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帅军: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如何牢牢控制大学

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发展到今天霸权帝国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早已抛弃了自由市场时期对大学少干预的束缚,建立了庞大的干预体系。很多人在研究西方大学时,仅盯着其内部的治理体系,却对其背后的干预体系视若无睹,或不够重视。这种研究是不能解释资产阶级大学的发展历程的。与此相对,如果在进行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研究时,仅盯着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而对外部支持和干预体系不重视,也是片面的。

【本文为作者尹帅军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尹帅军: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如何牢牢控制大学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只要建立一套和西方大学相同或者类似的大学治理体系,就能解决我们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

第一种,主张照搬西方。这些学者怀念19世纪初象牙塔式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治理模式,那时的大学高度自治,教授有无比的权威。

第二种,不主张照搬,主张借鉴西方。一些学者指出,二战后西方大学的治理都有了转型,大学内部治理改变了教师主导的学术治理格局,形成了教师、行政力量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大学的模式。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很多人还是坚持认为,西方大学的自治程度很高。

第三种,不主张照搬,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不过这种主张的和其他主张一样,绝大部分都有一个明台词或者潜台词,那就是西方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是西方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的根本。与此相对,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只要有了先进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建立中国特色一流大学。这种对西方大学和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认识是否充分?按照此认识和方法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上述三种观点,其实对西方大学治理体系及其演变的历史都不太了解。下文也主要以美国为例进行论述,捎带提及英国和德国大学。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的干预

西方现代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的大学虽然有自治的传统,但其自治只是在宗教权利和国王权利夹缝中的有限自治,缺乏学术自由。而且经院哲学影响很大。现代大学成立后治学依旧偏向纯粹高深理论的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学越来越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德国、英国有当时最领先的大学,美国大学最初也是学习二者而建立。这三个国家的大学都在同一阶段出现这个问题。

德国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首创。洪堡倡导大学自治,不过柏林大学教授的任免权依旧在政府。最初的柏林大学和其他德国大学有四个学院,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四个学院中哲学院成就最大,在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和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得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学的标杆。但是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其大学自治也出现里很大问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指出,德国大学研究注重的是纯粹的科学,对实践和技术科学极为轻视,甚至在技术人员和法学学者之间发生武力争斗。教授阶层存在过度的优越感、固执、学术傲慢[15]。这就迫使德国政府新办了一系列专业技术学院。柏林大学等的大学自治,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民族主义的增长,柏林大学的自治逐渐被德国政府所控制。

在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英国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改造封闭的大学,让新的学科进入大学,建立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调控职能。

在美国,联邦政府在建国初曾想设立国立大学,但是受限于分权制衡理论和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反对未能成功。1862年林肯政府批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联邦政府赠予各州土地,用土地收益开办、资助一批专门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的学院。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干预高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颁布了《哈钦法案》、《第二莫雷尔法》、《史密斯——来沃法案》等,运用立法和经济手段,进一步打破了高校的封闭体制,将高校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的学者特别推崇教授治学、教授治校,而上述历史却表明,每个时代的教授都有其局限性。教授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专业领域却不一定擅长,另外教授也会出现与社会和时代脱节的现象。人类的知识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教授并不是真理和权威的当然代表。教授应该与各方面人士、新的知识接触,才有可能达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成王国。

毛主席指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句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那时候强调人才要来自东西南北中,源自工农商学兵,需要干部和底层群众上下结合,才能促进认识和实践的共同发展。

资产阶级也明白大学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知识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源自个人主义的精英论,他们不会主张上下结合、联系群众,不会将正确的认识公开讲出来。

但是当大学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时,他们是不会含糊的。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进行干预,一步一步将大学编织到控制网中。资本主义下的大学自治不过是网中的自治。

2、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干预

美国政府对大学的第一次大规模干预主要介于农业和工业学科,直到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建立前,美国政府在出资大学社会科学方面,没有显著作为。随着时代发展,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激烈,罢工潮、移民、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的社会科学无法为资产阶级解决这些问题。另外随着美国实力增长,如何建立起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也作为一个问题摆在面前。

此时美国国内的社会科学力量却非常低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是“脆弱的、不堪一击且不完整的”,研究人员很少,研究经费匮乏,研究方法落后,“社会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地位较低,研究成果形成的出版物极少,无法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16]。在这样的背景下,干预是必须的。这次出手的是垄断资产阶级自身,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一些私人资本家为主。

1924年至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拨款2亿多美元,这在当时是超级巨款。赠款占整个社会科学所获赠款的3/4。主要受益机构包括: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一批高校[17]。基金会还捐资建立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巨额资助极大的改造了美国的社会科学。比如第一个获得大额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长期排名美国前列[18]。此后该校诞生的理论在美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处于最危急的状态,罗斯福开始新政实践,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厉以宁指出,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关于财政金融和就业问题的论著,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周围的经济顾问。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19]。”】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额资助的院校。

二战后美国政策转向,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经济学又成为国策。前文提及的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就是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任教。另一个代表人物哈耶克也曾在该校任教。1970年代一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学者因出自该校,而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小子”主导了英美、拉美、俄罗斯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变革,为美国的霸权获取巨大利益。

除了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还大量资助了美国的一些高端智库,诸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协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这些智库直接制订了美国的许多政策。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基金会的资助不仅限于社会科学,还涵盖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同时还资助了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基金会资助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舆论研究部等公共舆论机构。美国传播学的先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坎垂尔、施拉姆、维纳等全都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宣传机构和宣传方式,促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进一步转化为通俗的话语体系,进而更方便的操纵公众。“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传播学‘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础上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的社会科学、国家战略有多么重要,只要看看其负责人的经历就可知,比如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董事长的三人,腊斯克、杜勒斯、赛勒斯·万斯,都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职位卸任,就走马上任美国国务卿。

我们的教育部长只是部级,而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却出了三个国务卿。为什么美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变革领域如此成功,由此可见一斑。

3、霸权帝国主义时期对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大规模干预

二战后,美国政府对高校进行了第三次干预。这次干预的深度、广度远超前两次。两大历史任务促成这次干预。这两大历史任务过于庞大,靠单独的资本家已经难以为继,只能靠国家力量支持。

(1)两大历史任务促使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大学

一是冷战背景下,借助麦卡锡主义之手迫害进步人士、工会分子、知识分子,对抗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建构完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前文已述。

二是美苏冷战背景下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需求,同时也是现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苏联率先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宇航员,使得美国举国上下极为震惊,必须协调全国范围的科研和工业资源,才能实现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

众所周知19世纪之前,科研的主体是个人。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都是个人研究、实践的结果。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科研主体变成机构、公司和组织起来的科技工作者。麦克斯韦、汤姆逊、卢瑟福工作过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德国的巴斯夫实验室、拜耳实验室,美国的爱迪生工业研究所、贝尔实验室等都是其代表。而到了二战,科研的组织模式和主体发生了巨变,标志是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参加人员53万,其中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15万,耗时三年。这样大的科研计划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自治”的大学和机构或者几个、几十个科学家可以完成的。因此,建立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系势在必行并成为现实。此后,美国建立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科学研究体系,苏联、中国也建立起社会主义条件下举国体制的科研模式。

(2)美国政府对高校的巨额投入

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大学、智库、国家实验室、公司实验室,以及与科研相关的公立、私立基金会。

政府投入的R&D经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1940年的4.8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50亿美元,占全国全部R&D经费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1960年代中期政府占总研发的支出仍占据2/3。198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的投入开始落后于工业界[20](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高于工业界)。此时苏联已经进入了衰亡阶段,对美国的威胁降低。

对大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发的整体投入,193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的资助大概占其研发总经费的1/4,1960年即超过60%[21],1972年68.2%,1982年65.1%,1992年59%,2002年60.1%,2012年62.6%。州政府对大学研发的整体投入占比,1972年10.2%,1982年8.4%,1992年7.9%,2002年6.9%,2012年5.5%。[22]

各级政府投入占大学总经费的比重,1981~1982年度占比69.3%,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下降,1991~1992比例为40%[23]。

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基本以科研资助方式介入(相当于我国政府对高校的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等投入的总和)。联邦政府通过巨额资助,对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的招生、专业和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和财务管理、科研安排、学术自由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否则高等院校会受到取消政府拨款的警告[24]。而州政府对于学校事务的介入则更为直接,因为州政府对于州立大学有直接管辖权。

(3)大规模干预高校的硕果

今天当你询问美国的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时,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取决于三个需求,政府需求、公司需求、社会需求。教师和学者是要吃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高校,也只能为其利益服务。今天美国各个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背景下,其治理结果也不会有本质差异,都必须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

美国政府在全社会各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资投入,结出了硕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共产主义被妖魔化,由此便导出一个结果,即使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也跳不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路子。譬如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如此,反抗者提不出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和方向。

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只要看看比尔·盖茨的一句话就能明白美国政府干预的效果。很多人以为,企业在美国的科研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却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资助、主导的基础研究,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早期雏形阿帕网、超导、核能、航空航天、雷达、卫星、通信、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25]。

4、辩证看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外部干预体系的关系

(1)美国大学的自治程度已经大为削弱

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的自治已经大幅削弱。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发展到今天霸权帝国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早已抛弃了自由市场时期对大学少干预的束缚,建立了庞大的干预体系。

这个干预体系在危机时是显性的,如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而当危机过去则成为隐性的,此时则是由政治上的禁忌、经济上的利诱、以及文化上的欺骗组成,也就是威逼、利诱、欺骗的三手。当民众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干预体系看起来就是自由的,是自治的。而当认清了这个体系,这个自治就成为不自由,到处都是控制。

(2)美国大学的领导权、管理权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牢牢控制

美国大学的领导权始终都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掌控。美国的私立大学,是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出资建立。美国的公立大学,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出资建立,州政府对其有直接管辖权。联邦政府则通过资助和法律等手段,控制着两者的发展。两者贯彻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意志。一旦大学内出现对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其决策、管理、学术、监督以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很多人在讨论美国大学治理体系时,却忽视了领导权,有的甚而视领导权为无物,这是本末倒置。

另外,从其内部治理体系来看,董事会是其最高权利机构和决策单位。董事会的组成人员绝大部分为校外人士,而不是校内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主、社会名流等,他们都是资本的代表。校长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人。学术评议会名义上虽然是学术的最终评议机构,但是你能想象共产主义者在学术评议会任职吗?只要有学者、老师出现不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言行,董事会和校长就会根据情况严重程度将其辞退。

世界闻名的丘成桐教授就曾指出香港各界(其实也包括大陆)对西方大学的认识大错特错。他指出很多人错误的“以为美国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说八道”。

【“我在美国47年,从未听闻有一间大学可以让学生加入遴选委员会(校长遴选委员会),事实上连教授也未能加入”。】

他以哈佛为例,自己作为教授,仅获校董会发电邮邀请表达意见,最终决定权仍在校董会[26]。

很显然,董事会是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利机构。美国大学内部的管理权也是为资本所牢牢控制。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大学是决策、管理、学术、监督四权分立,这种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和现实。

(3)背后干预体系为克服资产阶级大学的危机、进而大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如果把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比喻为种子,那么这背后的干预体系就是土壤、水、肥、气候变迁,同时还是人工育种、播种、管理。一堆再好的种子,扔在沙漠也难发芽。一堆不好的种子,在沃土里面好好管理可以长出一片森林。如果种子有结构性缺陷,比如曾经的工科、农科和社会科学板块的重大缺失,就直接替换、改造种子,建立新的符合他们要求的大学和学科。而这些重大的缺陷,是靠外部干预体系介入才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靠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调整。

很多人在研究西方大学时,仅盯着其内部的治理体系,却对其背后的干预体系视若无睹,或不够重视。这种研究是不能解释资产阶级大学的发展历程的。

与此相对,如果在进行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研究时,仅盯着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而对外部支持和干预体系不重视,也是片面的。

(4)背后干预体系的布局及建设值得研究借鉴

①背后干预体系的全局思维、战略眼光和高效值得深入研究

二战前当美国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时,西方资产阶级的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仅靠一己之力,就建构完善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这种全局思维、战略眼光和高效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在事关资产阶级前途命运的大事上,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毫不含糊,集中力量,体制机制不行就改,人不行就挖掘培养,快速介入、长期支持。

而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却深受现有大学内部体制机制、官僚主义的掣肘,深受一些西化圈子(比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委员会的大面积西化)和利益圈子(比如教授的老板文化)的掣肘。中央的精神在一些大学难以落实下去。如果单纯靠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完善,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这方面需要强有力的干预机构、体制机制和领导人介入。

除了私人基金会,美国政府内一些部门的高效也值得深入研究。美国国会在一份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评价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包括推动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

【“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

比尔·盖茨则说,

【“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27]。】

美国的许多部都有一个类似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构,他们的组织和工作模式值得研究。

②科研体制机制与问题意识、应用导向的关系

美国联邦政府在大学投入的科研资助,主要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农业部等十几个部及科学基金会实施。中情局也通过各种秘密途径提供资助,不过其经费信息在公开渠道看不到。

这些部门绝大部门都是应用实践部门。美国企业及私人基金会对高校的研发投入也是应用导向。其基础研究也是在长远的、潜在的应用背景下进行的。最终主要用产品和应用来检验,论文体系只是辅助。

而我们国内却有点本末倒置,科研被美国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的SCI、SSCI、A&HCI论文评价体系所支配(这个论文体系,很多美国院士都不重视),成果应用反而不是重点。问题意识不强,应用导向不强。另外,我国高校对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划分,特别轻视横向课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应用实践导向的部委、机构、企业与高校教师的联系,使得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

(5)西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一些具体措施值得研究借鉴

在搞清楚了美国大学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后,其内部治理体系的一些具体措施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比如其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鼓励、行政对学术的服务意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学生参与管理的实践、内部权责的清晰界定等方面,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借鉴,择其优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西方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有很多种,比如美国、德国、法国就有所不同,虽然近些年都进入共同治理模式,但是具体的历史过程和脉络却也有较大不同。每个模式都与其国情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在研究其具体变革和措施时,应根据其具体的时代背景理解,客观评估各方力量在博弈中的地位及最终效果。

相关阅读:尹帅军:美国及西方的学术自由是资本愚民的手段

【本文为尹帅军《当前学界关于中外大学治理体系研究的通病——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大学制度篇 》的第二部分】

注释:

[15]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P53~62,P109~113,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16]《孙贵平 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转引自Lawrence Frank. The Statu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1923: 12.

[17]《谷贤林: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18]转引自《孙贵平 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

[19]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368、40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0]《樊春良: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5期

[21]《樊春良: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人民论坛》2016.08下

[22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figures

[23]《李守成 赵 军 何家伟:中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较分析及其启示》,《商业经济》2011年第3期

[24] 转引自《陈利民:西方大学自治传统的演变》,《现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

[25]转引自《卢周来:从美国的经验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导刊》2019年第2期

[26]《丘成桐:香港教育的失败》,源自 《信報財經月刊》。http://www.sohu.com/a/125704680_488646

[27]转引自《卢周来:从美国的经验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导刊》2019年第2期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2001/541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