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的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恩格斯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将其看做科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统一,坚持由“科学品性”提升“历史品格”——这就是对唯物主义路径的着重阐发;恩格斯进而希望通过自己的扎实辛勤工作,全方位展示他和马克思共同的理论思维——辩证法,用以“伟大逻辑”的建构。要之,恩格斯的工作和《资本论》方法关联的线索有三:一是以《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资本论》商品章“工作呼应”,希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彻底肃清“蒲鲁东主义”;二是坚持《资本论》的由“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对其总体方法论和理论逻辑主张——自然历史过程——进行学理性阐发,又主要归结于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三是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以耄耋之年推动“《资本论》增补”工作,进行巨大的认识推进。换言之,从广义的工作角度看,恩格斯是尝试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自身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全面预演。经由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化的“辩证法”努力,《资本论》逐渐成为指导科学思考和进行意识形态战斗的武器,这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本文为作者许光伟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的贡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一、《自然辩证法》和《资本论》商品章的“辩证法对接”

马克思一直承诺要写出《辩证法》,但是列宁强调:“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145

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道路,人们一直知之甚少,尤其对《资本论》的首章《商品》(以下称为“《资本论》商品章”或简称“商品章”)不以为意,不了解“《商品》=《辩证法》”的工作规定。马克思在《1873年7月22日致恩格斯》中直接引用了一些人对此的不理解——“李卜克内西先生对比斯康普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而比斯康普自己也对我说,他不明白‘有什么用处’”,并极其明确地指出在《资本论》中:“(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2]149

“观照社会和历史的方式决定着马克思和蒲鲁东主义者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解程度”,然则“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蒲鲁东主义的立论要点在于通过描述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所处的经济矛盾体系,来阐明构成价值理论的合理性与实践性,为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平等交换提供理论依据。只要推翻了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主义关于工人运动与暴力革命无效性的论断便不攻自破,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会随之消除。”[3] 

据此可知,“事实表明,《草稿》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战胜蒲鲁东主义的一部光辉文献。在《草稿》中,马克思在自己所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揭露和剖析了蒲鲁东的货币理论、资本和利息理论以及生产过剩危机观点的错误,深刻地批驳了蒲鲁东的劳动货币论、无息信贷和交换银行等社会改革纲领,因而从根本上推翻了蒲鲁东主义。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细胞即商品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在对资本运动过程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质,从而得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必然性的结论。”[4] 

关于蒲鲁东的拙劣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5]599

应当以历史作为逻辑,而非以逻辑或观念作为逻辑,于是蒲鲁东“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5]600-601

这种对黑格尔观念论方法的直接套用的观念辩证法,不过是用思维过程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进一步,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则更加醉心于经济范畴的重合和组合。但是,“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5]601

归根结底,“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但是,“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5]602

最后,马克思针对蒲鲁东作为“纯粹哲学家”的错误而着重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5]603-604

在蒲鲁东那里,客观辩证法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从“现有观念”和“辩证逻辑”出发的绝对运动。为了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理论束缚,马克思的工作必须从扎牢理论地基做起。“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吗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吗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将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困难。”也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6]264

然而这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须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乃是在马克思直接支持下进行的。经典作家根据各自特长,彼此之间具有严格意义的研究分工,“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俩人之间有没有分工,而是在于他们究竟是怎样‘分工’的。”[7] 

“恩格斯只有和马克思分工合作才能胜任。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书籍摘要和笔记以及通信中,可以看出这两位朋友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是互相取长补短的。马克思除了经济学的巨著以外,主要研究数学和地质学,恩格斯则集中精力研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别是生物人类学……为了要深入钻研物理学和化学,恩格斯一定要懂得数学。他在四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微积分。这项课程的老师是卡尔·马克思。”最终,“只有在做了这样范围很广的准备工作以后,恩格斯才着手履行自己规定的计划:对于自然科学知识作一次彻底的分析,通过这个办法来发现自然界中的客观辩证法,从而证明在自然科学中必须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法。”[8] 

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而言,始终既是“伯乐”又是“千里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觉为《资本论》准备的,是甘做它的“千里马”。而就这一具体工作的贡献而言,马克思则是良好的“伯乐”。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光辉的一生中始终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又可以说,他的毕生事业均是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以及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9]

因而很显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辩证法规律和辨证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结合了起来,把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同数学方法结合了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新天地,为人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0]

“综观马克思的论述,可以认定:马克思是同恩格斯一样把矛盾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看做自然辩证法的规律的。”于是,“从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理论工作上有过这样的分工:马克思主要从事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主要是研究军事科学、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因此,恩格斯就对自然辩证法贡献较多:自然辩证法的体系的确立,也是由恩格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终完成的。”[11] 

事实确实如此,于是,“当我们确实能冲破‘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著作’这一思维定势的时候,当我们从更广泛的含义上重新提问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他们俩人在认识上的实际一致性,即他们都认为‘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就是所谓的‘自然辩证法’。”最终结论就是,“不仅是恩格斯,就连马克思也同样对黑格尔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的做法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并且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自然界的辨证规律也可以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证明;而这一切在马克思看来又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总之,科学认识的辩证法体现了自然界的辩证法。”[7] 

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确实是对“商品章”的一个辩证法补写。毕竟,我们必须“承认自然辩证法是研究历史辩证法的前提和基础”,亦即,“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并不像莱文说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相反,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辩证统一。”[12] 

因此,必须创造性理解这一论断:恩格斯“力求把《自然辩证法》从自然界的客观辩证发展一直写到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了理论计划中的这个基础,还因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资本论》对……当时(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发生、实质和进一步变化的前途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于是恩格斯的构思就形成了更加具体的轮廓:就是要写出某种类似《前资本论》的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某种史前史,并且要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怎样有规律地越出自然界本身的范围而达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13] 

其实,这是科学史上的研究事项。“具体地说,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的研究,着重研究数学史与技术史;恩格斯则结合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着重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的专门史与综合史。”[14]

如借助自然科学,恩格斯发现,“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比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比如在伏打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6]163-164

基本结论是,“在下述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15]440

在这里,恩格斯如同马克思一样对自然科学采取了“唯物”(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和“唯实践”(实践第一性、理论第二性)的做法,而把自然过程看做向历史过程进军的一个基础规定。这使得他能够告诉马克思:“关于你的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某些令人信服的例子来代替二月革命的那些缺乏说服力的例子是适当的。”[2]150-151

然则“我们也不能因为恩格斯研究过‘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而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等量齐观。而且,这也并不表明恩格斯已放弃了他曾经跟马克思共同提出的从与人的联系中考察自然的基本立场。即使在对‘自然科学辩证法’的研究中,恩格斯也并不像近代自然科学家那样孤立地考察自然界,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使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而取得对自然界的胜利,但是他又颇有远见地提醒我们‘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 

恩格斯在客观辩证法方面,用自己系统的自然科学研究捍卫和有力支撑了马克思《资本论》业已做出的结论,因为“要记住,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而“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恩格斯用雄辩的理由证明:“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15]440-441

二、由“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恩格斯整理、解读《资本论》思路考

马克思《资本论》主张共时性超越历时性吗?“当施密特谈及‘逻辑的-历史的’,泽勒尼谈及‘结构的-发生的’时,尽管他们使用不同的术语,但他们提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共同特征。施密特和泽勒尼都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汲取了独特的逻辑工具,而马克思又用这些逻辑工具分析了社会结构。”[16]63

恩格斯实际上并不这么认为。“恩格斯在学术上力图证明,为什么自然法则显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恩格斯的任务是证明物理世界运作的条件与马克思概述的辩证法的原则相同。自然科学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16]16-17

“结构-发生”理解模式本身必然以“发生-结构”路径为过程前提,由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研究和“商品章”所包含的“辩证法规定”的成功接通,客观辩证法变成“自然科学+历史”的一个宏构。这使得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借用辩证法形式去说明全部的科学史和科学发展道路。即是说,马克思不是把物的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硬搬进社会领域,而在于建立社会历史领域的统一分析。这一点,恩格斯当然充分理解。

在经典作家的共同努力和营造下,科学发展可概述为这样的道路形式:人和物的一般互系的规定(各种学科)→人与物联系的科学关系形成(科学总体)→物与物的关系(自然科学)→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科学);相应的科学形式的发展道路就是“学科(总体)→科学(总体)→自然科学的体系化、独立化→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历史科学或科学的再总体化)”。根据这个工作链条,辩证法的根据显然来自科学本身,一般显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阶段;然而同时,历史科学终将成为执行理论前提批判的“理解高点”,作为了运动的收结。这就是所谓的“1886年之后,恩格斯向马克思大大接近一步”:恩格斯试图把自己和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纳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为此,他提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进而可以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而这正是“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15]27-28

自然科学始终是在自然过程领域被首先发现的科学事项,它要求以现实的人即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代替抽象的人,以现实的自然代替抽象的自然。因此,劳动过程的物质联系必须成为出发点,通过一定的运动中介包括思维,它最终上升为特定的社会联系。既然劳动过程连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其自身客观具有的联系和发展规定就证明自然历史过程是以“自然过程”(基础规定)向“历史过程”(社会建筑)为永恒的过渡起点这一特殊进化论形式。

【注:在这里,简单套用“自然辩证法=自然观”的公式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恩格斯也倾向于从认识形式的区别与联系上把握和说明这种过渡,即把自然过程称为“辩证的自然观”,把历史过程称为“辩证的历史观”。例如他说,“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这导致恩格斯认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而“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种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于是,“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597 

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5]47

因而从一般意义上说,自然历史过程就是关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内在互系的规定,而如果自然过程是从行动方面和历史过程发生联系的,那么,历史过程反过来必然是从物质方面和自然过程发生联系的。这进而导致恩格斯认定:“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5]401

恩格斯认定在“内容辩证法”和“形式辩证法”之间横亘着一个伟大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而这正是真正的矛盾规定的知识表达形式。于是恩格斯认为,对于黑格尔哲学“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8]276

这个新内容主要指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部结合。然则辩证法必须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于是,“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并且,“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8]278

如上面的引证,恩格斯据此认为,黑格尔之后哲学已基本从自然科学和历史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了,留下了大写化的批判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和中介的客观过程与主观过程的统一。

【注: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说到底乃是“主观过程”。因此,以哲学为标准建立逻辑的时代随之一去不复返。然则哲学只能留下“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一一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可见在确定《资本论》四卷结构前,马克思拟定客观过程的“六册计划”,意在立足劳动过程文明进行规划,从商品形式中引出资本形式;为此,他提出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如上所论,这个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一是自然科学,二是历史。囿于自身的研究局面,在当时马克思只能以历史为开局,自然科学只是作为旁引。恩格斯则不同。当他面临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时,正确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就成为一个必须进行的科学事项了。如果马克思指称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还主要是历史个别对历史总体的关系,或者说个别规律上升到全体规律的工作规定,那么,恩格斯则要求由“个别联系”到“蕴含发展的总体联系”的规定性跃升。

【注:自然过程不是纯粹物质联系的过程,它包含了一般生产关系的规定,包含了联系和发展的一般关系。】

基于这个理由,恩格斯公开宣称:这是出自一种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19]17

然则,唯物主义路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遵循,以致唯物史观必然成为经典作家共同拥有的“我们的见解”。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则可以认为,“恩格斯把握了黑格尔思想的历史品格,使之作为方法论的元素,以便‘从所有其他哲学家’中区分出来,而不是把握黑格尔更明显地推进概念演进的革新的方法,正如在《精神现象学》(关于感觉确定性的绝对知识)和《逻辑学》(关于存在的绝对理念)中。这两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被马克思用于他的方法论研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不过,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在视野上具有历史品格、而且其方法论使其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论述是正确的。”[20]97

不怀好意和别有用心的人倾向于在早期问题上做文章,试图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不同道路”得出唯物史观的,直至引出类似这样的臆断:“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与人的实践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共同组成社会发展理论,由此派生出来的唯物辩证法,也不限于对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反映。”[21] 

【注:这个所谓的“不同道路”后来被放大为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意义的唯物史观论者,而马克思则是“生产力决定论”意义的唯物史观论者。】

也许,在辩证法道路上马克思沿着黑格尔路径走的更远些,但是要知道,正是恩格斯最初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成为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实际上,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探讨。”[20]40

并且也要注意这个细节:“1844年以后,恩格斯似乎已经完全把政治经济学交给了马克思,并且从未表示过遗憾或进一步独立研究的兴趣;马克思似乎也以一个40年工程所必需的充满活力的狂热担负起了这一理论重担,只是偶尔在一些较小细节上才寻求恩格斯的意见。”[20]50

恩格斯坚持以历史起点为逻辑起点,而不是相反。所以同样不可否认,恩格斯相比马克思更为实际些和现实化,然则,他在对象思维学的处理方式上更多是“从历史事实出发”。

这样,恩格斯对“个别联系”的理解即是全体联系的自然过程的意义,它既是物质过程总体的个别规定,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个别规定。然则,恩格斯有这样的评议:“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同时,“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17]600

进一步,逻辑第二性,历史第一性,“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17]604

于是有一种指责,认为:“恩格斯所说的逻辑研究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成果的一种表述方式。恩格斯私下质疑《资本论》第一卷没有解答现实经济中可能提出的疑问,且质疑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叙述方式,可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么看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能说没有合理之处。但是,由此认定: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也就是‘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候开始’。这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特质似乎有点疏离,起码是含糊不清的。”[22] 

物品-商品-货币,然则马克思发起的“伟大斗争”已经预料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欲从“物品”开始,试图摆脱历史,而恩格斯说:“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但是,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像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这是需要加以证明的。”[2]437-438

然则,“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归根结底,“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7]602-604

最后,恩格斯重点做这样的决断性评议:“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17]602

从历史规定的商品——商品形式——开始,从“唯物”和“唯实践”角度,连通经济形式——商品形式和资本形式,乃是对蒲鲁东主义学说实行最后铲除的需要,贯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理论主张。但是,出于对“科学主义叙述”(一种民主化的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需求,恩格斯被认定为对马克思的思维方法不熟悉或不接受,更为直截了当一点,更多的指责是指向这一点:恩格斯不擅长马克思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如上指出,集中的批驳是两条:(1)恩格斯把商品“逻辑起点”认定为简单商品生产方式的“商品形式”;(2)恩格斯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广义化,由此可能引起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进一步误解,即不了解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规律,它所具有的是“否定性的意义”。

由对恩格斯的第一个指责,引申出这一结论:“他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论层面的分析,看成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历史差异的理论抽象,生产价格被直接当成市场价格的抽象反映。”[23] 

这样,恩格斯说明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被解释为:逻辑过程是历史过程直接的思想反映。通过杜撰靶的,批驳者进一步试图背离这一点,将逻辑过程视为自身独立的“生理结构上的反映”:“《资本论》开篇阐述价值规律时,一般的规定具有现实的一般性,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而推导出“逻辑起点是经过抽象后的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逻辑关系则是其‘生理结构’的反映。”[21] 

然而所谓的“逻辑起点”,仅仅是执行理论前提批判;马克思为此指出,“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通过对已经形成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和科学分析,可以透视这一制度的前史,并可以揭示这一制度本身被扬弃的“未来的征兆”,“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那么,逻辑起点是严格限定叙述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吗?是从资本主义商品开始吗?显然不对。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强调:“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24]

主观批判启动客观批判,但不能忘记这一点:主观辩证法(即逻辑)必须包含于客观辩证法的规定性之中。用这里的例子来说,就是认识到,商品形式总是浮现于劳动过程历史发展(它的物质联系、社会联系)之上的一个形式规定。

由对恩格斯的第二个指责,引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将黑格尔式的思维形式与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理论结构类似于一种先验的结构。”由此锁定认识:“如果我们把握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特质,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路来区分其理论层次,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硬核,生产价格理论也只是体现了资本有机构成差异之后对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原则的抽象说明。整个经济理论最终要落实到现实经济关系层面,还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25] 

“先验的结构”是马克思对自己的主观叙述过程的一种说法,因为以对象思维学为中介达成了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研究过程全体的内部关系)的有机沟通,同时以科学和逻辑为中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对“哲学知识”的辩证扬弃,于是形成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三者合一。然则,这种认识当然是科学主义的教条、逻辑教条,是把价值规律当作“马克思主义理性假设”了,仅仅用作理论抽象上的演绎工具和批判工具,从而具有否定性的理论创设意义。其所谓的“否定性”是指示这层意思:“价值规律是抽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之后表现出来的抽象关系,是抽象化后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的规律,它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容易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出发点。”[21] 

这是将抽象规定限定在逻辑的意义上进行任意发挥,从而为了刻意执行黑格尔的科学公式,完全将“断代史的规定”视为科学对象,进而公然抛弃通史的研究。殊不知,《资本论》是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义的经济作品”,“断代史规定蕴含其内”,“必须记住一点:天人合一是批判规定的主体联系和客体联系,在行程上发生学以‘理论前提批判的理解高点’(发展形式的最高阶段)为过程的运动收结,整体再现客观(批判)与主观统一意义的有机联系。”[26]

批驳者反对把价值规律当作历史规律,作为通史研究意义上的辩证法的认识工具,反而指责恩格斯是在一定层面上舞弄“历史规律”,即“对于恩格斯来说,这些约束条件他应该是了解的,但他更多地把它看成具体结论的具体前提,没有从整体上把握这些条件,从而未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层次。他用一种历史的思维来解读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的关系,把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形态转化看成一种历史发展过程的转化,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表现为表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的逻辑体系,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应该成为‘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25] 

这种通史的研究被批驳者称之为“用历史发展的思路解读《资本论》”,并且虽无大害,且可收通俗化之功,但不能解决所谓的“价值转化”问题。姑且不论所谓的价值向生产价格或价值形式向生产价格形式的转化的“逻辑性谜题”或“数学上的难题”皆是伪问题,因为它涉及的仅仅是“内容-形式辩证法”内部工作关系的解决;说价值规律支配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交换关系,说价值规律是有关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总体“历史规律”,是坚持从联系中揭示发展的规定,从而“研究第一性、叙述第二性”,前者揭示的是“规律→范畴”,后者揭示的是“范畴→规律”。规律是辩证法的认识形式,从历史个别规律(或曰个别联系)上升到历史全体规律(或曰总体联系)总体上制约着个别范畴对于全体范畴的逻辑上升运动,因此,“历史第一性、逻辑第二性”是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工作原则的一个规定的坚守。

批驳者试图为《资本论》划出“逻辑学的独立王国”,使之沉迷于自己的领地,不越雷池一步。由于坚持内容对形式、历史对逻辑形式和运动的制约,恩格斯通常被批驳者们指责为不喜欢逻辑思维。批驳者则往往希望在恩格斯自己的话语中寻找“内在的根据”。如恩格斯在《1858年4月9日致马克思》中称:“这个纲要的确非常抽象,这在简短的叙述中是难免的,我常常要费力地去寻找辩证转化,因为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但批驳者也要记住恩格斯在此处同样写下的话:“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纲要的抽象辩证的色彩自然就没有了。”[2]136

如上所论,马克思拟定的“六册计划”是把资本主义对象既作为“历史”,也作为“结构”来考察,所以,它必须在联系和运动的整体上进行把握;前三册涉及全部的“社会历史结构”,后三册涉及接续前者的全部的“经济交往结构”。恩格斯希望马克思能够从科学史上把握总体联系和运动的辩证转化,实际上,这也是他后来利用自己的辩证法和掌握的新材料对《资本论》草稿进行完善、增补和带有理论展望意义的创造性解说的一个凭借。

三、《资本论》增补及未竟的事业: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考

马克思《资本论》事业是开放的,也是未竟的。必须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研究是相互推进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辩证法和以“历史”为辩证法的工作研究系列成果的一个合成。在恩格斯看来,一方面自然科学必须具有考察上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则必须和社会科学结合。以《商品·价值形式》和《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合成为例,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场景:“亲爱的摩尔: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内容。”[6]358

这是《自然辩证法》在模仿《商品·价值形式》吗?既是,也不是。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观是:“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131

《资本论》开篇是以揭示“矛盾”为序幕,但这里的矛盾仅仅是中国式“阴阳互系”(或曰由“差异的对立双方”看统一),是潜在的矛盾规定,是提出问题意义的“对立统一”。这种“逻辑方法”本质上就是历史方法——探究规律的方法,就是对象思维学意义的“研究道路”和“叙述道路”,因而只能统领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于是,“个别就是一般”,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二者的规定的联合推断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1]150

这样可以说,《资本论》以“辩证法”为开端,是以唯物主义的开端彻底扭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注:这促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必须要严格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因为前者正是他和黑格尔的区分,也正是他贯彻“方法论唯物主义”之处。虽则叙述的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它必须植根研究,然则《资本论》商品章的“结构”是叙述体式,内容则是“历史”,或者说,严格属于研究体式。】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遵守的科学研究道路。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致卡尔·考茨基》中首次说明了“《资本论》增补”:“我打算给你一篇使你高兴的著作在《新时代》上刊登,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I.《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答桑巴特和康·施米特的疑问。随后就是II.从1865年马克思著文论述交易所以后交易所作用的巨大变化。”[2]588

恩格斯在《增补》“写在前面的话”里重点强调这样一种对待马克思作品的态度:“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其次,我也丝毫不愿意擅自侵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的遗著;那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失信。第三,那样做也根本没有用处。对于那些不会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册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改写顶多只有解说的价值,而且是对一部没有出版和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进行的解说。”[19]1005

但是,批驳者这样讲道:“恩格斯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使《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充分保持了原貌。因此,恩格斯的认识‘偏差’只是集中体现在他单独撰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这就为后人脱离恩格斯的‘导读’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这一重大贡献。”[25] 

如果脱离恩格斯“导读”,也许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就真的体现为“某种逻辑体系的说法”,体现为“纯粹逻辑抽象的推理”。如桑巴特指出:“价值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价值在资本主义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的经济表现;价值规律最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并且对这种经济制度来说普遍具有这样的内容:商品价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恩格斯的答复是,“这样理解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意义,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理解未免太空泛了,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严密、比较确切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理解并没有包括价值规律对于那些受这个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全部意义。”[19]1012

又如施米特也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形式主义的构想需要,马克思为了“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对此,恩格斯的答复是,“关于价值规律,施米特也有他的一些形式方面的见解。他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这个假说甚至在表面上同它完全矛盾的竞争价格现象面前,也被说成是必要的理论上的出发点,是说明这些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认为,没有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活动的任何理论认识。而在一封他同意我引用的私人信件中,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大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19]1013

与恩格斯相反,批驳者们可能倾向于认为价值规律可以是“思维上的科学假说”——“这种说法虽然不是那么准确,但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表现为某种先验结构的形式而言,这是基本合理的。”[22]

这涉及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工作关系所持的态度,即是把唯物主义本身作为“第一性原则”还是作为“第二性原则”。如果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那么,价值规律问题最终要提升到社会存在“规定”社会意识的高度上进行理解,并从这一层面着手解决问题。因此,恩格斯最后的结论必然是,“无论桑巴特还是施米特——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我在这里顺便提到他,只是把他当作逗人笑的庸俗经济学的陪衬——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19]1013

恩格斯通过系统整理《资本论》而深切感受到,《资本论》同样建立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必须把这些成就接通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未竟的事业”当中去,作为其中的理论构件。然则恩格斯陆续得到如下研究方法论建议、理论设想以及辩证法意义的工作结论:

(1)研究材料问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泛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419-420

(2)关于唯物史观发现的学科领域问题。“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6]513

(3)唯物史观的抽象问题。“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考茨基)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6]523-524

(4)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6]587

“特别在经济史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490

(5)研究辩证法者缺乏“辩证法”。“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6]601

(6)关于马克思理论革命的问题。“德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指责过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们却指责斯密和李嘉图派生了马克思,似乎马克思只是从这些先辈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中,总之,从先辈关于劳动产品分配的理论中引申出结论。因此,他们成了轻视古典学家的庸俗经济学家。”[2]512

(7)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比较。“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6]623

(8)关于剩余价值“切割者”的论断。“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6]644

(9)关于意识形态。“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6]658

(10)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6]669

(11)关于规律与行动。“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进程,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率。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6]691

(12)关于范畴的客观性。施米特“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6]693

(13)关于“虚构”和“假设”。恩格斯指出应十分感谢施米特在“虚构”问题上的顽强精神,他说,“这里确实是有些困难的,只是由于您坚持‘虚构’的说法,才使我克服了这种困难……如果您允许我……直接说明您文章中所说的‘假设’究竟是指什么,我就能比较容易地阐明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效能的问题了。”[2]585

恩格斯强调,正如唯心主义是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本身也是。《自然辩证法》所强调的是把自然科学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而《资本论》进一步强调的是把批判的武器和科学认识最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面向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进的,从而,他们把唯物辩证法看做这样的方法规定:既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唯物论上的辩证法”和“辩证法上的唯物主义”的规定性合成。

四、结论与启示:《资本论》“俄国化”“中国化”道路问题

自然过程(人的意识发生)→对象思维学(天人合一)→历史过程的辩证法(主体革命行动的发生)→哲学(认识论的发生)→逻辑(知识的发生)→马克思主义文明规划(辩证法工作总汇),因而“哲学—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个接续客观过程的“主观过程”,这个人类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对哲学(知识)领导地位的工作置换,就只不过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生有关之狭义现象学。总的来说,恩格斯光辉的一生与《资本论》结缘即在于他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立场使然,在于他坚持辩证法的工具;这种彻底的科学工具也就不仅要求历史地理解自然,而且特别要求历史地理解人类社会。于是从进程上追踪:辩证法启动哲学,又最终迫使哲学退出客观过程,重新把辩证法完整交给客观过程,这就给以世界观重新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提供了内在认识条件。这些工作元素使得恩格斯对《资本论》的阐释与运用达到旁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因而我们根本无法否认,辩证法乃是经典作家所共有的理论思维,必须从“理一分殊”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诸多方面(如哲学、历史、自然科学、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取向以及基于兴趣的个性化思维方式)的思想差异和观点不同。有时候,为了同一目标,人们不得不彼此“不同”,但这些不同是一致性意蕴的高度互补,这种不同在工作特质上即学术研究的“互补性规定”。要之,恩格斯的《资本论》研究贯串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或者说,是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进军到社会科学的辩证法,使得唯物辩证法具有了完全的意义。应彻底否定这种误解:“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就是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直接等同起来。”[21] 

社会科学突出了对立统一矛盾,从而允许辩证法道路的多元性,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它仍旧必须经由“自然过程”(作为“一般发生学”规定的物质联系和实践的发展)向“历史过程”(作为“特殊发生学”规定的社会联系和实践的发展)迈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建设”的统一辩证法。

【注:在《1892年9月22日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中,恩格斯声称:“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40-541页)】

由此,恩格斯在对待东方社会的革命问题上仍然是总体性的一种“理论实践评估”。然而历史似乎开了“玩笑”:“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历史,无情地证伪了恩格斯的欧洲事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给俄国公社以物质支持的跨越条件理论。”[27] 

但是关于俄国道路,恩格斯仍然原则性地讲了两条意见:其一,“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18]458

其二,“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8]466-467

也因此,说恩格斯断然否定“俄国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恩格斯只不过声明这样的革命原则性:“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7]390

恩格斯尤为关切的是俄国“社会革命”的状况,即“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17]393

很显然,恩格斯针对俄国革命所说的都不是具体或个别的结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方法和辩证法思维工具的运用。

【注:须知在这个例子中,“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无法回答未来事态发展的问题……但他同样斩钉截铁地指出……如果要达到某个具体目标(如保全公社)就必然需要某种条件(如革命),并且阐明了一旦选择那种条件就会产生的社会历史后果……他没有指出一条确定的道路;但他确实又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创始人该做的事,在不是当事人和并不充分了解事态的情况下,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条件认识和策略选择上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这里,恩格斯只是通过他对俄国问题的看法示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俄国问题,还是其他更广泛的问题,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做法无疑都是一致的。”(胡大平著《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解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然则,“综观恩格斯的一生理论斗争,从朦胧的起点到走向新历史观,再到为新的历史观所揭示的必然胜利的社会主义而长期不懈地奋斗,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支持下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来寻求无产阶级科学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不指望也从没有要求现实的斗争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进行,而是始终在由物质生产(经济)最终决定的社会历史客观必然性和具体历史条件(政治和意识形态)下做出各种决定。虽然他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中也因为过度的乐观曾有过错误的判断,其身后的现实发展也极大地超出了其直接预言,但他无疑始终站在新历史观的基本前提上,并坚持它改造世界的旨趣。”[28]354

总之,恩格斯以其对《资本论》方法的捍卫、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荣誉,但同时也遭遇无端指责,“这让人感到,恩格斯始终是批评者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前沿。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恩格斯不仅是其传播、发展和实践的第一步,而且是捍卫它的前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28]10

依据恩格斯的创造性阐释,社会主义在“两种形态”意义上被识别:一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形态,二是始终立足实践和民族历史自然过程的现实社会形态。然则《资本论》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不能照搬于东方社会的革命和建设,如此,“《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大有作为的是《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化和中国化”;在坚持合乎民族实际的自然过程向历史过程进军客观道路的同时,在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组织准备上同样进行必要的条件保障,即“与这个经济基础建设相适应的是,要加强上层建筑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需要。”[29] 

然则,“《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运用《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和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得出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因此,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资本论》中国化,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30]

要之,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历史逻辑上表现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其典型是《资本论》的俄国化与《资本论》的中国化。”[29] 

注释: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 杨洪源.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N].光明日报,2016-05-11(014).

[4] 汪水波.一部从理论上铲除蒲鲁东主义的光辉文献——《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1984(1):56-6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周林东.解读“自然辩证法”[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1(1):174-202+379-382.

[8]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M].易廷镇,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39.

[9]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

[10] 张国祺,张越川.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贡献[J].社会科学研究,2004(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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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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