施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以来席卷全球的大众抗议活动普遍具有自发的性质,从而使其政治诉求掺入了一定的短视因素。但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这种所谓的“民粹”,而是大多数抗议和诉求带有较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或被保守主义势力所裹挟,最终导致保守主义力量的壮大。我们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不能被简单斥为“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现象。

2017年初,法国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Ipsos)在全世界22个国家开展的一项题为“面对震动世界的危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哪个是最佳选项?”的研究显示,西欧的五大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强调“本国优先”、反对国际合作,具有明显的种族排外倾向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则明显民意不振。③保守主义不仅由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脱欧公投获得通过而在英国得到加强,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也不断蔓延。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率最高的前四位竞选者中只有让-吕克·梅朗雄来自左翼,其他三位要么是温和右翼要么是极右翼,就连先前最获主流政客认可的弗朗索瓦·菲也属政府中最接近极右翼的。在2012年和2017年的两次总统大选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候选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民调支持率一次比一次高,今年更是首次进入了第二轮选举,成为两位总统候选人之一。在荷兰,在作为2017年欧洲第一场大选的下院选举中,极右翼自由党虽然未能赢得大选,但已经成功崛起为第二大党,而保持第一大党位置的自由民主人民党作为中右翼政党,在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方面,与自由党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在德国,新兴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赢得了2016年3月的地方选举,促使德国退出欧元区的呼声进一步升高。

在欧洲之外,共和党人特朗普的上台无疑是保守主义的一大胜利,他的主张最集中地体现了美国保守派的诉求和特点:经济保守主义(即新自由主义)、道德与宗教保守主义、种族优越感、极端民族主义、进攻式的外交政策。不过,当2009年茶党运动从民间崛起并浸透了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使奥巴马沦为“跛脚鸭”总统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已然重整旗鼓。印度总理莫迪也是保守主义的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从政生涯一直植根于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印度人民党(BJP)等极右民族主义组织,并于2014年印度大选中率领印度人民党拿下了国会下议院超过50%的席位。他秉持“印度教特性”的教派理念,一上台就实施激进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措施,默许和纵容教派冲突,大力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且在对华政策上持颇为强硬的态度。

保守主义打着“反建制”的旗号走向前台,一时间比起传统的左右中间派竞选策略吸引了选民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执政地位,是近年来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特点。这一趋势表明,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上层还是普通大众当中,右翼势力的影响都在增长。

二、冷战结束以来的保守主义

裹着“民粹主义”外衣的保守主义在国际政坛上的表现令人瞩目,但这绝非意味着当代保守主义在金融危机后才扩大影响。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当代保守主义同样历经了一个长期塑造的过程。以被视为保守主义重镇和典型国家的美国为例,当代保守主义的产生既可追溯到罗斯福新政时期,也可追溯到二战后及冷战时期。

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的格局既强化了罗斯福新政式的社会自由主义,也激发了其反对者——保守主义。即便政府被自由主义思想长期主导,保守主义同样被视为对抗共产主义价值观和苏联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因而,冷战期间,美国的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逐渐兴起和壮大,与不断高涨的民权运动相背而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最终压垮了作为新政自由主义基石的“大政府”理念,促成了里根-撒切尔保守主义跨国联盟的形成。他们主张回归斯密以后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因此,经济保守主义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同时里根也是美国第一位保守主义的总统。

20世纪末,两大阵营对抗以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而告终,对于保守主义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就意味着保守主义极力推崇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理念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被树立为政府经济实践的唯一指导思想,更别提这一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被强制推行。二战后具有新政传统的自由主义在经济路线上已然退让妥协。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克林顿、奥巴马两届较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他们对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只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并未触动根本。正是克林顿在任期间,废止了1933年分割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即《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迈出了金融自由化非常重要的一步。奥巴马上台初期高举“新政”大旗,向金融和医疗机构等特殊利益集团宣战。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摆脱不掉“新自由主义化”的结局:金融危机后对金融机构的大力救助

和“暂时国有化”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大银行的力量;作为其政纲重大议题的医疗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医保成本和寻求医保的难度,反而增强了市场和保险公司介入的力度;教育改革同样体现了竞争性、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特点,充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

二战后欧洲的保守主义相对弱势,并且吸收了社会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然而,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多个国家和澳洲重新上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纷纷从原先的“福利国家式社会主义”的左翼立场退却,不约而同地向右转,推行了程度不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措施。不仅如此,冷战结束之后的头一个十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的经济社会政策都在向右偏移。难怪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当时得意地宣称:历史观念的演进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上终结了。

在经济保守主义原则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了根本性的差别——他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差异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面,自由主义成了(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确切地说是“社会”保守主义。简而言之,他们的主要分歧和差异退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甚至局限在一些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上,围绕着性别、种族、宗教、婚姻、家庭、堕胎、枪支持有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美国为例,小布什政府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充分体现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其思想核心是:将军事实力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建立美国霸权治下的世界和平。新保守主义将“美国例外论”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实质是狭隘的美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它鼓吹“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外交,强制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激起了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们的反对。在社会文化方面,小布什政府倡导道德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对同性恋和堕胎持不宽容态度,同样引发了与民主党及自由主义者的激烈争论。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第一”的口号不由让人联想到了小布什时期的“爱国主义”论调和美国优越论,只不过由于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家实力衰落得较为明显,面临着更艰难的经济复苏环境,再加上特朗普本人的商人特质,对问题持有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因此他并未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传播和美国价值观推广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但在经济思想上,特朗普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信徒。特朗普多次公开宣称他是右翼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的拥护者,后者鼓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哲学,主张资本原教旨主义和理性利己主义。特朗普执政核心团队中的多名成员同样深受兰德思想的影响。

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体现了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一是减税,尤其是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15%,这一力度前所未有。二是放松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刺激经济、鼓励投资,应该“暂停所有监管”,并重新审视现有的监管政策。他建议废除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并在上台不久就亲自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一项金融监管规定——该规定要求:金融产品购买要遵循客户利益至上而不是自己牟利(券商抽成)至上的原则。三是缩减社保规模。特朗普用于取代奥巴马医改方案的《美国医疗法案》由代表温和保守派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主导,其主旨是缩小政府医疗体系,扩大市场作用,但它并没有全面推翻奥巴马医改法案,因而引起了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自由党团”的不满而未获得通过。四是以增加就业为借口,压制劳工最低工资,抑制劳动者福利“过度”。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劳工部长就以坚决抵制提高最低工资而闻名。可以预计,无论是从节约政府开支还是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角度,特朗普都将会实行压制工会的劳工政策。五是扩充军备。特朗普上台伊始便提出大幅扩军,更新升级核武库,并宣布暂停所有难民入境和暂停发放西亚和北非七个伊斯兰国家普通公民的签证,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这之后,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叙利亚进行导弹空袭、向朝鲜半岛派遣核潜艇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挑衅意味的军事举动,都说明特朗普奉行的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进攻式外交政策。从以上几点来看,特朗普政府无疑是里根和小布什政府的翻版。

对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不友好的态度、限制移民、限制资本外流和主张制造业回流,并不能证明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更不能证明其意图颠覆新自由主义,而只是表明,他在美国和新兴区域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对自由贸易实施条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调整,欲以双边贸易协定取代多边贸易协定,以此提高美国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取的利益份额。更何况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这一关系中自由市场的主导地位,而非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后者只是前者逻辑的一定延伸。

三、世界规模的保守主义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保守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保守主义自身的因素;二是保守主义反对者实力衰退的原因。

就保守主义自身因素而言,首先,保守主义坚守与时俱进之“传统”的实用主义姿态使其具有更强烈的蛊惑性。

当代保守主义的演变历程揭示了一个真理:它和自由主义一样,是资本主义的两副面孔。如果说自由主义高举“自由”、“民主”的进步主义大旗,反映了资本主义伪善的一面,保守主义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一面。因为保守主义并不决然地反对什么或要求什么,而是看实际需要什么,它可以用来为一切既定秩序做辩护。换言之,保守主义事实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保守主义以致力于维护旧制度为特征,这一特征隐含了它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保守主义同样具有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教义,例如,怀疑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另一方面,保守主义的原则又缺乏足够的渗透性和普遍性,正如保守主义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保守主义的定义更依赖于具体历史情境。因为保守主义维护的既定制度总是在变化,从而使保守主义主张和批评的主要目标也在变化,并且由于制度总是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相比起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更强调民族特色和国家利益,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16、17世纪的欧洲大陆,保守主义捍卫中世纪的多元政治制度,反对以专制王权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保守主义则用来维护都铎王朝权威,反对清教激进分子;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保守主义维护封建贵族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19世纪的保守主义则维护资产阶级精英制度,反对大众民主制;20世纪的保守主义为了对抗社会自由主义,主张重返古典自由主义。换言之,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保守主义并不绝对维护贵族特权,也非绝对反自由民主;保守主义尽管要求个人自由,但并不反对权威;保守主义主张精英政府,但同样可以利用大众政治。当保守主义反对“当前秩序”时,也许它想要的是回归到“当前秩序”之前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保守主义的体制下,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总是能够结合在一起,例如俄罗斯的普京政权,以及具有“民粹”和“反精英”色彩的特朗普在上台后对权力集中的渴望。

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在动荡时代的不安和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不知所措。资本主义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及其阴霾的长久不散,导致了怀疑主义情绪弥漫。人们关于自由主义乐观的普遍进步理念发生了动摇,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市场”,看上去都无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福利国家制度在“改与不改”的两难困境中摇摇欲坠。保守主义则以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主张原子式孤立无援的个人从“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或民族等看似有组织的力量那里,从“传统”、“宗教”和“文化”那里寻求庇护。前述益普索集团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希望看到一个“铁血”领导人的出现,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并改变国家现状。保守主义内在的寡头主义性质同样能够满足这一点。

其次,从保守主义的阶级根源来看,它归根结底是伴随着垄断的大资产阶级壮大的意识形态,最终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当前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复兴则来自于利用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并对他们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以特朗普选举获胜为例,美国2016年23个初选州的出口民调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虽然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在共和党内部选民中收入较为逊色,但在全国范围内并非如此。特朗普的支持者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2万美元,高于希拉里和桑德斯支持者的约6.1万元,也远超出全国平均家庭收入中位数5.6万元。而在家庭年收入大于10万元的高收入群体中,有34%的人支持特朗普,有29%的人支持希拉里;对于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的底层,特朗普的支持者仅占12%,而希拉里的支持者高达20%。这表明,与主流一贯的看法相反,特朗普保守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主体并非底层民众或陷入贫困的劳工阶级,而是相对富裕的中小资产阶级。

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的过程。20世纪末不断加强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趋势,极大地提升了跨国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传统的蓝领劳工阶级,也使大量被局限于本土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遭受巨大损害。中小资产阶级即本土制造业工厂主、小企业主、农场主、商业个体户和部分非体力的文职雇员,无法与能够利用和控制世界市场的大资本抗衡,无力面对来自世界市场其他部分的竞争,并在大资本压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纷纷陷入债台高筑和破产的境地。中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导致了他们对权威的崇拜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他们既要求经济自由,又要求国家保护;他们对大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有强烈不满,但又渴望跻身于这一行列;他们既希望仰赖福利制度,又对福利制度的“低效率”和被底层群众分羹不满。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结合了这些意识形态元素的保守主义成了他们抛弃已无法满足其利益要求的传统中间派政党后的首要选择。

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小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然而从长期来看,则是垄断的大资产阶级利用中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反对和击败其他政治主张,正如特朗普在上台前抨击金融寡头和财富分配不均,允诺重振本土制造业,上台后则逐渐显露出仰靠华尔街金融财团和军工垄断集团的底色一样。

总而言之,保守主义拥抱所谓的“民粹”,只是一种策术。确切地说,它并不是直接来反对“民主”或“自由市场”,而是以“体制内抗议自由主义”和本土排外主义的方式转移了真正的矛盾焦点,分化了有效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将政治的钟摆再向右摆到还可利用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为资本主义苟延残喘提供了最后一剂药方。

因此,毫不奇怪,保守主义的主张得到了国家机器和作为统治阶级喉舌的主流媒体明里暗里的配合与支持。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媒体长期炒作勒庞或菲永等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崛起甚至可部分归功于媒体对其主张的反复宣传。相反,来自左翼阵营的候选人梅朗雄则遭到了刻意遮蔽,尽管他在几次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高居榜首或第二。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敌视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大小媒体包括自由派媒体在内,从未真正攻击过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对个人品质和形象的刻意嘲笑起到了避重就轻的作用,而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设置相关炒作话题,则以一种奇特的反向宣传方式,为特朗普“免费”培养了上百万疯狂粉丝。相反,真正受到“铁锈地带”(Rust Belt)民众欢迎的桑德斯,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上都没有多高的曝光率。

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保守主义势力的壮大不仅在于其实用主义姿态下政治斗争策略的改变,还在于其真正的意识形态对手和作为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社会主义力量明显不足。

一方面,资本主义数十年如一日的反共宣传对大众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众仍没有克服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偏见,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

2016年4月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51%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强烈抗拒,只有42%的人支持资本主义。这份调查因此受到广泛的报道和关注,被看做美国年轻人意识形态左倾、社会主义吸引力上升的有力证据。但是根据调查负责人的说法,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问卷一共六个选项,除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有“进步主义”、“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正义行动主义”。问卷没有对这些选项进行明确定义,受访者可多选。实际上,与“资本主义”支持率相比,“社会主义”的支持率仅为33%,是获得最低支持率的一种“主义”,而“爱国主义”的支持率最高,达到57%。剩下的三个“主义”的支持率大约都在半数上下。这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引发了普遍不满,人们依然没有做好接受“社会主义”的准备。

即便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及实践失去吸引力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也没有喊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还是那些对此类社会抗议运动有较大影响力的活跃的小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当桑德斯仅仅提出了类似新政式自由主义的政策,便被称为“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哪怕在政治氛围非常激进的法国,来自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只因为一项“全民基本收入”(revenu universel)政策就被选民和媒体看做“乌托邦”,而当来自法国工人斗争党的候选人娜塔莉·阿尔托(Nathalie Arthaud)说出“参选不是为了当总统,而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时,更遭到恶意嘲讽,称比“乌托邦”还“乌托邦”。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依旧荆天棘地,困难重重。

相反,保守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另一副面孔,在自由主义遭到质疑的情况下往往能够乘虚而入。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幻想:人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当代实践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本身。只满足于表面和眼前的变革,不敢言真正的制度颠覆和革命——正是这种政治犬儒主义导致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壮大。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政党同样没有做好争取社会主义的准备。大多数地区的左翼力量不仅缺乏想象力,也缺乏行动力。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较近的一篇访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全世界左翼存在的几大问题:民族主义化、去阶级话语、去结构化。他指出,许多国家的左翼视野偏狭,对建立国际性的政治联盟态度冷漠,他们“陷入到在地化斗争,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依然是银行家和有钱人,他们才是到处合作的人。知识分子也基本如此。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兴趣不大。……全世界依然存在很强的地方主义,左派甚至比右派还要地方主义”。

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缺乏国际团结和合作,以及问题解决的国际视野和行动,左翼在联合起来的跨国资产阶级面前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2008年以来,按照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思路建构和运行的欧盟内部危机日趋加剧,这对于提出“另一个欧盟”的构想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时机。但由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没有能够在欧盟的层面上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和系统的问题对策,相反受困于民族国家视角下的事务和斗争,在经济危机、移民、难民、恐怖主义等关键议题上反而很容易被民族主义者和保守党人牵着鼻子走,从而失去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导致了21世纪的左翼对人类在20世纪首创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普遍否定,去结构化和去组织化成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左翼运动发展的特点,由此也带来了左翼行动力的下降。

世纪尤其是2008年危机以来,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今后至少较近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将很有可能不得不继续面临向右极化的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新基地。本文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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