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 | “超越马克思”:为人类、世界、时代提供中国、东方智慧与方案(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共产主义同古典古代中国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是殖民帝国主义似的。不具有道义制高点,也没有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理性与可持续性。

【本文为作者谭伟东向察网独家投稿】

谭伟东 | “超越马克思”:为人类、世界、时代提供中国、东方智慧与方案(二)

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困惑和世界性挑战

不是单纯的所谓市场经济,而是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趋同论和“华盛顿共识”下的混合经济,而是这里定义下的集成混合经济;不是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四化合一,由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资本至上的市场经济,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尽可能利用国际环境与资源,加速发展秩序性的社会市场经济。就连德国的艾哈德,都毕生推崇奥肯的社会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架构和运行体制呢?!这样的集成混合经济要旨是要在效率和人的尊严之间,寻求某种最大的平衡,并且把秩序政策看得高于过程政策。也就是要以合宜的价值规范,即以马科斯˙韦伯所谓的价值理性,来引导并原则性地形成和建构运作有效的秩序原则,进而在秩序原则与政策之下,来调控诸如价格、分配、经营、管理等具体经济中必然涉及到的过程原则与过程政策。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者,却连相对成型、稳定、发达的北欧模式,或者说瑞典模式、西德模式,或奥地利模式、弗莱堡学派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学派模式、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模式,哪怕仅仅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政策,都统统不予以接纳,非要以奥地利学派的极度变形体,芝加哥学派作为唯一大政蓝本,竟然意欲打造一介连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自由放任经济都不如,而是一种以垄断寡头资本之为所欲为,以市场完全有效,经济行为者不但完全信息,而且合理预期之完美彻底的市场经济,作为终极的历史唯一路经和评定标尺。

这种根本不切实际,并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所谓经济学,已经彻底地暴露于世人面前,甚至都遭到了原以萨伊定律为根基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仿佛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其思想遗患和恶劣影响,却远为退出历史舞台。在如此学理道统之下,不断地再现于社会历史经纬之中,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境遇,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设计,就变成了一介极为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同时必然成为理论需要极大耐心加以整理的巨复杂工程。

当今整个的世界市场体系是资本主义式的,尤其是以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混合体系。这个体系历经威廉˙佩蒂时代的和更早期的血腥资本原始积累与重商主义历史阶段,渡过了魁奈、斯密时代的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重农主义历史时代,还经历过古典自由主义的,分别以拿破仑、华盛顿、杰弗逊等人物,并可以以马克思、恩格斯加以命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更历经了(1)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无产的革命历史时代,(2)后马列毛的晚期资本主义与冷战历史时期,(3)里根-撒切尔夫人开启的,叠加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进一步变形的非理性繁荣或者所谓癫狂历史时代。

如此说来,两大阵营会采取什么方式呢?但言改革开放方面就错综复杂。西方原本开始实行的是封锁、绞杀、掠夺战略和政策,后来两个阵营对峙,冷战开始时期此略为主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而后是渗透式融合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即所谓的接触战略。这就从战略齿轮咬合战略、颜色革命战略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白宫、国会山庄,对此已经耐烦了,不干了。要彻底地重新洗牌。

那么中国式的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和平与发展,共享经济等等战-策略,会解决美国为首的西方由对世纪陷阱的焦虑感而产生的一系列歇斯底里吗?会帮助中国渡过所谓的“七十年大限”(事实上已经不单平安度过了,而且正在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能使得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迈进所谓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吗?既使完成了双百目标,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政体,共产主义的前景有根本保障吗?美国现在不但要打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且要打掉中国“国有制”,连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都不想要了。走向高科技发达国家,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中国人的欧美国富裕生活方式与水平,这一切统统是美国及其西方不予接纳的。

怎么办呢?所谓“华盛顿共识”式投降无出路,贸易战打下去两败俱伤,虽然中国不怕,但具体操作时仍然会有诸多困惑和担心,而其根本缘由并不是没有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国家意志。但问题是仅凭国家意志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行的经济体系,对外依存度依旧还是太高,相应的能源、金融、资产、财富安全都不但有问题,甚至一些短板方面更有些“危在旦夕”的潜在巨大风险。

那么,具体出路中的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呢?这里提供下述运作方式中悖论存在:第一接口处应是什么样的国际化的运作机制;第二本国内部经济体系市场化、货币化、商务化的程度各异,不但效率和公平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社会成本、交易成本,这两个最大砣,是以影子,甚至无形态而存在的。它们既得不到市场价值的合理补偿,也成为企业推给国家与社会的沉重负担;第三至于走出去的部分和方式,涉及到经济反腐,长时期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第四整个社会的去政治化,所谓“不问姓社姓资”的资本主义趋同论,伦理、政治、文化和社会以至于经济,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统一起来。

更深入一点的现实问题也摆在这里:由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存在的几大困境:一徐才厚、郝伯雄式的人物,会前赴后继,完全不是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就可以拯救一大批,保证二十年的以往态势;二转型后社会主义国家,基尼系数直追欧美,社会财富不均形势堪同式西方;三国有企业,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就业态势上不见好转。当然在资产分割上,中国当下出现了新兆头,但据称是市场行为。

理论和实践上,打造“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吗?按资分配已经比按劳分配占压倒性优势。国家精神纲纪,伦理德行,以金钱、金权为准绳,厚黑学已经蔓延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所有历代王朝的七/八十年盛世,而后剧烈的倒退与下滑,土地与财产大规模地被兼并,门生故旧,乡党同行,外戚官宦,秘书党群,如此等等,形成周期律:开国是开天辟地,励精图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做江山而后几十年往往就会积重难返,盘根错节,焦头烂额,病入膏肓而进入亡国之君之途,如何跳出这样近乎于诅咒式的历史周期律呢?

进一步更深入具体的技术层面问题,除了核心技术与产业问题外,还有下述各类悖论,各类新旧定律与法则问题:即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主权货币-世界货币问题,股市资本大幅度起伏跌宕的牛-熊交替问题,反向的被剪羊毛问题等等。这些悖论似乎理论、模型、路线图上,均无实际可应对的解决方案。

整个世界博弈,又都似乎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和依赖于对手出错机会上,看不出有一套完整的令人信服的宏大学理与理论,可靠坚实的中观学理与学说,行之有效的微观学说与理论。

四、大同世界:圣人之世/至德之世/玄德之世:区域与世界一体化

天下政治不同于主权政治和西方地缘政治与军事理论体系下的国际关系。中国经济传统是以文化圈、文明示范方式,并借助于经济中心反馈(馈送)边缘区域,也就是以名义上的朝贡系统,来主导和影响世界体系和完成国际经贸往来。“华夷之辨”,只是在蒙受外敌入侵才会用,而绝大多数情形下则是采取安抚、怀柔、绥远类政策,至少是以它们为核心政策,从而和平和怀柔政策一直占主导地位。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以及像以解忧公主、昭君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为代表的成功的合亲政策,在华夏国际与国家民族关系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崛起,当然不同于匈奴、羌笛、鲜卑、蛮蒙、女真等等,也不同于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冲击。西方文明当然与印度、埃及文明等,甚至西方近现代文明自身的历史源头上的罗马与希腊古典西方文明也大为不同。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套用夏-商-周时的巨变,的确堪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仅仅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算是看对了些苗头。

从《荷马史诗》到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勒斯,以及阿基米德,甚至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他们所关注的都是大力神,认清自然世界的本原。苏格拉底以辩证法和人文至善至美至真关怀,开启了西方学说、学理的历史性大转变,和真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新探寻。柏拉图进一步综合了西方先贤,首创《理想国》、《法律篇》等,这大体上应视为西方政治哲学之源头。哲学王治理国家,公正系柏拉图理想国的最优境界。他在早年所写的《理想国》中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分别是贵族政体(aristocracy或王制 kingship)、斯巴达-克里特政体(timocracy,或译作勋阀政体或权门政体)、寡头政体(oligarchy)、平民政体(democracy)、僭主政体(tyranny)。五种政体循环更替。贵族政体由于对生育的无知,导致人口素质下降,私有财产和家庭产生,自由人变成奴隶,从而退化为勋阀政体;勋阀政体对战绩、荣誉和金钱的迷恋,导致少数人聚敛大量财富,从而退化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以财产决定地位,导致穷人对富人的憎恨,从而平民政体取代寡头政体;由于平民政体过度崇尚自由,导致秩序丧失,道德沦丧,使得有了极权政治产生的土壤,从而僭主政体取代了平民政体;僭主政体完全凭僭主的意志行事,极权的专制走到尽头又使贵族政体有了产生的可能。

柏拉图既不推崇民主政体,也厌恶寡头专政,其心目中的理想国,更像斯巴达而非他的母国雅典。在波普尔的眼中,柏拉图才是集权主义、共产主义的西方原点。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对其进行了鞭尸性的批判。其对黑格尔同样如此,而事实上,从学养与思境(思维高度)上,波普尔事实上误读了,甚至根本就没有读懂人家。是他本人,以相对狭隘的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意识形态紧箍咒和有色眼镜,曲解了前贤,以歪曲的历史和思想史,制造了学术冤案,造成了学棍党阀打手式的恶劣影响。也就葬送了他开创的已有一些启发和参考价值的可证伪原则。他像痛恨迷信一样,厌恶伪科学,然而,他像他的门徒,拉卡托斯一样,在对待他们意识形态上所排斥的学说、主义,或者体系与真理上,他们自己恰恰成为伪科学家的典型。

自亚当˙斯密以降到李嘉图到达到高峰,并一直延续延续到设置经济学诺贝尔奖时期(1968年)至今,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的皇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后,声望卓著,被聘为海关委员会委员,年薪六百英镑。这是当年相当高的年收入。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乡村豪华别墅才仅仅六十英镑就可购得。李嘉图是证券交易商。二十五岁就积累了数百万英镑巨资。他成为国会议员,社会影响力极大。凯恩斯的声望,无论从对学术界影响,还是政界影响来看,都不亚于其老师们,英国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其鼻祖应是马歇尔,或者是牛津大学的西尼尔。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社会规制、社会经济发展所共识的最优境界,自瓦尔拉斯-阿罗-德布勒的一般均衡理论问世后,变成了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一致和统一体的所谓均衡最优神话。这个神话,从微观的理性经济人,消费者至上,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双重对偶最大化话语体系下的最大最小化之利润-成本,效益/效用支出两大神话一起,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的最优境界。其它的“大道定理”、平滑消费、跨代际理性模型、动态均衡回归、外部性问题,产权与法治以及官僚政治等等,都是作为前置性给定制度约束,对偏离所谓基本理论的必要修正而提出和补充的。垄断竞争理论、委托代理模型等等,也是如此。博弈论,无论是颤抖手均衡、序贯均衡、完美贝叶斯陈精炼均衡,还是进化稳定,都是纳什均衡的推广,都是服务于上述的说明与补充。

当然,在几乎所有学科,在包括伦理学、哲学、(宗教)神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等的领域,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理论,对主流经济学、法学、科学哲学的挑战是系统性的,开创性的,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无论东西方,甚至整个全世界,都被学界和媒体所消解了,从而在集体记忆中给尘封和淹没掉了。

富勒和哈特关于法律的四年多大论战,同奥斯卡兰格同米塞斯、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大论战一样,其学术层级与思想价值,远远高于剑桥之间的大论战。以理性主义为根基,本质上基于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与法制基础上的西方学理,其精神系统、知识学业(科)、价值与精神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甚至在人格、信仰行为以及心理与意识上,都遭遇到了崩溃式的冲击与挑战。回归马克思,回避古典,成为一种学术与思想界的伟大诉求。但成建制地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的学理、主义之学术叙事与话语体系,都还尚未出现。

而马列主义,尽管诞生于西方,但它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同东方古典,同中华经典,却有着极大的学理同构性,话语体系相合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同与小康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社会历史实践上,非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的经典差异。

中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不但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母题,形成圣人英雄、大人君子或者大丈夫系列的世界文明高峰界定和伟大范例,而且它们还具有考古与史料的双重支持,并在精神价值上,造成中华文明始终不渝地追求着“仁义礼智信”式集体无意识与社会公德伦道,并将其上升到大道天理,若河图-洛书的天启般那样自然而神圣,将其变成了道德自然的神圣不可撼动的自然主义的人文伦理。

中华古典的最高-最优境界是至德之世,或者玄德之世,那是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阴阳交流互动,协和均衡发展,“天道无私”并“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以德保民”,敬德尚贤尚同的“天下为公”,而非天下为家。

因此,中国式的兼爱、非攻、非乐、尚贤、尚同,不是功利主义似的,不是仅仅营造富足和保证安全仅仅为自己国家和地区,不是基督教化下的爱人如己之热爱邻居,而是在共有同在的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理道下,达到齐生死共自然的最高理想境界。

中朝、中巴、中亚、中非、中俄、中国与美洲,如此众多的关系,处处显示出中国天下政治的古典魅力与活力。李约瑟之谜、郑和下西洋之谜、“唐宋之变”工业化之谜,随着本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到来,中华政治复兴,正逐步被中华天下政治之无敌魅力所自然解开。

中国历史上就是不同于罗马式的世界帝国。中国也不是西欧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的分封制度后的王朝公国。尧舜禹之前,约有六几千年左右,中国开国的伏羲国,其年号为“罗奉”,国号为“羲”,从那时起她就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超过邦联,具有联邦色彩的中央王朝,但整个经济性质,还是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或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共产主义,或者原始部落联盟共产主义性质。汉民族和泛汉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从版图到文化,从祖先道理说,从史实到神话,从传说到历史等等,都具有一种远远超出其它文化/文明圈、文明带、文明国的大融合式的大熔炉、大和平、大统一的社会和国家建构取向。

中华文明圈、文化圈所示范传递的是惩恶扬善的价值和信仰,加上中心反馈,边缘受益似的朝贡互市方式,形成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朝代往复与认知。与此同时,在东亚、西亚、中亚,在周边与世界,又形成了天朝王国,富有四海,一统江山的外向魅力,大汉-盛唐-文宋-强元一直到大明清,甚至秦半两与蒙大元时代,中国对外影响力都是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共产主义同古典古代中国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是殖民帝国主义似的。不具有道义制高点,也没有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理性与可持续性。

【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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