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香港暴乱的背后,有一个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以欺骗为手段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有一个受到他们长期欺骗的广大的民众群体。抓捕暴乱分子可以在短期内见效,但是揭露他们背后的那些险恶知识精英群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消除欺骗,让广大民众回归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公平公正来重整香港社会,就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关于这些我们以后再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显然,以自由为名的罪恶在这个世界上远没有被终结。

于中宁: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女首领罗兰夫人被雅各宾派和法国民众押上断头台时留下的旷世名言。200多年来,历史在不断重复着这位女先知的名言。最近的重复就是香港暴乱。

香港暴乱假自由民主之名杀人放火,破坏公物,毁坏和阻碍公共交通,将全体香港市民押为人质,可以说是无恶不用其极。而许多香港知识精英不但是暴乱分子的同谋,而且正是他们的长期欺骗和诱导、操纵、纵容着暴乱。香港的一部分民众毫无正义之念,不但对暴乱作壁上观,而且通过投票,将暴乱分子及其同谋选为他们的代表,充分表现了香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

一、自由的罪恶

香港的暴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这就是全世界的骚动、暴乱和强人政治的大量出现。包括香港暴乱在内的所有这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这就是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框架破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都在极度拉大,全世界的经济不公平、社会不公正都已经演化到了一个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

不同的是,除了香港之外这些发生骚动、暴乱和强人政治的地区和国家,它们早已建立起民主政治框架。按照民主政治的教义,中下阶层由于拥有多数优势,他们完全可以通过选举将符合自己诉求的人选到管理层,通过代议制来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使不公平不公正的状态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很快纠正。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在理论上可以预防和消除经济不公平因而实现社会公正。但事实上它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战争时期外,它从来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如果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国家的人民,他们觉得他们的不满无法通过民主制度来表达,而非要通过蔑视这个制度的暴力和强人来表达,而且这种方式成了世界普遍潮流,那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政治框架也破产了,尽管它一直都是破产的。

西方政治框架的破产还表现在它日益严重的党争,也就是宪政制度的破产。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神话,特朗普对媒体精英和华盛顿知识精英“沼泽地”的蔑视,一方面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心声,揭露了知识精英的虚伪;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经过精心伪装的民主制是多么不堪一击:像特朗普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土匪流氓,都能在这个民主制中扮演一个事关正义的政治强人角色,那么比特朗普伪装得更好的人,他们难道不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吗?

自由主义的经济制造了经济不平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造了社会不公正。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是在自由的名义下推行的,美国人自己把它命名为自由主义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战争。正像美国前总统卡特对现总统特朗普所说的,美国200多年的历史打了200多年战争,几乎无一天不战争,无一总统不战争。在自由的名义下,美国以战争方式对别国人民肆意屠杀,在朝鲜,在越南,在南斯拉夫,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全世界。在自由的名义下,美国以暴乱和暗杀的方式对不合他们意的政权肆意颠覆,在印尼,在刚果,在阿根廷,在智利,在乌克兰,在叙利亚,在利比亚,在也门,在全世界。今天在香港。

美国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坍塌了,这是因为美国本来以为这个体系会有利于它。在很长时期内这个体系确实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全面霸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默不作声,任由美国作威作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安排,只提供廉价低端产品;在国际军事体系中,把自己的沿海甚至边界大门完全敞开,在美国愿意的时候,随时可以被臭揍一顿。

但是,这样的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要发展,在政治上要独立的愿望的必然结果,但在美国看来,是一种反自由主义体系的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毫不犹豫地利用它的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威胁全世界,并且极其蛮横地公然提出,美国的目标就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别人的利益与他无关。一直到现在美国的盟友才渐渐明白,他们根本就不是盟友,而是奴才。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一次新的欺骗——不满——暴乱——强人——战争——让步的轮回。这是工业革命至今的两三百年间,数次轮回中最新的一次。其中包括法国、阿根廷、伊拉克、伊朗、印度等许多国家的暴乱,整个欧洲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美国第一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暴乱、骚乱和反抗的背后,是对基于阶级的不平等和基于民族的不平等的强烈不满。

世界经历了40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不平等的积累,经济危机后,精英阶层不但没有寻找到一条新路,反而利用经济危机来自肥。因此这些暴乱、骚乱、反抗和不满,矛头直指知识精英,他们40年来所宣扬的基本价值,并没有给社会中下阶层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相反,这个社会比以前更糟糕了。

对精英阶层的不满直接导致了政治强人的上台。最早的政治强人就是普京,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被精英们彻底糟蹋了的俄罗斯。普京的例子鼓舞了世界各地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其中包括莫迪、特朗普、埃尔多安、杜特尔特、约翰逊等。这些政治强人普遍具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色彩,对流行的意识形态不屑一顾。他们的理念不一定对,甚至错的离谱,但是他们都表现出探索与传统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强烈意愿。

自由主义到底是怎样一种政治情怀?难道为了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种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可以任意对别人,对别的团体,别的种族,别的国家肆意进行凌辱、践踏、杀害、颠覆和战争吗?美国的回答,美国的知识精英的回答,香港知识精英的回答,香港暴徒的回答都是同样两个字:是的。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的全面坍塌,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人类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人类对自己发展进步的探索远没有被终结,相反,我们正在经历又一次炼狱。

为什么自由这个听上去是那么美好和正义的概念会和罪恶勾连在一起?原因只有两个字:欺骗。这种欺骗已经持续了200多年。香港暴乱不过是这个欺骗进程的一次小小的无望的挣扎。

香港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这个在全世界都已经破产了的政治框架,仍然是香港知识精英教唆和欺骗香港下层群众的基本意识形态武器,香港普通民众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强盗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所体验的经济不公平根本没有被提出来,香港暴乱和世界大变局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建基于双重欺骗的基础上:首先是民主的欺骗,其次是自由的欺骗。

二、民主的欺骗

香港的青年学生和底层民众被长期教导,他们不公平的遭遇是因为香港没有民主,他们从来没有被引导看看那些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地区的底层民众是不是仍然在忍受着不平等,民主制度为何解决不了不平等。他们用民主来替代平等。

香港许多知识精英特别无耻的地方就在于,由于港英政府长期的精神殖民和经济贿买政策,他们本身就是香港不平等的一部分,如果香港按照世界通行的累进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收税,香港的不平等问题会迎刃而解。而香港的这些知识精英利用青年学生和底层民众的无知,把本应该由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欺骗并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一样,企图利用这些无知的青年学生和底层民众为他们火中取栗,不但保持他们的经济特权,而且企图获得政治特权。

也就是说,香港暴乱和世界暴乱的基础原因是一样的,都基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但是,香港暴乱和世界暴乱的诉求是完全相反的,香港暴乱延续了知识精英对世界的误导,走上了一条反世界潮流的道路。香港暴乱完全忽视了底层民众的诉求,不但毫无合理性,而且为暴力而暴力,以暴力社会为最大公约数,不但极大地加重了不公平和不公正,而且以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为基本目标,使自己完全成了人民公敌。

但是香港暴乱并不是那些毫无良知的自由派知识精英对世界的第一次欺骗,最早的知识精英的欺骗,世界多次暴乱轮回的源头就是法国大革命。

罗兰夫人所在的吉伦特派代表法国资产阶级(当时叫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他们发动和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推翻了帝制,剥夺了贵族和教会,杀了许多人,颁布了一部宪法,实行了所谓的宪政。

但是,那些被煽动为革命做出最大牺牲的无套裤汉们却感觉自己受骗了。这部宪法虽然以人权宣言为先导,却只把选举权给了大约1/3有财产的男人,妇女完全没有选举权,她们要一直等到1944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获得选举权。更糟糕的是失业成倍的增加,面包的价格翻了几番,而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又通过法案不允许工人阶级成立工会。

他们是革命的主力,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却什么也没得到。他们愤怒了,用暴力来回馈他们的领导者,把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领导者押上断头台。但是他们依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在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俱乐部和山岳派垮台之后,在欧洲各国君主的协助下,资产阶级重新掌权,他们颁布的新宪法,获得选举权的人只有全体公民的0.3%。以后则是帝制复辟,法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乱和战争,包括普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等等。

为什么革命的成果,民主的权利只属应于少数人?

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政论家邦雅曼·贡斯当指出:

【“选民必须是一个有相当知识的公民。……唯有财产能确保这种闲暇,唯有财产使人们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

在这里,贡斯当清楚地指出了所谓的知识精英与资本之间的皮、毛关系,同时他还指出了,把选举权赋予穷人会产生三种危险:通过革命摧毁社会;通过煽动群众产生专制;派别使用煽动手段竭力争取支持。

贡斯当、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主张,或者说是法国大革命中右派知识分子的欺骗性主张,就是托克维尔所谓“多数暴政”理论的来源,托克维尔的思想同样表现出了鲜明的欺骗性。

一方面托克维尔认为英国移民来到美国,由于拥有无限的土地资源,因而是天然平等和自由的,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

【“可以说移民在离开祖国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你比我优越或我比你优越的想法,因为认为幸福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去流亡,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他们好像都命定要去发展自由,但不是他们祖国的贵族阶级的自由,而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提供过完整样板的平民和民主的自由。”】

但是托克维尔闭口不提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和对妇女的歧视,因为在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里,这些人都不是人。

另一方面他指出,如果穷人太多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因为会形成所谓的多数暴政,对富人形成剥夺。他说:

【“当绝大多数设立法律的人都是一无所有的穷人时,就没法向他们收税,因为税收要以财产为基础。……那些只拥有很少财产的人,很容易为自己找到调整税收的办法。于是,虽然富人也参与政府的立法等活动,但他们不能像穷人一样享有税收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税收成了富人的负担,成了穷人的乐园。”】

也就是说,普选式民主对富人是不利的,相反它有利于通过某种程度上剥夺富人来支付公共支出,也就是有利于穷人。托克维尔把这种民主,也就是今天被理论上普遍承认的民主,也就是真正的民主,称为多数暴政或民粹主义。

托克维尔接着说:

【“然而,当人们都获得了一份财产时,民主的奢华也就按比例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一方面,富人的税收支出不足以满足所需;另一方面,要向底层阶级征税而不反映他们的利益是更为困难的。这样看来,普选权在英国比在法国要危险,因为在英国,可以被征税的财产掌握在更少的人手里。此外,普选权在美国比在法国要安全,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

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是以平等为前提的。而且只有美国拥有实行民主的奢华,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资源人口比使美国人人都有财产,比旧大陆平等得多,当然这个平等的前提之意就是不包括原住民、黑人和妇女。显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并非具有普世性质,而只是美国的特殊。

而今天的美国,正像格林斯潘在他的著作中所说,像吸毒、自杀这样过去在黑人中经常发生的事情,现在在白人社区中也屡见不鲜了,美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论,它根本就不应该再实行民主制了,因为它已经成了多数暴政。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悖论,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再展开谈。

在贡斯当、托克维尔以及所有自由派知识精英看来,民主是他们的权利,与大众无关,之所以后来在接连不断的革命与战争中民主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这样,这些知识精英后来随着民主权利的扩大创造了乌合之众,多数暴政和民粹主义这些事实上是完全否定了民主的理论,并且成为了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也就是说,虽然选举权在革命和战争的压力下不断扩大,但西方的民主理论否定了这种扩大了的民主的合理性,多数决策这个民主的实质内核是完全被否定的。

然而西方的政治理论对民主的彻底否定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它还否定了少数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可行性。

西方代议制民主与股份公司的结构很相像。一个大型股份公司的股东有上百万人,如果其中有人是大股东,掌握20%甚至10%的股份,他就会对管理层组成以及公司的战略和薪酬制度有话语权。而现代股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大股东,没有任何人能够投出有决定性的一票,其结果就形成了“代理人陷阱”,公司管理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人选、自己的薪酬,他们甚至不必为公司的失败付出代价。而所谓的股东,只有受益权和转让权,却没有对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最终承担公司失败后果的,实际是他们而不是代理人。中国的股民对这个制度框架恐怕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感受。

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就是按股份公司的框架设计的,广大的“投资者”也就是选民,由于意向的多样性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实际上无法选出他们中意的人,因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们在选举中采取的是“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股民投资中的“羊群效应”,其结果是政治代理人与公司代理人一样,自己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圈子,他们的决策也不受选民影响,政治代理人实际上就是身陷代理人陷阱中的权力精英。

更何况代议制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隐形“大股东”的,这就是资本家,他们用充沛的金钱资源来决定代理人,也就是政治精英的组成。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就是一个权贵勾结的政治框架。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卢梭就指出了代议制民主必然产生代理贵族。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权力早已被一撮权力精英所垄断。经济学家阿罗则用数学计算出多数人的投票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愿,被命名为不可能定理,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由于投票的高交易成本,大多数人投票是遵循“搭便车”规律,并不能反映他们的意愿。

还有许许多多对民主制的这种深刻分析。让我来简单整理一下关于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这些迷雾。首先从语义上说,民主是政治正确的,没有人能否定人民做主。其次,人民做主遇到了一个根本的操作性问题,就是交易成本极其巨大,因此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是作为一个次优选择进入民主序列的。第三,这时西方政治理论产生了两个彻底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思想,一个是多数暴政,指如果是代理多数意愿一定会产生多数暴政,剥夺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富人;另一个是不可能定理,指即便是多数意愿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必然是失效无序的。这两个方面否定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民主不是个坏东西,关键是谁在用、怎样用和为什么用。在250年的民主史中,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民主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起到了部分作用,而在绝大部分时间中,它都被那些居心叵测的知识精英所利用。这些知识精英对民主的问题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从来不吝于高举民主大旗,原因就是欺骗。欺骗的目的就是,知识精英诱导民众以为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他们会安于这种民主游戏,但实际上权力早已掌握在精英手里,而且只要这个制度存在,权力就会一直在他们手里。香港的知识精英是多么垂涎这个权利呀。

三、自由的欺骗

从语义的角度说,民主的对立概念是专制,虽然专制从实操的角度说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就像奥尔森所举的孔祥熙的例子,但是从语义上说,没有人认为专制是正面的,民主的正面性是绝对的。这也是民主容易被利用产生欺骗的根本原因。但自由就不是这样了。

从语义的角度说,自由的对立概念是规则、制度、法律、权威等等,自由的这些对立概念并不是负面的,而且很大程度是正面的,要使他们成为负面必须附加许多前提。正因为这样,自由这个概念也不一定是正面概念,它不一定代表了正义,自由要获得正面性,必须用它的对立概念来加以框定,这个框定就是所谓伤害原则。

第一个全面阐述自由的伤害原则的是19世纪中期的思想家穆勒,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明确指出:

【“一个人行为的任何一部分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

穆勒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如果说粮价的上升是由粮店老板的投机行为造成的,社会不应该干涉他。但是如果粮店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再说这个话,那么他就应该被抓起来。穆勒的这一伤害原则成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条金律。

然而在香港,我们看到了香港知识精英的赤裸裸的自由的欺骗。香港的暴乱分子被教导,自由可以以破坏法治,残害他人生命,破坏公共秩序和公共财物这些手段来获取。他们用暴力来替代自由。

这一点在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HKIAD)发言人邵岚Joey Siu接受德国之声访谈节目Conflict Zone主持人Tim Sebastian采访时被表达得很清楚,她说:

【“和平示威和游行都不能有效地让政府回应诉求,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试图用暴力来表达他们的愤怒,表达他们对警察的愤怒。……我相信抗议者的共识之一是抗争群体不要分裂,也不谴责任何抗议者,即便他们使用的暴力程度似乎在升级,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伤害。”】

香港的知识精英已经失去了所有底线,他们所谓的自由连自由主义都算不上。至于他们背后的主子美国精英,在全世界用强权和战争推行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哪里还有半点自由的影子?

自由与法律、规则、秩序、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古典希腊罗马时期是非常清楚的。贡斯当就曾明确指出,他们要争取的自由和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人一边在公共广场议事,一边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自由不是西方的一个文化传统,或者说近代西方与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并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传承,而只是一些模仿。

而正是这种蔑视秩序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把主张个人主义自由的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首脑押上了断头台。“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之前的这句旷世名言的感慨,清楚地表明了个人主义自由的一个致命悖论,即那些主张个人自由的人,实际上把他们放在了别的个人自由的人的危险恐怖的境地,这正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正是陷入了这样一场战争:吉伦特派把贵族押上了刑场,他们的盟友雅各宾派把他们押上了刑场,吉伦特派的另一些盟友又把雅各宾派押上了刑场,复辟的贵族又把他们一起押上了刑场。在这场贵族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乱七八糟的权力斗争中,被驱动的主要力量是底层民众,但只有他们是始终被忽视的,他们的命运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那些因为暴力不断而对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知识精英,如托克维尔等人,也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未置一词。

尽管香港政府对香港的暴乱反应迟缓,措施不力,香港的法院系统居心叵测,尽管香港的法治受到了很大削弱,但是香港的警察系统支撑起了香港的法治责任,这使得香港的暴乱虽然延宕日久,但最终被终结。如果没有香港警察系统的坚守,香港暴乱必定会发展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正是美国的最大愿望。

四、公平才是硬道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是代表下层民众的罗伯斯庇尔提出的,在巴黎市长将其刻在一些纪念碑上之后才广为人知。但是法国下层民众斗争并等待了156年,才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享受到了他们原以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应该得到的大部分权利。

全部的西方史证明,没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屁也不是,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尽管即便是这样,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格林斯潘在他的著作《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中用事实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他指出:

【“在《黑人解放宣言》发布之后,许多从前的奴隶主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他们和已经获得自由的劳动者按年签署合同,规定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和以前一样的食物和衣物’。……白人最终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本已获得自由的黑人又重新回到分组化受迫劳动体制中来。”】

美国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民主制,而这个民主制公然使用残酷的奴隶制,使美国成为世界最丑陋的国家。南北战争后,黑人名义上获得了自由,由于根本不存在一个公平的经济制度来保证他们的自由,实际上的奴隶制又延续了几十年。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与实质上的奴隶制并存了上百年,至今美国白人和美国政府没有对他们所实行的奴隶制道过任何歉,更不要提他们在200多年的战争中杀掉的世界各国的公民。这种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美国白人上层阶级的花边裙。而全世界以美国为榜样的知识精英,他们真正想要的也不过就是这种花边裙。

法国大革命虽然以平等为诉求之一,但是那时的知识精英并没有人真正关心平等问题,直到几十年之后,法国那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才开始发现平等问题。

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去关注社会底层,工人的悲惨状况和他们得不到的权利才引起了这些人的同情和共鸣。两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主张得到了广泛关注。1834年第2次里昂起义之后,不断有描绘工人状况的小册子出版。1840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乔治·桑发表了《法兰西木工互助会会员》,另一位女作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发表了《漫步伦敦》。最具影响力的是欧仁·苏1842年发表的连载小说《巴黎的秘密》。

乔治·桑指出:

【“难道我们还应当忍受把我们打入最底层的不平等吗?难道我们还应当力求在我们当中使这种荒谬和应受谴责的不平等神圣化吗?”】

她的矛头直指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特里斯坦指出:

【“在我看来,奴隶制并非是我了解英国工人阶级以来人类最大的不幸。奴隶一生都在确认自己的面包,并在生病时得到关照。但在英国工人和老板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纽带。如果老板没派活,工人就得饿死。如果工人病了,就会死在麦秸铺就的简陋的床上。”】

她认为只有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阶级并团结起来,才能够去要求自己的种种权利。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底层民众不能企望知识精英会天然地关注他们,他们只有团结起来以一个阶级的力量发出声音,才能获得社会上层的关注,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发现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建立在法国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坚实基础上,与那些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方向相一致。

法国在19世纪中到19世纪末产生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雨果,巴尔扎克,佐拉等等。雨果在1862年出版的《悲惨世界》引起了整个法国的轰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次早期反抗。

同时期在美国也产生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镀金时代严重的腐败、贪婪和非人性引起了一批具有道德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愤怒,他们对社会进行了探索和抨击。例如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赛等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批文学家的作品;亨利·乔治等社会批评家以及托斯丹·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著名作品。

镀金时代的美国悲惨社会状况促进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思想勃发。这些思想家和作家对社会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在当时只有5000万人并且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美国,竟然销量达200万册,他在书中指出,美国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是那些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不劳而获”。他的书名也被引用成后来改革运动的名称。杜威甚至亲身参与社会改良运动,争取劳工与妇女权益,谴责战争,提倡和平,并着手进行教育改革。

19世纪下半期的资本主义世界早已实现了民主,为什么社会下层仍然这样悲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思想力量来揭示其中的奥秘,但是他们对悲惨世界的揭露仍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它不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门家,特指那些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作家”,既包括“思想作家”,也包括“文艺作家”。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是专指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原因就在于他们关注的是社会公平公正,而不是只反映了他们自身利益的自由与民主,更不是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的欺骗。知识分子这个反映了对公平公正追求的进步倾向的称呼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

60年代法国刚刚结束了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又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中深陷泥沼,造成了法国社会诸多问题。再加上美国深陷印度支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学生和工人对没完没了的战争以及自己的家庭在战争中承受的重压深恶痛绝。看看《猎鹿人》和《生于7月4日》就可以清楚了解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愤怒情绪。美国发生了持续多年的反战运动,而法国则在1968年陷入红5月运动,法国5000万人中有1000万人参与了上街游行。

法国的工人显示了巨大的力量,虽然右派仍然掌权,但戴高乐最终被迫下台,法国退出了阿尔及利亚,福利社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密特郎为首的社会党在以后的日子里长期执政。在美国,则是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和尼克松总统的“加强版新政”。60年代全世界的不满、反抗和暴乱,使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思想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牢固的基础,甚至有些过头。

整个18、19世纪世界的反抗,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反抗,21世纪第2个10年世界的反抗,这些反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经济的不公平和社会的不公正。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企图用民主自由来糊弄广大民众,在250年来的社会博弈中,他们的企图一再取得成功。但是最终是由生活状态决定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生活状态,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切身感受,尽管他们不断受到意识形态的困惑,但是他们最终仍然选择了反抗。正像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21世纪的反抗,不仅仅是对生活状态的反抗,而且是对整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不管要经过多少曲折,以社会主义主张为代表的社会的公平公正,一定会再次出发引导世界,使那些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露出他们丑恶的原形。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美国强盗资本主义时期,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一直到60年代,在法国的红五月和美国的反战浪潮中,我们都能看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身影,尽管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在1968年的红5月中,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与他们一起游行。

但是今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法国黄马甲运动,在阿根廷的抗议运动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他们成了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教条的牺牲品。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消失了。今天在西方已经没有人再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了,因为那些出身于文科的文人分子,再也不会从观察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了,他们满脑子都是文科教条,他们只会以教条为前提而不是以事实为前提来思考,这就使他们彻底离开了培根对知识的定义,他们已经彻底背叛了17世纪启蒙初始的状态,只会宣讲18世纪的启蒙教条,他们把启蒙变成了宗教,他们和中世纪的教士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世界在呼唤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至于包括香港的中国那些所谓公知,他们系统地强奸了知识这个概念,完全彻底的沦为美国战略利益的马前卒,成为中国大众的一个笑柄。

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香港暴乱的背后,有一个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以欺骗为手段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有一个受到他们长期欺骗的广大的民众群体。抓捕暴乱分子可以在短期内见效,但是揭露他们背后的那些险恶知识精英群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消除欺骗,让广大民众回归他们的切身利益,以公平公正来重整香港社会,就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关于这些我们以后再说。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显然,以自由为名的罪恶在这个世界上远没有被终结。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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