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超越马克思——为人类、世界、时代提供中国、东方智慧与方案(一)

苏联复辟成俄罗斯,亡党亡国,改旗易帜,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伟大预言何等正确,何等英明。毛泽东似的主人公社会建构,从《鞍钢宪法》到《五七指示》,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五一六通知》,整个地显示出一种全面彻底的政治哲学体系建构。

【本文是作者谭伟东对察网独家投稿】

谭伟东:超越马克思——为人类、世界、时代提供中国、东方智慧与方案(一)

青年马克思在17岁时就发下宏愿,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而不是做一个谋利自营、曲学阿世的聪明绝顶的庸人与俗才。他真正是不被任何重负所压倒,沿着崎岖陡峭的小路上攀登,一直达到了时代之科学的光辉顶点。他以无私的胸怀,战天斗地,批判一切,怀疑一切,为着伟大与先进的阶级,为全人类而工作而奋斗,并因此而有了无数的敌人,但却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这个讲话,对马克思的评断极其精要。它表明马克思作为领袖、导师,在其革命家、思想家、学问家的伟大生涯中,人格道德几近圣人与完人,他的全部所思所想所做,绝不出于任何个人、小团体,或者阶级的狭隘私利,而是以大公无私的人类与天下之情怀与胸襟,来把握世界,并进而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却是用以改造世界,而这却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简单化的道德宣泄与伦理指责,更没有任何层面上的私利或者私人之间的恩怨纠纷与情感对立。

超越马克思?对右派们而言总最好是对其绝对地加以抛弃与埋葬,大叫者若张五常类,宣称他在马克思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但他到处宣扬了几十年,却惊人而无可奈何地发现,马克思学说不但深入到了西方学理与意识之中,而且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又正阔步走进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右派们的自以为是,更浅薄无知,还在做着抛弃马克思的黄粱美梦呢!马克思依然成为上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下至笛卡儿、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甚至包括《荷马史诗》作者等西方文明源头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与现代化鼻祖们所创造的一切的一个伟大的起乘转合。

那么左派朋友对此又会作何反应?他们可能会从另一角度,先入为主地认定笔者可能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曲学阿世之徒。真正的左派,无疑必定会是马列毛主义者,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三大圣雄的忠实信徒和伟大的斗士。尽管他们相应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三者间的一体性和关系,但在本质上,却是以继承为主轴的。这种立场与洞识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无论从学统或者道统来说,还是从体系、学识、智慧方面来看,超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些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才,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军事家,这几位凤毛麟角的集大成似的天才,一般说来,主观和客观条件,历史与时代条件,都是不具备的,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里的超越,指的又是什么呢?仅仅是指就时代、当下而言,面对人类之焦虑与困境之下的政策走向,和相应的如何破局之机制设计而已。而若意图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真理论,从诸多学科集群与人类知识系谱角度,完成马列毛集成的超越,则绝非此小小论文所能寄望,即使是任何一部大部头,也恐怕是难以撼动和能望其项背的。

一、全员股份制:俱乐部经济与全民社会市场经济

南京财经大学的何干强教授的针对吴xx、高xx、杨xx的三篇批判雄文,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作与力作。倘若新中国踩上他们所布下的陷阱,则就不是一般性的国退民进了,而会是国无民全(公有制、国有制完全丧失,彻底的私有化),进而彻底丧失国体国本,由经济基础之变,而必然走向改旗易帜,最终变成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了。然而,一般性批判、辩诬证明,似乎已经难以解决当下的问题与困境了。而必须找到一种机制,以便现实可用的机制设计上形成可操作的建构性方案。本文试图进行这样一种尝试性的理论和政策上的某种突破。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基本理论规定是马克思始终以所有制为本,而把产权系、财产关系等视作为其法律关系的体现。换言之,马克思尽管在波恩大学所学专业是法学,但他却自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宗教、政治批判体系,并最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下,完成了庞大的包含着他自己的大逻辑、大历史、大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著述,和政治经济学学理与体系的系统建构。而在整个的学术活动中,他始终把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或者经济基础,作为其最根本的把握对象和展开逻辑体系,而与此同时将法律、宗教、艺术、国家政权等等,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来对待和把握。而至于在他眼中的法律关系所赋予的财产制式,或者产权等形态,马克思则多半对其并不大在意。这一点既同马克思时代,产权结构尚未如同当下演化的如此纷繁复杂有关,又同马克思在其它方面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的技术细节式辩证学术探索和理论活动不大一样。

单从具体深入的所有制关系与机制设计看,马克思至少涉及到国有制经济,即生产资料和银行金融系统的全民所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其明确说过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形式。对合作社、合伙资本制,马克思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这种系统研究还包括信用和股份制。马克思思境与语境中,从资本集聚到资本集中,股份制形式的出现,已经包含着社会资本和资本社会化了。同亚当·斯密和小穆勒不同,马克思并没有看轻股份制,不像斯密那样,认为董事、经理、主管们,在股份制下,打理他人资财不会像打理自己的那样尽心尽力。也不像小穆勒那样,认定股份制下的人士,通常多业、多角色,他们精力分散,不会专心并专力于公司经营。马克思经济认为,资本家利用社会资本谋取资本收益最大化,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同社会各阶级阶级利益,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冲突。

换言之,股份公司尤其合作社性质的,在马克思的学理与语境中,由于其社会化性质,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与性质的。而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意思,决不若某些人们所解读的那样是要重建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的两个决裂,和概括成一句话的消灭私有制,在论证过程中讲得非常清楚明白,个体劳动,亦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前,即大规模的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期历史时期的小私有制,不需要共产党人加以消灭,早已经被资本主义消灭了。

当然,关于上述的马克思对股份制与合作社的关注,以及更重要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没收资本主义私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公有制,无论在理论上,今日实践上,以及各国经验和道路上,还是存在着很多具体问题的。斯大林模式,同列宁新经济政策有所不同,也不同于布哈林的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大一统。更有别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而南斯拉夫、匈牙利时的社会市场经济,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有着极为相像之处。当然,它们之间所有制与产权结构上,还是有相当不同的。波兰同苏联模式也不一样。新中国的模式,指令性、指导性、市场调节三重调节,采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赎买的政策,而非暴力剥夺剥夺者方式,中央、地方、企业,国家、集体、个人三个积极性、三个主体,至于其具体的形式与组织,就更加灵活多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指出:

【“粗陋的共产主义要求扬弃私有财产。这是简单否定私有财产,以及否定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否定人的本质的全面性。要求扬弃政治异化、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理论,虽然有所进步,但却不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结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注生产经营与管理交易)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并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要改变能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87页)”。】

混合经济与趋同论,曾经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体系中的主题与基调之一。而08年版的耶鲁大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艾德豪斯加盟主编后,则删除这一部分,放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比。从学理与体系上,等于走上了历史的终结和《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之上。这是一种巨大的理论短视,是科学向当下政治的可耻投降。显示出经济学,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般地成为神学的婢女的进一步降级,堕落为权力和政治的奴隶,完全丧失了昔日的社会科学皇后的自信。

西方经济学,自从测度与质量问题后,不对称信息引致出来的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就成了经济学理变迁的主旋律。而整个经济学神话体系,则是经济人理性主体与作用机制,厂商与消费者双重对偶最大-最小,直接-间见效用理论,局部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最优境界,外部性、垄断、公共品加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工业组织博弈,第一第二福利定理的优美体系论证,凡此种种。马歇尔-汉森需求定理,凯恩斯经济学,甚至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统统被纳入到卢卡斯所开创的理性预期学派,萨伊定律不是简单地被复活了,而是作为更高层的的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理性经济人式价值驱动机制,信息-决策-驱动三位一体,加上私有产权,官僚政治与利益集团意图,后立宪一致同意的所谓布坎南理性政治人的大肆扩张,加里·贝克尔经济学的理性婚姻人,把包括凡勃伦、庇古、加尔布雷斯、凯恩斯的批评,统统视为大不敬,而勾勒起来一个比马歇尔、维塞尔,甚至门格尔、杰文斯、庞巴维克,都更加倒退,仅仅围绕着绝对简化,单线条的米赛斯、哈耶克、波普尔们的,比孔德实证主义更倒退,比培根归纳法更倒退的西方经济学的神话。

零八年全球经济金融海啸,本应成为远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大萧条、大恐慌,更巨大的地震与冲击,然而,由于“逆风飞扬”和保尔森救市,后期中国大规模四万亿加十万多亿刺激,美国联邦储备扭曲操作大约四万亿美元左右的进一步大规模刺激,和欧洲的以欧元的全方位救市与纾困方案,结果必然导致非理性繁荣后,泡沫经济大破灭后,既无结构调整,也没有巨幅经济危机,而是无痛苦又无调整,变相的非理性繁荣的进一步持续和结构经济更加地恶化。

从国内外过去战后几十年历史经验来看,甚至包括十月革命以降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看,并把马克思曾写下的《法兰西内战》经典文献整理出的巴黎公社经验等统统考虑在内,可以得出下述的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货币化、商业网络、价值规律和法则,并不会简单地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既然社会主义原则是公有制基础,那么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的这些方面,无论是作为秩序经济还是过程经济,作为秩序政策还是过程政策的调节、作用领域的方式,都不但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会发挥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的重大让步,是“退一步,进两步似”的列宁战-策略方式。中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在特殊的乘胜前进的历史变动之下所展开的中国方式,其创造了很多伟大的成功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把政治、军事、社会对抗降到最低,极大地化解了阶级斗争与冲突的社会代价,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工业化大推进、现代化的基本物质基础与前提打造,这其中包括所有的“改开”时代的几大红利的提供获得。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企业经营组织形式,物质流程方式,社会资源配置与激励,信息经济功效,包括科研、储备与发明,创新转化经济效益,在产值产量单纯追逐化下,在花色品种,或者产品与服务市场供求丰富性上,都暴露出一定的甚至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在整个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体系主体和基本框架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之下,作为元发上的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同国际网络的接口、接合部、接合点,尤其是整个经济进行系统对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不可能,也无法完全计划经济整合,由在技术与物质手段体系依然落后,并且经济系统核算在效率、组织、管理上,以及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可借鉴条件下,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让步与牺牲。

这种状况与方式有些类同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之政治经济纲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联合阶级阵线与共同纲领。这是最低纲领论的进一步应用和展开。

二、主人公社会:信息、决策、驱动全域,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

所有制问题曾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普遍认定为最基本的问题。然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刚刚完成后,国内外历史风云变幻和社会组织问题演化,很快就催生出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者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公开发表。后者一经发表,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当毛泽东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刚刚有些门道了,有些不同于苏联的经验,开始有些像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有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的集体学习,另一方面中国大跃进的现实艰难探索与苦头,使得这样的尝试又有了巨大的阴影。

巴黎公社原则是粗线条的,过于简单的,而且公社无论作为国家政权、营运社会和国家经营管理,都是大体上说是失败了的。简单地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卓有成效的检验。苏联模式,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厂长负责制,专家权威和精英路线及其特权式社会照顾,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问题。这实质上成了勃列日涅夫式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演变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土壤。

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毛周朱等领袖集团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之下,更在毛泽东的严厉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风格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停顿的冲击,和正反典型示范之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老爷的情况,远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来得要好得多,但毛泽东还是很快发觉到了,在所有制变更之后,管理问题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工农兵或日人民大众、劳动人民的工作权、休息权、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工厂企业与机关的权力,成为突出尖锐而重要的问题。而社会成本、交易成本、福利社会成本,由于共和国的比较年轻,尚未成为当时主要问题。单位所有制与组织头目家长制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和显示出来。

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其一种分而治之的异化的存在,即市民社会与国家,公民生活的经济作业与政治行为的分离。马克斯·韦伯循着康德的主体性独立,合理性的分离,亦即所谓真-善-美各自的分治、独立发展,和专业化、官僚化,即所谓的他的价值理性、目的理性、手段理性的独立与分治,造出了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又在逻辑自恰与精神结构上倍感不足,于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试图建构起一种新的综合,但由于“新颖”的非历史性非真实的几乎完全臆造性,自然也就不会成功。就如同黑格尔硬性用他强制性的思维泡制出来的绝对精神辩证法,要硬性地解决康德的二律背反,就不断地以正题-反题-合题逻辑三段论的思想和精神运动上的辩证法,和自然人神的主观性的调和论,来掩盖客观现实矛盾。由于矛盾本身的内在性与必然性,他强制性的调和起来的东西,自然会在后黑格尔的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手中,重新分裂开来。

旧社会里的权力建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阶级斗争与社会矛盾,压迫与被压迫,甚至新型剥削关系存在,对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异常敏锐的,而斯大林却有些天真。但斯大林晚年,他自觉地纠正了其中年的错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异化性的,同政治社会是脱离的。这同古代社会与中世纪的都是不同的。其更由于在商品经济里和货币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而迂回地掩盖起来。这种社会存在,是违反人的类本质的。马克思尽管不全同意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但他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和综合自由发展,做为人的类本类来看。因此,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仅仅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而且要同时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秩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摆脱旧有的奴隶般服从社会分工,使人自由而充分地全面发展。

毛泽东说他的心同鲁迅是相通的,实则从灵魂意志与精神与风格上,他不但同马克思是相通的,而且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而就战-策略、组织统帅行为,甚至于论文理论风格而言,他更像是列宁。这样,毛泽东由于社会主义的近三十年的实践,更在其红色根据地就已经开启了,从31年红色首都瑞金算起,长达48年的实践,毛泽东主人公社会思想与社会建构,就更加地系统与完备:

(1)人民主权、人民主体、人民万岁的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全心全意是党政军所有国家机构、权力的唯一的宗旨;(2)人民管理国家,而且要从人民中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3)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大众知识化,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现;(4)共同富裕,共同管理,民可废君,汤武革命,军民鱼水情,领导者离不开人民,而非相反;(5)宪法赋予人民神圣的权利,“天下者所有人的天下”,国家者人民的国家,人民有信仰、出版自由的权利,人民有上访权,投控权,直至罢免和推翻权;(6)党的领导,政权、军权等权力,都必须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倘若官老爷横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人民有权造反,造反有理,革命有理;(7)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8)社会主义时期,联合阵线时期,主要是防止右的问题,正如白色恐怖时期,大革命时期,主要是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左倾盲动主义;(9)“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和运动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否则,根深蒂固,官官相护,冰冻三尺,则政治固化很难得到解决;(10)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存在,而且同时必须是经济活动主体、社会存在主体、社会统治与管理主体,这不仅仅需要巴黎公社那样的一般选举制、工薪制,而且需要包括各种大民主形式在内的所有的政治制度与机制,需要协商民主、公域民主和舆论/监督民主,尤其更重要的是直理、直管民主,而非代议制式的民主。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缩小差别,消灭等级,废除世袭,打破终身制,形成开放,良序制度;(11)人人需要改造,人人必须改造,“学到老活到老改造到老”;(12)人民主权、人民主体、人民本体,须以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为历史现实范式作为动态的不断革新的社会载体。

西方社会与世界,单单凭借信息、决策、驱动三大机制,力图缓和阶级对抗与冲突,提高效率,降低社会焦虑感,解决公民社会丧失精神家园,处于高度异化状态问题,这只是一种权益之机和变通手段。

苏联复辟成俄罗斯,亡党亡国,改旗易帜,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伟大预言何等正确,何等英明。毛泽东似的主人公社会建构,从《鞍钢宪法》到《五七指示》,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五一六通知》,整个地显示出一种全面彻底的政治哲学体系建构。

【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赞同、支持、鼓励!」

察网 CWZG.CN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原标题:超越马克思:为人类、世界、时代提供中国、东方智慧与方案(一)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2002/550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