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新制度主义批判

对工艺学实施真正意义的社会拟制的资产阶级学派是新制度学派。新古典虚构表面上的统一,但于形式化方面对研究对象运动的过多强调,也即彰显实体的诡秘性,使人甚至难以觉察到它的存在。这引发“黑箱”的讥讽和热议。在试图挽救新古典危局,使其死而不朽,濒临崩溃而不倒和久涉困境而不衰,从而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方面,科斯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于是在一开始,这种现象学路径的科学就坚持:自然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人文科学的研究,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全盘仿照自然科学来研究精神科学,必然陷入“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谬误中,故此,研究市场过程尚要受到解释学格调的方法启发,需要一种足以推翻正统形式主义的精神方法。

【本文为作者许光伟向察网的投稿】

许光伟:新制度主义批判

此物最相思——题引

【阅读提示】此为《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第十章,——首版(2014)该章附有一个副标题“康德主义路线之二·破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在商品和资本之间挖了一条壕沟,曰“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似乎能够切断商品和资本之间的制度性联系;所谓:“现代在金钱上的自主,以及契约的自由和不可侵犯,其关键所在、一切依它而变动的,是货币价值。因此有一个假定,成为一切金钱上的契约的基础的,是货币价值单位的稳定不变。契约的不可侵犯性需要有这样一个假定。这已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一切商业交易的出发点。在契约的订立与实施中,货币的稳定不变是在法律上、习俗上的一个基本要点。资本以及契约在这个条件上成立的,控制着工业的那些企业家们的规划,是依靠在货币单位上作为其一切商业行为的确定为依据的。”(《企业论》P54)殊不知,企业恰好是生产过程中建立的财产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凯恩斯主义不幸地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作为“市场国家”或“计划国家”的信条,即国家仅仅做短期调解人。1.0版的教科书从“捍卫市场”起步,但迫于“理性布局”的失败,“仿事格”制名法(无道伪器)已然失效。2.0版的教科书必须尽快粉墨登场,从“捍卫市场”到“捍卫私有制”,过,不及,犹者也。企业论,然则是一剂新的强心剂,因为它有效针对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所企望的是财产权的消灭,不是财产权的重新分配”(《企业论》P219)而可向无产阶级澄清这样的妙不可言的改良立场:“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所有的财物,而是在于职业;不是相对的富力而是相对的工作。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习惯的问题,工作从而形成思想习惯。社会主义在他们解释这个区别时说,区别是跟思想习惯有关的;而构成思想习惯的乃是生活习惯,并不是蓄积的财物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若干经济阶级仇恨心的形成中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扩展的原因,似乎并不恰当。”(《企业论》P224-225)
(本文转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P237-261)

楔子

(一)

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张五常:《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

(二)

马克思……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三)

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很广泛,因为在一人世界中不可能有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这些行业都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存在,而这些行业的收入都是交易费用。今天的中国香港,60%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在另一个极端,说交易费用高不可攀,也解释不到多少行为。今天的社会不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交易费用高不可攀,我们就坐以待毙。要解释世事,交易费用必定要在零与无限之间。想当年,我们是从零或无限这两个极端问起的。当时觉得大有所获,但后来愈想愈觉得所获甚少。不要关心零与无限,而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排列高低。这是个革命性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世事知得多了。(张五常:《经济解释》)

(四)

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像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保存它<什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五)

经济学家本身也已经对此提出了类似批评(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F.H.奈特,更晚近以来,则有他的学生J.M.布坎南)。哈耶克在这方面的批评声音其实尤其高。在写于1940年代的《科学的反革命》中,哈耶克对他所说的“物理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发起了全面的批评,认为它们影响了经济学,以致经济学“卑躬屈膝地模仿”“物理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哈耶克主张的实际是,经济学应当全面实现“诠释学或解释学的转向”(interpretive or hermeneutical turn),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些词(因为当时并没有这两个词)。认识到欧洲大陆哲学发展的奈特,在1940年发表的《经济学的“真理是什么”》一文中则指出,经济学需要将自身转变为“一种诠释学的研究”。遵循哈耶克等人所开辟的研究理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并且越来越公开地——将现象学(尤其是解释学)视为适合于其所研究科学之科学哲学。(G.B.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

(六)

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但是,够了,足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七)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马克思:《1843年9月致阿尔诺德·卢格》)

真实的科斯

对工艺学实施真正意义的社会拟制的资产阶级学派是新制度学派。新古典虚构表面上的统一,但于形式化方面对研究对象运动的过多强调,也即彰显实体的诡秘性,使人甚至难以觉察到它的存在。这引发“黑箱”的讥讽和热议。在试图挽救新古典危局,使其死而不朽,濒临崩溃而不倒和久涉困境而不衰,从而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方面,科斯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于是在一开始,这种现象学路径的科学就坚持:自然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人文科学的研究,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全盘仿照自然科学来研究精神科学,必然陷入“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谬误中,故此,研究市场过程尚要受到解释学格调的方法启发,需要一种足以推翻正统形式主义的精神方法。

(一)

“经济理论一直备受不能清晰说明其假设而苦恼。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但是,为了防止由于缺乏对理论所依赖的假设的了解而产生误解和不必要争论,也鉴于正确判断在相互冲突的假设集间进行选择上对经济学本身拥有的重要性,这种考察是必不可少的。”科斯在这里引用了琼·罗宾逊夫人的话作为佐证:“对于经济学假设,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它们可操作吗?它们与现实世界一致吗?更经常的情况是,一类假设是操作的,另一类假设则是现实性的。”于是,科斯许诺一种现实的假设:“假设可能既是可操作的,同时也是现实性的。”【注: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 386.】

自足性现象(科学)造就虚假意义的社会工艺学。其统一物理知识与社会知识,试图使建立起来的对象不止有认识形式,同时还具有现象形式,仿佛是存在本身。其宣告一种新的“本体论类型”;“它的本体论只考虑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这样,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自然的所有独立的本体论问题都作为不相干的问题消失了。”它在这里恰恰拒绝独立的自然本体论,拒绝历史世界对强加于它们身上的迷雾外衣的“反抗”和“追问”,根本“回避了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本体论”。所以实际上,“他的只以社会的人为中心的本体论绝不是一种真实的、广泛的、普遍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普遍被操作的社会状况进入本体论问题的升华。”【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29-441页】

新古典拟制存在为理性,却经不住理性的叩问。归根结底,“理论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因此亦如年轻的马克思早已谈到的,在科斯看来,“说到现实的生活……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那么,“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7-9页】

沿着揭示此在的人(市民或常人)的方向前进,新制度主义者就要排斥新古典主义,排除理性的在先性,为交换关系这一唯一社会存在者规定的出笼扫清障碍。毕竟揭示此在规定的是现象学,它也就不容许数学物理学的优先性。这样,新制度主义者为他们的新宗教(适合于常人的理性形态)找到了新主子;预设存在本身,而不是理性本性,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交给我们的新法子,是其理论阀门所在。

在认识规定上,存在者和存在的生产相互行动关联。但决不意味着作为认识生产规定的“存在”能够成为解释学戒条,构成对存在者的行动律令。事实恰恰相反,存在者总是构成解释和说明存在(规定)的“座架”;以存在者把握存在其实就是行动主义逻辑。生产只要连续地和反复地进行,就产生存在者:生产力是一个方面的内容,生产关系是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整体看,既然生产力只构成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那么,它的存在者也只也形成了一般性的理解基础;物质生产方式中引申出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认知,这是社会认识的可能的基础,例如对生产力而言,“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的劳动,并分解为劳动过程的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注:】

正是这种分析,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划分上如何对应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此,“现代的技术的本质在我们称之为‘座架’(enframing)的东西中显现出来。” 【注: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W. Lovitt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p. 23.】

根据这种理解基础,简言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拥有的;它们共同构筑存在者的一个大写规划:作为“存在者”的生产。这样,生产中的“座架”形成了辩证的联系:生产力在根本上决定着它的生产关系,换一种表达方式,生产关系亦就坐落在由它自己的要求所设定的生产力当中。这当然是在存在者规定上说的,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明一对极其重要的科学概念:按本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发展不过是意思相同的概念,它们指向同一个发展目标。

亦即是说,“马克思只承认的一种科学——即历史科学,它不仅涉及自然,同样也涉及人的世界……在这里,自然问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的说明。”因此,劳动也就是生产方式。“在宗教问题上马克思不满足于抽象思辨的人神关系,并以具体地、唯物主义地处理人的所有生活关系,特别是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的要求来同费尔巴哈纯粹的,虽然按照意图来说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对立。”【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41页】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就在这里,它要给唯心主义怪想来一个“脱毛”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对于黑格尔解决问题思路的一种创造性肯定:“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因为,既然康德的幽灵(物自体)下降为历史过程的现实活动,认识的矛盾也就不能通过黑格尔的幽灵(预设思想)来达到。而它们都是虚幻的:“‘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真正的矛盾规定显然从现实的历史生活——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开始。从而,它批判与根绝这种情形:“这种关于现存的经济界限是唯心主义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际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相反,应当无条件地承认:“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83页】

归根结底,“马克思把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中心问题,因此,无论在人自身那里还是在他的所有客体、关系、条件等等那里,都作为双重的规定表现出一种不可取消的自然基础和对这种自然基础的不断改造。”如此,我们才能够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处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41-642页】

(二)

以存在者的生产(规定)把握存在之生产,构成科学时代的一个确定性事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不自觉地遵循了这种规定:生产被看成物质生产(存在),也被看成物质存在方式(存在者),即“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页】

因此,存在者的整体历史构成理解的前提,形成对存在的实践化理解。例如,马克思这样说明:

(1)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15页】

(2)Arbeits-Process(劳动过程)。“process”这个词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过程,很久以前就成了全欧洲的科学用语。法语中最初是小心翼翼地以拉丁文形式——processus引进这个词的。后来它失去了学究的伪装,进入了化学、物理学等等的著作,也进入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著作。最后,它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法语。顺便指出,德国人同法国人一样,在日常用语中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66页】

(3)德语中,我们使用“PozeB”(proces)[“过程”]一词是针对经济发展而言,就像……说“化学过程”一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把这个词译成“phenomena”[“现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找不到另外的词,就……统统译成“movement”[“运动”]或别的什么同义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第623页】

科斯将人和人打交道的活动——交易既看成劳动,也看成交易,从而同时看成了“存在”和“存在者”。他的这种合一化的认识不是在社会领域内完成的,是在物质领域内完成的。可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些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合力,就是历史。”【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39-40页】

科斯从物象角度将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视为一回事,从而找到了斯密眼中的市民(交换关系的人格化)的坚实基础,做出如下新规定:通过让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自觉预期的目的)以自由创造他们的历史,人们的各种作用合力(交易或交互作用)也就构成了个人主义社会。

【注:科斯通过交易或交易费用来调节社会运动的做法甚至可以和李嘉图相媲美,并明显地工作模仿了他的抽象思维,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凝结的劳动”换成“活动的交易”。“例如李嘉图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393-394页)】

以交易产生交易的存在者,理性被物质化、行动化了,甚至被客观化了。造成一种错觉:这不过就是经济唯物主义。原来,经济学并不研究黑匣子中的资源配置运动,而在于把握其中的实在关系,即市民间的各种经济交易关系。仿佛劳动过程应该这样来定义才靠谱: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其次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以人为中介的物质交换过程,最后,必然又是人以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中介、调整和规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所以,劳动的核心的物象关系内容就是交易,人们之间发生的交易关系同时是各种“劳动形式”。

(三)

弄清楚以上那些内容,于是科斯对着物象关系发笑了,难道物化的物象关系的科学和人化的物象关系的科学不可以统一到这个基础上来吗?进一步,这不也就是说物象关系和物象本身在对象的层面上可以一统吗?说工艺学的出发点是生产,同说它是一堆物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分别呢,至少从现象上看是如此。所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仍旧是技术工艺学路线的,只有“新制度的结构”(制度结构和治理结构)才真正是社会工艺学路线的。

以预设者身份把握存在,又以存在工作把握存在者,构成“科斯的科学”。从而,他直接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致力于一项伟大工程建造:把生产关系的科学当成“社会生产力的科学”。通过这门社会工艺学,科斯教会我们如何观察现象,领会存在的生存艺术,形成工作语言,再用此种语言去全面把握“社会存在”,使之成为交易(活动)的各个具体的存在者。最后断论出:此在,究其根由,是因为它作为现实的存在之人格化。这全部的工作不过是由生产制度的研究慢慢由治理结构的研究扩张,而自诩以实践姿态朝着真理推进。

诚如康德的告诫:“由于单独地、甚至超出经验的界限利用这些纯粹的知性知识和原理是非常诱人和引人入胜的,而经验又是唯一能够向我们提供那些纯粹的知性概念能够运用材料(客体)的,所以知性就陷入了一种危险……既然它原本应当只是一部对经验性应用做出评判的法规,所以,如果人们使它被视为一种普遍的和无限制的应用的工具论,并仅仅凭借纯粹知性就敢于对一般对象综合地做出判断、断定和裁决,它就被误用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知性的应用就会是辩证的了。”【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82-83页】

科斯亦能强烈认识到:

一旦我们从零交易成本的王国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王国,则法律体系的至关重要性就立竿见影……市场中所交易的并不像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行使确定行动的权利——由法律体系确立个人拥有的权利。可以想象,在假想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改变任何阻碍他们采取增加产值所需行动的法律条款,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真实世界中,这种程序的代价将会极端高昂,以至于改变法律会得不偿失。即使交易双方所采取的行动为法律所允许,那也会围绕法律产生大量的缔约活动。个体拥有的权利,连同他们的责任与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决定的。因此,法律体系将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并在某些特定方面可以说是控制了它。人们显然期望把权利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富有成效地使用它们的人,并且有激励引导他们这样做……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和经济学”这个学科……如此欣欣向荣……以至于我认为:相信这个学科的主要轮廓……勾勒出来的想法,并非盲目乐观。【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0页】

这意味着,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存有的只是纯粹理性批判;此外,康德的知识论也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而实在不过就是现实的知识论,是有关现实存在之知识追寻。这样,新古典的知识理论(数学物理学)应当重新规划,作为实践的存在理论来规划。“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企业概念是否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相一致……这一问题也始终是,在既定组织权威下如果再增加一项交易,那么是否有利可图呢?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或是等于在另一企业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含有的成本。企业界人士不停顿地实践,多控制一点交易或少控制一点交易,用这个办法来维系、实现平衡……因此我们有了滚动的平衡理论。”这种交易关系运动,同时体现出实体的性质,亦即,“通过分析通常被称为‘主人与仆人’或‘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我们能很好地研究现实中企业的构成问题。这种关系的本质可做如下描述:‘(1)仆人有义务向主人或主人的其他代理人提供个人服务,而这种关系就是一份有关物品或类似物品的商品出售合同。(2)主人有权亲自或通过另一仆人或代理人控制仆人的工作,有权告诉仆人(在服务时间内)何时工作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在服务范围内)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这种控制和干预的权利就是这种关系的本质特征,它从独立的缔约人或从仅向其雇主提供其劳动成果的雇员中区分出了仆人。在后一情形中,缔约人或执行人在工作和提供劳务上不受雇主的控制,是他自己设法完成和管理工作以提供合同规定他提供的成果。’由此可见,指挥是‘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这正是上文所提出的经济概念。”【注: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 403-405.】

最终,物质(关系)存在者经由理性存在者这个完成了的理论中介,完全对应为“现实的物质存在者”;伴随物象存在者走完它应走过的全部旅程,社会物理学也就最后变身为现象学的社会物理学。于是,科斯马上言不由衷地予以宣布:“我的一些言论,有时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理论数学化含有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认为,一旦我们发现了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对因素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研究就必定需要运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就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那时,像我这样以散文形式写论文的经济学家,将会鞠躬谢幕。我祝愿这个时期快点到来!”【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6页】

对于虚假本体论(批判)发展之路,即存在论规划→知识论规划→存在论的重新规划,我们看看马克思怎么说:

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最后的形式是教授形式,这种形式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工作的,并且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如果得到的结果是矛盾,这对它说来并不重要,只有完备才是重要的。这就是阉割一切体系,抹去它们的一切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在这里,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这种渊博的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作为稀罕的奇物漂浮在它的内容贫乏的稀粥里。因为这类著作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至于它们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超然耸立于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之上,那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密、李嘉图和其他人的真正的思想(不仅是他们本身的庸俗因素)在这里也好像是毫无内容,变成了庸俗的东西。【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56-558页】

虚假的科斯

科斯拘于纯物象思考之维,势必混同价值和价格,把来自不同层面、杂多领域的“费用”作为均质的相同的规定予以处理,势必混淆“历史”和“现象”。由此带来严重的方法论问题,促使深度的认识混乱和逻辑混乱。“在李嘉图看来,问题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在这些好汉们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照罗雪尔的看法,自然本身就具有价值……这就是说,罗雪尔拘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在这些好汉们那里,‘生产费用’一词是毫无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43-144页】

这个说法当然同样适合于科斯。因此,“罗雪尔教授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他把自己比作修昔的底斯,可能是因为他对修昔的底斯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修昔的底斯似乎经常把原因和结果相混淆。”【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58页】

(一)

科斯宣称他的经济学是以真实世界为对象,把握现实的世界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即有关于个人选择的交易关系。

其一,“在我看来,自《国富论》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弥补亚当·斯密体系之不足、修正其错误以及使其分析更为精确……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正式化:在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既定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价格体系的支配下做出个人选择。”“经济学家揭示了实现亚当·斯密结果的必要条件,但在真实世界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因此,我的老师——出类拔萃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谈到,生产理论在探讨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与工业形式时,其一贯采取的方法中有一个‘明显疏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家并不关心组织的内部安排,而只关心市场中发生的生产要素的购买问题,以及使用这些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问题,而在生产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被大大忽略。我不知道今天的经济学家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罗宾斯的看法,但不可否认,微观经济学主要就是对价格和产出的决定的研究,事实上,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经常被称为价格理论。”

其二,“在《企业的性质》中,我论证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的出现,这种交易成本效应在经济中普遍存在……交易成本不仅影响契约安排,而且影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如果不将交易成本纳入理论,经济体系运行的许多方面(包括企业的出现)就无法得到解释。事实上,大部分经济活动之所以得以开展,就是为了避免用别的方法所可能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或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我们能够自由洽谈,充分利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分散知识。”【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4-10页】

科斯指责和进一步抱怨说:“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极端保守,不愿意尝试……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经验研究。”【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4-15页】

但实情很快被霍奇逊的一席话揭穿了:

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部分作者似乎都假定,“企业”实质上就是致力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任何组织。用这样一个广泛而且一般化的定义,必然会把古代的奴隶制庄园,中世纪以后的行会、寺院、医院、工人合作社、政府、家庭式小作坊、国有企业和现代家庭,全部都看成“企业”。的确,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组织中确实在进行生产(生产被定义为人类有意识地运用适当的知识、工具、机器和原材料创造商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在整个现代人的历史中是无处不在,而且功效卓著。从皮鞭下挥汗如雨的奴隶,到炉边织好的密室实围巾,以及温情脉脉的丈夫为妻子准备的床头早餐,企业体现了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原则上讲,这种宽泛的定义并没有什么错。但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多数作者在没有给出一个范围更窄的企业定义的时候,就似乎将他们关于“企业的性质”的一般性看法主要地或专门地应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了。【注: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17-218页】

其实,“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恩格斯举例说,“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第351页】

资产阶级本体论是虚假的。物象二重性是存在的二重性,而非存在者的活动二重性。以这种存在二重性审视存在者,恰恰混同了两种不同类型存在者的辩证界限,驱除了矛盾规定。由于不在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新制度主义者不仅不能够实现从生产力的运动观照生产关系,甚至不能从生产关系的运动观照生产力。就前者而论,其塑造了“法学物理学”,著名的交易费用概念体现的是这一理念知识;就后者而论,则试图打造“物理学法学”,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的起源包罗在资产专用性概念中,把生产和生产力“法学化”了,仿佛那就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根据这种物象用语操作,技术沦为理论的实践形态,而科学则成为对理论形态技术的统驭;科学技术彻底蜕变为意识形态。于是从物理现象的存在出发,对象中升腾出的研究对象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物象概念:在存在者规定间任意跳来跳去的空间游戏,却被美其名曰“治理结构”。

(二)

科斯的体系其实是一大杂烩 ,即法学物理学、物理学法学之任意交融,生产力对象、生产关系对象之随意调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之刻意雷同及有意错配,等等。这是法学工作实践的固有产物。

新古典“要求一种按照物理学的模式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思想上的操纵”,“这在表面上与新实证主义有极大可能的对立。然而从这种对立之中恰恰把统一的操作作为目标;同时支配社会对象的理想,使它们全部隶属于数学物理学的语义学调节。”【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30-431页】

从而,“貌似最严格构造的最稳固的科学,即数学,陷入了‘基础’危机。如何赢得和保证那种本原的方式,借以通达应当成为这门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形式主义与直观主义之争。”【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1-12页】

科斯的理论总体取决于这种工作大背景:“以这种有缺陷的知识的自明性而自豪,并且以此而向哲学骄傲;但这种知识的自明性完全是建筑在它的目的之贫乏和材料之空疏上面的……内在的数学,或所谓纯粹数学,也并不把时间作为时间而与空间对置起来,并不当作它自己的第二种研究题材。应用数学只从经验里接纳一些综合命题,即接受那些通过事物概念而规定了的现实事物关系的命题,并且只在这个前提上应用它这些公式……这种数学认识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它把自身运动着的东西降低为材料,以便以之为自己的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总之,“数学证明的运动并不属于证明的对象,而是外在于对象的一种行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7-31页】

预设者图式本质上不能解决逻辑的混乱问题。其实,它源于大规模制作的需要,产生知识论工作要求。黑格尔把数学归类为“知性”,并和“理性”对立起来,是为他的思想逻辑学开道。恩格斯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辩证的科学,是强调历史为逻辑和知识树立工作榜样,使之从二律背反的困境中逃脱出来。后一现象归因“世界的混乱”。这是一个不能谐和、无法调和的无秩序的世界。

科斯的虚妄的假设从“混乱的世界 ”(现实世界 )中提取,试图重新恢复“定义”,又无法按照知识论的本原要求行事,只是使时间和存在愈加对立。科斯美名其曰:理性假设转换成“现实的假设”,提出了资本主义虚假本体论的工作实践,亦即假设在现实中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他试图通过美曰其名方式,取消本体论中各种存在的独立性,建立统一的现实存在。这样,“现象学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它可以是所有成为意向性对象的东西。”从而,新古典的“后继者们恰恰是在现象学方法上建立了本体论。”利用这一手段,科斯得以“把自然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单纯的部分因素加以对待。”“但是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相反它们所讨论的是一种相互补充。”新古典“要求的真正实现也许不过是对全部社会现象实行彻底操作的理论”,因此很明显,科斯的法学实践的新实证主义则“不过是它的补充”,它们“站在同一基础之上看待时间问题,同样很少看到真正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只看到了一种科学的,以及现象的思想的不容改变的基础。”严格地说,在科斯的全部讨论中,“从一开始起现象的规定就是以资本主义日常完全被操作的世界的现象学的根据为目的的”,所以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代表了这样一种立场:确立面向“本质的直观”即现象学的经济实践。“凡是‘要加以考虑的’,必然‘显现出来。’”“为了扫清道路,必须重新定义首要的出发点,意向性行为的首要客体即现象本身。”最后并且还必须提及这一点,对科斯来说,“在论证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这样来确定‘本质的直观’的对象,以至于从他给予的存在出发,所有的东西都认为在本体上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不可扬弃的被操作的日常生活是自由的而且看来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明确性的外表。”“因此,就为上述所提到的对本体论解释的完全的任意性敞开了方便之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27-431页】

在这些混乱幽灵把持的领地,斯密问题走了,康德问题走了,李嘉图问题走了,唯一的一再出现的是“科斯问题”;一个个现象骗术堆砌而成、编织起来的实证技巧和数据谎言成就了“超技术”“超历史”,在新的存在论地平线上制造和升腾出“海德格尔魔圈”。

【注:解释学工作幽灵:因果解释→功能解释→意图解释,无机界的原则被无原则地提升为全部适用于有机界,同样,有机界的原则亦被无原则地提升为全部适用于整个人类;甚至倒过来寻找人的目的性的意图的“功能”基础和“因果”关系的基础,赋以工作机制的假说。在这里,假说要被直接当作真理工作体系来对待。】

痴迷于“现象学感召”,科斯重新引入物理学的比喻,又将比喻当作经济学隐喻本身,仿佛就是“现象本体”,它充满现象魔力的幻觉。尽管如此,混乱的性质是遮盖不住的,由混乱导引出来的就只能是混乱,现象学感召并没有改变问题实质,平面谎言技术终究是虚假现象的反复推衍本身,按其性质,又是一再咀嚼经济科学早已备好的无用材料的“认识神学”。

(三)

科斯其实不懂得什么是体系建构:把施蒂格勒强加在他头上的定理,称为“声名狼藉的科斯定理”。因为,科斯委实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科斯定理遵循了经济学理论的标准假设,它的逻辑无可置疑,问题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据此,科斯称:“我并非不赞同施蒂格勒,然而,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作通向分析正交易成本经济体的垫脚石。在我看来,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因为标准经济学理论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庇古方案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是不必要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2页】

科斯坚持宣称自己拥有的是“有意义的科斯定理”。他慨叹:“零交易费用的世界已常常被说成是科斯世界。真理多走半步往往会变成谬误。科斯世界正是我竭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世界。”【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7页】

他无论如何也没能够彻底想清楚:科斯第一定理、第二定理是如何在逻辑上进行工作捏合的,以及它们究竟如何进行工作。为此,科斯只能向他的前辈康德请教。如前所述,康德实际是这样设身处地来教导他:

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由于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也就是说,用知识纯然的集合体构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就是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因素的学说,从而必然属于方法论……理念为实现而需要一个图型,也就是说,需要各个部分的一种先天地从目的原则出发的杂多性和秩序。不是根据一个理念,亦即从理性的主要目的出发,而是经验性地、按照偶然呈现的种种意图(其数量人们不能预知)而设计的图型,提供的是技术性的统一,而仅仅遵循理念产生的图型(在这里,理性先天地提出目的,而不是经验性地等待目的),所建立的则是建筑术的统一。我们称为科学的那种东西,其图型必须包含着整体的轮廓及其依照理念之划分,亦即先天地划分为各个环节,并且确定无疑地和按照原则把这个整体与其他一切整体区别开来,这种东西就不能是以技术的方式由于杂多的相似性或者种种任意的外在目的对知识的具体偶然应用而产生的,而是以建筑术的方式由于亲缘关系和从一个唯一的、至上的和内在的目的派生而产生的,唯有这个目的才使得整体成为可能。(因此)没有人不以理念为基础而企图建立一门科学。然而在拟制这门科学时,图型乃至他一开始为这门科学给出的定义,则罕有符合其理念;因为这一理念就像一个胚芽一般蕴藏在理性中,在这个胚芽中,所有的部分还深藏不露,即使用显微镜观察也几乎无法辨识。因此缘故,既然各门科学毕竟都是从某种普遍的旨趣的观点出发而设想出来的,所以人们就必须不是按照其创立者对它们所做的描述,而是按照人们从他汇集起来的各部分的自然统一性出发,发现根据在于理性本身的那个理念来解释和规划它们。因为在这里将发现,创立者以及经常还有其最晚的追随者者在摸索一贯理念,他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这个理念,因而也就不能规定这门科学的独特内容、组合(系统的统一性)和界限。

然则,科斯心领神会的是康德的这一句话:

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一般而言的知识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体,而是必须构成一个体系,唯有在体系中,它们才能够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体系应该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40-541页】

弄明白这些,科斯断然决定要把杂多的知识(它们存在于交易活动中)在规定上赋给交易成本,并决定由它来代表存在和存在的理性。

【注:交易成本的另一名称是交易费用。字面上,它们是不同的(经济含义也不应该相同)。但其实,科斯把二者等同化。他认为,成本和费用在实质上相同,并不影响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和把握。】

这就是理性返魅中的现象主义景观。李嘉图的如何凝结,现存变成个人之间的如何打交道。现在,科斯终于弄明白了新制度主义的工作实质:使法律服从理性,而非逾越理性。这意味着,对信奉与坚持康德主义工作有效性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而言,“新古典魔咒”是不可避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践者们为此抱怨说:“立志走出‘黑板经济学模式’的新制度经济学革命,若干年之后,仍不可避免地要重回新古典经济学的‘魔咒’之中。”【注:Timothy Yeager, Institutions, Transition Econom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Introduction.】

废墟中的景观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新制度经济学可算是“此物最相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就整体而言,其并没有摆脱不能清晰说明理论假设之“苦恼”,也没有逃脱黑板经济学“魔咒”之束缚;(2)相反,这个体系为我们提供现象主义的景观,为我们创造了人造的世界——似自然的物质社会和似客观的交换生活,这样就屹立于现象废墟中了;(3)不仅如此,此种学派推崇哈耶克等人所开辟的自由主义的研究道路,目的是推广现象学,目标是缔造资产阶级新型解释学(实践);(4)这个体系并未根本解决斯密的二元对立问题,而一味地将其作为康德问题予以工作解决,从而制造了“新人类”和“新宗教”。充分表明:所谓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乃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理论发展之路;其“虚假”就在于本体论工作预设,在于逻辑推理所依据的本体的虚假性,这样才有社会物理学→数学物理学→现象学的社会物理学的体系更迭性和知识不断翻新,而其中的话语是高度一致的物象学科(工作)语言。这种资产阶级理论为社会主观批判实践提供了漫画,创立工作范型,巧设了批判模本,而要求研究对象规定的真正意义的去魅。

【注:这些范型涵括了以制度、演化、博弈为视角的“新政治经济学”风潮,因为该研究亦不过是以新型政治观——重回市民的经济政治一体——为导引,用深度化的市民视角重读资本经济范畴,以此重订个人主义秩序规则,巧立“资本政治观”,使“理性人之互动行为”愈加令人迷惑。所谓的“社会问题经济学”但言其表,勿言其里。所以就其实质,旨在处理资本的个人选择和集体选择的冲突问题,求其折中。这当然是一个现实版的理论幻想。且借汪丁丁的归结与相应的转述,察看这种论说:(1)“基本问题就是,‘与个人选择相对待的公共选择’。”(2)“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活动”。(3)“等于或应当等于‘社会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4)等于“效率原则+正义原则”,以及(5)应用政治社会学的三维理解框架即“经济”(物质生活)、“政治”(社会生活)、“价值”(精神生活),求社会基本问题之解决,求幸福三维度“效率、正义、自由”(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6)“发展可视为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之扩展过程……政治民主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故而,理性的独裁者为获取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成本迅速降低,于是有政治民主的发展。”(7)“在上述的‘三维’视角下……大约是1860-1960年这一百年时间,社会的基本问题(即普遍的正义诉求)及其求解过程,主要局限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平面世界里……来自物质生活维度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空间里的一条轨线……对中国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冲突,如前述,源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西方化(狭义地称为‘工业化’,或广义地称为‘现代化’)。”(《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9、14、64、67、93、156、398-402、617、625-627页)】

(一)

与马克思经济学把主体明确为社会生产关系承担者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实际是以模糊主体规定为研究目标,这就是它的解释学和现象学的双重根据和工作标准。“这个‘谁’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由此,它严重缺少历史阶级实践观,而一味地致力于物象社会实践观。就是说肯定,“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常人到处都在场……(但是)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常人就这样卸除每一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责任……又因为常人经常用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迎合每一此在,这样就保持并巩固了他的顽强统治。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147-149页】

科斯本人一直致力于一种困境突围,即解决经济理论备受不能清晰说明其假设的“苦恼”。但经历这场理性返魅的现象主义景观运动之后,科斯及其弟子们真正能弄明白的工作真义也许就是:全面走向物象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仍要重回“新古典魔咒”。这乃是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的全部实质。

作为一种归结:科斯同他的新古典先驱者的工作关系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相似,同古典主义的工作关系则类似于海德格尔对待康德的工作态度和二者之间实际发生的研究关系。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按其实质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大相径庭,但海德格尔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胡塞尔,从来是以之为出发点,而毋宁是提供了另类的“解释模本”。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

【注:海德格尔宣称时间是存在的真理,存在消失于时间中、消失于本有中,这是言其“存在的解释学”。科斯的交易(或交易者)的解释学,莫不如此。海氏致力于探索给出是和存在(Being)的东西:(1)构造“是的发生学”,结论:世界是给出存在的东西;(2)世界是一个敞开的领域,理解的澄明和在场是并行的;(3)“敞开性”即是世界和澄明,即是“事物本身”。领会此中精义,是聆听海氏的这一忠告良言:“要紧的是,在透视本真的时间中,从本有处思到存在的本己境界中去,而无须顾及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686页)】

这种差异伴随着康德——海德格尔研究路向的性质揭明而得到澄明化,或相反地得以消弭。科斯的工作实质在于寻找知识论的存在论基础。犹如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缔约和市场缔约》(1985年)展示出来的信息: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受控于“知识”(有关于资产专用性的知识、有关于治理结构的知识,说到底是有关于“交易”或“交易费用”的知识)的一项研究,“知识”则服从于现实对象——带有企业结构的市场经济交易现象。这个存在论是现象学语境的,即属于此在的理论实践活动,其要完成一项全面性的知识综合活动:先天知识综合和经验知识综合。这些活动迫使研究对象规定全盘地虚化了。

(二)

对新制度学派而言,新古典(知识)是照亮前进航程的“一盏明灯”;反过来,对新古典学家而言,新制度主义(运动)则是他们必须历经的“炼狱之火”

资产阶级解释结构奠基于新古典体系。在那里,生产方式定格为物象的运动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关系完竣为物象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完竣为物象交换关系;物象关系既是运动的,也是结合的,——在社会配置中,生产和交换“协同运动”。这样,在整个工作布局中,“社会结合”是平面化的对称结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就好似是主观本身和客观、主体本身和客体,是它们的“自然结合”;进一步,“社会运动”是自然秩序上的运动结构形式,它们自然生产长,犹如已写就在结合规定中的那些性质的固有经济特性。科学的任务即在于把握物象结合的运动以及物象结合的本身,赋予社会自然性。很显然,这一研究规定是神秘性质的。但是,它确立了物象科学基础:“目前,既然已经搜集了如此之多的材料,或者能够从已经倾覆的旧建筑的废墟中获取如此之多的材料,这种建筑术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根本不困难。在这里,我们满足于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即仅仅设计出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知识的建筑术,而且仅仅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总根分杈并长出两个主干的那个点开始,这两个主干的一个就是理性……在这里,把理性理解为全部高级认识能力,因而把理性的与经验性的对立起来。”【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542页】

最终,研究对象被说明为竖立在物象对象基础上的用于解释“世界”的结构,它之取得似自然的形式,则完全说明其自身是与物质自然对立的社会自然规定。

尽管如此,但是在新制度学家的眼中,这种“似自然”还仅仅是对于本质层面构造的分析与综合,仍然是立在存在废墟中的景观,它缺少对于现象层面构造的分析与综合;或者应该这么说,新古典学家并未真正全面地把握物象关系的运动,也未认真探求现象运动域内的物象关系构造,并妥当说明其性质。

【注:就这方面而言,科斯当然同样钦慕马克思的《资本论》能够在实体-形式-生活的全部领域内实现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结合状况的细腻解剖。】

对新制度学家来说,本质从来存放在现象中,用现象结构(如现象学的财产关系构造)把握本质,其实是现象作为“显现者”“呈现本质”过程,而在工作性质上,所谓存在者,不过就是关于存在自身的一个显像,是存在的显现者。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坚持由交易入手揭示和把握整个社会存在者,使得新古典的“物象生产关系——物象交换关系”在整体结构上倒置为“财产交易关系(物象交换关系)——财富生产关系(物象生产关系)”,所谓的“制度——效率”分析;新制度学家认为,这种“工作校正”赋予实践结构深刻的含义,亦即,使交换关系和产权交易及其治理关系对应,以及使生产关系和资产专用及其治理关系对应,等等。物象形成“实践”,从而,资源配置的黑匣子——内部结构神秘性——被抛弃了,现实感工作替换了理论神秘感。

现存我们必须要说,资产阶级解释结构完成于新制度经济学,乃是在对新古典的核心工作原则进行坚持,对它的一些基本理念进行合理诠释和有效性理解的那些现实的工作体系中。而在这里,新制度主义运动恰恰是要重回斯密:

将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当代制度经济学家们的作为作一下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如果说我们具有什么优势的话,那主要应归因于我们拥有更好的分析技术……显然,我们正开始理解形成经济制度的各种作用力,并开始对这些力量的作用进行评价。【注: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347页】

因此,科斯本人也一直引以自豪他对斯密(及其理论)的“重新发现”。而通过将理性经济人进一步改释为“交易人”,科斯也就能够以“现代的斯密”自居了。出于对自己工作的巧妙类比,科斯始能展露这种心扉:

亚当·斯密对人类理性的行为控制缺乏自信……通常,人们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一个抽象的“经济人”,他只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但是,斯密不可能认为将人看作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合理的。他认为,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别人;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愿意保留地接受斯密有关人性的即使不全是真理至少也是大部分正确的观点,意识到他的思想比通常认为的有更宽宏的基础,这会使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观点更加强大,结论也更有说服力。【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36-137页】

(三)

现象废墟的方法要义是从循环到操作,从而需要彻底颠倒研究对象规定。通过严格追寻现象学的财产关系构造,这样,科斯及其代表的学派俨然立于现象废墟中了。该废墟旨在将资产阶级解释结构中尚存留的历史残余驱除干净,使自身完全屹立在物象之上。换言之,也就是力图把“历史主义对象”全部吸干吸尽,全部替换以“物象研究对象”,相应使历史存在(规定)全部被置换为物象存在(规定)。这当然是彻底颠倒的一种工作结构:物象存在(物象的对象存在)——物象对象(物象的历史存在者)——社会对象(物象的社会存在者)。并且由于一味依靠解释设施的逻辑催化作用,社会存在(实体)的内部工作结构也是颠倒的。

尽管如此,这种法学实践仍然和资产当事人的通常意识和通常观念越来越接近了。现实的关系颠倒表现为本质的存在,本质的存在成为自我呈现者、似自然结构;借助这些技术和通过工作努力,于是,一切都在向“似客观”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这意味着,“似客观”是“似自然”的客观形式。从而在这里,资产阶级物象关系取得全然真实性和真实工作规定,被打扮为一种真实性的关系存在。这就是解释学社会工作实践;这就是现象对于本质的解释和构造。从而,本质的存在是因为存在能够被“构造”出来,而一个构造出来的本质不过就是真实的存在规定,这是蕴藏在现实生活内和世界中的“真理”。因此,存在是不可违拗的;相反,理性则并非不可违背。存在不可违拗,是说理性只不过是对存在进行的维护,这种维护是存在本身的一个工作真理;这样,理性就被实践化了,理性毋宁说是存在于对现象的实践规划之中。理性不是完全的、自由的,而是受约束和非自由的规定。不过,解释学实践却是要释放它,使一个总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规定更加充分并更具有现实性含义。因此在实质上,这不过是“现实的自由”。

似客观结构立在似自然结构之上,意味着新制度工作者以卓越的工作完成了对物象二重性“神话般的”认识定格,使之成为可以矢志不渝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一项事业。因而它不过就代表着自然历史和自然社会的“客观结构”,以至于是能够和自然界“奥秘”——物质运动的二重性(空间的实体和空间的运动形式)——相媲美的一项神圣事业。但是在这里,时间始终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有“交易(费用)”特性;反之,物象存在是具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也就不会有时间规定。与物理空间(实体)依存的社会物象自然的存在乃是没有时间规定的社会空间。在这里,资产阶级工作者面对着社会物象空间始终保持了“物象沉默”,而这种沉默不过是历史时间的沉默,亦仿佛就是说这门科学从来不能够容忍“社会化学”的存在。

(四)

但自然科学中毕竟是客观存有“化学”的。因而无论如何,声称法律“绝对有效”,也是“非法的”。看来,法学实践不过是克服康德二律背反命题的一个典型现实主义妄想:通过工作统一“似自然”与“似客观”,将似客观结构的根本性规定赋予资产阶级研究对象,使之貌似客观真实,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科学赝品。

其一,科斯第一定理在资产阶级物象学的语言拟制史中无疑具有崇高地拉,然就其发挥作用而论,总体和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一定律相当,或者说是对后者的追随;实际上,它也从未超出已有的这一定律的工作范围。“第一定律”(第一定理)又叫惯性定律,是说没有任何外力针对原有系统的工作状况。这不就是对新古典体系的陈述吗?科斯抱怨:“要将交易成本纳入建立在交易成本为零基础上的标准经济学理论,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4页】

似乎不情愿,却又由衷地承认了它。康德却告诉他这样做的秘处:“一般实践理性的批判有责任去阻止经济性上有条件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独立提供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僭妄。”总体而言,这是基于现象的实践理性批判的理念。康德还告诫说:“理性的理论应用关注的是纯然认识能力的对象,而关于这种应用的理性批判真正说来所涉及的只是纯粹认识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激发了以后也得以证实的怀疑,即它很容易超过自己的界限,迷失在无法达到的对象,或者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概念中间。理性的实践应用则已经是另外一种情况……因此,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是纯粹理性独立就足以对意志做出规定,还是它唯有作为经验性上有条件的理性才能是意志的规定根据。”【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2页】

《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确实这么说:“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确实,以税收的手段解决烟尘污染问题的方法困难重重;计算的问题,平均和边际损害的差异,不同财产的损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但在此不必研究这些问题。即使可以准确地调整税收,使之与烟中污染的每一增量给相邻的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相吻合,而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这种税收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注: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188页】

恐怕是出于接受康德建议之缘故,因此科斯后来又改口说:“我确信从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可以得到经济学家还不知道的有关契约和美国企业活动的大量数据……政府官员们……描述了哪些数据可以获得以及如何获得……听众由学院派经济学家组成……这是一个供给满足需求的案例……我相信,数据更易获得……将会减少在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志普遍看到的有关产业组织的优雅而空洞的理论,同时带来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真实经济体系如何运行的理解的研究。”【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5-16页】

其二,科斯第二定理在资产阶级物象语言拟制史中的科学愿景是牛顿第二定律。“第二定律”(第二定理)又叫加速度定律,是说具有某种外力针对了原有系统的工作状况。科斯许下科学主义的心愿:在现象学上,使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工作状态转变为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工作状态。“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之反,禁令的颁布和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可能导致发生在无成本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活动终止(或阻止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注: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158页】

假设既是可操作的,又是现实的,从而是能够起“加速度”作用的现实规定。这言明了:第一定理是科斯让每个人均成为诉讼能手,亦即法律绝对有效;第二定理中,科斯则试图使每个人作为诉讼强手,但并非第一能手,亦即法律只是相对有效的。第一种情况得到的是所谓自由的社会保障条件,这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经济学底层的工作规定;第二种情况得到的是资产阶级“市民”法律(规定),这是资产者大显身手的具有保障的市民化的经济实践,科斯认为,它大有可为之处。

也许对科斯本人而言,康德的著名“第三冲突”才可能算得上是至为重要的“先验理念的冲突”(命题):

正论 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显像全部能够(是)由之派生出来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显像,还有必要假定一种通过自由的因果性。

反论 没有任何自由,相反 ,世界上的一切都仅仅按照自然规律发生。【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36页】

从保守主义工作路线和立场出发,康德实际上把正论看成“独断论”。独断论的科学至上论本质上乃是一种工作偏见。海德格尔写道:“既然我们把带有情绪的领会阐释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那也就表明我们把这种现象领会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66页】

据此,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在实践路线上倾向赞同反论中所要陈述的观点,或者说,这正是依循纯粹理性批判逻辑所得到的实际结果。康德明确讲道:

如果正论每一个都是独断学说的总和,那么,我就不把反论理解为反面的独断主张,而是理解为表面上独断的知识(正论与反论)的冲突,人们并不认为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在要求赞同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反论并不研究片面的主张,而是按照理性的普遍知识彼此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来考察这些普遍知识。先验的反论是对纯粹理性的二论背反及其原因和结果的一种研究。【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23页】

(五)

现象描述主义和逻辑操作主义是解释学“现代革命”的双重主题与工作主旨。前者是实践的,后者是预设的。这样,数学仍然是替换历史而工作的经济学的实际教父。解释学循环不过是在数学循环中,数学循环则不过是在现象循环中。“解释学循环不是一种办法,它毋宁是人类理解的生存论环节上的特征,因此,他根据生存论的基础来界定这种循环。解释学循环是人类理解的生存论条件,而且是此在认知活动的本质特征。所以,理解的循环不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循环,它毋宁是描述了理解的存在论结构的一个要素。一个理解本质上就是循环的。”【注: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3页】

因此,唯有将科学解释为现象学,才可真正兑现“科学解释学”。

在此际遇下,科斯重新祭起统一的大旗,这就是理性批判和重返存在本身的现象认识科学。“实际上,现象学反对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当代科学所所蕴涵的哲学的自我认识;它所批判的不是科学的经验研究及其成果,而是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解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不应该底毁科学,而是为科学辩护。’‘我们既不想取代科学,也不想改造科学;然而,我们想要参与一种决策的准备工作,这个决策是:科学是知识的尺度吗?或有一种决定科学的基础和极限,因而决定它的真正的效用的知识吗?’”很显然,如同海德格尔那样,科斯认为,这种科学“哲学”的本质即在于认定解释学是科学的本质,而现象学则是实践路线。它造成一种工作“新逻辑”,就是关于“科学本质”的生产方法。这样意味着,“鉴于一切科学具有解释学筹划的特征,因此,所有科学都具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也正由于此,海德格尔才极少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区分开来。”【注:施雁飞:《科学解释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84-89页】

科斯同海德格尔一样将这种新逻辑描述为解释学,或者说,肯定了现象学根本就是解释学。通过工作转换,价格批判变成了价格运行,价值仿佛成了物象存在中自足自明的实践规定。但是,这种解释学归根结底是对客观主义的真正反叛。

例如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常人)和理解(领会)活动紧密关联:“此在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存在的:它对这样去存在或那样去存在总已有所领会或无所领会,此在‘知道’它于何处随它本身一道存在,也就是说,随它的能在一道存在……这个此之在本质上就是领会。”然而,“领会是这样一种能在的存在:这种能在从不作为尚未现成的东西有所期待;作为本质上从不现成的东西,这种能在随此在之在在生存的意义上‘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68页】

因此之故,逻辑实证主义者总的来说对此是认识清楚的:“新实证主义对科学哲学来说主要是一种语言规则。引用数学逻辑的结果,使所有科学普遍数学化只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已经出现了问题,它清楚地表明,自在现实性的问题以及这种看似精密的方法是不能从这种精密科学中排除出去的。卡尔纳普本人说:‘一般来说,对任何被给予的演算都有一种各种真实解释的可能性。’这导致了任何现象量的规定性以更为正确的方式数学地表达出来,而任何现象在其全部的现实性中(在其自在的存在中)还绝不能以此得到适宜的理解。”【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01页】

科斯的真正清醒之处在于对数学手段保持着谨慎化。因为,既然出发点和归宿点均必须被伪装为经验的世界,所以,最高解释者活动本身必须是类似于本体的存在,——它要真实!如果真想要把认定是科学的普适路线,那么,需要首先说明这种工作性质何以是绝对的,即它们是本体论的方法论结构。而数学规划只能被认为是“主观逻辑”。“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知识是一种为理论的(‘数学的’)筹划所引导的非介入性的观看方式。”亦即,“‘数学的’不是指‘数字的’(就其宽泛的意义而言),而是指对理论性概念的在先的筹划,这种为事物能够显现自身提供了新的、非功能性的情境。”【注: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80-81页】

所以科斯工作依照了米塞斯,硬是指责古典和新古典并不具有客观逻辑,相反,其要被引导向“客观逻辑”。

因为在资产阶级学说史上,米塞斯曾经是那么地顽固,他试图彻底打消门格尔的如下疑虑:“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后,大部分学者形成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的规律以及经济现象的共存和接续的规律的科学,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然规律的概念,由于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具有不同性质,也就不会意识到上述观念的不清晰性。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快发现,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类似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的看法,与先前的个别人士提出的解剖学——生理学的观点相比较要更加明白。将国民经济学视为有机体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这样的看法与物理学的观点恰成对立;生物学的研究观点又与原子论的观点恰成对立。上述所有观点之间的分歧不限于政治真理的构造性质……事实上,很多人不得不怀疑,一般意义的政治是否还可以被视为一门独立性学科,而毋宁说成是统一性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注:Carl Menge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Lawrence H. White), trans. by F. J. Noc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4-25.】

因此,米塞斯很是烦恼地指责说:“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历史学派的继承者们小心翼翼地避开直接把握普遍正确理论的学说,为什么他们一直拒绝对此做出任何一般性的论述,以及为什么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如此不恰当地把自己的历史的论点称为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考虑而不是科学考虑时才能做出解释:一个人反对经济学是因为他知道没有其他方法来使自己经不起检验的政治纲领免受运用了科学研究结果的不利批评。欧洲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是毁灭性经济政策的先驱,这种政策将世界带入了现在的状况,而且,如果这种政策继续流行的话,它将摧毁现代文明。”【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德文版序言】

基于这些理论烦恼,科斯也必然如同米塞斯,要采取“进攻性”(以进为退)式样的工作努力:“米塞斯的书没有曲线、表格,也没有图片。书里也没有数学公式或计量经济学模型,没有经验研究,没有对任何经济理论的数量证明,甚至没有供给和需求曲线图,米塞斯把它们描述成‘两条假定的曲线’……米塞斯在他的《人类行为》中就主张唯一的纯经济科学是彻底的先验论——仅使用演绎推理而不需经验的帮助。与几何学相似,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逻辑和不证自明的假定之上。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归纳法,反对用经验研究或用历史去检验一种理论。米塞斯着重声明,‘特定的原理不会因经验而表现出任何证实或证伪’。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不会教我们任何普遍的法则、原理或规律……历史只和那些懂得在正确理论基础上解释它的人们交谈’。米塞斯反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数学。‘摒弃数学方法不仅是由于它无效。它是种完全错误的方法,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导致错误的结论……根本没有所谓数量经济学这样的东西’。”

借着先师的引导性力量,科斯最终倾向认为:只要坚持背对着黑板经济学(这意味着企业和市场均“有名无实”),那么——

最后,经济学完整了,成为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综合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裂缝不见。【注: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288、317页】

然则,企业和市场均“有名有实”了,企业——市场结构完整了、统一了,成为市民和常人的永久的工作乐园。不过,一切都处在循环中了,唯一不循环的东西是操作,因为它必须依据工作任务所需及时变换自己的具体操纵目标和对象,以至于无一现象运动能够处在物象之外。

【附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新制度经济学可算是“此物最相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乃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理论发展之路;其“虚假”就在于本体论工作预设,在于逻辑推理所依据的本体的知识虚假性,这样有“社会物理学”→“数学物理学”→“现象学的社会物理学”的体系更迭性以及知识的不断翻新。物象学成为由这个学派所倡导的高度一致的工作语言,迫使资产阶级全部学派要全面走向物象科学!然则,它为资产阶级理论实践提供了“漫画”,创立了工作范型,巧设了批判模本,——因为现象废墟的方法要义就是“从循环到操作”。这是对研究对象规定(“行动逻辑”)的彻底性颠覆,而要求真正意义的知识去魅。

【本章判语·兼包词】意图萦萦,庸俗念念;功能脉脉,因果互锁。现象科学无限多,我侬你侬;提升了你,解释了我。忍把浮名,换作浅唱低酌!命意亲,真与假;孤舟一系,语言调合。一体莫辨,烦琐冗脞,景观自打门前过。塑一个你,塑一个我,昭昭昏昏交与通。烟花巷陌,你侬我侬,各种关系捏谐和。荦荦大端好了曲!自然社会齐译破,物象法场听笙歌。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学术主攻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10章,载2017年修订版,第237-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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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光伟:新制度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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