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城:关于党性及党性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党性根本不同于神性、佛性,后者只是劝人们忍耐一时痛苦,以求来世以至永久的幸福。而共产党人不是为个人、为来世而奋斗,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宗教允诺的来世,谁也没见过,而共产党人的奋斗却给老百姓包括自己及家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回报。

李凯城:关于党性及党性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什么是党性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什么是党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被大家公认的定义。通常有两种解读和语用,一是组织层面,指政党的性质及本质属性;二是个体层面,指党员个人应具有的品性、品德。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党章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各类组织包括西方议会党团的根本区别。

政党由党员构成,党员是政党的细胞。政党的性质及本质属性通过成员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展现出来,就是党员应该具有的优秀品性、品德。党员自愿加入党的组织,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意味着认同党的理想信念,愿意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因而党的性质及本质属性理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自觉的人生追求。

党性的两层含义密不可分。党的性质为全党同志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没有党就不会有党员个人的党性。党的性质变了,党员个人的品性、品德难免受影响。而共产党的性质也需通过每个党员的言行来体现、来实现。只有绝大多数党员真正认同党的理念,自觉践行党的宗旨,才能确保党的性质永不褪色。

党性教育所说的“党性”,显然指后一种用法。所谓党性教育就是党的组织通过教育、管理和监督,使全体党员认同党的理想信念宗旨,自觉地为之奋斗牺牲,进而形成一系列优秀的品性、品德。

后一种语用的党性概念,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相对模糊的外延。其内涵是,共产党人因确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优秀品质。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信仰,就谈不上党性。而党性的外延则随不同时期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而有所不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同历史时期,评价党员干部德才的标准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

换句话说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党组织对组织成员的要求是明确的,但每个党员对党性及其外延的认同和理解会有所不同。党员的认同和理解不到位,行为表现难免出现差距。理解若出现了偏差,极有可能导致好心办错事,甚至办坏事。例如,党史上“肃反扩大化”等悲剧,一些当事人的出发点也是“党的事业需要”。所以,有必要强调党性是“优秀品性、品德”。

人的优秀品性、品德有多种来源,理想信念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所有的优秀品质都可称之为党性。如人的事业心、责任心及担当精神,就可能与其性格、气质及成长环境有关。当然,一个人的道德高尚、品质优秀,有助于他(她)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坚守理想信念,进而生成坚强的党性。

既然党性是共产党人因确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优秀品质,研究党性就要从理想信念说起,搞清楚什么是信仰,人的信仰是怎样形成的。

信仰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与某种绝对价值相联系,从而满足自我的超越性需求,获得人生的终极意义。信仰具有三个特征。首先,信仰总是指向某一思想学说的,是人们对这一思想学说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其次,信仰大都带有相当程度的感情色彩和理想成分;第三,信仰又是人们言行的指南。也就是说,信仰包含知、情、意三种心理成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信仰有三种常见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社会信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信仰组织。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人民是我们心目的“上帝”,我们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人间“天堂”,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团结起来不懈奋斗,“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而动机的背后是需要。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六大类基于类本能的需要,即生存需要、交往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创造需要、超越需要。在所有需要中,超越需要是人类独有的、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需要。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认识到,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外,还有一个无限存在的宇宙,进而思考如何让有限的人生更有意义之类的问题。这类超越需要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到满足。所以,对信仰的需要常常压倒其它各类需要,取得支配性地位。人们为了信仰,可以牺牲世俗的一切甚至生命。许多优秀的品质、品德由此生发、由此发展。

认识到信仰的力量,便可以理解革命先辈及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现他们优秀品质、品德即党性的来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信仰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精神现象。越是现代社会,越需要信仰的支持。因为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改善,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便可以用来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如何谋生”的问题基本解决后,“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逐渐进入小康社会,国人对信仰等精神价值的追求会越来越强烈。

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信仰危机。不仅在富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除了金钱什么都不信,许多曾经有过理想信念的人也开始迷茫、动摇。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力量”。

总之,党性是共产党人因确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优秀品质,党性教育的实质是信仰教育。即首先要帮助党员干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然后才可谈及对党员当下的具体要求。

二、党性与人性

党性是党员因信仰而生成的优秀品性。党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进而锤炼优秀品性。为此,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党性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党性教育有悖人性吗?

为什么要谈这一话题?前一阶段看到两段视频。一位嘉宾在电视上评说“太行奶娘”现象,认为完全不可信,肯定是后人编的故事,因为放弃自己亲生子女去救助八路军干部的后代,根本上有悖于人性。另一位主持人在节目中强调,一切事情的出发点都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因为人性千百年来没进步多少,也退步不了多少,要看周围的环境激活它什么,所以,不要去谈什么道德及道德教育,关键还在完善各方面的制度。

以上二位都是颇有影响的“大咖”,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可如果认可了他们的观点,党性由何而来?何以立足?党性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前些年,围绕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例如,将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大谈“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獗”;主张人性源自人的自然本能,而党性只是组织上的外在要求;强调党员入党得到了好处,所以才需按党性要求奉献牺牲,等等。一些党性教育工作者似乎也感觉此类说法有毛病,想从理论上澄清,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让人越听越糊涂。

可见,需要从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党性的由来及其心理构成,回答对党性教育必要性、可行性的种种质疑。

先谈谈什么是人性。按一般的理解,人性应该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性,即人类独有的即其他物种均不具备的属性,并由此决定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不同。

有哪些物种可与人类相提并论呢?具有现实可比性的无非以下几种:野兽,神,佛。所以,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且与人性相提并论的有兽性、佛性、神性,当然也包括党性。神与佛,谁都没见过,比较容易拿来比较并且能说清楚的是动物及其兽性。

与动物包括高等动物比,人类最大的不同有哪些?毛泽东认为:一是人的社会性,“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的社会性” ;二是自觉的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社会性比较好理解。自觉的能动性是指人类可以超越本能的支配,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自觉地改造外部环境、调整内部姿态,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并使各种需要获得更好的满足。

仔细分析人的两种属性,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因而难免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发生利益冲突。一些动物虽然也是群居,但它们是靠与生俱来的本能来处理相互关系的。只有人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矛盾的存在,会去积极探寻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理性地做出判断与选择。

面对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许多人趋利避害,像动物一样,本能性地选择优先满足和保护自己。但古往今来,各个民族都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为了社会,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即便是普通人,时常也会有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行为表现。所以人们常说: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先哲们将这种超越动物生存本能、自觉奉献牺牲的行为称为道德。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社会现象,是人超越于所有物种最可贵的品性。中国古代先贤将有无道德视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为人者”。西方哲学大师康德为之赞叹,认为只有宇宙本身能与人类道德相比:“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为什么人能够做出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简单地说,人的行为由需求-动机支配,可决定人的言行的并非单一需求,而是在先天类本能基础上形成的需求结构。面对同时存在的多种需求,人并非凭本能来做决策,而是能够理性地分析判断,从中选择自认为最重要的,优先加以满足。康德将人的这种机能称之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即为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所以,确切的提法应当是:人,可以做天使,可以成禽兽。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让一个人为了他人、集体和社会而自觉自愿地做出牺牲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下,道德选择尤为难得。所以,几千年来,尽管人们赞美道德,呼唤道德,可真正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有德之人却如凤毛麟角。中国古代将有德之人称为“圣贤”而备加推崇。为什么推崇?恰恰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怎样才能让平民百姓能够信守道德规范,以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统治阶级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借助神、佛的力量来论说伦理思想体系,以此作为道德规范的理论支撑。宗教提出的神性、佛性,都是与人性相对立的,都是为了引导芸芸众生“存天理,灭人欲”,克制本能欲望,约束自身言行,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做出奉献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性、佛性确实是与人性相对立的。

应该承认,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倡导神性、佛性有其相对合理性。因为老百姓饱受剥削压迫,活得很痛苦,在现实生活中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以来世幸福为诱饵,鼓励人们甘于忍受、负重前行,不失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一计良策。难怪马克思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与宗教劝导人们忍辱负重、以期来世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教育人民组织起来,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生产,让物质财富得到充分涌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各种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并且用先进思想来武装,然后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共同奋斗、改天换地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共产党人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且自觉地为之奋斗而展现出来的优秀品性,就是党性。

显然,党性并不违背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华,是人超越于动物本能的优秀品性。党性既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外在要求,也是党员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需要。共产党人讲党性,既是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同时也满足了个人的精神需求。

党性根本不同于神性、佛性,后者只是劝人们忍耐一时痛苦,以求来世以至永久的幸福。而共产党人不是为个人、为来世而奋斗,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宗教允诺的来世,谁也没见过,而共产党人的奋斗却给老百姓包括自己及家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回报。

其次,谈谈人性的宣传问题。共产党人能不能够谈论人性?应该在什么情景下肯定人性?怎样看待社会上一些人特别喜欢讲人性这一现象?

总的来看,历史上大讲特讲人性的,都是有感而发,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前面谈到,在历史长河中,统治者一向是以神、佛的名义,要求劳苦大众克己复礼、忍耐牺牲。可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通过巧取豪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包括一些披着法袍、袈裟的僧侣,也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神性、佛性成为与人性对立的东西,成为统治者骗人的鬼话。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薄加丘的《十日谈》、冯梦龙的“三言”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正因为中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堕落、宗教神圣大厦的垮塌,所以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们赞美人性,贬低神性,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物质需求,追求个性解放及人的身心完美,进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对人性的充分肯定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价值。

尼采一句“上帝死了”,为几百年西方世界对宗教的批判画了句号。人类从上帝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找回了自我。活在没有了神的世界,西方人只能依靠自己,更加看重眼前的现实利益,更加关注个人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神性的束缚,又没有新的精神寄托,一些人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扭曲,可以为了一时的感官满足,毫无顾忌,丧失底线。人性与兽性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人性成为一些人恣意妄为、寻欢作乐的主要理由。看看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文学艺术呈现,可以充分领悟到人性放纵带来的恶果。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鼓吹“天理”、“良知”,用封建伦理、宗教道德压抑人性,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直到“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整个社会才开始觉醒。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引进西方启蒙文化,倡导人性解放,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但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不同。很快,革命压倒启蒙。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来不及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下动员和组织起来。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需要千百万人甘于奉献、流血牺牲,需要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共产党人将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优秀品性统称为党性。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只能讲阶级、讲党性、讲斗争,胡适、林语堂之流泛泛地讲人性、讲博爱者没有市场。

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坚强的党性是共产党人战胜强敌、克服一切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凡事都需把握度,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也出现了将党性讲过了头,讲得不近人情,进而引发不良后果、招致人们反感的情况。如主张“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等等。

物极必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党性与人性的关系,重新谈论人性问题。四十年来,围绕这一话题,是是非非,反反复复,几经波折,一言难尽。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肯定人性追求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人性的认可,特别是对个人物质追求合理性的重新认可,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只讲人性的这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否定任何崇高的东西,将人性等同于兽性,甚至重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些学者关于人性的错误观点,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气候的。

按照社会上流行的人性观点,人性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也无法改变,自然不会认可思想教育包括党性教育。发展下去,不但将现实生活中一切崇高的东西否定了,甚至会推及历史,将中国革命及建国后相当长一个阶段的历史也否定了。

否定了人有高尚追求,那又该如何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呢?答案是:靠“制度”。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人性因素,想办法设计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来达到管理包括社会治理的目的。前些年盛行一时的制度万能论,就是在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制度真是万能的吗?弱化思想教育包括党性教育会带来哪些后果?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习近平同志重提思想建党,正是反映了多数党员干部的心声,代表着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

总之,关于党性与人性应明确三个观点:①党性并非有悖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华,不能简单地将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让党员同志无从选择。②人们肯定并呼唤人性,都有其社会背景条件。离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抽象地谈论人性,没有现实意义,容易产生误导。③在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上,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当前,不应再简单地申明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个人利益需要考虑和照顾,而是需要着重强调党员应当有信仰,应当是特殊材料造就的人。

三、党性形成的基本规律

人的信仰是怎样形成的呢?

信仰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精神现象。人的信仰是各种主客观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且每个人信仰的形成过程都不一样,无法通过简单的科学实验重复验证。这给信仰研究及信仰教育带来许多困惑。西方哲人说“科学的尽头就是信仰”。意思是,科学讲求实证研究,信仰大都与终极价值有关,而终极价值是无法证实的。

虽然无法用科学实证方法加以研究,但可以通过观察各种信仰现象,从中总结概括出信仰形成的一般规律。各种宗教都有这方面的探索,如研究神性、佛性如何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实际上关注的也是类似问题,并且颇有见地,值得关注。例如,佛教自称是“佛法的教育”,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概括起来无非是:利益接引、理念灌输、修养强化、戒律护持、师父引度、实践磨练,等等。在非常世俗的现代社会,佛教能够成功地劝导一些凡夫俗子告别“红尘”,到深山古刹、青灯黄卷中讨生活,其中必有其道理。

党性教育工作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必要研究和把握信仰形成的共同规律。但更重要的,还是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从党史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共产党人信仰形成的特殊规律。

(一)党性不是自然生成的心理现象,只能来自每个共产党员自觉的人生追求

信仰满足的是人的超越性需要。这类需要不同于人的日常需要,并非时时处处能为人们所感知。哲学家称其为“终极关怀”。即只有抛开世间纷扰,静下心来深入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等终极问题,才会有“我该信点什么”的愿望,以及“究竟信什么好”的追问,这才有了形成信仰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强调,“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

因此,信仰教育的逻辑起点应该放在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自觉追问上。中国古代哲人谈道德及人格修养,首先强调的是立志。即先要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圣外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要想超凡入圣,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只有想明白了自己的一生该如何度过,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才能“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而人道始尽。”

帮助人们确立自觉的人生追求有多种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提醒人们:人生短暂,随时可能终结;在死亡面前,功名利禄等世俗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西方学者喜欢谈论死亡哲学,主张“向死而生”。意思是,把死亡的道理想明白了,其他一切都会想通看透。中国古代一位高僧大德,在自己的禅房中挂一个大大的“死”字,每日每时提醒自己人生苦短、抓紧修炼。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所以让许多人醍醐灌顶,也是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破题的。可见,党性教育从“心”而入,符合信仰形成的基本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光,常被人们描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群众生活不富裕,但年轻人大都有信仰、有追求,对党和人民政府发自内心地拥护。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谈到自己信仰的形成,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口背诵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战友墓前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这也是信仰教育需要从心而入的最好证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性教育时,多次强调要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什么是根?什么是本?“‘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该说,强调的都是“心”的作用,完全符合党性教育的基本规律,需要我们认真领悟和把握。

信仰是人们的内在需求。通过党性教育满足这一需求,可以给党员带来巨大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往一些单位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欠佳,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的逻辑起点没选对。上来就讲共产主义如何美好,我们应当为之奋斗,接下来马上对党员干部提一大堆具体要求。道理讲的都对,但听者可能会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才能真正掌握

共产党人追求信仰,但坚决反对迷信。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信仰与迷信的根本不同。迷信的特点是倡导盲从。“他说是灯,你就添油;他说是庙,你就磕头”。而信仰则是理论体系,能够为人们认识自然、社会与人生,提供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是否主张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倾向“出世”,强调人生是苦,苦海无边,要想彻底解脱,唯有遵照教义抓紧修炼,以求“主的拯救”或“来世转运”。用某高僧的话说,就是帮助人们“换个想法”,得到“心灵的慰藉”。难怪马克思主义将宗教认定为“精神鸦片”。而共产党人则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

要改变世界,就需要用理论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而理论必须彻底,才能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真理,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不读马列,不懂理论,何来党性。要想做一名真正有信仰的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经常学、反复学,甚至天天读。“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为确立信仰,有必要强调读原著,并且“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是所有信仰的共同要求。很难想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读圣经、一位高僧大德不通佛理,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自称有信仰的共产党员,却不熟悉甚至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这怎么可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当成为共产党人终身的“功课”。“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时代在不断发展,理论也需要不断创新。面对发展变化,会出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离经叛道不好,原教旨主义更可怕。二者观点相反,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都可能带来思想混乱。前些年一些党员干部信仰迷失,就与思想理论界的乱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必要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加强理论修养,澄清各种错误认识。“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

由此也联想到党校、干部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不能讲马克思主义时是马克思主义,讲具体学科知识时,就成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例如,一讲领导管理,就是西方理论;一讲人格修养,就是古圣先贤。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与领导素质提升课、人格修养课真正打通,形成共产党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不破不立。要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必须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当前,应特别警惕打着“普世价值”招牌的西方理论,主动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防止各种错误思潮对党员干部的负面影响。对党性教育工作者来说,还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警惕有人贩卖西方政治学包括政党理论的“私货”、“扒共产党的后墙”。

学习理论需要选准切入点。对特别讲求实际、实用、实惠的年轻一代,先学一些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好学、好懂、好记、好用且立竿见影的箴言警句,可能是入门的“捷径”。为什么古代高僧弘法要攒“语录”、编公案,个中道理耐人寻味。

(三)党性包含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深厚感情,而情感的变化有其特殊规律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立场。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从根本意义上说,党性就是人民性,就是党员真正视人民为心目中的“上帝”,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立场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是由需求结构、而非认知所决定的。许多人也承认人民的主体地位,也愿意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可每每处理实际问题,还是把个人及亲朋好友的利益摆在首位。用时尚的语言表述,就是“发心”不对:不是为社会、为集体、为大多数人,而是首先考虑自己及少数人。什么道理都懂,理智上也承认,可就是“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由此可见,要想增强党性,不能只是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切实改变人的需求结构。

人的需求结构是在先天类本能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强化而形成的。一般来说,哪类需要满足得多,其在需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就会增大。沉溺物欲的人物欲强,迷恋女色者色胆包天。同样,雷锋式的共产党员也是在学雷锋、做好事的实践中培养出来的。鼓励党员多做事、做好事,事成之后通过正反馈加以强化,有助于改变人的需求结构,进而改变人的价值取向。

需求得到满足后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为党的事业付出得越多,为人民群众服务得越好,对党的事业的情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好。而这种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感情,是一个人党性最直接的标志。感情不受理智控制,形成及转变会有一个过程。要培养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情感,是非常不容易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谈到个人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从陕北梁家河七年的插队生活,学到了什么是实际、什么是群众,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每个人都有情感记忆。多数党员同志都有为人民服务得到积极回馈的经历。唤起党员干部心中最美好、最神圣的记忆,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能引发学员情感上的变化,党性教育就是失败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推崇精英教育。各级党政机关中 “三门”干部不少,许多人的生活经历及个人情感离普通老百姓太远。让这些从小靠个人奋斗一路打拼上来的“精英分子”,反过来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而且还得全心全意,凭什么?显然,如此尖锐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说清楚、想明白,任何关于理想信念的说词都是无效的。

党性对党员干部提出很高要求,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难以达到。可身居高位者,有时又必须把这些要求挂在嘴边。久而久之,难免出现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派”、“两面人”。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也是因为这种情况已成为当前党员干部中的常见病、多发病。“两面派”、“两面人”现象最可怕、最危险。一个人没有信仰不要紧,可以慢慢来,就怕明明没有却装成有的样子,甚至自欺欺人。中国古代讲人格修养,首先强调一个“诚”字,最反对“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再三倡导党员在组织生活中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

(四)党性意味着遵从组织要求、克制自身欲望,需要从意志力方面加以培养

所有信仰组织都要求成员奉献牺牲。所谓“神性”、“佛性”,都是信徒们在挑战人性、战胜自我中展现的。共产党对自己成员的标准最高,要求最严。党员随时可能遇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而选择意味着放弃,放弃难免带来痛苦。因此,做出正确选择需要良知,更需要意志力。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责任重、压力大,其付出与正常的回报往往不成比例,被认为是当今社会最辛苦、最困难、最扭曲、最危险、最挨骂、最吃亏、最纠结的一类人,因而很容易在选择面前出现心理失衡。

领导干部也是人,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总在一些人的“围猎”中,稍不注意,放松警惕,就可能被“拿下”、“搞定”。近年来一些落马高官在忏悔录中,谈到自己因“一念之差”,导致身败名裂,终身懊悔,痛不欲生,所说确是肺腑之言,发人深省。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领导干部是“高危职业” ,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天上掉馅饼”,实际上危机四伏、“处处是陷阱”。

所以,应该将培养党员干部的意志力,帮助他们战胜自我、抵制诱惑,列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具体办法无非两种:一是努力改变需求结构,减少价值选取的难度;二是增强自我控制能力,掌握一些具体办法。前者治本,后者治标,标本兼治,必有所成。

近年来,一些单位时常组织警示教育。将党员干部带到监狱,安排身陷法网的前高官现身说法,讲自己放松思想改造,任由私欲膨胀,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的演变过程及惨痛教训。据说效果不错,也符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让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要求。问题是,那么多鲜活的案例摆在面前,为什么一些人还要“前仆后继”?有什么方法才能帮助人们克制欲望、战胜诱惑?

在加强意念控制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出过许多重要思路,如居敬、责善、改过、慎独等。如能正确把握,可作他山之石。如王阳明的“心学”,即强调知行合一,狠斗私心一闪念。“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再如佛教主张通过布施来修炼。但难免有人为悭贪所蔽,临事又舍不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菩提道次第广论》教人作如下想:

【“这些财物定将离我而去,它们会舍弃我,我也会舍弃它们,那么就应施舍,让我喜悦,从而摄取人生意义以为命终。”】

这一说词并不高深,可谓雕虫小技,但这种将控制欲念的办法具体化、精细化的思路,却值得研究和借鉴。

在帮助党员领导干部培养意志力方面,有必要开发一些专门的方法工具,如精神健康自测量表。现在干部每年都要查体,通过医疗仪器检查和生化指标检测,掌握身体健康状况,发现毛病及时治疗。如果有段时间未能体检,心里就会“打鼓”。身体健康需要检查,精神健康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如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制出一套自测量表,引导干部定期对自己的党性状况,特别是廉洁自律情况进行评估,察觉情况不妙及时警醒,发现危险临近马上刹车,有可能挽救许多人的政治生命。

(五)生长环境对党员有直接影响,应特别重视直接领导的感召作用和组织的管理监督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体现在教育理念上,就是“泡菜理论”和“从游理论”。强调教书育人不在老师讲多少高深的道理,主要靠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努力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就像一个泡菜缸,师生们整天泡在一起,不断“砥砺品行”、“切磋学问”,不知不觉就会成长起来;又像大鱼带一群小鱼戏水,游着游着就都学会了。

共产党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更加看重环境对思想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主张控制了环境就能控制人,改变了环境就可影响人、改变人。可是环境特别是直接影响人的社会环境,又由人构成、由人创造。所以,应当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落实到党性教育上,就是既重视思想教育的引领作用,又承认现实环境对党员的直接影响。在加强教育和塑造环境方面,要同时发力、同向发力。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 。】

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是炼不出钢的。

环境可分大环境、小环境。前些年党风和社会风气不好,直接影响到一些同志对党性教育的信心。其实,大环境能影响小环境,可小环境对人的影响更直接、更经常。为什么同样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风气就比较好,出成果、出人才?说明事在人为,与其抱怨,不如行动。正如总书记所说: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党有全党的要求,各级党组织也有各级党组织的要求,既要强调全党普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也要通过营造‘小气候’来形成‘大气候’。”】

要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根本在各级领导的模范带头。研究各种类型信仰者的成长道路,都会发现引路人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引路人所依靠的,无非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真理的感召固然重要,而人格的影响更直接、更具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相乘的关系。有信仰的人谈信仰,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自己都不相信、不去践行的东西,让别人信,可能吗?

在塑造良好政治生态方面,惩恶与扬善有同等价值。对背离党的宗旨、违犯党的纪律、败坏党的形象的行为不坚决纠正、严肃处理,就是认可和纵容。严是爱,松是害。加强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也是党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戒为师”,“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

(六)信仰形成过程存在“顿悟”与“渐悟”现象,由此引出机会教育的可能

信仰的形成存在客观规律,量变与质变是其中之一。佛教将其概括为“渐悟”与“顿悟”。认为一个人长期修证佛法,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常会因某一偶发事件或偶然因素而恍然大悟,进而修成“正果”。基督教认为,常人成为虔诚的信徒会有一个过程,开始阶段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生命是上帝给的,通过不断地诵经习法,显示诚意,突然有一天就被“上帝接受了”。儒家文化虽然不迷信神灵,但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龙场开悟”,描述的似乎也是同类现象。

细读中国革命历史,会发现许多共产党人的成长也大体符合这一规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出身富裕家庭,有文化、有追求,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他们幡然醒悟,确立了新的理想信念。而一些穷苦人家出身的红军战士,最初当兵可能就是混口饭吃、谋得生路,可在革命大家庭的熏染下,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中,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凡信仰都特别看重一个“悟”字,强调知识不等于觉悟,一个人学到的知识再多,如果不“开悟”,仍属于没入门。什么是悟?什么是“顿悟”?悟是指一个人认识和感情的深刻变化。从认识上说,顿悟是认知的一种“跃升”。人们学习知识有一个累积的过程,开始阶段各种知识分别贮存,互不相关。突然有一天,认知产生了飞跃,头脑中的知识融会贯通,构成了一个整体,进而豁然开朗、一通百通,许多困扰已久的难题迎刃而解。从情感上说,顿悟是一种“高峰体验”,即长期奋斗后突然成功,从中获得从未有过的极度满足。如运动员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那种终身难忘的感受,足以改变人的需求结构。

既然信仰的形成离不开悟,要搞好党性教育,就必须深入研究顿悟和渐悟产生及相互作用的规律。在这方面,应当承认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需要从头开始。例如,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党员干部,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已经“悟了”或“悟过”,有些人根本没找到门;有些人尚处于渐悟过程中,有些人则有“顿悟”的经历。如何挖掘教育对象原有的“精神财富”,展开机会教育,触发顿悟的产生,并在顿悟后引导他们继续修养,“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巩固信仰、信念,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七)党性锻炼需要终身努力,必须增强党员干部自我修养的意识和能力

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前者是党性形成的外因之一,后者着重党性形成的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教育总是一时的,而自我修养则长期管用。因此,党性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机构的集中教育,应着重增强党员自我修养的意识,传授一些加强自我修养的方法。既不但“授人以鱼”,更要“授之以渔”。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自我修养,提出过不少好思路、好办法。例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再如,写修养日记,记功过格,即将每天的修身情况记录在案,不论做了好事坏事、有人知或无人知,都给自己如实记上一笔,并且定期拿出来比较,争取身上的亮点越来越多,而污点不断减少,日积月累,天长地久,优秀的精神品质自然就养成了。

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自我意识必随之强化。这本身是好事,却也对自我教育提出新挑战。因为当代青年头脑中的自我概念,与古人甚至与老一代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前人们讲自我,主要是强调自我修养、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改造。而现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自我价值、自我认识、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表现。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突出的是自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建设性,即自己肯定自己。你想让他自我反省、改造,该从何说起?

现代西方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对自我意识的研究。无论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甚至连经济学、政治学等显学,都开始从学理的高度,构建与自我有关的科学知识体系。不过,到目前为止,研究进展不大,成果亦有限。人的精神世界始终是个谜,而自我更是谜中之谜。例如,在人脑的神经结构中,仍找不到自我的准确定位,“笛卡尔剧场”现象一直得不到合理解释。倒是一些具体的修养方法值得借鉴。如心理学提出的自我暗示、自我强化、自我调节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理论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既重视自身经验的总结,也不排斥古代的或外来的好办法。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自我修养问题多有论述,周恩来等身体力行,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这本身就是一笔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有许多新思想、新要求。例如,“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加以落实。

(八)党性来自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群众的真情回报是最好的精神营养

如果有人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常识特别是学过《实践论》的同志,一定毫不迟疑地答道: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可如果换个问法:人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估计多数人为之一怔,不知如何作答。

其实,信仰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并且是思想诸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按常理说,也应该由社会实践决定。可问题是:信仰是个人将有限的生命与某种绝对的、超验的东西相联系,从后者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绝对的、超验的东西如何认识?怎能认同?恐怕这才是信仰及信仰教育的难解之迷。

各种宗教及准宗教大都通过神迹、灵异、天启等现象,来论证绝对价值的存在。强调首先你得相信,然后再去理解。其主张的认识过程是:信、解、行、证。如果一个人坚守常识立场,强调只有亲眼见到才会相信,那就对不起了,你与神或佛的缘分未到。共产党人视人民为“上帝”,要在人世间建设“天堂”,按说理解起来容易得多。可新的问题出来了:谁是人民?凭什么要我为他们服务?

人民是一个与大多数人的长远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相联系的概念。既抽象,又具体。说它抽象,因其没有具体的指称。张三是人民?还是李四是人民?说它具体,我们的兄弟姐妹、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都可以包括在内。人不同于禽兽,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总得为他人、为大众、为社会做点什么。谁做得多,便容易获得大家的赞许。越是无私奉献,越容易得到人们的关心、爱护和拥戴。这种的真心实意的情感回报,会促使共产党员更加努力地工作。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能量的正反馈、正循环,从内心生发出对人民群众的崇敬、热爱和敬畏。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人民群众的崇敬、热爱和敬畏,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之魂。

许多优秀党员被树为先进典型之后,常被邀请为各地党员干部做报告。在报告中,他们会谈到自己怎样牢记党的宗旨使命,克服各种困难,付出巨大代价,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许多故事情节感人,催人泪下。但仔细观察却会发现,最让报告者本人动情的,并非自己的奉献牺牲,恰恰是为群众做了好事后,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各种形式的真情回报。每每说到这里,他们都会表示,老百姓真是太好了,为了这么好的群众,自己付出一切都值得。什么是党性?这就是最真实的党性。

真诚地为群众服务,得到的不全是鲜花和掌声。在践行理想信念宗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磨难。因此,党性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党员做好心理准备,随时应对各种考验、经受各种委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源自坚守,成于磨砺” ,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总之,信仰形成的一般过程是:知、信、行、悟。知是前提,信是难点,行是根本,悟是关键。党性教育应因循这一思路,研究各个环节的特点和规律,以增强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李凯城,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中心红色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纵横红色管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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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凯城:关于党性及党性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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