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翔:以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人与自然“两种解放”——贵州经验的启示

党的历代领导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种解放”的思想,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诠释了集体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当前农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两种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使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受到制约。近年来,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村民增收、乡风和自然环境改善相统一,涌现出“塘约模式”“毕节模式”“湄潭模式”等经验,成为以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人与自然“两种解放”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探索和贵州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魏建翔:以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人与自然“两种解放”——贵州经验的启示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两种解放”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具体实践。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按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包含了“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这两个互补的层次。从人的角度而言,通过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分享改革红利,使农村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尊重和满足。从自然的角度而言,就是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快培育绿色生态的优质农业,使产业与生态、生产与生活相互促进,建成宜居的美丽乡村。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使农业、农村、农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协调一致。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乡村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大集体经济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精准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集体经济与乡村人的解放、自然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借助贵州经验,探讨当前我国乡村实现“两种解放”的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两种解放”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规律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扬弃资本主义对人类所依赖的自然条件的破坏与支配,恢复劳动者对生态环境要素的共同占有,是人类个性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生活前提。从这个意义出发,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是同一的过程。

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历代领导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种解放”的思想,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诠释了集体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之相关的论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以集体经济解放农业劳动力与战胜自然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从统筹协调工—农、公—私关系的视野,将集体经济作为帮助农民战胜自然、缩小农村两极分化和释放农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一是将农村集体经济视为解决农业现代化与个体经济之间矛盾的需要。“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加快农业合作化。二是将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需要。认为农民自愿、互利的结合,是巩固土改成果、避免新的土地兼并,扭转“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而造成“农民陷入永远的穷苦”的唯一道路。三是将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约经营、节约资源的需要。通过合作社推行经济核算,“勤俭办社”,降低成本,“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并对“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等创举表示赞赏。四是将农村集体组织作为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重要力量。例如,依托公社成立了大批集体林场,开展“绿化祖国”和“园林化”运动。依托集体调配畜力,整饬土地、水利,使自然资源造福于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构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特征,并在积贫积弱的初始条件下,总体上促进了农村人口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发展。然而,这种农村集体经济制度逐渐暴露出模式偏于固化、管理比较粗放、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足等缺陷,最终遇到了发展瓶颈。

(二)“统分结合”促进人与自然发展的改革思路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集体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将集体经济“统”与“分”结合起来,开辟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道路。首先,农村集体组织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邓小平就针对根据地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问题,发动集体开展“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部分公社毁林毁草、围湖造田等急功近利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其次,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促进共同富裕和生产力解放。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中,创造性提出了农村资源公有私营的一系列论述,指出承包制在本质上仍属于集体经济范畴和“一种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结构”。从人的解放来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集体经济有利于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相协调,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看,集体经济有利于抵御自然风险,实现“科学种田”和增产增收。因此,邓小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总方向是集体经济,农地公私合营、乡镇企业也都是集体经济的表现形式。随着生产力发展,这种集体经济形式将向更符合共同富裕和生产力解放要求的规模化、集中化趋势发生“两次飞跃”。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体上延续了邓小平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框架,并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他从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阐述了集体经济的意义,探索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两个联合”的论述。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共同劳动,谋取共同利益;通过“劳动者的资本联合”,鼓励劳动者投资入股,共同享有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使“耕者”不仅“有其田”,而且“有其产”。合作社、乡镇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共同发挥吸纳劳力、带动后富、公共积累、维护公平、保护环境的作用。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的“双层经营体制”主要依托集体经济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集体资源开发、植被保护和村庄环境改善,丰富了农村“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形式。此后,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渐显的贫富差距和乡村环境问题,以统筹城乡发展、增强农村活力的视野,强调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维护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使农民得以分享现代化成果。相较于以往,更加强调集体经济“统分结合”,先富带动后富,突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但这一时期,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探索集体经济与“自然的解放”关系的专门性论述、文件相对较少。

(三)探寻人与自然共同解放的集体经济新思想

习近平自主政地方到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不断把脉我国农村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集体经济如何促进乡村人与自然的两种解放提供了正确思路。一是集体经济改革与农民产权共享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农村千差万别的情况,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集体经济组织,提出“既要壮大集体经济,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等新要求。2016年,在安徽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将“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通过确权到户,充分保障个体对集体的财产权益,增加财产性收入。二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生态扶贫相结合。早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就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等文章中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摆脱贫困的重要保证,也是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指出,“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大农业必须“唱山歌”“念海经”,鼓励乡镇、村集体利用自然资源兴办实体经济,并对集体经济“统”的职能做了合理概括,通过党的领导,组织农民合作经营,产业扶贫和生态扶贫。近年来,习近平肯定了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探索“四个一体”“五种模式”“六型”集体经济,取得整村脱贫、收入倍增、生态改善的良效。三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发展生态农业相结合。从博士论文到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多次强调以“合作与联合为纽带”,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营机制,逐步形成了激活生产要素潜力、扩充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以上论述表明,习近平既抓住了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代领导人一脉相承的关键因素,又与时俱进地把握了农业农村新时代特点,强调发展集体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两种解放。

二、当前农村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个体、群体和自然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乡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由自然的压迫、社会的压迫向“控制自然”与“和谐社会”转变,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两种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使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受到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农村空心化导致人力资源流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布局弱化、产业人才流失、社会功能缺失、乡村文化后继乏人等连锁反应暴露出来,幼无所养、老无所依、家园抛荒、乡愁断裂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并且反过来促使农民“用脚投票”,加剧农民向城市流动,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一方面,随着产业外移,村集体“造血”能力不足,社会文化事业乏力,政治生态和乡风建设缺乏“主心骨”。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城镇企业更加依赖资金和技术,劳动力吸纳比较饱和,外出务工特别是简单劳动收入触碰“天花板”,制约了利润向农村回流,也影响留守群体的供养和兜底。

第二,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下,近年城乡差距初现缩小之势,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增幅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3%。农村恩格尔系数降至31.2%,逼近城镇水平,达到国际粮农组织认定的“富裕”标准。但另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等统计,2017年我国农村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家庭的十余倍,收入最高20%人群占收入份额的60%以上,高收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高于低收入者。这种农村内部两极分化的新端倪,应当引起重视。

第三,农村自然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市场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不兼容,造成农村产业链条短,增值能力低,乡村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经营主体的细碎化、原子化特征也阻碍了自然生产力的释放。而面对农林牧副渔各类自然资源的融合发展、第一产业的“接二连三”以及农业多种功能的发掘,较高的资金门槛、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了家庭经营的短板,成为“小农户”望而却步的首要原因,也表明农村农业亟待探索集约化、规模化的路径。

第四,农村生态欠账危及可持续发展。部分农村尚未摆脱低附加值、粗放经营和无序竞争的发展态势,生态环境被当作廉价的“水龙头”和“排污池”。一是个体经营的“散、乱、污”比较普遍。小农户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缺乏积极性,农膜、秸秆等农业资料回收利用难,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二是部分资源依赖、环境污染型企业向农村转嫁。个别外来工商资本侵蚀农地,污染土壤和饮用水源,侵犯农村“生态红线”。三是一些优越自然条件处于“沉睡”状态。山水林田湖草治理不成体系,绿色农业、生态产业发展不成熟,绿水青山不能转化为“金山银山”。

以上四方面问题,与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生产组织松散和小经营者过度竞争等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据统计,当前我国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仅占总数的40.7%,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国有企业的百分之一,而个体种植、务工的增收则趋于停滞。在广大欠发达农村,农民的资金本身比较稀缺,民营经济起步难度大,集体经济的羸弱,使劳动力或是分散于低水平的小农经济,或是集中向城镇流动,造成农村隐性失业。缺少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规划,生产经营出现碎片化、同质化倾向,自然资源受到竞争性、排他性的利用,先富与后富、开发与保护、经济与人文的关系容易失衡,造成“脱不了贫,守不住青山绿水,留不住乡愁”的困境。有学者指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分”的潜力释放将尽,“统”的作用有待发挥。

三、贵州经验: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两种解放”的实践样板

近年来,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推动生产发展、村民增收、乡风和自然环境改善相统一,涌现出“塘约模式”“毕节模式”“湄潭模式”等经验,成为以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人与自然“两种解放”的典型代表,体现出中国特色新农村建设道路的独特优势。2018年8月,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发起,闽贵两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联合深入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考察农村集体经济。调研显示,贵州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统筹协调集体与个体、先富与后富、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产业兴农、合作助农、生态惠农”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道路。部分村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在土地公有、承包经营的大框架下,探索“七权同确”和“三权分置”改革,村民以地、林、塘等自然资源入股合作社。一方面,集中闲散土地,唤醒“沉睡的资本”,由村社整合资源办理担保抵押,突破了初始资金不足的瓶颈。另一方面,合作社以农户既有的土地承包权为股额的依据,使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相对平等性得以延伸。如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紫云自治县小寨关村均仅限本村土地入股,不接受资金入股,规避富户“坐大”和外资“掺沙子”,防止两极分化。合作社盈利按“三四三”“一三六”等比例在村、社、社员之间分配。集体经济的充盈,使村财有能力改善贫困户的住、医、教、养,阻断贫困“代际遗传”,社员从股份红利、劳动报酬、政策兜底、公益事业等方面受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第二,改善农村经济社会的风貌。通过集体统筹,将分散、自发的劳动整合为种植养殖、农产加工、休闲旅游等产业链,使“有计划按比例调节劳动时间”成为可能。在生产领域,扶贫转化为扶志,输血升级为造血,自发被自觉所取代。农民在合作社内自由择业,结合男女、青老、生熟特点,自愿加入农技、建筑、家政等专业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流通领域,合作社统一寻找商机、谈判议价、吸引电商、以销定产,村民“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无序竞争让位于合作,促进了乡风和谐、邻里和睦。在集体经济“兼容并蓄”的经营模式下,老弱劳力的价值得以释放,壮劳力和人才被吸引回流,社会事业得到充盈,扭转了“贫困+空壳村”的窘境,使新农村焕发勃勃生机。

第三,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纽带。农田、林地、水体和农村人居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不同于以往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特征的传统单一经营者的调节,通过集体统筹,可以在薄弱基础上尽快形成涵盖“山水林田湖草”的业态布局,使产业链与生态链“同频共振”。紫云自治县洛麦村集体推广菌草和畜牧,以草哺畜,以牧肥田,再利用菌草发展食用菌,废菌棒转化为有机肥,反哺农田。村级集体经济适合发展这类小成本、中技术、快周转、本土化的产业链条,避免了长途运输、长期仓储等损耗,实现了有机物在自然界的循环,使马克思指出的“新陈代谢断裂”趋于弥合,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第四,扶正当前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天平。党建引领、村社一体、民主集中的模式,从根本上保证了合作社既“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又“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小寨关村各党小组动员村民自愿集中到户扶贫款,发展鱼塘养殖和有机肥厂,秸秆、粪便集约利用,带动了生态农家乐,实现了长线发展。塘约村、小河湾村等都在支委带领下,利用集体经济收益的反哺,大力实施农厕改造、污水净化、垃圾治理,打响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种植、观景、采摘、餐旅业发展相得益彰。村集体经济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民心基础、组织保证和物质保障,克服了个体经营的短视性,使生活富裕与生态宜居两相促进。

四、集体经济促进人与自然两种解放的理论总结

贵州经验表明,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与新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同向同行”,为探索乡村人与自然“两种解放”之路提供启思。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二十个字”目标下,使得集体经济与农村人民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富有新的内涵。

第一,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共同富裕,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良性关系。面对当前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限性,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取向,符合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本质。

一是重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产权改革模式,保障农户股权转让、担保、继承的权益。通过集体产权改革,因地制宜建立农村股份制合作社等形式,引导闲散资源向集体集聚,使农民具有劳动者和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扬弃了雇佣劳动的“异化”和个体经营的盲目性,使农民个体与集体资本共享发展权利。

二是协调先富与后富的关系。通过发展股份合作社、集体农场等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方面可以适度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抵御散户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收入方面,村民平等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确定合作社收入在村、社、农户之间的分配比例,制定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上限。通过“订单+分红”“土地流转+雇佣+社保”“入股+保底收益+分红”等形式,既调动农民积极性,又充实再生产和公益资金;既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又有效防止少数人控制,限制两极分化。农户之间不再相互恶性竞争,而是相互合作、相互学习,实现共同发展。

三是优化农村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借助集体组织联系市场,既开拓了销路,又避免外资侵蚀小农户利益。通过集体经济引导外来工商资本,在助农兴农中形成合力,避免工商业侵蚀基本农田,或是违规将农田挪作他用。还要以合作社为纽带,探索建立集体土地出让、租赁、入股机制,探索集体经济与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结合,吸引电商入驻和农超、农校对接,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助推商品到货币“惊险的跳跃”,打通价值实现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集体经济促进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而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以供销合作社等为特征的村级集体经济是关键。要抓住产业兴旺这个重点,通过发展合作社,培育以绿色生态的现代化农业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是以集体为龙头,发展生态农业。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引领示范,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实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推广排放物集约利用,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发掘农村产业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价值,充分发挥农村综合效益。利用本区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壮大竹、茶、菌、花、水产等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而生态农业的道路和绿色产品的供给,又反过来为集体经济赢得了开阔的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空间,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

二是以集体为依托,改善人居环境。贯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把污染防治攻坚战落细、落实、落小,以集体经济的供血支撑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农房整治、村容村貌提升,打造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三是以集体为主体,建立生态权益保护机制。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享受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重点生态区域商品林赎买、生态效益补偿等改革红利。凭借合作社的特殊法人地位,承接财政转移的产业扶持资金和扶贫资金,办理自然资源抵押贷款,吸收到户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将部分农民转化为生态管护队伍,探索光伏扶贫、生态补偿等精准脱贫新机制,使集体经济行稳致远。

第三,集体经济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相辅相成,促进全面协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匮乏,村财就高度依赖集体土地、房屋的承包出租,租期长、租金低,诱发外来人口挤占地、林、草等自然资源。集体经济搞不活,就无力为社会保障、村容整治和乡风文明“供血”,导致“村庄空”“产业空”“组织空”“文化空”等问题。农村的全面协调发展,需要通过集体经济推动以下问题的解决。

一是资源由集体统筹,确保农民平等起步,共享成果。在土地确权、三权分置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引导农户以闲置土地和林地、林木的使用权入股合作社,吸纳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果园、茶园、畜圈、池塘等参股入社。合作社对田园、森林、水体、滩涂等自然资源清产核资,以出租、合作方式盘活空闲宅基地和农舍,实现共享发展。

二是收入由集体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统一。发挥村、社调节分配的作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解放的关系。合作社优先雇佣本村劳动力,开展就业培训,吸引人才回流;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帮助有劳力的贫困户“造血”,还要落实政策,帮扶救济,为缺乏劳动能力者兜底。村集体投资家政、教养、养老、传统手工业等,帮助妇女老弱就近择业、兼顾家庭,从而改善乡风、留住乡愁。农民以资源、资金、劳动或技术要素参与合作,使“人的价值”与“商品的价值”同步增值。

三是发展由集体引导,促进短期与长期利益相平衡。据预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农村仍将保持4亿人口,农村集体经济仍然具有无穷的潜力。壮大集体经济,将为集体组织引领发展、改善民生、服务群众提供支撑,使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统筹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协调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优化经营环境,吸引人才和资金回流,反哺集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探索和贵州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着眼于当前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探索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发展道路,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发展“靠什么”“为了谁”“何处去”等关键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以集体经济引领“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协调发展模式,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促进人与自然的“两种解放”,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

【魏建翔,福建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0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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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以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人与自然“两种解放”——贵州经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