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声: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在分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即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思路,并对我国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实践意义作出了深刻分析。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的赓续,是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新贡献。

张雷声: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造福祉。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习近平在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作出论述的基础上,对我国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思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面的分析,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新境界。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探索

我国4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基本方向。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在新时代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及贡献。

经过1978年至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处于重要位置,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不同经济成分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要求,这是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奠定的最初基础。党的十四大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1](P736)】

虽然这时还未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但是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含义。特别是《公司法》的制定,明确了股份制、法人治理制度和企业财产制度等属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结合,这为之后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并对其内涵作了初步界定。一是提出“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2](P900)二是对股份制的性质作出了正确判断,指出: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2](P901)】

三是提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我们看到,党的十五大在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作出阐释的基础上,也对如何判断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以及如何维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要求。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路。《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2](P1039)】

沿着这一思路推进改革,之后,我国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力度加大,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不断增多,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等,从而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稳步发展的态势。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在这之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试点状态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进入了积极发展状态,成为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新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明确将其定位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3](P515)这一决定,在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扩大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范围。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4](P162)】

这又从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角度为保障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各类主体的利益提供了法制保障。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从两个方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问题。一方面强调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另一方面也强调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激发非公有制企业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确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关键环节。

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探索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推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可以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从经济形式上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资本,通过多元投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表现为国有、集体、非公等性质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形成具有产权结构多元、治理结构优化特征的现代企业形态和微观经济形式。

第二,从经济关系上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而是将企业“财产权”分属不同性质的所有者,反映的是企业内部公有制主体与私有制主体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关系。

第三,从经济类型上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股份制经济的一种类型,并非所有的股份制经济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合资、合伙所形成的经济形式相区别,只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四,从经济性质上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多元化,而不是私有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包含着双向的产权流动,既有可能是在公有经济成分的企业中引入非公有经济成分,也有可能是在非公有经济成分的企业中引入公有经济成分。

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阐释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但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习近平指出:

【“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5](P260)】

习近平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作出了清晰的判断和深入的分析,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实践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首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5](P258)】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个毫不动摇”相辅相成,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的和现实的基础。只有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才能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习近平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数量占市场主体90%左右、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的事实表明,“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更加稳固”。[4](P559)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强调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其次,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前提,没有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就会发生性质变化,从而我国的社会制度也必将发生性质变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能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必须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推进,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不可能加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公有制的主体也无法得到巩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也是不能取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此,习近平强调:

【“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5](P260)】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能相互替代但却相互依存。

第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4](P162)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产权保护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是经济关系中财产所有关系的法律表现,当代中国所有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产权展开的。在现实中,产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财产形式来看的,主要包括物质形态的产权和非物质形态的产权,物质形态的产权像土地、工厂等,非物质形态的产权像技术专利、股票等。一种是从权利形式来看的,主要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在这一系列的权利中,产权首先是所有权,这是在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之外就已存在的,是最根本的权利。其次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等。第三就是包含一系列关于资产权利在内的权利,如收益权等。在产权内部的一系列权利中,财产所有权是基本权能,其他的权利都是由这一权利派生出来的,所有权决定了财产的归属主体,决定了财产的控制主体。产权改革,实际上是指所有权和其他各项权利的分离与统一问题。所有权和其他各项权利的分离与统一,也就是产权关系的变动,是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相关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支持性制度。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3](P515)对不同性质所有制经济物权的“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实质上是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3](P515)

习近平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从它们的不同地位、作用和优势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互补上,以及对它们采取“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上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思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思路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少到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占到了1/3 以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达到双赢局面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由国有经济控股、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并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转变为发展由非公有制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无疑和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发展过程,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具有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潜力有关。

习近平强调,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非公有制经济在行业分布、结构规模、组织形式、产业布局、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事实表明,“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P260)在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在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全会推出的关于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改革举措中,习近平特别提到了“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问题。[5](P258)这为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激发经济活力,是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导向。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困境之中。

首先,市场准入限制较多。非公有制经济受到政策环境的制约,导致其在市场中很难与公有制经济拥有平等的权益、机会。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准入问题,主要存在着准入而不入、想入而禁入、想入而难入、进入而退出四种情况。对于一些国家明确放开的领域,国有企业也愿意吸收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领域,例如基础研发、发电等领域,但因为利润低、收益慢、资金长期积压,非公有制企业并不想进入,也不愿意与国有企业混合。对于一些像石油、矿产等行业的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的主要业务,以及像建筑、食品等行业的市场化竞争领域,非公有制企业想进入、也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但因为相关政策没有真正放开而难以进入。对于一些国家放开、利润高的铁路、电信、交通、公共事业等领域,非公有制企业想进入、也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但因为部门利益和垄断利益的影响,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不愿意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从而提高门槛、设置障碍,这就成为限制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对于一些像航空、石油等垄断和半垄断性的领域,虽然在政策上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投资比例、投资形式以及决策话语权中都对非公有制企业设置了多种限制,加之,非公有制企业资金相对较少,难以获得企业的控股权,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权利,因而多数非公有制企业最终选择了退出。

其次,投资权益较难得到保障。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推进中,由于投资双方主体权利不对等,加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一方面,国有企业担心在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并不重视非公有资本的参与,而且对非公有制企业没有足够的信任,而多数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公有制企业也都只能扮演中小股东的角色,从而国有资本利用大股东身份侵害非公有资本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涉及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急需资金时吸纳非公有资本参股,而当资金问题解决特别是利润不断增加之后,就设法驱逐非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利益受损。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其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热情不高。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对于混合后能否获取话语权、能否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疑虑,以及面对资产受到侵害、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产生恐惧,这些都影响着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第三,难以充分获取信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由于需要进行混合的国有企业释放信息不完整、不开放,以及现有产权市场不够成熟,从而致使非公有制企业在参与混合中难以充分获取信息。有些国有企业在打算引入非公有制企业混合时,没有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广泛发布拟引入民间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人为封闭消息;有些国有企业仅仅在很小范围内发布相关信息,或是不完整、不详细的信息,主观设置产权交易信息渠道行业性封闭、地域性封闭等障碍;有些国有企业混合时不进入正规产权市场进行公开竞价,而是依靠地方政府或企业主管部门拉郎配、划拨等,或是私下定价,联手搞内幕交易,肥了个人和小团体,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有些国有企业仅仅在本地产权市场发布信息,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分割、缺乏信息共享机制,造成市场割据、信息闭塞,不能使产权交易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也不能形成真实的国有资产市场价格。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困境,“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5](P261)习近平强调,问题大多是处在政策执行层面,是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形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必须从政策的细化、量化和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两个方面入手。从政策的细化、量化方面来说,“一方面要完善政策,增强政策含金量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实处”。[5](P261)各项政策的落地、落细、落实,可以让非公有制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从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方面来说,“重点要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二是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三是要着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四是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五是要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5](P262)要让非公有制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非公有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交叉融合的重要对象,也是扩大国有资本能力的重要对象。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法律保护等措施,给予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解决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玻璃门”问题,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控股机会及地位,是当前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必要路径。习近平关于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述,反映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方向。

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科学论断,明确了其内涵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在对这一决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认为“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3](P500-50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重申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强调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尽管在治理机制和监管体制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意义是明显的。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3](P515)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是,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有效地发挥了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各自优势,较好地实现了融合创新发展,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肌体和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完善企业制度和提高企业效率、改善发展环境和拓宽发展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习近平指出: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6]】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既要求稳妥推进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要求有效探索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还要求引导公益类国有企业规范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既鼓励各类资本如非公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等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还鼓励非公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共同发展,对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具有重要的推动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可以促使国有企业通过体制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也可以促使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7]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存在着根本区别。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资本占有形式上出现了法人所有制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国有化”和“计划化”的形式;大量小额股票的出现,使资本占有的特点表现为股权分散化,从而资本占有者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发展中对工人提出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建议的吸收,以及工会作用的增强,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表现出“民主化”的特点;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使工人为自己铸造的已经够长够重的金锁链略微得到放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呈现出“世界联合”的趋势;等等。对于这些新变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既摒弃了资本主义弊端又吸收了社会主义长处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混合经济”制度。在他们看来,混合经济制度不仅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化经济的混合,而且也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所谓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化经济的混合,主要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公私混合,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社会化经济则体现为国家对私人经济进行大量拨款,以此填补和平衡私人经济的不足,为私人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开辟道路。所谓垄断与竞争的混合,则表现为两层含义:政府限制私人的主动性,即私人经济通过市场和价格的作用从事经济活动,政府通过各项经济改革和措施对私人经济实行调整和控制,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组织生产和消费;一是垄断成分限制完全竞争的作用,即资本主义一切经济生活都是垄断成分与竞争成分的混合物,通行的方式是垄断竞争。显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无论哪一种混合经济,都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都是在不触动私有制的范围内所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而我国的混合所有制并非是私有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非是走私有化的路子。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讲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促使我国公有制经济积极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价值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 习近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尽快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N].光明日报,2016-07-05(1).

[7] 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N].光明日报,2016-10-12(1).

【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延安大学“张雷声社科名家工作室”首席专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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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雷声:习近平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