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5年,但并没有真正出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经典作品,现有的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并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有些试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作品则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存在不少缺憾,并没有达到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与统一。这似乎也很难归咎于作家努力得不够,一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是艰难的,而新时期以来“人民文学”及其传统的不断边缘化,红色文学被贬低几乎成为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要转变这样的观念,需要我们做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获得了民族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则让中国走出了一穷二白的状态,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当回望20 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激与铭记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或许我们身在其中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放眼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革命都能够获得胜利,在20 世纪末仍大体保持着19 世纪末古老帝国版图的,只有中国;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改革开放,都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或者说能够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并使国势国运日趋向上的,也只有中国。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是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遗产,也是我们在21 世纪不断开拓进取、实现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根基。

“人民文学”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产生,并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人民文学”是一种泛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被称为“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等,又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中被命名为“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红色文学”等,“人民文学”的概念既是对上述各种称谓的通约性表达,也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一种通俗性表达。“人民文学”与20 世纪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既是20 世纪中国革命组织、动员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在文化上的一种表达。“人民文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在转变观念、凝聚情感、社会动员与组织,以及寓教于乐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1940—1970 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生产力低下,群众的识字率较低、知识文化水平贫乏、娱乐方式简单,“人民文学”在那时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传统,“人民文学”伴随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逐渐生成,并以不同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延续和变迁,它直接参与和内在于现代中国的进程,发挥着独特的革命文化能量,进而建构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和价值传统。

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

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

“人民文学”在1940—1970 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曾占据主流,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人民文学”的评价却发生了分歧与分裂,其中既有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和21 世纪初等不同时期的差异,也有国家、文学界、知识界等不同层面的差异,以下我们对这些分歧简单做一下勾勒,并对“人民文学”在新时代的状况做出分析。

在20 世纪80 年代,伴随着对“文革文学”的批判与反思,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层出不穷,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再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获得解放的文学释放出无穷的活力。在政治层面,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文艺政策也从“为政治服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知识界,则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文学上的种种变化,被后来的文学史家概括为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转变,所谓“一体化”是指“人民文学”从1940 年代到1970 年代逐渐占据主流、成为主体,并趋于激进化的过程,而“多元化”则是指“一体化”因“文革文艺”的泡沫化而终止,逐渐走向开放、多元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曾被激进的“文革文艺”压抑的其他文艺派别获得了重新评价,这些文艺派别既包括左翼文学内部的周扬、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丁玲、赵树理、孙犁、路翎等人的小说,也包括左翼文学之外的其他派别,比如自由主义文学、新月派、京派文学,等等,但在80 年代,所谓“多元化”仍有其边界,大致限于“新文学”的范围之内,但这要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之后才能为我们知悉。1980 年代的文学大致以1985 年为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在1985 年之前,左翼文学与现实主义仍然占据主流,而在1985 年之后,先锋文学与现代主义蔚然成风,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而这则伴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重大变化,那就是从革命化到现代化、从人民文学到精英文学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以“重写文学史”的兴起为标志,对“人民文学”的评价逐渐走低,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讨论为中心,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评价也逐渐走低,或许在一个渴望转变与新异的时代,这样的变化也是难免的,要等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才能对之进行客观冷静的评价。

在1990年代,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文学界与知识界也产生了分化与争论,1993 年、1994 年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突显了作家与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大潮的分歧,一些作家与知识分子热烈拥抱市场化与世俗化大潮,而另一些作家与知识分子则在市场大潮中坚守道德理想,或者坚守个人的岗位意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影视与流行音乐逐渐占据了文化领域的中心位置,文学的位置开始边缘化。在文学界内部,伴随着金庸、琼瑶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以前备受“新文学”压抑的通俗文学获得了重新评价的机会,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多元化”的发展突破了“新文学”的界限,而逐渐开始向通俗文学、流行文学开放,文学评价的标准也逐渐向是否能够畅销,是否能够获得市场与读者的认可转移。在这样的潮流中,“新文学”的传统趋于边缘化,“人民文学”则处于边缘的边缘。但是在知识界,也出现了重新评价左翼文学的“再解读”思潮,他们从现代化、现代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经典作品,对之做出了与革命史视野不同的阐释,不过这种解读更多借助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论资源,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但也有失之凿枘不合之处。发生在1997 年、1998 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显示了80 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的分裂,他们在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评价中国革命、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等诸多问题上产生了深刻分歧,自由主义者更认可西方的普世价值与世界体系,但是新左派借助于新的理论资源,更认可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这一论争是20 世纪最后一场思想论争,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思想争鸣,这一论争主要发生于人文领域,其中很少看到文学知识分子的身影。但这一论争涉及对中国革命与红色经典的评价问题,也为人们重新认识红色文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21 世纪最初10 年,市场化大潮与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仍在持续,但是在文学界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网络文学的迅速崛起,网络文学借助新的媒体形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模式。在观念上,网络文学打破了“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内涵,“新文学”将文学视为一种严肃的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无论是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彼此相异与争论的诸多文学思潮,其实都分享着这样共同的文学观念,但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共识,网络文学重视的是文学的消遣、娱乐、游戏功能,并将之推向了极致,而不再注重文学的教化、启迪、审美等功能,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定位与整体格局。网络文学的盛行催生了穿越、玄幻、盗墓等不同的类型文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通俗文学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新文学”与“人民文学”的传统被进一步边缘化,主流文学界只有依靠体制的力量——作协、期刊、出版社——才能够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兴起,对80 年代以来日趋僵化的“纯文学”及其体制进行了批判与超越,在文学界与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论者将“底层文学”与“人民文学”的传统联系起来,但围绕这一议题也发生了分歧与争论,纯文学论者竭力贬低底层文学与“人民文学”的传统,但更年轻的一代研究者对之则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在文学研究界同样如此,新世纪以来,“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界关注与阐释的热点问题,更年轻的学者倾向于从肯定的视角重新阐释“人民文学”及其经典作家作品,但他们的努力常被主流文学界视为异端与另类。

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市场化与大众文化进一步发展,网络文学及其商业模式则更趋于成熟,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整体文学格局,即纯文学(严肃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三者各据一隅,纯文学(严肃文学)以期刊、作协、评奖为中心,畅销书以出版社与经济效益为中心,网络文学以点击率与IP改编为中心,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学运转与评价体系。但在2014年,这一整体格局开始发生转变。2014年及其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论述,这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党最高领导人首次系统阐释对文艺问题的观点,讲话所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不要做市场的奴隶”“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等观点,继承了我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传统,又对文艺界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做出了分析与判断,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已经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文学界的整体格局。

改变之一,是“人民文学”的传统得到弘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文学”传统先后遭遇“先锋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巨大变革的挑战,日渐趋于边缘化,虽曾以“底层文学”的名义短暂复兴,而并没有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之后,极大地扭转了文学界的整体状况,“人民文学”传统受到重视,红色文学的经典作品也得到重新阐释与更大范围的认可。

改变之二,是“新文学”的观念得以传承。中国的“新文学”虽然有内部不同派别的论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大断裂,但却都将文学视为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这一点与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注重消遣娱乐有着本质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将作家艺术家视为“灵魂的工程师”,将文艺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力量,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这一基点上鼓励探索与创新,这是对新文学观念与传统的认可、尊重与倡导。

改变之三,是“三分天下”的格局得以改观。“三分天下”是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学运转与评价系统,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是对文艺界整体讲的,也是对文学界整体讲的,不仅包括纯文学(严肃文学)界,也包括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领域,目前通俗文学、网络文学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官场小说的转型、科幻小说的兴起,以及网络小说更加关注现实题材,更加注重现实主义等,“三分天下”的格局有望在相互竞争与争鸣中形成一种新的、开放而又统一的评价体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改变仍然只是初步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创业史》等人民文学的经典作品虽然得到了国家与政治层面的推崇,也得到了知识界愈发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主流文学界并没有内化为重要的写作资源与参照,很多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仍然是中国古典、俄苏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以及欧美20世纪现代派作品,并未真正将“人民文学”作为自己可资借鉴的重要传统;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5年,但并没有真正出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经典作品,现有的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并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有些试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作品则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存在不少缺憾,并没有达到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与统一。这似乎也很难归咎于作家努力得不够,一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是艰难的,而新时期以来“人民文学”及其传统的不断边缘化,红色文学被贬低几乎成为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要转变这样的观念,需要我们做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今天,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人民文学”的合理性与历史经验,重新梳理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文学的关系,重新理解文学与人民、时代、生活的关系,面对21世纪正在渐次展开的历史,我们应该从“人民文学”中汲取理想主义等稀缺性精神资源,从而创造中国文学新的未来。

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

时代记忆文丛

在这种情况下,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时代记忆文丛》显示了历史性与前瞻性的眼光,将对重新认识和发掘“人民文学”的精神资源,传承“人民文学”的优秀传统产生重要影响。此套丛书邀请前沿学者或熟谙作品的作者子女选编人民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选编丁玲、贺敬之、郭小川、李季、艾青、臧克家、赵树理、孙犁、田间、李若冰等经典作家。每种选编作品前置有一篇序言,系统介绍作家生平、创作,梳理关于他们的研究史与评价史,既有历史与文学价值,也具有新时代的眼光与视野,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文学前辈是如何在与时代、人民、生活的融合中进行艺术创作的,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作品值得我们学习。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只有自觉地继承“人民文学”的传统,才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大有作为,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为新时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也期待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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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人民文学

原标题:李云雷 | “人民文学”的传统在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