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系统性运作的主逻辑,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即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迎合了西方主流学界的价值观取向,契合了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主要是作为垄断资本非“社会理性”扩张理论工具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界观”意义上的“理性局限”。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体现了“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但也难免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强制性冲击。因此,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反思新自由主义,对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分必要。

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一、引言

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趋势。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扩张。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一旦爆发,即是全球性的危机。2008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种矛盾全球蔓延、累积,以致最终迸发的一个集中体现。此危机目前仍在延续,甚至存在恶化趋势。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系统性全球运作的主逻辑,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当前危机时期,国际垄断资本企图通过加强新自由主义来摆脱困局: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各国劳工的压榨,试图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通过以“金融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展开对经济全球化主导权的竞争。由此可见,正是这些互为矛盾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全球推行加剧了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有序推进的,由此,中国的发展也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仍不免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冲击。例如,大量农民工卷入新自由市场,以及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波谲云诡,等等。因此,在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中国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以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避免遭受国际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危害,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发展视角分析新自由主义建立其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主流地位的历史逻辑,及其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系统运作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第三部分,试图透过资本本性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及其本质;第四部分,主要阐述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反思新自由主义对坚持走“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意义;第五部分,为本文内容的简要结语。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嬗变与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是在当代西方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在实践上又体现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以“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原则。要理解这两者的一致性及其发展成为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主逻辑,就必须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嬗变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1.资本主义演进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嬗变及其霸权地位的建立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核,即信奉价格机制,坚持市场出清,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由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和再现。

作为新自由主义“前世”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界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是因为,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的马歇尔时期,不论是在形式逻辑上,还是在理论的系统性上,都比以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其蕴含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含义,也基本符合资本主义各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得到西方学界长期而广泛的认可。

但是,由于古典自由主义过度美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屏障了资本的扩张和竞争将导致市场无序、供求失衡、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矛盾等问题,因而也使之丧失了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尖锐,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

古典自由主义在大萧条中所暴露的理论缺陷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靶标。“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意义在于,敢于正视危机现实,重视政府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采取了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得以暂时摆脱危机,并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然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建立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基础之上,因而必然服务于“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这一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下不断累积加深。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全面滞胀。

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无能为力,同样也为一度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复出提供了反攻机会。弗里德曼、哈耶克等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疯狂攻击。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英美政府也相继抛弃凯恩斯主义而采用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来应对滞胀,自由主义由此重返经济学舞台中心,这即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而此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开启了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绝非偶然。西方学界大多倾向接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资本主义价值观。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其价值观形成的经济基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弗里德曼,再到当代的卢卡斯、巴罗和萨金特,也无不都是在试图通过论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完美性,去阐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其作为人类价值的“普适性”。

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内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追随者,尽管接受了部分凯恩斯思想,但其价值信仰与其他西方学者并无二致,因而也就不甘愿全面抛弃古典自由主义。他们试图将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拼凑到一起,形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即便他们作出如此调和,但由于其主张政府干预,仍未免受到铁杆自由主义者的激烈批判。作为其代表性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一度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的主要标的。

20世纪80年代已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者运用理性预期假说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萨金特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等人提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试图说明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来解释货币中性论,等等。

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打着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旗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也将新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内核即“理性预期”和“个体理性化”纳入自己理论框架,以作为他们分析的微观基础,由此向新自由主义者抛出橄榄枝,来试图换取新自由主义者的接纳和认可。至此,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

2.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全球扩张

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客观上助推了新自由主义兴起,而新自由主义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除了其理论观点迎合了西方主流学界的价值观取向外,最重要的还是契合了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

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滞胀时期,由于竞争加剧,供求矛盾激化,实体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普遍下降。正是在这种滞胀困境下,这些过度积累的实体产业资本,一方面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试图利用其低成本优势以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货币资本—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即G—M—G′)”的资本循环中“自我解放”出来,涌向金融市场,形成“G—G′”的金融内部交易循环,并不断膨胀。

而这些日趋膨胀的金融资本除不甘心依附于实体产业资本外,还试图通过贷款、并购等手段来逐步控制产业资本,实现经济金融化,并力图摆脱国家监管和调控,突破国界向全球扩张,以实现其资本增殖目的。此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一种替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理论,以作为其全面扩张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理论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而得以存续和发展。

美英是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前列的国家,也是受到滞胀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因而也成为最早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摆脱困境、推动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的政策原则,新自由主义由此步入鼎盛时期。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为摆脱滞胀困局和攫取更大利润,肆意操纵国家政权甚至国际组织为其服务,以实现全球扩张目的。1989年,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则为新自由主义在其土壤上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为迎合垄断资本全球扩张需要,为拉美国家开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方案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售或变相出售国企资产,以实现国企“私有化”;二是最大限度削弱政府干预,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三是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

拉美国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诱迫下,开始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实施,不仅使拉美国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商品倾销的场所,而且还导致这些国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电力、石油、铁路、水利、邮电等行业和部门被国际垄断集团所操纵。这个时期,拉美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从而也变得更加依赖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市场,更加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

对新自由主义在向拉美国家的渗透同时,也加强了对苏东国家的攻势。在“两极对峙”时期,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建立政治同盟,对苏东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苏东采取经济遏制政策和培植新自由主义势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新上台的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行“华盛顿共识”,并采用被冠以“休克疗法”的快速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和完全自由化等“三化”,来实现新自由主义转型。与此同时,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美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也进行了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了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概言之,“华盛顿共识”的出笼及其推行,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已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蔓延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掠夺世界财富、掌控世界经济命脉的工具。

三、透过国际垄断资本本性认识新自由主义

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看,新自由主义虽是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然而,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内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自创建以来其基本教义从未发生过改变。这是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放任,在资本主义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资本为攫取超额利润需要自由流动的最基本要求。可见,新自由主义反映的是资本利益的诉求。但该理论并不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良性运转的客观要求。其理论内核所宣扬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只能调节资本流向,但不能调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2008年以来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非科学性的最好诠释。只有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理论缺陷,认识其危害性,才能避免受到新自由主义的误导。

1.“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局限

作为垄断资本扩张工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至今也是学派林立,既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还有德国的弗莱堡学派,英国的伦敦学派,美国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等,不过,它们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崇者。

这里不妨借用库恩、拉卡托斯等的范式论观点,即任何理论范式都由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构成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征。“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被古典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而且历代自由主义者也从来都将其视为根本。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然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核;而形形色色的理论形态,包括其政策主张,则是其保护带。可见,内核是“灵魂”,考察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其内核。

“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各时期各种理论形态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其理论建构其实并不高明,主要是以牛顿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为基本假定前提,以享乐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出发点,以市场均衡作为理论归依,来阐释自由市场效率最优和市场机制万能。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架构进行了“革命”。在理论前提方面,“凯恩斯革命”否定了古典主义的完全理性假设,强调不稳定预期对投资从而对产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方法论上,“凯恩斯革命”完全摒弃了古典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采用总量宏观分析;在理论归依上,“凯恩斯革命”强调市场非均衡特征。

西方的非主流经济学更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这种理论构架。在方法论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的微观决策将产生宏观悖论。而演化论者则认为行为主体间的差异不可忽视,应从“个体群”层面来考察经济行为。在假定前提方面,非主流学派均反对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在理论归依方面,非主流学派均反对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时间的意义,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变与所选择的路径密不可分。

这些批判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缺陷,对自由主义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面对这些批判,新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地修正其“保护带”,以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例如,针对西蒙的“有限理性论”,新自由主义通过将“交易成本”概念纳入效用最大化框架——在信息的搜寻成本与所获收益间作出权衡,来维护其理性假设内核,等等。然而,对新自由主义虽有方方面面的批判,甚至有些批判已涉及其内核,但造成自由主义危机的并不是这些批判,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实。

这是因为,这些批判并没有真正触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根本。最为首要的是,这些批判并没有动摇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信仰。21世纪以来的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虽引起部分学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如近年来由法国大学发起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学教学革新运动,但这还不足以对新自由主义主流地位构成威胁。

在经济理论的探讨方面,这些批判也都没能从制度前提上去剖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缺陷。凯恩斯虽认识到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并将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但凯恩斯没有认识到资本无限扩张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无限扩张体现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们的批判,仅仅是认为这些假定与现实有距离,如用“有限理性”否定“完全理性”,等等,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这些批判实际上并没有动摇这些假定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谓的标杆意义。

殊不知,“个体理性”恰恰是垄断资本“世界观”的真实反映。垄断资本正是从自身“个体”利益出发,“理性地”去为实现自身的保值和增殖而扩大再生产。只不过,垄断资本增殖的目的与实现增殖的手段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见,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局限,不是西方非主流学者所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局限”,而恰恰是其作为垄断资本非“社会理性”扩张的理论工具,所体现出的这种“世界观”意义上的“理性局限”。

2.国际垄断资本的逐利性: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反映的是资本的运行逻辑。逐利性是资本的本质特征,而流动性则是资本逐利的手段,也是资本竞争下得以生存的基本要求。因此,新自由主义必然要阐释资本流动的必要性,论证资本逐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新自由主义也就必然要倡导经济自由放任,要宣扬市场机制万能。这里可运用马克思资本总公式即“G—W…P…W′—G′”来刻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垄断资本的逐利特性。

在资本主义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要活动在生产领域。因此,此时垄断资本的运作可用生产资本的循环形式“P…W′—G′·G—W…P”来表示。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的循环,在生产过程“P…W′”中不断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必然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以便垄断资本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攫取各行各业的垄断利润。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全球扩张。全球扩张的垄断资本的运作特征仍可用生产资本的循环来刻画。不过,此时垄断资本的逐利性不仅表现为,在生产资本循环中榨取本国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还表现为通过生产资本的输出,在生产资本的循环“P…W′—G′·G—W…P”中,不断榨取输入国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此时的新自由主义必须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鸣锣开道,因而必然要鼓吹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推行“华盛顿共识”。

当资本主义上升到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活动则以金融资本的扩张为主导。而此时垄断资本的逐利性,主要反映在金融资本循环的退化形式“G—G′”上。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除不断吸纳过剩的产业资本外,还通过金融交易形成“G—G′”内部循环的放大机制。

这些金融资本为实现保值增殖,一方面控制产业资本,通过产业资本循环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将更多的不发达经济体纳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G—G′”循环增殖系统,进而盘剥这些经济体,来抵消资本报酬的递减趋势。此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迎合金融资本全球扩张需要,必然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等。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本质,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的逐利逻辑。这种理论必然主张对外推行霸权主义。2016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所奉行的“保守主义”就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体现:它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另一方面严控其他国家对美国产业的收购;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却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的独立。

四、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中国道路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但中国的改革发展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方面需反思新自由主义,避免遭受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还需看到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增强道路自信。

1.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对中国的影响:从FDI说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盛行。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影响。最早的也是最为直观的,这种影响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自由化”。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FDI不超过20亿美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大幅增长,并于2009年上升至900亿美元(见图1),仅次于美国,且在此后个别年份甚至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从FDI净流入来看,中国FDI净流入占新兴经济体的比重从1983年的12%迅速上升至1993年的69%,其后虽有所下降,但大部分年份仍分别维持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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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不可否认,FDI的进入意味着国内资本存量净增加,这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图2可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FDI开始大量流入中国以来,中国FDI净流入与GDP之比和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了较强的正相关性。此外,FDI相对GDP之比较高的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可作为其佐证。

另一方面,也需看到,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资本生产方式。外资的流入深刻影响中国劳工的就业模式。图3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FDI大幅流入中国以来,城镇职工采用雇佣模式即采用合同制模式的比重显著上升,至21世纪初,城镇职工就业基本实行了合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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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进入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深层次影响是,中国劳工遭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压榨和盘剥。FDI进入中国的根本动力在于追逐中国廉价劳工,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劳工剩余价值。FDI进入后,上亿的中国劳工被卷进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旋涡。按照IMF估算方法,即以外贸出口与GDP的比率乘以劳工总数作为直接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工人数,可推算出,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劳工,在最高峰的2007年达2.66亿人(而其中由FDI所推动的约1.52亿人),占新兴经济体的65.1%,占全球的35.7%,此后虽有下降,但截至2015年,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劳工仍占全球就业的22.0%(见表1)。

除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外,“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带动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从表2可以看到,从1990年以来,在城镇就业中,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所占比重随着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就业所占比重同步增长。外资对私营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外资企业的资本生产组织模式和生产技术手段给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仿效模板。后者即是相关文献指出的“溢出效应”,前者主要体现为中国私营企业对外资企业资本生产方式的直接“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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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的进入和私营企业的壮大,同时也削弱了国有企业地位,从表2可以看到,城镇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比重自1990年以来呈直线下降。外资的进入和私营经济的壮大,也必然冲击了其原有的劳工制度。它们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生产方式给国有企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也被这种“引入的竞争”不断地向前推进。

此外,国际垄断资本还通过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进行金融掠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投机资本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地区进行金融洗劫。而自2008年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大量资本在“新兴经济体”间往返套利,实行金融掠夺。图4显示,在2008—2015年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流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证券投资逐年增加,证券指数增长率稳步上升。而当2015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加息后,国际证券投资转为大幅流出,证券指数增长率也急剧下跌,2016年的深证综合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均回落到2014年水平(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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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推行了新自由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则是新自由主义落实得不够。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具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即“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在“市场化”问题方面。中国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始终没有削弱政府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本身而言,就是在政府有计划的部署下有序推进的。中国几次抗击外来危机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都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强有力的调控作用。

就东亚金融危机而言,中国香港地区虽也遭受到金融资本的冲击,但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最终使国际金融投机资本铩羽而归。而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一方面采取积极稳妥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刺激需求,另一方面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这两方面政策的共同作用促使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下行压力基本得以化解和对冲。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经济增长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而且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增速仍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拉动力量(见表3)。其次,在“私有化”问题方面。中国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呈现一定收缩趋势,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国有经济资产规模基本趋稳,且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在改革中都得到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换言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受到削弱。表4显示,国有经济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行业,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力、水、燃气、石油等行业仍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而且自2015年以来,其中大多数行业国有经济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构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私有制下的竞争博弈关系,而形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共赢发展的新型企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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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金融自由化”问题方面。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与此相对应,金融深化程度也在不断上升。作为反映金融化程度指标的证券化率,从1995年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的0.11跃升至2015年的1.52。但中国金融体制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截止到2015年,在中国全体银行总资产和总贷款中,国有银行所占比重仍维持在50%以上(见图5)。换言之,中国这种金融市场化改革导向与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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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日见清晰明朗。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模式”既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西方重市场调节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不同于西方重政府干预的“德日模式”,更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而是构建了一种市场和政府互补并重的治理模式。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模式”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即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开拓出不同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合作竞争新局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中国迄今为止仍坚持以国有银行为主导,从而使得中国金融体系仍具有一定相对独立性。这就是目前“中国模式”能够较好抵御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冲击,也能较好确保国内资本基本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的根本原因。

在整体经济运行方面,以生产性投资和生产率进步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积累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积累模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如前文所述,当前新自由主义积累,或通过在生产性领域对卷入新自由主义市场的劳工进行压榨来实现,或通过在金融领域借助金融杠杆效应进行金融劫掠来完成,或兼而有之。而对于中国的积累模式,就劳动市场而言,中国确有大量的劳工被卷入新自由主义市场,但更有大量的就业增长是依靠生产性投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进步;就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经济虽存在一定的金融化倾向,但当前中国金融资本主体仍是流向生产性领域。从表5可以看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不仅远高于其他经济体,而且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唯一的一个生产性投资保持增长的国家。

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就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模式对世界发展的意义而言,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发展银行”等,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扩张更是截然对立的。由中国所推动的这种全球治理,指向的都是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帮助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扩张的掠夺,倡导的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全面超越。

当然,“中国模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完全的免疫力。“投资自由化”已使中国的个别经济领域面临被国外垄断资本控制的风险。在金融领域,受金融全球扩张影响,中国也已呈现出金融化趋向。更为明显的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提高,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得以强化,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2008年曾高达0.491,此后虽有所下降,但在其后最低年份的2015年仍为0.462,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而在宏观经济层面,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除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外,即从原来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可否认,也是受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所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的结果。因此,如何积极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以避免遭受新自由主义负面冲击,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五、结  语

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趋势。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全球系统性运作的主逻辑,在此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当代垄断资本的积累方式。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即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突破西方经济学界各种理论的围剿而居于主流地位,不仅因为该理论迎合了西方主流学界的价值观取向,更重要的是因为该理论反映了当代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也正是由垄断资本的全球逐利需求所驱使。资本主义发展各时期垄断资本扩张背后所反映出的新自由主义运作,就是新自由主义作为垄断资本扩张工具本质的最好印证。

透过垄断资本的逐利特性,还可以洞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即新自由主义只服从于垄断资本逐利所需的“个体理性”,而罔顾资本主义良性运行所需的“社会理性”。正是这两种“理性”的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从而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保持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体现了“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然而也需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运作的这种强制性冲击。因此,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只有对新自由主义作深刻反思,才能认清其本质,从而避免遭受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冲击,也唯有如此,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正确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2]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4]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5]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6]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7]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8]高梁:《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改革观——论“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国企》2014年第11期。

【黎贵才(1968-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长春  130117);卢荻(196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赵峰(198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调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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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理性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反思——兼论中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